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下的结构性困境和体制桎梏：从天门山跳崖青年到下一个素熙
4月4日13时30分许，4名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跳崖。经当地公安部门查证，4人均为自杀。这几名年轻人均在外务工，最小的23岁，最大的也不过34岁。
根据新闻报道，这4名死者通过群聊的方式策划，他们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在跳崖之前，他们已事先服下了毒药，还留下了遗言：“本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自杀，与其他人无关。”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四名正值青春年华的青年以如此方式宣告自己与世界告别的决心？如果要从这四名年轻人身上寻找共同点，贫穷的身世和崎岖的命运或许是他们的共性。其中一名自杀青年彭志军初中没毕业就外出务工，在劳务市场找了一个刮腻子的活儿，辛苦又枯燥。每天早上六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他很少参加同事们的聚会，又一次同事在街上碰到彭志军，他穿着一件衬衫，外面套了件小西装，头发梳成杀马特造型，乍眼的蓝色。在他人看来，是一种奇葩而难以理解的选择。
出身底层造型杀马特的彭志军为何后来会走上自我了断的道路呢？在2019年12月，纪录片导演李一凡的作品《杀马特我爱你》在广东时代美术馆上映。该片即讲述了红极一时也极富争议的年轻底层群体“杀马特”的故事。
流行于2008年-2013年的“杀马特”（smart音译）群体，一度被视为社会“异端”：一些来自乡村、城镇的低学历青年，穿着便宜的地摊货，模仿日韩明星、动漫角色、游戏人物等夸张怪异、五颜六色的发型。他们曾高调地出现在媒体、网络、公共场所中，而后迅速消失不见。
人称“杀马特教主”的罗福兴便是杀马特家族中的知名人士，在他的帮助下，李一凡接触到了大量的杀马特。
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杀马特回忆自己第一次进工厂的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二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回忆没有父母的童年，回忆在工厂流水线上辛苦的生活，回忆拿到手的微薄薪水，回忆在唯一能够消费得起的溜冰场玩乐，回忆被黑工头欺骗威胁的往事，回忆由于夸张发型不再被工厂接纳的日子。
他们渴望得到关注，哪怕只是异样的注视，哪怕这样的发型只会让路人指指点点，至少，他们在别人的眼中存在过。
在李一凡采访跟拍杀马特群体的过程中不禁感慨：“想想那个现场，好多曾经的红人，各种冲突啊，故事啊，理想啊，现实啊，各种恩怨情仇啊，多有意思。”许多杀马特青年也感慨追忆曾经在工厂卖劳力的艰难岁月：“那天真的好失望啊。我朋友结了最多四百。那老板真的是黑啊，才给我结29块钱。那时候我回去我女朋友那里，我都哭了。现在那个女的应该都结婚了。”
罗福兴曾这样描述杀马特群体：“因为这群来到城市的孩子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没办法选择房、车，没办法选择高薪的工作，只能选择成为杀马特，玩不了车、玩不了房，只能玩头发。这个时代永远都有被抛弃的人，永远都有不被尊重的人。”
某次采访中，李一凡谈到：“我们经常被很多人诘问，你是不是消费乡村，你是不是消费杀马特。我觉得很可恶。那些漠视的人，总觉得别人好像在消费，他啥都不管、从来不参与。”
在那个被转发了2.1万的一席演讲中，李一凡导演在最后说：
“每个人都是活在社会里面的，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社会的处境，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社会史。关注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在你对社会的观看没有盲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种岁月静好之中。”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在进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1.27%。当前国家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最快时期，城市化率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
每年都有无数的乡村人口来到城市，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找不到高收入的工作，往往居住在城中村里，其中很多人都没办法融入到城市生活，与周围奢华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
这种结构性困境并非只在中国发生。去年的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的闭幕影片，由韩国女导演郑朱莉执导的电影《下一个素熙》揭示了年轻一代在结构性困境和劳动体制压迫下的残酷现实。
