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统，反类型化

不同于一般的日本战国电影，《传奇与蝴蝶》将焦点完全聚集在了信长和浓姬的夫妻关系之上，是信长人生中“对内”的部分。而以合战、谋略、政治为代表的“对外”一边，则更多地成为了背景，作为信长与浓姬关系的侧写而存在。 对于几乎“类型化”的战国题材而言，这部作品的角度、主题、表现手法、主要内容，显然都太过于独特，与观众基于类型片既有认知的预期完全相悖。而它极强的作者性，又带来了导演对各种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主题化”活用，让它们为了主题表达而存在，被赋予了相应的全新定义，从而与公认事实有了很大的偏差。 如此一来，它获得不高的评价并不让人奇怪，而这也无关于作品本身的趣味。如果抛开历史与类型化概念，仅以作品内部而言，这仍然是一部思路完整、表意丰富、指向明确的电影。可以说，这部电影以“革命家”为主角，强调其“反传统”的精神与梦想，包括了当代化的女性主义视角，而作品本身也带有对战国题材和战国史实的“反传统”感。 如上所述，这部电影有着颇为女性主义的内核。它将浓姬描述成了信长在理想层面上的“精神化身”，让浓姬在信长的征伐之路上发挥充分的影响力。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既展现了浓姬自身带有的“当代女性属性”，也不突兀地与信长本人的历史形象结合起来－－信长被公认为“革命家”，其征战生涯便是对传统战国秩序与规则的逆反，甚至是对将军制度这一统治体系的推翻，是“以下克上”的开创者。而浓姬在信长生涯中的推动力，便构成了她自身出于当代女性追求精神的实现过程：对于传统认知中“战国女性”存在意义的扭转。 而在具体呈现层面中，二人基于精神感知上的关系变化，从隔绝到共鸣到分裂再到弥合，便体现在了夫妻关系的微观变化之上。他们的爱情本身，便是从传统战国观念下的政治婚姻而始的当代化存在，扎根于二人在“革命精神”上的深度共鸣，并在途中经历传统战国环境的打压，最终再行纠偏成功。在这个思路之下，信长“对外”的部分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在电影的第一阶段，我们便看到了导演对二人关系的定性。信长和浓姬即将成婚，分别接受了信秀和道三的交底指示，婚姻的目的只是为了灭掉对方，属于标准的战国式夫妻－－一切出于政治目的，或如此刻的“互相卧底”，也包括了同盟缔结后递交人质一般的“表示诚意”，总之绝没有爱情的真情实感。然而，以成婚之夜为开端，电影迅速打破了这一传统属性，给出了电影的主题：信长与浓姬的当代化夫妻关系，浓姬对信长的正向引导作用之下的“当代女性精神”。 新婚夜的段落中，导演便直白地强化了传统与非传统的对比。他频繁地在室内外进行镜头切换，室内是浓姬对信长的逆反，室外则是将信长的惨叫误当作欢好调情的传统武士与女官们。值得注意的是，浓姬对信长的内在引导性已经在此处得到了暗示：初入房间的信长保持着传统的丈夫做派，对浓姬做出服侍的要求，而打破了其传统姿态的则是浓姬的出手，完全推翻了传统武士妻子的形象。这正是对后续更大规格事件的铺垫。在信长以下克上的革命家之路中，起到更大作用的是浓姬。 这种暗示在打猎的片段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明确展现。二人都分别表现出了自己的“反传统形象”，打猎归来的信长完全没有大名的形象，而浓姬则更进一步，直接与男性武士对练。这也形成了二人的初次精神共鸣，以及随之而来的关系变化。