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芭比》走进真实世界：不仅是爽片和嘴替

本文首发青年志Youthology。

只维持了十分钟的“女性向爽片”

获得豆瓣8.6分（甚至在上映当天一度达到8.9分），《芭比》毫无疑问已经成为暑期档最负盛名的作品，尽管低排片和它的高口碑、社交媒体上的高传播度在对比上有些尴尬。看过或没看过电影的观众都不难在宣传和反馈中获得这样一种初始印象：《芭比》是一部女性主义杰作，甚至是一部女性主义“爽片”。它的“爽”体现在对于父权制——而非仅仅是具象的男性角色——指名道姓的讽刺，而与此同期的其他院线作品还在把性别问题庸俗化为“拒绝恋爱脑”。

因此，它甚至成为两性关系之间的“吐真剂”，由观看反应可以检测“你的男友的爹味程度”的时尚单品。从这个角度来说，《芭比》的宣传角度（包括官方的和观众自发的），又确实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消失的她》——你大概在一百个短视频里刷到过，男人对影片破口大骂，从而触发友善贴士：这部电影，带你的闺蜜去看，而不是你的男朋友。

当然，不能仅从宣传思路上判定《芭比》和《消失的她》共用同种脑回路，实际上二者要表达的讯息大相径庭。但这种共通的情绪毫无疑问证明：如今，人们指望着电影有类似于“照妖镜”的力量，甚至能让一个你每日同床共枕的人的隐匿思想瞬间逃遁无形；另一方面，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性别差异和对性别的看法，这种好奇心未必真的指引行动上的改变（比如男朋友给《芭比》打差评，甚至未必能让你在豆瓣劝分组发帖），但已经不容许其相关的问题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带着种种场外的预设，我观看了《芭比》。这部电影在某些程度上超过了我的预期，在某些维度上又有些令我失望。但大体上，我赞同这样的观点：《芭比》试图比较诚实地面对这个时代的性别问题，甚至在一些方面，并不仅仅满足于为普通观众们提供“爽片”和“嘴替”。

我不觉得《芭比》是一部我们认知中的“爽片”，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刚进入芭比的世界的时候，观众们看到的，已经是一个女性“爽片”完整体了：一个完完全全由女性主导的社区，而男人只是陪衬——他们唯一能做得好的事，就是站在沙滩上。

芭比们相信，自己帮助世界上所有的女性解除了关于性别的困境。片头那个致敬《2001太空漫游》的片段里，妆容靓丽的芭比的降临让小女孩们都放弃了过家家的玩具——以一种过于暴力的手段，把旧娃娃摔碎，象征着女性被从母职绑架中拯救出来。她们可以是任何人，可以做好任何职业。《芭比》开头的芭比世界里，女性互相友爱，褒奖取代了雌竞，不需要男人，每天晚上都是girl's night。

如果你想看一部女性向“爽片”，是不是只看《芭比》的前十分钟就够了？大女主、拒绝母职绑架、拒绝雌竞、拒绝男人、girls help girls……这些要素组合起来，已经是一个对于某些观众来说，甚至已经过于观念超前的设定。

而我几乎是在观影当下就想到，前阵子一个中国影视行业从业者颇为自信地对我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女权时代，无论生活中是不是，中国网剧里已经是了。”如果你了解她所指的“中国网剧”，那何尝不是一款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芭比世界？

《芭比》的野心就在于，它让这个美好的太虚幻境——足够拍一部52集的网剧——仅仅保持了十分钟：女主角芭比在姐妹聚会的狂欢中，突然引发了关于死亡的念头。第二天她面临的就是，突然落地的脚跟和橘皮组织。她不再是一个合格的经典芭比（stereotypical barbie），真实世界的旅程向她展开，尽管她并不情愿。随着她越走向真实的世界，芭比的世界就越被证伪。在前者中，父权制是世界的基础法则，美丽不是力量，只是让女性更沦为男性凝视的客体。她所寻找的小女孩萨沙指责她给女孩们带来焦虑，而美泰公司的总裁只想把她骗回包装盒。关于芭比的两大真相被揭露出来：她是以商品化目的的虚幻景观，甚至不再给年轻女性们积极的影响力。

到这里，《芭比》根本就是爽片的反面，它试图刺破关于女性主义的泡沫经济——不仅是泡沫，而且是经济。芭比初入真实世界时，影片紧锣密鼓地展示了一段对于父权制的讽刺，而其中我觉得最精髓的一个段落，是肯试图用男性身份获得一份工作，而男性工作人员挤眉弄眼地说：实际上，男性身份在当今并不是一个优势。肯震惊而失望地说：难道父权制不存在了吗！而对方答：也不是，我们只是把它掩藏得更好了。

