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作品序列中的“不和谐音”

是枝裕和的新作《怪物》在今年的康城影展荣获最佳剧本奖和酷儿棕桐奖，还被一些看过的影迷朋友半开玩笑地戏称为东亚地区版本的《亲密》。巧合的是，《亲密》的导演卢卡斯·德霍特正是上一届酷儿棕桐奖得主。

从主题和内容上看，《怪物》也描写两个男孩之间真挚单纯的同性情谊，尤其在《怪物》的片尾和《亲密》的开头，两位导演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摄影机的稳定横移，见证两个男孩对纯粹情感的渴望与追逐。

不同之处在于，是枝裕和/坂元裕二在《怪物》里试图达成或实现的，比起专注男孩心理、情感幽微变化的德霍特，牵涉的范围更广——社会体制层面，也更有野心。

《怪物》以一场高楼大火拉开帷幕，编剧坂元裕二采取多重视点下的罗生门式结构，分别是安藤樱饰演的单亲“妈妈”早织、永山瑛太饰演的保利“老师”、两个“男孩”麦野凑（黑川想矢饰）和星川依里（柊木阳太饰），三个视角构成影片里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三幕剧。打破平静安逸的生活，酿成轩然大波的“事件”是数次疑似欺凌的校园冲突。

影片先从首幕麦野凑的母亲早织视角出发，她逐渐察觉到儿子一反常态的异样。当从儿子口中得知他经常被学校老师以暴力对待之后，早织为了保护儿子，孤身与校方对质，要求涉事老师诚恳道歉。然而得到的却是校方一遍又一遍的机械式回应，以及保利老师轻描淡写的所谓“致歉”。

此刻观众能够感受到护子心切的母亲在面对更为强大的校园体制时展现的被动和无力感。与此同时，这一章的保利老师留给观众的最大印象则是犯下霸凌学生恶行的失德教员。

进入以保利老师为主角的第二幕，上一幕的坏印象被彻底推翻了。这里的保利老师是个时刻为学生着想，性格率直的好老师，“老师霸凌学生”的指控纯粹子虚乌有。此外，从他的视角出发，了解到的事实却是“麦野欺凌星川”。但是面对只想尽快息事宁人的校方、学生的谎言，以及一发不可收拾、毫无根据的恶意流言中伤，保利老师不得不背负欺负学生的骂名，丢掉教职，人生跌落谷底。

第二幕结束于保利老师无意间发现麦野和星川的秘密，因错怪自己的学生为欺凌者而懊悔万分的他前往麦野家道歉，两个男孩却在暴风雨之中不知所踪。至于萦绕观众心头的两个问题——谁是怪物？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亦在终幕获得解释。

因此，有别于德霍特在《亲密》一开始便单刀直入剖析男孩内心的做法，是枝裕和/坂元裕二采取的叙事策略，是在将主视角放回两个男孩身上之前，需要先从母亲和老师代表的“成人视角”出发，描绘大人们所在的那个冷漠、阴险、复杂，且无人承担罪责的世界——名曰日本社会的“怪物”，再以此反衬终幕登场的纯真无害的乌托邦——麦野和星川经常流连于郊野外的荒废巴士。

当然，成人世界的污浊从来只是相对的，离开“乌托邦”的麦野和星川一样要面对孩童世界单纯表象之下的邪恶一面——“党同伐异”风气的挑战与侵蚀。坂元将来自“成人”和“孩童”的压力与恐惧分散在两个男孩身上：麦野承受的是因自己（性取向）与同辈相异而被疏远排斥的焦虑；星川除了遭同学长期欺凌之外，更要被迫忍受来自父亲（中村狮童饰）/父权意志的恶言相向——人头猪脑的“怪物”——甚至被强制实施性倾向矫正疗法。

麦野对性别认同的烦恼主要体现在剪头发、推搡他人；星川经常被异性恋父亲施以言语侮辱和体罚。两人在结局的手拉手奔跑是迈向“自由/死亡”的解放式象征。编导作出如此安排是否妥当？是否落入外部视角下大众对酷儿群体的既定印象窠臼？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孩童，直接描写他们对性取向的自我认同或他人认同又是否合适？这些问题应该值得我们在观影时多加留意和思考。

坂元裕二的剧本在如何抓住观众注意力、抑制和释放情绪痛点等方面有着精确的计算和掌握，与之相应的，则是编剧在每一幕中对受害者/施暴者进行清晰划分。例如第一幕里的早织、麦野/校方、保利；第二幕：无辜的保利/校方、学生、媒体、麦野，而星川既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又是致使保利老师被辞退的造谣者（之一）；终幕：麦野、星川/施暴学生、星川父亲。在幕与幕之间必然会出现的戏剧化反转——意味受害者/施暴者位置发生变化——承担着视角转换、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

之所以能够在每幕制造反转，从而维持让观众持续追看下去的悬疑性，关键就在于编导严格控制前两幕的主角和观众获取的信息量。在前两幕营造一系列令人颇感疑惑、甚至刻意误导观众的场面与瞬间，如第一幕麦野无预警跳车的危险举动；第二幕星川被同学捉弄关进厕所，最后离开的人却是神色慌张的麦野。这些不完整的、片面的客观事实逐步拼凑成“母亲”和“老师”对整起事件的主观认知（不可靠的叙事者）——母亲担心儿子在学校遭遇欺凌，老师则认定是麦野在欺负星川。

第三幕娓娓道来麦野和星川难以启齿的亲密关系，揭秘前两幕刻意遮掩的视角盲点，反过来抨击大人们总是相信他们看到的就是唯一的事实，正是这种认知的局限性产生了针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偏见。虽然在摧枯拉朽的暴风雨之中，他们狭隘的视野终于被打开，事情却已滑向无法挽回的地步。因此，大人们几乎找不到两个男孩的踪迹，而孩子们无论怎么用双手奋力拨开泥泞，仍会重新覆盖，遮住大人们的视线。

