老张发家致富，老刘邻里和睦，老高搬去新屋，他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正值西影厂建厂65周年，西影春光影展第一部长片展映就是黄建新导演这部30年前的电影。《站直啰，别趴下》是一部虽有时代痕迹却不过时的电影，或许因为电影里对空间的强调是一种共时的行为，才让它历久弥新。

作为学院派导演，黄建新向来是不惮被“过度解读”的，而映后的导演交流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导演自述创作历程时提到：“尽管在90年代我从超现实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但我的城市三部曲依然带有可供想象驰骋的空间，因为这些空间是相对封闭的：比如《背靠背，脸对脸》里的文化馆庙宇，《站直啰，别趴下》里的大院，以及《打左灯，向右转》里的驾校。”

空间的封闭滋生了无穷的隐喻。《站直啰，别趴下》中的三户人家——刘干部、张勇武、高作家——分别代表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大场域。导演说道：“空间在这部电影中至关重要，三家只有住同一层时才能产生这种效果，如果是住上下楼，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变化”是影片的关键词。刘干部和孙大爷在开头时那番“邪不压正”还是“正不压邪”的对话，就暗示了变化的趋势。影片里每个场域的变化，影射着不同形式资本的操纵。在权力场域里是经济和社会资本，在知识分子场域里则是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在影片开头占据主导地位。给刘干部送礼，是为了谋得一份正经工作；对流氓不满，就可以将其送到警察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依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让众人“各司其职”。

而经济资本则支配了整个影片的走向。张勇武从二混子变成企业家，是因为发现了致富的商机；刘干部从划清界限变为“国共合作”，是因为能从中获利；小美立场三番两次的变化，取决于对面是200块的新衣服还是300块的自行车。全楼人从鄙视张勇武到集体出动捞草鱼，真可谓一幅“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众生相。

文化资本看似独立于经济社会资本，却又不得已被其裹挟。这也是高作家的困境所在。因为自己的作协会员身份，高作家赢得了邻居们的尊敬，刘干部还让其为自己的女儿补习作文。同样也是因为自己的作家身份，张勇武前脚让高文陪自己和其他文人吃饭假装文明，后脚就和妻子如猪拱地般一边砸墙一边唾弃着高文的迂腐。

最终，在这个狼烟四起的空间里，以张勇武为代表的经济资本暂时赢得了这场鏖战，以刘干部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主动低头与经济资本言和，以高作家为代表的文化资本被迫沉默地远走。布迪厄认为，文学场中的知识分子拥有丰富的精神文化成果和文化积累，秉承着相当的文化资本，也属于支配阶级。高作家可以和风生水起后的张勇武同坐一桌用餐，而张勇武那些只上过四年级的小弟们只能另寻角落喝酒。

然而，在社会空间中的等级结构里，位于社会空间的最高层的依然是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人，而知识分子因为欠缺经济和社会资本，则位于权力场中被统治和被支配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前一天还和张勇武在餐桌上谈笑风生的高作家，后一天就被人拆了家。在经济资本的场域里，知识分子自始至终都是一枚棋子，即用即弃。

经济资本先后支配了社会和文化资本，正如父权制先后驯化了男性和女性。张勇武迅速掌握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要领，并将它们内化后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那便是——自由竞争。他大言不惭地截胡送给刘干部的礼品，明目张胆地偷窃别人家的花盆。这不正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先到先得”的升级版本吗？这一理念不仅要用在市场上，在性别上更要如此。

相貌可憎的张勇武为何会漂亮女友不断？为何妻子被家暴后依然对他百依百顺？正是因为他通过身边女性们的“雌竞”来坐收渔翁之利。无论是在酒吧里通过对小美和小慧的夸赞来引发妻子的容貌焦虑，还是在兄弟面前扬言随时会用年轻漂亮的女孩换掉妻子，都是他用来巩固自身丈夫地位的方式。一个二混子，哪里懂得自由主义懂得父权制，这些行为都是他无意识的习性罢了，花盆、烟酒、龙鱼、女性都是他的经济资本，一旦赢得这些资本，也就赢得了场域中被披上了合法外衣的象征权力，而这一象征权力也就自然而然剥夺了他对场域真相的反思能力。

“变化”最终停止，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影片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定格了大伙儿的笑脸，老张发家致富，老刘邻里和睦，老高搬去新屋，他们都有美好的未来。差异终将被抹除，他者终将消失在既得利益者的眼中，而无法消弭的结构性矛盾只能被安放在无心的香蕉皮上，在歪斜的定格镜头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幸福生活背后趴下的众人，不知何时就会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