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的往事

苏利曼和“苏丹电影俱乐部”的另外三名成员决定重振一家旧电影院。他们不仅因为对电影的热爱和对恢复旧电影存量、再次关注苏丹电影历史的强烈渴望而团结在一起，而且因为他们都曾在流放中接受过电影教育。不知疲倦地，他们试图让影院老板站在他们一边，让这个地方重新运作起来，但他们一再发现自己遭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同时，他们坐在一起谈论过去——包括他们作为对立艺术家遭受迫害甚至折磨的经历。

苏丹是一个由伊斯兰教主导的国家，新闻、电影等一切娱乐活动早已在这里消失数十年时间，电影院的存在极其困难。在公共场合放映电影会被视为扰乱治安，制造非法集会。

苏丹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除了穆斯林，基督教和无神论者外，还融合了非洲和阿拉伯文化。作为曾经的英国和埃及的殖民地，在解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前宗主国有所继承和发扬。长久的殖民历史，让苏丹这个国家充满了种族矛盾、宗教冲突以及不停的杀戮；资本大国对苏丹的矿产资源和能源的争夺，让苏丹成为了联合国名单上的“穷国”。

故事的开始是易普拉欣四位老年人重新回到电影院，想要振兴电影。四位老年人开着一辆面包车，用电脑和投影仪在广场上为孩子们放映了卓别林的电影。可是露天放映吸引的人太少了，他们决定重新启用废弃多年的大型户外电影院。

电影的回溯和前进是交替进行的，伴随着重振影院事件的过程，四个老电影艺术家开始了对于此前的苏丹电影和苏丹社会的的生命经验和历史经验的回溯以及潜在的关于恢复电影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四个老人对关于电影往事的回溯，不仅仅是电影，同时是关于胶片电影的往事。

当易普拉欣对着阳光独自观察胶片以及用破旧的手摇放映机放映电影时，都无声言说着电影人对电影的热爱；胶片和破烂生锈的放映机牵扯出的是一段关于个人的生命记忆，关于非洲被遗忘的历史以及与非洲相关的人类记忆；它同时指向的是20世纪冷战时代的文化传播路径。

导演将故事的空间放在了一个破败的电影院，这个影院是20世纪60年代可见的欧美建筑，这个影院叫作——革命电影院，昔日的本土电影、大众电影曾经在这款巨大的银幕上放映，聚集在这个空间的人是曾经和一种变革世界的梦想、人民奋斗和人们的抗争相联系在一起的。

电影中的一幕极具有荒诞感，易普拉欣整理好了电影银幕和座椅后，迎来了影院的第一位观影者——一只骆驼，易普拉欣牵着骆驼来到座椅前，和它讲述关于这座影院的历史，讲述电影的历史。

一座破落的，全是座椅却空去一人的影院无声的向观众诉说着影院的没落与衰败，在这个充满梦想的地方，只有四个曾经的电影艺术家，为了影院这个空间再度兴盛，为了电影的再度繁荣而努力着；也正是个充满空椅子的空间，在不断的召唤人们走进影院，在这个空间中相遇、聚集、探讨。

易普拉欣第一次在一个肮脏的厕所中试图去拍摄他的电影，在这个小小的空间中，他不断的寻找角度，尝试拍摄；第二次，他找来了他的好朋友作为演员去拍摄电影，手机的取景框也由横变竖；当第三次四位导演坐在一起追忆过往时，我们才恍然明白，易普拉欣选择狭小的厕所作为一个空间，是因为他被逮捕后，曾长时间被关在这样一个肮脏的厕所中被监禁、被鞭打。易普拉欣在这样的空间中渴望影像，是因为他想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再次去捕捉记忆，再现历史。

导演选择以纪录片的形式高度处理这30-50年的一段历史跨度时，选择了以不同的影像材质，电影材质之间的剪辑、拼贴、连续的视觉试验，影片的主要材质是数码影像，还包含有黑白的纪录片、默片风格的非洲电影、胶片等多种材质形成的这部电影的影像自身。多种材质的融合，让这部纪录片本身就成为了一部关于影像的表达。影片中的场景时时刻刻在诉说着胶片电影已成往事的事实。

在电影的顺时线中不断出现的“景框”以及手机数码媒介塑造的“景框”所负载与呈现的是对于电影本体与电影社会功能的追问与思考。在这部记录片中，人物不断的以一种搬演的形式在追问电影的意义。第一次出现城市街道的时候，是四位艺术家要去城市广场放映电影，在中途他们的车子抛锚了，他们只能选择步行到达目的地；这时的全景镜头中四位艺术家们以检阅式的姿态大步前行，用他们的身体作为一种且败且战的宣言。

电影放映究竟是和文化相关还是和政治相关？或者说，在苏丹放映电影首先是一种政治性的形式。

这部纪录片对电影社会功能角色的定义是以电视为参照物的，影片结尾的三分之一处，是易普拉欣躺在床上，前景中的画面是电视剧中政治人物的官方讲话，伴随着电视的声音和易普拉欣的酣然大睡，传来的是远处清真寺中清晰立体的召唤祈祷的声音，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本该属于电影的立体环绕声却在别的地方发挥作用；用宗教的教旨从根本上否定了电影的存在。

电影的标题为什么叫“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当我们谈论树时，本身就携带着某种禁忌性。片名出自伟大艺术家布莱希特的《致后世》 “这是什么样的年代，当谈论树的时候几乎构成犯罪？因为它隐藏着无数可怕的沉默。”

今天的我们和20世纪在行动中思考的先辈们相比，最大的不同是：20世纪的特殊年代中，那些艺术家们、普通人，他们都具有一种共识、一种情感——就是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发生的每一种暴行都是对我的伤害，而我可以在我的位置上去参与、体认、支持。

《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不只是关于电影艺术、电影本体、电影叙事的思考；更是对当下人类世界的困境和出路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