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不休——媒介、歧视和大众

刚刚看完，写下一些观后感和困惑，一些细节可能并不记得准确。

媒介的权力

影片主人公所从事的是纸媒，在矿难段落中以黄老师为中心建构了媒介的正义性，制媒者深入敌人腹部的勇敢和正义。而后乙肝段落中展现的同样是媒介的权力，两个故事的受害者都是经由媒介的权力而获得拯救或平反。但在世纪之交，大众文化所展现的已不仅是媒介的权力，更多的其实是权力的媒介，媒介的作用偏移为官方的语词和修辞的生产器。即便后半段黄老师成为韩东的一个阻力的角色，与主角产生分歧和对抗，但争论点可以粗暴阐释为：媒介应该理性还是感性，情感是否应该介入制媒的过程。而最终在结尾处报纸上的报道是否已经证明情感的力量最终战胜了理智？但矛盾的是这一胜利仍是需要经由媒介的权力得以彰显。

我为这部影片去尝试召唤回现代主义所放逐的名为“情感”的幽灵所庆幸，但我不确定其召唤是否再次构成了一种放逐。

关于知识分子如何真正走进大众，为苦难发声

当韩东决定撰文帮助乙肝患者，为其发声，但他眼中的受害者并不“买账”，以彪哥为首的表述是“我们过得还挺好的”。这也是我觉得眼前一亮的点之一——没有变成一个知识分子高姿态改造“愚民”或把自己当成从天而降的“黄金雨”洗去所有人间疾苦的故事。愿意走出那个昏暗角落去和韩东一并寻找的也是那个学生、年轻人，或许再次成为民众无法完全同行的印证。

书写历史的对于今天的意义

借用一句成为滥调的表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于二十一世纪20年代此端回望世纪之交的故事，如果不说一定具有现实意义，但也必然有创作者渴望借重这段历史要表述的“真意”。

民工潮。影片中的农民工的形象尽管并不突出，但却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后景，经常以一个庞大密集的人群出现。八十年代开始伴随经济转型形成“民工潮”，又伴随着城乡二元对立以及农村人口外流，开始出现农民已经无法以土为生而不得不走进城市。然而伴随着九十年代经济体制转型，下岗冲击波冲击全国，而这些农村人口首当其冲。影片开篇韩东递给面试官简历时说的一句“我在东北写过很多工厂经济体制转型的文章”，或许是一种注解。民工的不断向超级城市涌入，又不断下岗，回到乡村也无法生存下去，直到今天也是一个并不新鲜但亟待解决得问题。

而伴随现代化进程越来越迅速，世纪之交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也不断由中心滑至边缘。影片中不只是韩东，而是几乎所有“耍笔杆子的”，也都面临着就业难的困境。此时此刻主流市场所需要的可能更是科技型知识分子，不再需要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英雄”。

关于歧视。影片涉及到的更多是疾病歧视和学历歧视，而伴随着刚刚结束（或并未结束的？）疫情，我个人觉得有其现实意义。

影片结尾的几行字显得苍白（不确定是不是和《我不是药神》结尾的字一样是为过审所加），且影片的真实永远是视听的真实，文字的呈现总是显得无力。而结合片名“不止不休”或许可以找到答案，歧视并未结束，歧视并未仅留在故事中的世纪初。

贾樟柯的影子

矿难事件似乎对应着《站台》中的韩三明，不得不以生命为筹码换取金钱；超现实段落，圆珠笔失重、报纸失重，似乎对应着《三峡好人》中的建筑飞起，但不同的是好像这次并没有那么荒诞，摄影机带领我们凝视笔和报纸——书写和媒介的权力。

最明显的是大量的手持镜头，以及本该通过剪接完成的镜头大部分变成了快速的摇镜头。说实话看得我有点晕。

最有趣的是贾樟柯在影片饰演的是一个“反派”或“丑角”。

我的困惑

就我个人的观影体验而言，最大的困惑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影片有意为之——希望观众进行自主判断，认可法律还是认可情感？把携带者认同为备受歧视的受害者还是代检行为的加害者？前半部分他们一直是作为触犯法律之人被调查，当影片建立起了我对这一调查活动的认同之后却急转，要重新对所调查的对象进行认同。

而从视听语言上看影片本意似乎不是将认同的选择交给观众。景别几乎是中近景和大特写，并结合流畅的剪辑，已在不断缝合起观众。

可能是吹毛求疵，影片中韩东的女友始终是无行动无行为的角色，永远充当着韩东背后的一抹亮色，一处港湾。尽管不再是被观看的客体，但也同时失去被体认的权力，其功能性大于主体性。此外，影片太多的主题都是经由角色之口直接告诉观众，理解影片的商业考量，但可能是我自身观影趣味的原因，这种方式会让我的确有些出戏。

尽管带着些煽情和直白，以及无法排除的商业气息，但我也还是觉得在现在愿意朝向边缘人的表达、宣扬理想主义又不怕被指认为幼稚的坦然、情感逻辑和正义逻辑战胜金钱逻辑，已经属实可贵。

希望我们的理想主义的热情永远不止不休，而不只是青春期的一场热病，一经发作，终生免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