此前，信长在信秀的葬礼上做出了著名的胡乱上香举动，镜头切到了一边的浓姬，已经铺垫了后者对前者的反传统精神的初步感受。而到了这里，则轮到了信长对浓姬的感受，引导出了夫妻关系的进展。信长邀请浓姬一起比赛打猎，这便是对战国妻子的“出格行为”，而导演更巧妙地设计了构图与站位的变化，强调这一瞬间的内在意义。浓姬和信长先是针锋相对，正反打中对向而立，全景中则有女官和武士这样的"传统存在”隔在二人中间，试图用战国式的反应缓解紧张气氛，特别是试图将浓姬“澄清”为传统妻子的女官。随着打猎邀请的发出，浓姬则冲过了传统人物的阻隔，而正反打中的二人也变成了同向，暗示了关系基于“冲破传统牢笼”的积极进展。 而在打猎的过程中，浓姬的更主动状态也得到了提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对影片的根本内核进行了揭示。“动物”成为了这一段中“梦想”的象征。鹿带着二人看到了大海，由此让他们初次产生了反传统梦想的终极形态：彻底离开传统战国环境下的日本，去往大海彼岸的南蛮之地。这正是信长征伐之路的最终目标，也符合了他日后的各种政策与作风：先成为了右大臣，推翻了足利氏的将军统治体系，随后更进一步地与西方积极接触，从生活方式和文化知识上学习对方，甚至留用了黑人侍从。而“自己出国”，则成为了这一切行为的再升级，在电影中成为了信长革命精神的最高一级目标，也正带来了其梦想的未竟之悲剧：他在日本国内实现了最大化的反传统，却终究无法抗衡这个国家的整体环境，最终只能功败垂成。 在打猎的段落中，导演便做出了对此的铺垫。浓姬优于信长的打猎技术，让她更善于获取“动物”，也对应了桶狭间之战中女官对信长的评价：“主公只会虚张声势”。信长自主的“反传统”形象变得徒有其表，在微观上正表现为此刻的“捕猎动物”－－毫无姿态的打猎喜好是信长荒唐形象的一个例证，然而影片中的他却不如浓姬精于此道。随后，二人追逐着鹿，看到大海并萌生了共同的梦想，却有着主动与被动的区别：信长几乎坠崖，在浓姬的救援下方才脱险，并由浓姬的先行讲述而得到激发，他在此处的状态，得自于浓姬个人想法的梦想，都表明了其相对于浓姬的“被动”，需要后者的引导。 有趣的是，“离开国家”这个终极梦想本身，便带有一种必然的悲剧意味。意味着二人对大环境无法根本扭转的有感，方才想要彻底进入新的环境，但其脚步却被本能寺之变打断，这正是时代对他们的压制－－一切毁于战国社会下混乱的斗争与权欲。这种反传统之革命精神在时代之下的破灭悲剧，正是影片的最终落脚点。而在后续的影片内容中，导演也具体展现了时代对信长和浓姬的影响。作为先导的是信长上洛后的京都一段。 首先要说的，是影响发生之前的部分，信长和浓姬的关系达到了积极方向下的一个顶峰，围绕着“武力”而发生。在美浓攻略战中，二人完全脱离了被双方父辈赋予的“传统战国夫妻关系”，并在其中初次遭遇了暂时的时代压制。在义龙反叛道三的时候，信长打破了浓姬的误解，并没有如传统大名一样地趁火打劫、攻占领地，而是遵守了原本只是一个形式的盟约内容，想要援助道三。然而，这种“反传统”在道三战败的情况下被压制了，信长不得不屈于现状地“暂时观察”。武力正是战国时代的重要规则，也带来了相应的混乱杀戮之“背叛”－－接替美浓守而获得了武力的义龙杀死父亲道三，正是传统战国环境下常见的背叛，正如同大名们对盟约的毫不遵守。而武力不及对方的信长则要被传统环境所压制，无法继续履行盟约。 然而，信长与浓姬迅速地越过了这一阻碍。桶狭间之战中，浓姬将自己的精神高度地融合到信长的身上，在行为上则改变了束手无策的信长，帮助他想出了突袭的对策，扭转其得到的“只会虚张声势”的评价，成为了真正的“革命家”：不再只停留在日常行径的层级，而是逆转了织田对今川的军事劣势，冲破了武力定高下的战国规则，这也符合了历史中信长由桶狭间而走上崛起之路的定性。