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涂们先生

又是一年的十二月十二日。这一天在二零二一年之前，是我的生日。而在二零二一年之后，就有了多一重的含义。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涂们先生离开了。

那时候我还没有从大学毕业，一边写论文，一边找工作，两件事都没什么进展，可日子却一天一天溜走。当时北京不时出现一两个新增病例，有几家北京的单位收下了我的简历，却迟迟不通知考试的形式和时间，我想用人单位和我一样，在多变的疫情和清零政策面前也没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力。我的家乡处于内蒙古和俄国的边境，每个冬天疫情都会沿着中东铁路上的货运列车渗透传播，我一旦回家就很有可能被封控在小区，更不要说从疫区再进入首都。为了不错过用人单位的考试和面试，我想了想，索性这个年就一个人过了。

北京冬天的早上，晴朗，干燥，天空蔚蓝，气温微冷。我去看房子，房东是我前几天约好的。地址在一处老小区，一家国营建筑公司的家属院，深处院中，红砖外墙，没有电梯，陈设还有一些九十年代的气息，价格也合适。我看上了这里，决定过几天就搬进来。心满意足地走到楼下花园，阳光刺眼。我拿出手机，朋友圈里有人说，涂们先生去世了。

我心想“怎么可能，他那么年轻”。手指一直划着，看下去，微博、微信却都这么说。如果这是一则谣言，那真是相当恶毒无聊，但有没有可能，是他真的最近身体抱恙？我走进一座凉亭，亭里挂着一方盘黄底的老石英钟，褪色的表盘标记着十一点四十七分。我想我这时候应该坐下来，坐一会儿，可我的注意力却一直落在那个老钟表上。坐在凉亭里，我盯着它的指针旋转如常，似乎那红色指针的一顿一颤能给我答案。此时的我有点失神，就像一个失去了长官的士兵，一个忘却了周遭世界又突然在奇迹中回忆起一切的病人，突然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已经在不经意间一瞬而过，再不可能返还。

二零二零年春四月，我第一次跟组拍电影，那部电影叫《极恶不赦》，后来这部片子去了平遥影展，叫《天道不赦》，是涂们导演在家乡呼伦贝尔拍摄的第二部电影，他的首部导演作品是讲述呼伦贝尔与鄂温克人因缘的《呼伦贝尔城》。

那时候我和所有人一样因疫情而困坐愁城，能够去家门口的剧组做摄影组助理，后来又做了场记，这段经历把我从孤单无趣的生活中整个儿“拔”了出来。

《天道不赦》是以清末为背景的中式西部片，其故事原型得之偶然，是扎兰屯一位当地作家在撰写地方志时发掘而出——清末一位战士殉国后，朝廷特命专人护送英雄骨灰荣归故里，并取出大笔银两抚恤死者亲族。但紧随包裹而来的，是清帝逊位的消息，于是驿站、马帮、黑店等势力纷纷卷入其中展开争夺。涂们导演看到这则故事后，就下决心要将其拍成电影。当近现代历史的书写眼光都聚焦于北京天津武昌上海广州的大人大事时，这部电影却在讲述一个发生在历史角落和地缘角落中的回忆——一个王朝在边疆的最后一天，善与恶在人心中的一天又一天，在这里，历史和人心一起浮沉不定。

那部电影充满着荒野气息，几乎三分之二的拍摄内容都要在森林、丘陵和草原上进行。四月的鄂温克大地依旧寒冷，有几天山区里下起了鹅毛大雪，针叶林中雪可没膝，只能靠消防队的巡逻车开路前进。我从什么都不懂的“学生兵”做起，向各个部门请教最基础的问题，一切都是新鲜而陌生，从最基础的一点点干起吧。有一次转场好几个地方，我和摄影组的兄弟们扛着三脚架和镜头箱东跑西颠，涂们导演对我说，“你这么辛苦，你妈妈看了不会心疼吧。”我笑笑说，不会的！相反，回头看一个月的剧组生活，我只遗憾自己当时还是太端着学生架子，没能向大家学习到更多，尤其是没能向导演学习更多。