再没有一个段子能比这更清晰地表现出当下女性主义的困境：更多的性别不平等案例浮出水面、#METOO运动如火如荼、银幕上有更多“大女主”，更多品牌和产品围绕着女性苦心钻营营销方案、在合适的节点说出越来越妥帖的漂亮话。与此同时，很多人会抱怨“做男人太难了”、“男性身份在当今并不是一个优势”、“政治正确已经太多太扫兴了”。看似，这已经是一个女性主义的黄金年代。有些话已经说过太多次，已经矫枉过正。有些观念已经不那么爽了，像一块嚼过太多次的口香糖。

但实际上，父权制的阴影一直在那里。为了更高的商业化成绩，口号或许喊了太多遍，但不能因为它成为了“陈词滥调”，就误以为那已成为一片可以轻易抵达的应许之地——只要购买相应产品。我们始终活在现实，而非芭比的世界。

互换男女身份表演与叙事

《芭比》对父权制的攻击可以说是很直接的。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导演格蕾塔·葛韦格和主演玛格丽·罗比亦表示，在美泰和华纳的工作人员眼里看来，这部电影从头到尾充满着密集的敏感点。由于敏感之处实在太多，而非仅仅只是三两处，反而使他们的意见不知道从何提起。

《芭比》就是这样火力全开。从美泰那间坐满了男人的办公室，到听到《教父》就会自动触发的mansplaining；从芭比对橘皮组织的小题大做，到肯发现父权制时的欣喜若狂；从被替换成马头的“国父山”，到由啦啦队组成的最高法院；从高跟鞋和脚踏实地的譬喻，到老妇人面对“你好美”的夸奖时坦然说的那句“我知道啊”……影片的爽，构成互联网内容爆炸性宣传的，也大多来源于此。正因为根植于生活，所以这些蜻蜓点水的片段能轻易引发共情的声浪。

然而，我觉得《芭比》设计得有一些理解门槛的地方，也是更具有讽刺回味的地方，并不是围绕着芭比展开，而是她在大众认知和商业价值上都无足轻重的男朋友，肯。影片展示了他如何性情大变，一度获得了权力，最终失去，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肯随芭比一起去了真实世界，并发现了这个世界真实的运转规则。他把父权制带回了芭比的世界，带领肯们占领了芭比们的房子，让后者成为了让他们无需负责的女朋友、服务员、捧场者，直到芭比们以巧计离间了肯，让他们互相猜忌、自相残杀。

在后半段，肯的篇幅其实很重，甚至一度比芭比更重，因此略有抢戏之嫌。影片甚至安排了一段肯与肯之间的大战，最后演化为一场浮夸的舞蹈——芭比们都没有跳那么长的舞。

之所以说肯的故事值得品味，是因为它具有《芭比》这部电影乍看之下并不具有的多义性。你可以认为这是《芭比》主创的温和之举，让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也容纳男性的声音，从而获得更多受众的理解共情，所谓从女性主义转向“平权主义”，人人都可以成为更自由的自己；你也可以认为，这场闹剧般的肯的战斗，是对男性的无情嘲讽：那些往往被传统叙事渲染得气势磅礴的男性斗争，在脱离滤镜之下，只是些无聊的争风吃醋。

但以上两种理解，实际上都把“肯线”剥离出“芭比线”来理解。这本质上来说，就仍是把男性的境遇独立于女性的境遇来理解。而在我的理解里，“肯线”和“芭比线”息息相关，因此肯之于芭比，并非抢戏或离题。因为当视角从芭比转向肯，我们看见的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男性故事，而是男女身份表演和叙事模式的巧妙互换。

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中，朱迪斯·巴特勒提出性别只是一种表演，性别身份是通过表演所建构，这种表演的维度包括语言、身体、生活：“性别被设想为一种演绎实践，通过操演它自身的内在执念（fixity）建立一种外表面貌。”

女性通过操演社会认知中的女性实践来获得女性身份，稍有逾越的时候会面临指责。这种性别表演同样构成了我们文化里理解的男性气质——比如《芭比》里的肯初到现实世界，乱花渐欲迷人眼，迷了他的眼的，就是马匹、手表、西装、金钱、话语权，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性别表演的组成符号。掌握性别的文化指令，我们就掌握了传统社会认知中的性别表演。