这种“冲破”随之落回到了信长与浓姬的关系之中。信长决定攻略美浓，履行了此前的盟约，随后则彻底解除了与浓姬的既定关系属性－－－给予二人任务的信秀和道三已经去世，而信长更是回驳了浓姬“你不再需要人质妻子了吧”的说法，二人的关系从此不再有任何传统意味，而得到了精神共鸣与共有梦想下的单纯爱情关系之“重启”。也正是在这“重启”的一段中，导演将信长生涯的“反传统”推到了高峰：浓姬鼓励信长帮助足利将军上洛，武田和浅井的回绝表明了这一行为的“反传统”－－由地方大名直接占据京都之中央枢纽－－也会导致全天下因争权而生的群起攻之，而信长则勇于接受，并通过“修新道”这一颇有“更新意味”的具体方式实现了。 夫妻关系的纯粹爱情之重启，上洛的完成，带来了革命梦想的正向巅峰。随之而来的，则是时代对这一完美状态的打破。作为先行铺垫的，是信长和浓姬在京都闲逛的小片段。在表面上，二人依然保持了积极的状态，信长放荡不羁的大笑让浓姬抹掉了传统贵族的妆容，恢复到与此刻信长一样的自由形象，而后二人则在南蛮舞者的指导下跳起了西方的舞蹈，将夫妻关系直接与“西方”联系了起来，而这一段结尾的做爱则将之明确下来。然而，黑暗负面的信息，已经在此处得到了悄然的传递。信长为浓姬购买了南蛮人的金平糖，却被流浪汉偷走，二人被迫与对方大打出手，甚至不得不杀人－－想要捍卫“非日本”的金平糖，便不得不用武力的方式进行杀戮，而这正是对传统战国环境的服从，也意味着“金平糖”对应的“出国”之终极梦想的必不可实现。 在这里，导演也加入了“佛教”的要素，作为对此后信长“第六天魔王”的引导。先是杀戮时溅到地藏佛像上的鲜血，暗示了此后的比睿山屠杀，随后则是二人做爱时静立一旁的佛像。显然，信长对革命的梦想已经与武力杀戮捆绑到了一起，在战国的大环境下，他必须通过武力才能获得实现梦想的能力，而这又会导致梦想的不可实现。其自我矛盾的悖论，正说明了信长对大环境的无法冲破之悲剧。虽然此刻的他尚未有更严重的明确行为，也似乎还处在积极的顶点状态中，实际上却已经在无意识中被卷入了战国大环境的黑暗漩涡之中。为了捍卫“金平糖”而大开杀戒的他，已经失去了内心中根本的信仰，并在后续段落中落实为“我已经不是人了”的自白。佛正是信仰的指代，信长则给它涂上了代表战国杀戮的鲜血。而信长和浓姬的关系，也必然同步地陷入悲剧：二人做爱的夫妻爱情顶点，身形却在镜头的虚交之下模糊不清，与周围的佛像完全区别开来。 梦想在战国环境下的悲剧，随着信长征伐之路的深化而愈加凸显。上洛导致的全天下对信长基于权力的军事针对，浅井长政的背叛，家臣的相继死亡，都是战国规则之下的标准风貌。信长追逐梦想，却被放置于他与浓姬之外所有人的“战国式视角”之中。他能做的便是此前对流浪汉所为的延伸，被迫服从武力规则的不断杀戮，否则便会如此时一般地被杀戮。“第六天魔王”随之诞生，它看似脱离了战国武士的概念，做出了种种武士不敢为之的破格过分行为，但其“纯粹杀戮”的本质，却完全服了战国乱世的内在根本，也正是悲剧的究极形态－－一般武士没有信长一般的梦想，也就不会在压制自己的大环境下沉沦到如此之深，也就只是“战国之人”，而不会如信长成为“战国之魔”。 有趣的是，导演充分使用了明智光秀，让他与信长夫妇构成了内在的关联性，完成了对主题的深度表现。在电影里，大部分配角都并没有像样的戏份，只是“传统战国”的功能化背景。光秀也不例外，同样不够独立清晰，也是“传统战国”的象征，却得到了远丰富于其他角色的运用。他是浓姬的对立者，而二人均是信长精神在某一面上的“注入者”，因此这种对立便构成了信长的自我冲突。 