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解放初期，上海两白一黑斗争的描述

下面来摘录一些当年的历史资料。

“两白一黑,指解放初期的上海和苏南地区进行过的一场“两白一黑”之战。两白,指大米、棉纱;一黑,指煤炭。这“两白一黑”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当时,大米、棉纱和煤炭这些物资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上海、苏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命脉。 “两白一黑”之战(见“米棉之战”)与“银元之战”是新中国在建国之年最为重要的经济事件。

【制胜“两白一黑”】 大上海解放后，就面临与是市场和投机商的“米、纱、煤”战斗！ 上海解放前夕，陈云已提出要充分认识到上海解放后“维持上海纺织开工之重要性”。他考虑得十分细致周到，说：“估计到三个月内购买三万吨左右的棉花，将有四五百亿的发行，因此可以助长物价若干波动的，但上海纺织之开工与一时苏鄂物价之波动相较，前者利大弊小。同时估计到购棉款散于两省的许多县，并非集中一地。又估计到有了棉花，即可以纱布在市面回笼。总之，利多害少。” 当时，上海的轻纺工业占上海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四，上海的纺织厂纱锭二百二十九万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上海的纺织厂的纱锭如果停转，不仅将严重影响上海的经济，而且会严重影响全国经济。以增发人民币收购棉花来保证上海纱锭运转，这是陈云根据面对的复杂局面权衡利弊后作出的决策。

上海解放第二天，上海市军管会就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以人民币[插图]一元收兑金圆券十万元。六月五日起，严禁金圆券在市场上流通。由于国民党政府大搞掠夺性的通货发行，随着平津解放及大军渡江，金圆券的信用已接近于零。收兑工作十分顺利，七天内共收兑金圆券三十五万九千亿元，约占国民党政府全部金圆券发行额的百分之五十三。 上海市军管会还采纳千家驹等早几天提出的关于禁用禁持外币的建议，颁布了外汇管理办法。然而，上海旧经济势力利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掀起银元投机风潮。上海证券交易所是银元投机的大本营，那里每天麇集着几千人。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人数更多。原来一块银元值一百元人民币，六月三日涨到七百二十元，六月四日突涨到一千一百元，涨势仍在继续。银元成为上海市场上实际使用的本位币，人民币只起辅助作用。到六月四日，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币近二十亿元，大部分却浮在市面上。人民币只能购买小额货物，根本买不到整批货物。有的商号还拒绝以人民币作商品标价，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

六月四日，华东财委向中央报告上海银元情况，并提出发动舆论攻势、抛售银元、禁止银元流通、严惩银元贩子、举办折实存款、抛售各种实物等六项办法打击银元投机，使人民币占领阵地。 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在电告中央后，相继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宣传攻势。六月五日，抛出十万银元，力图以银元制服银元，使价格回跌。全市举行了“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和宣传。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在全市集会上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插图]。然而，这两手收效仍微。十万银元被投机商人一吸而空，六月七日银元每元的价格涨到一千八百元人民币。投机者把政府的警告当作耳边风，依然我行我素。六月七日晚，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刘伯承等参加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决定采取断然手段，查封银元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用电话向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十二个小时后，毛泽东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

六月十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证券交易所大楼，逮捕了二百多名证据确凿的银元投机操纵者。接着，又陆续采取若干经济步骤。采取查封证券交易所大楼、逮捕投机操纵者这一政治手段，对银元投机活动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取得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还必须采取经济手段。陈云为中央起草的这个指示中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措施，为根绝银元投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宣传攻势三管齐下，上海市军管会在同旧经济势力“银元之战”的交锋中取得了胜利，为日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在关注上海金融情况、参与指导“银元之战”的同时，陈云还密切关注着上海的交通运输情况。他要求查明：在上海及沿江我们共接收多少轮船，其中海船、江船各多少，各船吨位大小如何？民营海船、江船各多少，各船吨位、大小如何？上海与华北之海运及沪汉间江运共需要多少吨位的船只才够用？在港、台、穗的民轮有否返回解放区之可能，何时可返回 查明这些情况是为恢复与发展上海交通服务的，而恢复与发展交通是打破敌人对上海的封锁、活跃城乡交流、恢复与发展上海经济的前提。否则，煤、粮、棉等物资运不进上海，上海的工业品运不出去，上海的经济就活不起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财委决定在上海举行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领导干部会议（西南地区当时尚未解放），即上海财经会议。

“银元之战”告胜后，上海市场物价平静了十多天。由于货币流通量猛增、海口遭封锁，投机家由银元投机转向大米、纱布和煤炭投机。六月下旬物价开始波动。六月二十三日每石大米的价格是人民币一万一千七百元，七月十六日升至五万九千元，七月十八日更高达六万五千元。上海等地人民普遍担心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各地财经工作人员也感到形势严重，要求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邓小平说明上海情况严重：“煤粮两荒。接收旧人员十五万，工厂原料缺，运输贵，开厂难，学校多，税收少，开支大，被迫大发行。农村全部以物易物，或光洋市场。”邓小平与陈云面谈上海情况，“提出厂校及人员疏散，向各解放区求援”。