肯汲汲学习着真实世界的男性性别表演，但在芭比的计谋之下，这种性别表演很快分崩离析。肯的内战，遵循的造型、视觉和叙事规则，都严丝合缝地对上了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性别表演：争风吃醋会轻易引发同性竞争；矛头指向的永远是同性，而非异性；战争的导火索是不可控的情绪，而非理性的利益计算；斗争的姿态和造型好看，比权力的归属更重要；更适用的形容词不是惨烈或残酷，而是荒谬、抓马、歇斯底里，甚至艳情。

以下是我觉得最妙的一点：因为芭比是芭比世界的传统权力归属者，所以即使成为篡权者并引入新的话语权，肯的战争还是要依照芭比的视觉和叙事逻辑来进行：要铺满粉色，唱歌，舞蹈。他们的战争也更像传统叙事中女性的“小打小闹”：使用可爱搞笑而非真的有杀伤性的武器，羽毛球拍、船桨、充气玩具……如果要说哪里还不够恰当，应该是这些男演员，还是没有像传统审美要求女性那样，被严格地要求男色。

《老友记》里，乔伊最喜欢看女生打架。他想象中的女生打架，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刻画的女性打架，就是这样的：互相揪辫子、砸枕头，触碰对方的身体，隐性的拉拉趣味……如果说这样的描写太美式了，我们还能轻易想到东方背景里的宫斗、宅斗故事，以及更贴近现实的“打小三”。俗套但有效，剧烈地挑动你的感官。

通过性转，导演轻易拍出了制作女性视角的文化产品的困境：当这个世界的影像规则和视觉快感都由男性建立，女性要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语序，谈何容易？生而美丽，会招人觊觎；面目平凡，则是不思进取。穿得保守，是对女性自由的压制；性感赤裸，又好像服务了男性凝视。

无论保持贞洁，还是塑造荡妇，无论遵循表演规则，还是刻意对着干，都兜兜转转地落回男本位的窠臼。就像作为芭比的反叛者，肯还是无法不发出芭比的声音。因此，那段引发广泛共鸣的独白里，来自真实世界的格洛丽亚说：“事与愿违，我们又总是一种错再错。”

肯们因为沉迷于同性竞争而缺席了公投，失去了提升政治地位的机会，而在另一边，芭比们冷静、嘲弄、坐享其成。这场荒诞的戏，性转之下就会显露出老套的一面，这恰好证明了讽刺成立。在被权力主导者罗织的性别规范中，肯和芭比们拿着对方的门票，对号入座。

与其说，这是在感慨“男人也不容易”，或者这是字面意义上地颠覆了现实世界性别关系，不如说，通过颠倒传统两性的性别表演，《芭比》完成了对于性别刻板印象的终极嘲讽：没有女人生而为女人，也没有男人生而为男人。性别不仅是一种生理特征，它更是一个权力支配的结果，一种政治社会处境，一套由达成共识的编码组成的文化表演指南。

更明显地指出性别的表演性和境遇性的，是肯这条线的结尾。看似这是一个利于人民团结的温和结尾，芭比与肯握手言和，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关系的改变微乎其微。其中一个肯向芭比总统提议，希望能成为最高法院的一员，而后者给予了他们一个更基层的岗位：我们会提升肯在芭比世界的影响力，和女性在真实世界中提升的影响力一样多。

电影院的笑声散去之后，是更坚硬的现实。

被回避的问题：关于女性主义更真诚的对话

《芭比》当然没有处理好所有女性主义的问题，就像芭比们认为自己解决了所有女性的生存困境，只是一个可笑而可悲的误会。

《芭比》中我首先觉得比较遗憾的，是没有更深入地展示女性跨代际的沟通。来自现实世界的母女，萨沙和格洛丽亚，在影片开头展示出对芭比截然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芭比带给女性无穷的压力，而后者对芭比有很强的童年滤镜。格洛丽亚代入芭比，她对现实社会中女性处境的不满也影响着芭比，甚至打开了芭比通往现实世界之门。

这本来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上野千鹤子在《始于极限》中写道：“女儿是母亲最激烈的批判者”、“最能犀利看穿母亲‘看似合理实则矛盾’的是女儿，被这些矛盾所捉弄的也是女儿”。在影片开局，萨沙和格洛丽亚之间的关系就与此近似。

但很快，这种充满张力的关系就在芭比的梦幻旅程中瓦解。开着芭比的车，唱着芭比的歌，好像所有矛盾就没有存在过。《芭比》中的母女关系因此只成为美式青春片中最典型的亲子关系，由自我、叛逆、宽恕和爱组成，和《蜘蛛侠：纵横宇宙》中蜘蛛侠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两样。似乎她们之间产生的观念冲突，只是因为女儿叛逆，解决方案只是需要“多花点时间”。