如前所述，浓姬是信长革命精神的引导者。在桶狭间之战中，这一点则得到了非常明确的体现：浓姬一个人坐在信长的房间中，舞蹈《敦盛》的姿态与信长合而为一，成为了“逆转武力差距”之精神层面的同一存在。然而，当信长面临武力对上洛的打压之时，作为其另一面化身的光秀便出现了。光秀敦促信长出兵反击，“将浅井氏全部杀光”，这也对应了历史中信长对浅井的“非人之举”：将久政、长政、义景的头骨做成了酒杯。 随后的比睿山之战，则是更加直观的一幕。信长首次自称第六天魔王，完全失去了信仰，而执行他的意志，将延历寺的高僧和老弱病残等无辜者亲手杀死，给人间以地狱之火的，正是光秀－－在象征地狱的暗红色光线之下，他与信长完成了精神的传输，先是主动接下杀死一切人的命令，随后则接过了信长的刀。而在此时，浓姬的存在则变得淡化了。自称“已经不是人”的信长无视她的流产，带来了夫妻关系的巨大挫折。而后，则是浓姬作为“信长同一者”的属性动摇：在比睿山之战前夕，她想要劝告信长，却被冷硬地回绝了，此时她坐在了信长的椅子上，也接过了信长的葡萄酒杯，但并没有饮下，而是被信长粗鲁地拿了回去，“葡萄酒之西化革新”与“处在信长之位”的象征意义由此证伪。 比睿山之战中，导演第一次正面拍摄了战场的画面，强调了信长征伐深化之中“杀戮”的增强，这正是对信长悲剧的强化：他追逐梦想，却在大环境之中愈发沉沦。于是，“光秀”便取代了“浓姬”，成为了与信长更加契合的精神关联者。这是非常有趣的设计，它让光秀变成了信长与浓姬的第三者。同时，它也完美地作用到了本能寺之乱的结局之中：象征“传统战国规则”的光秀，此前以“武力杀戮”为主导，最终则具备了“背叛”的属性，彻底破坏了信长与浓姬的梦想，而他作为“信长沉沦一面”的内在本质，则让梦想的破灭成为了信长自己的所为－－在国家的环境下，无法摆脱传统黑暗姿态的信长，必然由此亲手毁掉自己的梦想，并不能做出其他选择。 比睿山之战是非常重要的段落，它是最能体现信长之堕落的巅峰瞬间，其中的“灭佛”也被导演用作了信长心中美好信仰丧失的象征。无论在电影还是历史中，信长都由此事而成为“第六天魔王”，在电影中更是首次强调了自己“天下布武”的理念。在这里，导演再次展示了自己对历史事件的个人化解构，让它服务于作品内部的表达。历史书中多会将“天下布武”作为信长的独特战略方针，而不涉及其他，在电影里则被突出了“武力”这一标准的战国元素，与信长和浓姬“脱离战国命运”的根本理想背道而驰。 由此，信长心中倾向于理想化的“浓姬”一面被抑制下去，转而成为了“光秀”。这也迅速得到了表象化的表现：夫妻二人的关系，由现实世界中的分与合作为对信长精神层面转变的象征。在新年宴会中，他先是嘉许了用头骨做酒杯的光秀，随后怒斥试图向自己传达“夫妻生活”的浓姬，对二人的倾向性暗示着自己心中的转变。同时，导演也借助浓姬的台词，非常明确－－－几乎是首次－－地直言了夫妻关系与内里主题的关系：最开始是为了父命而夺取信长性命，随后则利用信长实现自己的梦想，却无法旁观信长的堕落，因为产生了爱情。在爱情发生之前，浓姬其实都将信长作为工具，这种纯粹利益驱动的夫妻正是标准的战国模式。然而，在电影中相当早期的阶段，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浓姬和信长的爱情萌生。在信长被浓姬推动引导的桶狭间之战与上洛之中，二人早已相互吸引，并让梦想成为了共有之物。 因此，精神的被影响、同化，梦想的共通，与爱情的产生高度相关了起来，爱情的存在便成为了对前者的映射，且“只有爱情”的夫妻关系本身也正是“反战国传统”之革命性梦想的一个侧面。