每一位导演都有着自己的导演风格，而涂们先生的导演风格就像他的为人，是朴实的大智和冷峻的幽默。记得有一场夜拍日的戏，花了很久调整灯光却总不到最好，真正可以开拍已经是后半夜。收割后的麦地上，黑土的田垄和剩余的麦秸被冻成石头一般坚硬，人们冒着白气互相凝视，满月的光芒引起远处丘陵中几只野狗的争吵。所有人都在冷风中一次又一次地等待那声“卡”。有人实在冷到不行，就钻进还算暖和的导演帐篷吹一会儿热风机，喝一杯咸奶茶。涂们导演一直不语，默默地看着监视屏。有时镜头效果不尽如人意，就能见到他飞快地闪出帐篷来到演员们面前，耐心准确地解释着这场戏的意图和暗喻。当所有人都感到疲累急躁不耐烦的时候，他沉定的风度保证了这场戏终于大功告成，涂们导演轻省地走出帐篷，看着聚集在导演帐篷前的人们，笑着左一下，右一下，打了一套左冷禅的寒冰掌，这也是无数人在电视荧屏上认识他的缘起。“在导演上我还是学生”，他是这样谈论自己接近六十岁时开始的导演生涯的，其实，他有很多电影才刚刚完成，在陆陆续续和观众们见面，还有的电影……或者在他的计划中，或者在他的激情里，或者在他生命的某一个角落等待着，但却永远没有机会出现了。

一次吃饭时，我给涂们先生东拉西扯地讲了一些自己想要去创作的主题，他极为认真地听着我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并指出了我的问题——“要多写你自己的事情，小的事情，比如你的恋爱，你的家人，那些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那才是属于你的。”他是对的，我之所以从来不写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正是源于我对于周遭生活的迟钝和懒惰，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写作者，相比落笔成文的辛苦，我更享受在脑中妄想的过程，以及谈天说地的快乐。这也注定了我的写作难以触动他人。我一直知道自己的顽疾，却并不很喜欢承认，想不到涂们导演如此准确地概括出来……我还在进行着自我批评的时候，他又问：“赵丹有一本书名叫《地狱之门》，那是他对于表演艺术的概括，所有创作者，不管演员、导演、编剧……都要面对那一扇“地狱之门”，你，真的确定要跨过去吗？”他紧盯着我，表情异常严肃。我当时愣了一阵才黏糊糊地告诉他，地狱之门未尝不可以一跨。说大话表决心很容易，但我认为我瞒不了任何人。说实话，就算说出未尝不可以的那一瞬间，我也没有十足的底气。他沉默一秒，点点头，我们碰杯。

可是到现在，我也没有跨过那扇门。

《极恶不赦》的后期工作期间，在海拉尔举行了一次小小的试片会，在鄂温克自治旗那座外观充满苏式风格的美丽的电影院也放映过，他总是要带着自己的电影回馈给草原上的人们。放映后，涂们导演请大家畅所欲言谈自己的观感。我在一些段落感觉到电影音乐节奏和画面配合的问题，正想着要不要讲，就看到他正对我笑笑，我好像也得到了首肯，就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汇总了各方意见之后，银发的他微微点着头，在思索，似乎露出了一点不易被人发觉的疲惫。当一位极富经验的旅行者决定开始踏上下一次未知的路途前，他会回想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估计未来要到达的目标，思索自己应该要做的各种准备，预备承受路途中的一切辛苦，欣赏旅程给予他的一切美好，我当时在涂们先生脸上所见到的，就是那样的表情。这种建立在明智之上的疲惫也许就是评论者和实践者之间的差别吧。试映会结束后，我们互相告别，汽车消失在夜色里，灯光很快被黑暗笼罩，北国的空气依然寒冷，那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几乎过了快一年，涂们先生演出的《叫我郑先生》上映了，我因为被判密接，禁足了几天，没能第一时间去看首映，出来以后直奔王府井。百业凋敝，那一场只有三两个观众。看郑先生吃饭、吃药、钓鱼、旅行，寻找着回忆也寻找着自己，默默展示着他有点狡猾的智慧和历尽千帆的温情。电影的迷人也许就在于它终将成为一种共有的记忆传于后世。在银幕上看到一个已经故去的人，他曾经鲜活生动地在你面前，你会突然感觉他的存在很亲切，又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