中共中央批准上海会议决定的方针及克服困难的办法后，陈云以极大精力落实上海会议的决定。为保证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对财政的需要，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而收购棉花和农副产品，在暂不发行公债的条件下，细致地组织货币发行。八月份增加发行二千亿元，拟在九月至十二月发行八千余亿元。中财委组织各地财经部门充分利用新区扩大、钞票下乡、农产品上市、工商交通恢复等有利因素，尽可能地使物价平稳上升。据陈云、薄一波报告：“我们在本月十一日开始发行五百元和一千元大票。但因事前有了较充分的准备（如召开座谈会和调拨物资等），所以十余日来物价尚未发生波动。这对一般人民来讲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插图]对前线部队的财力、物资需要，陈云尽力设法予以保证。九月十七日，他致电林彪、邓子恢：“除上海会议决定拨给四百万光洋外，你们要求增拨四百万光洋给进入两广部队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调集”。十月五日，陈云电复叶剑英、方方：“我们同意在解放粤北、广州时，湘南、赣南粮食南运以济广州之急”。同时提出“广州攻占后大力修复粤汉路，希望你们在广州及沿线尽早收集桥梁修路材料”。 在后方，对华北水旱灾情严重的地区，采取了大力泄水种麦，以工代赈，发展副业，生产自救等有效措施。为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利用城市工业与科学技术援助农村生产，采取兴修水利、发展畜牧业增加肥料、修补改良农具与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等措施，提出把生产运动作为全党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任务。九月份在北平召开各区棉花收购调配会议，布置收购棉花，以保证纺织工业的生产。 上海会议要求实行内部贸易自由，初步考虑了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问题。陈云在离开上海前电告中财委：“会议决定华东（主要是上海）纸烟可自由销华北、西北。华北酒可自由行销华东（山东除外）。天津报载税局布告未删（八月十五日）起，没收运津条烟，请即通知停止。”[插图]回北平后，陈云致电东北负责人：“上海会议决定原则上准备取消华东、东北的纸烟专卖。季壮谅已回报。现华北已准备于九月十五日取消纸烟专卖。中央已决定在新政协的《共同纲领》上提出对内贸易自由一条以取得主动。因此，东北方面允许关内纸烟不另征税而行销东北的措施也请早作准备。”[插图]为便于统一调度，九月份，中财委把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粮食、花纱布、百货、煤铁、盐业、猪鬃、土产、皮毛、油脂、蛋品和进口等十一个专业公司的工作基本完成。为建设新的统一的海关作好准备，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十六日，中财委召开全国海关工作人员代表座谈会，陈云亲临会场，指示努力建设人民的新海关，海关管理要逐渐走向统一。

“稳定物价，统一财经” 一九四九年七月的物价波动，经过陈云主持召开上海财经会议，采取各项有力措施后，情况一度有了明显改变。在会议期间和会后两个月内，各地物价相对平稳，江南粮食价格还有所下落。出现这种状况，除措施得当外，同当时江南地区新粮登场和新棉上市、货币下乡和新区扩大、交通运输工作改进等因素也直接有关。面对这种形势，陈云态度冷静。他指出：“今后物价估计仍将继续上涨，且仍有发生剧烈跳跃的可能。原因是财政赤字仍然很大，且须收购大量物资（主要是棉花），必须继续增发货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估计是不可能的。”“因此，困难还很严重，不能盲目乐观。” 果然，从十月十五日起，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为先导，其他地区跟进，全国物价猛涨。到十一月十三日止，以七月底为基期，物价平均指数：北京、天津涨一点八倍，上海涨一倍半，华中、西北与此相近。在十月份一个月内，全国物价平均上涨百分之四十四点九。这次涨风，上海、武汉是由纱布带头；天津、北京是由粮食带头。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北京、天津个别粮商叫价高出七月底指数四五倍。这次物价上涨尽管已在预料之中，但涨风之猛、波动之大、范围之广，仍不能不令人深深担心。 这次物价上涨，根本原因是国内战争仍在继续，财政赤字扩大，纸币发行大量增加。七月底发行额为二千八百亿元，九月底为八千一百亿元，十月底为一万一千亿元，而且仍在不断增加。部分地区还有特殊原因，如上海棉花贵、棉纱销售快；华北灾区及棉产区粮食贵，等等。此外，人民政府所接收的城市，由于此前国民党政府多年统治下物价不断飞涨，市场差不多已变成投机商人的大赌场。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兴风作浪，也是物价猛涨的原因。 选择时机十分重要。当时国家掌握的可以作为商品调用的粮食不下五十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接近或超过全国产量的一半。拥有这样的实力已可以削弱涨风。但如果抛售的时机不成熟或方式不当，特别是如果在物价仍在猛涨时抛售，仍有可能成为杯水车薪，或功亏一篑。陈云具体分析市场上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情况，预计物价综合指数要比七月底上升二倍至二点二倍，才能使两者大体平衡。他注意到：在达到这个界限前，上海曾一度连续平价抛售粮食和纱布，结果不仅没有稳住物价，反而使大量游资涌进上海抢购，投机商人以低价购入，坐待高价抛出。这是一个教训。十一月中旬，物价已涨了两倍，涨势渐趋稳定。陈云认为时机到了，已有可能通过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来稳定物价。 为确保东北粮食进关，陈云派曹菊如到东北去调运粮食。他亲自交代：“你坐镇沈阳，东北必须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由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粮价不能涨，使奸商无隙可乘！”[插图]为了保证汉口及湖南、广东的纱布供应，陈云派钱之光先到纱布主产地上海，再到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采取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保证上海生产纱布所需的原料。另外，决定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铁路沿线积存的纱布，尽速运到西安。决定财政部自十一月十六日至三十日于德石铁路以北及平原省（旧省名），拨交贸易部二亿一千万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所需的粮食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