二人的分离也就成为了浓姬对残酷现实的低头：看到信长在追梦之路上的堕落，让她意识到梦想在日本战国中的不可实现。这便引导出了二人在爱情关系和精神合一上的双重弱化，浓姬离开了信长，而信长心中的“浓姬”也淡了下去。在二人话别的段落中，导演强调了梦想的完美理想化状态，也对此做出了推翻：无论是浓姬的话语，还是他们在观看的基督教唱诗班，都指向了“西方”，只有完全离开战国日本的社会环境，去到大海的另一边，才能获得单纯爱情为代表的梦想实现舞台。然而，想要出国就要统一日本并获得权力，这就必然让人堕落到战国的深渊之中。 在这一段的结尾，浓姬走开，镜头中只留下了信长独自一人，强化了妻子浓姬与心中“浓姬”的远离。而导演也非常直接地表现了信长在精神层面的转变－－他先看了一眼耶稣画像，随后答应浓姬离婚，最后的镜头中则被前景里的烛火所覆盖。由此，在比睿山的“灭佛之火”后，信长的精神信仰在基督的角度上被再次削弱，且在主题表达上更进一步。这次的西方信仰更靠近他对“脱离日本战国”的终极梦想，被推翻的程度也就更加严重，先是遥望共同梦想后答应离婚的“承认其不可得”，随后则是“西方信仰”本身的变化，从唱诗的灯烛变成了纯粹的火焰－－二人追逐着日本之外的美好精神，由此得到的却是比睿山之战中的黑暗之火。并且，在这个部分，导演着力地强调了二人的分离，甚至几乎全盘推翻了前半部中的成果－－浓姬说出离开信长的话语，随后镜头切到下一段里的信长，二人之于镜头的正背所向，之于画面的左右位置，均是全然对立的关系，这打破了狩猎部分中二人的“合一”。 第一阶段是二人的“理想化”，第二阶段则是“理想化”在现实面前的严重弱化。而最后的第三阶段，自然是二人在爱情力量下的再度反抗，试图在现实中达成梦想。 作为这个阶段的起始，电影展示了夫妻二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退路”，并通过对其的证伪，进一步强化了人物的悲剧性，也为最终的结局做出了有力的指引。当二人解除了婚姻关系时，以纯粹爱情为内里的“反战国”夫妻就此结束，而信长内心中的“浓姬”也淡化下去，这意味着二人梦想的终结。事实上，这恰恰是一条似乎可行的现实出路－－在第二阶段中，二人已经感受到了梦想在战国环境中的变质，作为梦想执行者的信长沉沦其中，那么他们是否可以放弃追求，以传统战国男女的方式生活下去呢，二人的离婚正是对此的选择。然而，导演旋即推翻了这种可能性。信长君临天下，浓姬也似乎成为了贞家的妻子。在一组高度对应的段落中，导演用信长接受朝贺的姿态和浓姬的鱼礁耕读，展示了二人对“武士大名”和“武士妻子”的传统回归，随后则接上了二人同步的病倒，强调他们对此的不适配。而浓姬并未改嫁的事实，让她对传统的反抗更加表面化，也逆反了“命令浓姬改嫁而成为传统武士妻子”的信长，后者显然相对“传统”。这让浓姬在“革新之梦”中的主导地位得以强化，也是本片女性主义的一种表现。 对传统的不适配，让夫妻二人必须回到曾经共有“革新”梦想的状态之中。在信长的部分中，我们看到了“浓姬”对他的重要性，同时也再次触及了其中蕴含的不可实现性。在他灭掉武田氏的长筱之战中，信长在尸山血海中看到了飞上肩头的蝴蝶，这正是其一切征伐行为的意义－－因为有了“归蝶”（浓姬）的一面，有了反战国的革新梦想，他基于“杀戮与武力”的战国式行为才被赋予了价值，由长筱之战而彻底奠定的“全国基本统一”才有了具体的目标，让他在获得权力后改革日本与远渡外国。在信长接受恭贺的段落中，他看到了浓姬的幻影，也是类似的表达作用。然而，在这个战场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的终不可为：信长保持着杀戮的魔王之姿，而“归蝶”实际上也并没有治愈他。