而我原本希冀着看到的，成长于不同时代的女性，对于当下的女性处境及文化产品产生更激烈的争吵、更真诚的对话、更深刻的结论，自然也烟消云散。矛盾消解得太轻易，以至于最后创始人老太太对芭比说“你帮助这对母女重新建立了关系”时，我有些困惑和怅然。

芭比解决了什么矛盾呢？我们能指望她解决什么矛盾吗？

围绕着《芭比》，另一个挥之不去的矛盾，是消费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关系。它到底有没有完成对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女性主义的反思，还是进一步加深了刻板印象？

作为一个基于商品IP创作的电影，要考虑票房，考虑版权方美泰和制片方华纳的态度，《芭比》对商品化的态度注定是暧昧和模糊的。不仅要做到能说服合作方，也要做到能自圆其说；既要传递价值，又要满足市场。这毫无疑问是一件难事。押井守就曾经说过：

“斯皮尔伯格认为一部电影要具备娱乐性的痛快感与社会派的感动这两个轮子……（《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存在着两个轮子，分别是‘懂的人懂就够了’和‘为了感动而彻底蒙骗观众’之轮。而在我来说，这两个轮子不会同时旋转。”

《芭比》之艰难，就在于要同时转动这两个巨轮。所以我们看到，关于女性的外貌焦虑，《芭比》的展示很矛盾：一方面，来到真实世界的芭比第一次见到老去的妇人时，情不自禁地说了声“你好美”，而后者坦然道“我知道啊”，这个桥段感动了很多观众，导演格蕾塔·葛韦格也表示这是她尽全力保留的一个情节，因为这是她创作《芭比》的初心之一；但另一方面，女主角罗比的美貌又是影片摄制和宣传的核心点，“罗比脚”和她宣传期不重样的26套粉色芭比造型被反复欣赏咀嚼。同时小红书上有大量讨论：“罗比演芭比是不是老了点？”、“如果是《华尔街之狼》时期的罗比会更合适”……

在对商品化社会和消费主义的探讨上，《芭比》也显得态度暧昧。一方面它火力全开，把美泰上下嘲讽了个遍，直接攻击芭比的精神内核已经过时，而最经典的片段就是美泰那间装满男人的办公室，老板掰着指头算，也只能算出历史上有过两个核心女员工。

而另一方面，作为一部商业IP作品，《芭比》还是无法彻底与芭比作为商品的原身斩断关联，以一种哪吒剔骨还父的决绝姿态。所以我们看到描绘美泰高层时，影片给予的嘲讽还是很温和，让他们看起来蠢得可爱——当然必须承认，这已经是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泰CEO最后还有句台词：“你们不会以为我做了这么久的芭比只是为了挣钱吧！”可以把它理解为春秋笔法，但在字面上也给品牌宣传提供了一个软着陆点。

《芭比》与消费主义和粉红税的暧昧关系，注定不止停留在文本内部。从华纳声势浩大地在上市前为《芭比》铺排联名狂潮、用粉色粉刷全世界，到短视频平台流行的“穿一身粉红色去看芭比”，再到影片中的芭比系列产品（每款都在片末清晰注明了品名和发行日期）正在引发的芭比商品热，这部电影都在挑战消费主义和女性的关系的同时，赋予了消费行为新的对象和刺激。

最具有讽刺意涵的，是片方为了宣传创造的，真人size的包装盒装置：穿着粉色单品的女生争先进去拍照，沉浸式体验成为芭比的感觉。与之产生强烈对应的是，影片中，芭比站在包装盒里的场景，仅仅出现过一次——来到真实世界的芭比，被美泰高层诱骗回包装盒中，剥离作为失控但真实的，人的资格。

正如上文中说到，当这个世界的影像规则都由男性建立，女性要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语序，并不容易。和影像规则并列的，还有消费规则。你购买的所有产品，追逐的所有风潮，被告知的所有需求，买单的所有贴着“自由”、“美丽”和“力量”标签的理念，都在事先被精心策划与预演。

与所有女性视角的作品一样，《芭比》生于囹圄之中，又因为商业版权片的定位而更加困窘。但让人欣慰的是，《芭比》始终没有放弃在夹缝中尽可能地发声，即使有些表达失之直白突兀。

在影片最后，商业片拥抱自己的大团圆，而芭比拥抱作为人的自己。当芭比的王国重新稳定，经典芭比轻轻地走开了。没有反抗这个经由修缮更加稳定的乌托邦，这个芭比王国里最符合刻板印象的角色，历史上的第一款芭比，只是用落落寡合暗示了她的不满意。

就像是将一块积木，从玩具城堡的最核心轻轻抽出。那个气势恢宏的王国看起来仍旧稳定，而这块积木获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