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应景戏

不太知道张挺是怎么想的把《康熙王朝》换了一个方式拍了个中段，其中还夹杂了好些《铁齿铜牙纪晓岚》里的梗，比如抬轿子比喻三兄弟、高相问徐乾学“是狼是狗”还有明相那只“老索叫爹”的笼中鸟。一部恢宏巨制的正剧之下，就能理解当年拍纪晓岚其实也不是拍纪晓岚与乾隆朝的事，内中有诸多千古未变的道和与这些千古未变的道相悖又相佐的事。

关于镜头语言和剧的细节有很多精彩的点评，其中豆友关于孝庄与孝惠的分析我觉得很在理，我看的时候倒是忽略了这些隐喻，现在觉得在塑造康熙这个“权力”象征的问题上能推得更深。

而我看这部剧本身感触最大的是“治河”的意义。自从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成为一个分析模型，农作、水利逐渐就和中国独特的文明政体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分析逻辑，甚至作为研究的必要底色。因此从“治河”本身入手，剧情展现的事实上并非“治河”，而是围绕治河透视康熙十五年到二十七年的家国天下。在这个层次来说，一方面是对康熙而言，“治河”是要务，是必须挂在自己书房里的天下第一等事，但它需要在权力与制度的可控制范围内实现，尤其是天子权威所能治辖的范畴内。因此不论是历史真实亦或是剧中，都会出现天子、众臣、百姓的矛盾分歧，以至一个上令下不达或者朝令夕改、朝令朝改。即便是康熙亲自下令要治河或者挖下河，底下官员各方考量下的执行方式均不同。而这些矛盾的累积和爆发，看似皆因“治河”而起，但是发展到最后却并不因“治河”而结。基于“治河”形成的不过是帝王心术下冷酷的官僚机制和可怜的百姓，即便陈潢、靳辅也奈何不了涛涛千年的黄河。

这也就引出了本剧的另一方面，也就是在“治河”这个涉及帝国体制、祖宗成法、民生发展、百姓安危等诸多问题的核心要务时，从上到下究竟该如何做？剧中给出的答案或者说导演试图借史书给出的答案是“专人专务”，“放手任事”。陈潢甫一受命即强调自己必须获得绝对的领域权威，能调配人力物力财力。可是朝廷先有三藩、后有沙俄、台湾以及剧中不知道平没平的准噶尔（宝日龙梅真好看～）。朝廷要仰仗漕运送钱粮、官员们要依靠河道贩私利，可到头来发现国库除了索额图没有银子……康熙也因此生出嫌隙，自己支持“治河”到底对不对，当初陈潢、靳辅说少则十年见效多则三十年完功的大业就不能“挖下河”快一点？可是到头来发现，不仅背锅的是“决河总督”，东南百姓又再度受难，自己到头来也不愿意认错。如此这般，为何不贯彻当年自己说的，让专人专务，少听那些于振甲乃至南书房以下的人瞎咧咧呢？毕竟，这是三十年的大业。

最后说说高士奇。B站有人发了个视频，说高士奇定义了新概念“弄臣”，我认为很有趣。但就像他自己说的，自恃才高傲了一世，也不过是皇帝的枪，就此一点可谓比《纪晓岚》的立意高出千百。说到底，书生意气，借皇恩谋私献策尚可，立地书橱为国策提供建议未尝不坏，但真要治国，要么是明珠索额图等文武、要么是陈潢、靳辅等专才。因此高士奇最后算是活明白，彻底拜出历史舞台，既愧对陈潢落魄时无能为力，又寒心于帝制时代那个无法逾越的“天”与“帝”。这点借郭河叔白发苍苍愤而辞官再度强调了一次，也让这部戏越看越悲伤和绝望。

“史笔如铁”从来都是弱势者愤恨的说法，如若真能有力改变时局一展抱负，又何须让时间和百姓真正证明自己才是“正确”的。史书载黄河自康熙后近一百五十年不泛滥，堪称奇迹，可后来还不是又因为啥泛滥了，以及还让人炸了花园口，有了《一九四二》。作为文科生，我有着可能很多人没有的“历史感”，这个感觉充满了悲观和绝望，也是我看到最后即便有了河伯庙也不觉得多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