而这样的表达，也在信长的梦中再一次出现，身处三途河一般的场景中的他，看到了怀抱孩子的“浓姬”，想要追去却被冤魂们拽住脚步。这是非常复杂的一幕，它展示了信长在“三途河地狱之战国”中对“浓姬”的渴求，而“孩子”更是象征了他的“未来”，然而他却终究被武力杀戮的冤魂所阻碍，而在另一方面，“浓姬和孩子”自身也只是沉入了三途河之中，对未来的梦想就此在两个角度上破灭了。 随着第三阶段的推进，信长和浓姬从自己无法适配的“无梦想传统”状态中脱离，他们的宿命便是对革新之梦的不懈追求与迎接破灭。首先，信长对“浓姬”一面的倾倒成为了主要内容，其自身的“第六天魔王”属性也随着“光秀”的弱化而逐渐隐去。在二人复合的段落中，导演再次动用了站位与构图的手法，使之与前两个阶段中夫妻关系的变化节点串联了起来，与第一阶段的相关段落高度对应，形成了对“追逐梦想”的再一次努力：信长先是直接踹开房门，牢牢占据画面中央，展示了“话语权掌握者丈夫”与“第六天魔王”的传统形象，随后在女官“需要帮助的是你的丈夫”的劝解中瓦解，与浓姬的构图关系变为左右对称的平等，并向她低头恳求，同时消除了两层的传统形象。随后，浓姬也在非常表面化的层面，对信长的征伐赋予了意义。信长向她展示了安土城天守阁的“坐拥日本”之壮阔景色，但她却表示“只为了这么点东西，你真的太滑稽了”，否定了“统一全国”作为传统大名目标的意义，引导着信长去看向日本之外的世界。“以征伐日本而离开日本”，正是信长与普通大名应有的区别，也形成了他不断战斗的动力。在这等话语下，信长才重新找回了生机，而此前纯粹以传统武士目标的行为则只会让他患病。 值得注意的是，在影片之中，信长从未真正展示过“浓姬”与“光秀”的混合状态。以现实情况而言，他必须以武士的方式去获得权力，才能完成革新的梦想，而这也正是其不可实现的根本原因。因此，“浓姬”和“光秀”只会相互争斗，而永远不会合而为一。随着浓姬的回归，信长在日常生活中快步小跑，尴尬地喝下苦药，这一切都让他几乎回到了影片开头时的“吉法师信长”，而全然没有了君临天下的大名之姿。这也迅速得到了进一步的具象化，信长在军事合议上走神，甚至纵容了家臣们的哈欠。浓姬的回归，原本是夫妻二人再次合力探索梦想实现之路的标志。但信长在此刻完全偏向“非武士”的状态，却再次打击了二人的努力。而作为信长内心斗争的外露表现形式，光秀和浓姬的对立也得到了深化－－信长将时间都放在了照料浓姬上，而光秀却则在房间外叫住他，强调其必须“回归魔王之姿”。这一幕非常明确地点出了信长在战国环境里的困境，他只能在“吉法师信长”和“魔王”的两极化中二选其一，无法取到中间值，前者无法获得权力，后者则在沉沦中失去梦想。 在影片的最后阶段，光秀的存在得到了彻底的活用，直接形成了对信长“保护梦想之挣扎与失败”的表现载体。著名的“信长殴打光秀”事件，正是第一个重要环节。它是光秀口中信长“恢复魔王之姿”的途径，他希望用招待家康时自己被殴打的表演去树立主公的威严，而信长的脸部在此刻也融入了黑暗中，象征着“魔王”的回归。 因此，这场招待中信长对光秀的殴打，这就被赋予了丰富的表意内容，这也是电影对历史著名事件的又一主题化活用。它不再是信长自发的暴戾举动，而成为了信长和光秀为了“恢复魔王”的合谋，也是信长对内心中“光秀”一面的重回。事实上，正如光秀所说，信长必须保持住威严的形象才能延续统治，“浓姬”则会毁掉基业。对信长的梦想来说，基业的崩塌也意味着逐梦力量的丧失，因此他有必要和光秀演这一场戏。然而，这却是一次失败的演出，信长无法完美演绎魔王角色，殴打得非常勉强，甚至中途干脆离场。