我想以人体生理结构的维度为例，简单解释《怪物》在多重视角下的另一面向——亦即存在可靠叙事者的前提下，能够抵达事件核心的“递进式结构”：皮肤（母亲）、肌肉（老师）、器官（两个男孩），一根针（划破平静的事件）从刺穿皮肤，到皮下组织、肌肉，再到内脏等器官，整个过程是由外到内的。伴随针尖的不断深入，疼痛感也逐渐加重，观众可借此获取不同程度、清晰可辨的情绪痛点。

坂元为了延续影片的悬疑性，而特意安排的紧凑情节和谜题，其实都会导致观众在前一幕感受到的情绪（痛楚）被下一幕更为汹涌的情绪力量所分散、淹没。换言之，母亲的痛、老师的痛、两个男孩的痛在影片里是难以并存的，正如是枝/坂元在前两幕对日本的教育体制作出的激烈批判，与终幕中两小无猜的纯真世界似乎并不完全处在同一频率。越接近事件的“真相”，更加浓烈的情绪或思绪便会轻易压制之前的感觉，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对观众产生预料之中的作用。

而在过去是枝自己操刀的剧本，他通常的做法是直接把脏器由内向外翻出来给观众看，考虑到（事件本身）过于“残忍”“血腥”，是枝多以轻声细语的生活流叙事手法进行适当修饰。虽然这样做无异于抛弃了条理分明的完整结构，但由于暴露在外的脏器仍与皮肤和肌肉紧紧粘连，各个部位的疼痛感交相混杂，观众反而能从中体会到一种感知上难以明确区分排序的复杂性。

这正是在《无人知晓》，又或者在《小偷家族》里能够感受到的：温柔平淡、与死亡和悲伤保持距离的日常生活；急速下坠的残酷事件、来自社会的漠视与伤害；不问善恶、展现纯粹生命力的人物群像……影像当中不断涌现的情感、快乐与痛苦，是枝在弱结构的生活化叙事之中开辟出一个供各种感觉共存的流动空间，它们一起向观众袭来，所造成的晕眩状态同样是难以言喻的。

诚然，坂元给是枝带来的强结构、富戏剧冲突的悬疑类型文本并非全无优点，它成功让是枝不再囿于（原生、非原生）家庭之内的生活化描写，而后者相信也是是枝在《小偷家族》大获成功之后陷入创作焦虑的主因。在后金棕桐时代的两部非日语异国创作，一部是法语/英语为主的《真实》，一部是韩语的《掮客》，是枝在这两部作品里决意离开一直汲取灵感和寻找题材的舒适圈，尝试从国族疆界、语种、类型、叙事方式的跨地域性，努力走出自我重复的创作桎梏。

是枝的试图转型与求变精神兴许还要更早，比《小偷家庭》早一年的《第三度嫌疑人》固然是一部不太成功的悬疑犯罪片（仿罗生门式结构类似《怪物》），而这时候的是枝已经开始在片中直面探讨日本的死刑存废、对司法系统的冷静审视，乃至法律与道德的辩证关系等涉及社会和制度层面的议题。

自此之后，在是枝的作品中尽管仍离不开家庭主题，但从社会角度进行的思考与批判不再似以往咁收收埋埋，而是更加明显与直接，如《小偷家族》借一个“品行不端”的非原生家庭，挑战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家族观、文化观；《掮客》反映韩国日益严重的弃婴议题（婴儿暂存箱）。即使是不涉社会议题的《真实芳言》，是枝也分了不少笔墨在探讨著名女演员的分裂人生，并表明记忆的不可靠性与“真实”本身的可塑性。

这次《怪物》涵盖的议题数量堪称是枝作品序列之最，也是截至目前最为激进的一次影像表达。囊括了日本教育的体制弊端、单亲家庭之难、谎言/流言的巨大伤害、校园暴力、懵懂同性情愫、父权社会的系统性压迫等时下热点话题坂元在每一幕都帮是枝设置相应的议题与符号，对家庭以外社会结构的大范围批判，亦极大地帮助是枝打开原本（只有家庭）的世界。

话虽如此，坂元高强度文本把持下的《怪物》却是名副其实的“结构/概念先行”，在事件的每个侧面都被填塞议题，最直接的后果是形成流于表面的堆砌状态，几乎完全失去留白空间，而且为了维持结构完整性，是枝/坂元更是不惜牺牲角色塑造和剧情逻辑。

这里只说最明显的一点。影片围绕“善人也有恶的一面，反之亦然”的概念大做文章，其中有一段情节是说人畜无害的星川因为三番四次在公众面前说谎，导致保利老师身败名裂，被迫离开教职。然而，实际上电影并没有为星川和麦野之所以非得透过诬陷保利老师才能保守秘密，提供一个能确切说服观众的原因。

写在最后，《怪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在第三幕后段，麦野和校长（田中裕子饰），企图隐瞒真相的一老一少在音乐教室吹响大号，因为两人无法向外界坦诚表达心中所想，便只能以如此方式释放压抑的情感。这些飘浮到城市上空的不和谐音，却“意外”阻止了对未来深感绝望、准备跳楼轻生的保利老师（第二幕）。

是枝裕和不再为了如何平衡残酷与温柔而苦恼（《掮客》是一次失衡的例子），与坂元裕二的首次合作，在《怪物》做出的有别于往昔风格的新尝试，瑕疵当然不少，但勇于改变的创作力值得赞赏。他未来会成为一位有能力综合各类主题的作者导演吗？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首发于「虹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