《下一个素熙》改编自2017年韩国一名在通信公司客服中心实习的学生跳入水库自杀的真实事件。影片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主要描述了素熙从开始实习到去世的过程，后半部分则是由裴斗娜饰演的警员宥真探索素熙最终选择自杀的原因以及这背后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电影的主人公素熙是一个性格直爽的孩子，她热爱舞蹈，舞技超群，为人仗义，敢在料理店与不尊重朋友的陌生大叔怒呛。为何这样一个年轻气盛，生命力如此顽强的孩子最终却选择了孤独的死去？在影片的前半部分郑朱莉用一种极其微妙的手法带观众走进素熙的生活，她未曾直接描写素熙矛盾变化的心理，而是强调素熙身处的环境以及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让电影的感情线和影片的氛围融合在一起，观众也能顺理成章地理解素熙为何不得不选择自杀。“性格直爽的素熙，从某一件事以后变得很安静、很安静，很忧郁。”
相信很多人在外实习有过这样的经历，让刚刚成年的学生或者是未成年的学生在外实习劳动时不断强调他们应该承担成年人应有的责任，然而在结算工资的时候却又抓着他们是实习生、是学生这一点不放，不给他们应有的待遇和报酬。电影中的案例就像一个大型PUA现场，在素熙因为自己遭受不公平待遇而与新主管发生激烈冲突以后，学校老师却指责素熙的无礼和任性，他强调这次机会是学校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工作也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许多人在这段与无助的素熙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站在老师的角度来看说出这种话并不奇怪，但看过素熙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后，老师说出这样不可理喻的话简直无法原谅。
不单是学校方面，在素熙自杀后，宥真对各个机构部门进行质问，得到的回答不是向别的部门踢皮球就是劝宥真认清这个世界，这就是现实。最终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有涉及到自己的利害关系和私人理由，并非是想要故意去做这个加害者，而是大家都有自己所能做的最大限度。而正是这样的人们互相绑在一个社会的大齿轮下不断转动，无数的素熙才只能在齿轮的碾压下隐入尘烟。
素熙在影片中看起来总是十分孤独，无论是影片中的人物还是观众都对她不甚了解。素熙为什么在影片中一步步陷入了孤立的处境，其实并非无迹可寻。素熙在回家的车中曾向父母透露辞职的想法，母亲没听到后明明可以再多多关心一下，却没有这样做。素熙在和朋友的谈话中也曾被提问：“工作是可以随便辞的吗？”在潜移默化中，素熙已被渐渐推入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摆脱工作的过程中却逐渐被工作所掌控。
在影片中，素熙的工作有过两名主管，第一名主管因为扛不住压力选择了自杀，之后才无缝衔接第二个主管。在郑朱莉导演做前期调查的时候，在真实案件中学生所任职的客服中心三年前曾有过一位主管自杀。导演将这一事例与影片片名巧妙地结合，因为曾经自杀的主管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生的任职环境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于是与主管自杀相似案例的学生则成为了下一个受害者，也就是“下一个素熙”。
《下一个素熙》的片名一方面蕴含了现实生活中还会不断出现像素熙一样的孩子的前瞻性意义。无论是从客服中心辞职去当百货公司接待员的朋友，还是辍学之后去做并不擅长的吃播的朋友，他们都有可能是下一个素熙。在素熙出事后，宥真有意地去和素熙的这些朋友接触，也是宥真在尽自己努力阻止他们成为下一个素熙的过程。
在第75届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闭幕后，《下一个素熙》又在法国亚眠国际电影节、中国平遥电影节和日本东京新作家主义影展上相继获奖。尽管电影讨论的是韩国体制下的困境，却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导演郑朱莉曾感叹：“真的非常神奇，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朋友们在看过电影后都会觉得是在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尽管每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和国情都不一样，但他们都能理解素熙的压力和苦痛，他们会认为这并非是特殊个例，而是必然要发生的事。这也让我意识到，对年轻一代的压迫，把不属于他们的责任施加到他们身上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比我想象的要更广泛，也更久远。”
无论是将中国小城的杀马特青年，还是在社会大体制下被无情碾压的素熙，亦或是天门山下决绝赴死的4个青年，世界各地城市化下的结构性困境和社会体制问题越来越明显。在素熙独自坐在酒馆决定赴死前，落在她身上的光只剩下脚边的短短一束。素熙没能等到春天再死，天门山下的青年也不再有痕迹，这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哀歌，也是我们这代人的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