在这里，导演也用巧妙的手法强调了信长心中“光秀”的彻底淡出：段落以信长端坐正席的构图开场，并以信长离席后空荡的正席为结束，此刻在平面上居中而似乎端坐在正席的变成了光秀－－“光秀”从信长的心中离开了，成为了完全独立的存在，这对应了这一段中信长作为“魔王”的表演失败与提前退场。 因此，这也就奠定了信长的悲剧性。被家康看穿一切的他必将如光秀所说，失去对方的臣服，随之迎来战国环境里失去权力后的逐梦失败。导演让信长和浓姬同步地做出了“遥望梦想标志物”的动作，前者是代表统一日本，且以外国技术建造的安土城天守阁，后者则是南蛮的乐器。 有趣的是，导演并没有将本能寺事变单纯地当成“梦想破灭”的单向坠落过程，而是安排了又一次的“合力逐梦”，并让它达到了力量与结果的巅峰。在其前夕，信长向浓姬表达了本能寺之行在本片中的意义－－指挥四国攻略战，完成天下统一，随后出国实现梦想，这正是二人梦想在现实世界里的实现模式。而在本能寺之变的段落中，我们看到了二人合力形成的巨大能量，他们几乎冲破了战国环境－－作为信长传统一面的主导者“光秀”，“背叛与杀戮”的一贯作风－－设置的不可对抗之阻碍，让自己对梦想的追逐仿佛在现实里获得了成功。信长手握浓姬赠送的护身符，让浓姬的精神与自己合一，随后在电影里首次展示出了“光秀”与“浓姬”的融合：以魔王之姿震慑明智军，心中却以“浓姬”为主导。并且，导演还活用了史料中“信长持弓杀敌”的细节，将之与夫妻初遇时的打猎呼应起来，让信长的“魔王”与“吉法师”完成了融合。 在全片中，信长始终受到战国大环境的规则困扰，让他无法在吻合规则的前提下保留梦想的纯粹之心，随之获得实现它的能力，直到本能寺的一刻。因此，他也终于可以冲破“传统战国”给予自己的身份束缚。在最后一个房间中，导演安排了三途河之梦中出现过的巨树远景，将之揭示的“死于战国环境”宿命从梦境带入了现实，而此刻信长身处的熊熊火焰，也正是此前“魔王降临”的比睿山之战中的要素，是代表杀戮的地狱之火。手握着浓姬护身符的信长，最终完全脱离出了这一切，并与浓姬真的抵达了外国。 然而，导演显然不敢完全虚构历史，而以主题表达来说，梦想的实现也终究是不现实的。无论是对“光秀与浓姬”的合一，“魔王和吉法师”的融合，还是终于完成理想模式后的梦想实现，其实都只是致命打击之前的反向蓄力而已。在此前的部分里，导演借用信长拉断弓弦的历史细节，暗示了“吉法师”的弱化。而从脱离本能寺开始的一切美好画面，其实都只是信长的幻觉，其绵长的篇幅与丰富的细节，强调的只是梦想的虚幻程度之大，以及信长对其的执念之深而已。其表现越有力，就越反衬出随后回归现实的暗淡。最终，他对浓姬说出了“我一直很喜欢你”，确认了二人的纯粹爱情，也看到了二人出海奔向南蛮的景象，但这种梦想只能在“精神”与“幻想”的非现实世界中实现，回落到的现实世界则是比睿山的大火，是他堕落入战国深渊底部的极致之地。 著名的“人间五十年”，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几乎完美的运用，夫妻二人的梦想不可实现，终将如漫长想象一样地如梦似幻，而梦想家信长身处于现实中，也必须接受“岂有不灭者”的答案。他终究要被卷入战国的规则，死在三途河与杀戮火焰之中，而注入“浓姬”精神的护身符实际上也早已失落于战场，“梦想家”被大环境剥离开来。他唯一能做的现实反抗，只是死亡方式的选择。导演似乎借鉴了《黑田官兵卫》的思路，让信长并非切腹，而是用自刎的方式结束生命，从而表现出了他对于“传统武士方式”的挣脱，他对梦想的追逐，在现实里也只能完成到这种程度而已。 同样地，浓姬也只是完成了不知真假的南蛮乐器演奏，更永久且确定的现实则是死亡。她的病情源于对传统战国妻子身份的不适应。与信长的复合带来对梦想的追逐，与持续进行的“治病”构成同步。而在最后，浓姬的病也没有痊愈，反而死于此处，正对应着信长“逐梦于现实”的失败。 信长此前对“找回光秀”的不成功，以及对“浓姬”无法改变的完全倾向，正成为了“光秀”发动本能寺之变并毁灭一切的导火索。在对本能寺之行的表达中，信长试图以战国大名的姿态创造梦想的实现条件，但“光秀”的行为完美地推翻了这一切：“传统武士信长”的存在，在现实里便意味着“梦想家信长”的不存。信长在战国环境中的积极争取，引发的只是必然的毁灭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梦想的破灭甚至延伸到了“孩子”代表的“未来”之上。它开始于信长的梦，也是导演为了主题表达而设计的又一个角度。在照料浓姬时，信长提到自己不需要再做大名的日常工作，因为三个孩子已经独当一面。由此可见，"孩子”带来了信长“从大名姿态中脱离”的未来。然而，在本能寺之变中，继承信长的家督之位，从而最直观地解放了他的长子秀忠，却同样死于二条城。这无疑对应了三途河之梦中“孩子”与“浓姬”一同的溺毙结局，推翻了信长希望中的未来。而“孩子”的存活，只出现在了信长在幻觉中抵达外国的时刻。 事实上，在影片尚在积极一面的第一部分中，悲剧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桶狭间中信长对今川军的杀伐，为了上洛而联姻浅井家时将女儿茶茶送出的政治婚姻，正是他对于战国环境的无意识顺从，而由盛转衰之关键节点的流浪汉之战，本身便是本能寺中夫妻二人战斗的预演，爱情也会在佛像的面前失焦。 这部电影充分地调用了信长在史料中的人物和事件，将之化作了自身“当代女性”之主题的表现工具。它完全不像普通的战国电影，理应成为内容主体的元素反而成为了背景和“途径”，作为“革命精神与梦想”和“表现载体之夫妻关系”的辅助存在。这让这部作品必然面临很大的争议。一方面是源于对“类型化”模板的逆反，一方面则是对史料定性的“推翻”，最典型的便是对“魔王”和“灭佛”的解读：前者成为了“战国究极存在”的象征，而后者则从“打破僧侣不可侵犯的革命行为”变成了“堕落为战国黑暗的究极无信仰形态”。 它当然有争议，但所有人都必须承认的是，这是一部足够“新”的日本战国电影。从“当代女性主义”的“当代化”主题设置，到对历史的解构方式，都是如此。并且，对于信长这一人物，它也做出了比传统作品里更丰富的“悲剧”意味：在一般的理解中，信长的悲剧更多集中在“统一天下前夕的灰飞烟灭”上，停留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幕，而本片则让其悲剧成为了延续整个人生的必然存在，是信长作为“革命家”的根本悲剧－－在战国之中，他想要革时代的命，却只能被时代反过来吞噬，被困在时代赋予的“传统”之中。而这一切的“新”，在信长与浓姬奔向“当代化”的失败结局之下，又与日本美学中经典的“悲剧倾向”结合了起来。 它的结尾正是这种倾向的高峰，这一幕让人不自禁地想起了大河剧《龙马传》的最后一集。无法逃过刺杀而濒死的坂本龙马，听到中冈慎太郎“你还要出海去环游世界啊，不记得了吗？”，在低声的回应中阖然长逝。他是幕末时代的革命家，让世代对敌的萨摩和长州二蕃达成了萨长同盟，展现出了对“蕃国传统思维”的打破，自身也支持开国与西化。然而，就像对其“倒在黎明之前的最黑暗一刻”的描述一样，在新时代马上到来的时候，龙马死在了最“幕府时代”的暗杀之中，被旧时代吞没了。 这一切，都与信长形成了高度的对等。而在生命最后的一刻，信长也和龙马一样，在虚幻中看到了眼前的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