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丨电影《阴谋》中的道德、法与政治
本文刊登于《伦理学术12——伦理自然主义与规范伦理学》第266-272页，此处略去注释，各位读者若有引用之需，烦请核对原文。
这篇是对美国导演弗兰克·皮尔森（Frank Pierson）执导、2001年上映的电影《阴谋》（Conspiracy）所做的道德哲学评论，写完之后，我又看了一遍德国人为同一题材拍摄的2022年上映的新电影，名为《万湖会议》（Die Wannsee Konferenz）。此名用“万湖会议”要比“阴谋”更好，更针对这次会议本身。德国人拍摄的这部电影很严谨，后面附有专门研究这次会议的专家名录，可见此事重大。我估计依据的原始“会议记录”是一样的，但会场的布置，艾希曼等围绕解决犹太人的毒气室方案的讨论方式，不同的导演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安排。美国电影显然更随意、“浪漫”一些，但道德与法律问题都谈到了。为了更尊重历史的真实，我对涉及的几个人物预先交代一下：第一，海德里希出场的头衔是“党卫队副总指挥”，他依然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和最高领导人，而且他反复强调，这次战争是犹太人挑起的，捷克的抵抗这么强烈，就是因为背后有犹太人的支持；第二，会议的记录者是一位女性；第三，为维护关于犹太人的法律规定争辩了几句的斯图卡特博士（Dr. Stuckant）是前政府（魏玛政府）的遗留人员，因此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他对解决犹太人为什么是电影里的那种态度；第四，艾希曼提供的犹太人数据是1100万（其中德国13万，波兰230万，苏联500万，巴尔干地区160万，法国100万），当然还没有算上英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犹太人，海德里希说，就是乌拉尔山以内整个欧洲地区的犹太人，如何把如此众多的犹太人运输到集中营，就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主要话题；第五，他们提到用毒气室解决犹太人的生命，类似安乐死，说“这是一种更为人道的方式”。如下就是我对这部电影做出的一种道德哲学解读。
《阴谋》的海报上写着这么几行字：在仅仅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就犯下了灭绝人性的极端之罪；一个会议，600万人的生命。电影依据的是1947年美国人在德国外交部所查获的，也许是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一份会议记录拍摄而成。这份记录的完成者善于操办各种事务性工作，也就是这次会议的实录人，即那位因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而闻名于世的德国陆军上校阿道夫•艾希曼。他1961年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捕获，在耶路撒冷受审并被判处绞刑。参加会议的有14个人，我们熟知名字的就是会议的发起人和主持者、党卫军上将、国家保安局总局长海德里希。会上提到的人名，自然有希特勒、戈林、鲍曼，他们似乎是各路与会者不同的后台，或者说，与会者想以他们的名字显示自己背后的靠山。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42年1月20日下午，地点在柏林南部的一个名叫万湖（wannsee）的民宅中。民宅原属一位犹太人，后来自然被收归国有。万湖周围环境优雅，风光秀丽，海德里希说他战后就想来此地居住。室内炉火熊熊，外面雪花飘飘。14个人坐在里面开会。他们来自各地，都是军政要员，来此之前并不知道要开一个什么样的会。大家猜测可能与巩固权力有关。对任何专制政权来说，如何巩固权力始终都会是最大的问题。但显然，会议中来了一些看似与巩固权力不相干的人。会议座位按每个人的姓名安排，刚好围坐14个人。室外备有丰盛的茶点，包括各种糕点和美酒。来自前线的一些将领，自然不乏有人借机大快朵颐，狂吃猛喝。短短不到两个小时的会，就集体吃喝两次，还不算有人自动到外面来走动一下。当然，也有些人出来并不是为了吃喝，而是为了转换或纾解一下心情，然后就说自己因喝杂了酒（同时喝了威士忌与红酒）或对雪茄过敏而略有不适。其实都是在掩饰自己的某种心境。有的甚至提出要喝镇静剂。我们感兴趣的，自然是他们在吃吃喝喝中私下里所交谈的内容。生存在这种环境里的人，每个人通常都有好几副面孔。
到底是德国人，会议主题的进展很有逻辑性，而且着重于概念的厘定。
海德里希恩威并重，始终面带微笑，有训斥，有道歉，掌控着与会者情感的节奏，适时放松，让大家自由交谈，同时又一直有条不紊地把对问题的讨论并形成共同决议向前推进着，直到每个人都表态赞成。真正在会议上表达出些许个性和发表一点不同意见的，就只有负责外事活动的科里森各博士（Dr. W. Kritzinger）和专门负责起草与犹太人问题有关的法律条文的斯图卡特博士。他们的名字有必要记录下来，因为在这么短的一次会议中，正在打仗的军人明显表现出有些看不起后方的行政人员。但正是科里森各博士1945年被捕后表达出了某种忏悔之意，这在纳粹上层人士中是很少见的。他1947年获释并死亡；而那位斯图卡特博士则在1949年刑满释放，1953年死于车祸（参加会议的还有两个人活到了1982年）。在会上，斯图卡特博士曾与另一位纳粹军官发生争执。他说，这位军官的问题就在于未能如他这样获得这么多文凭。那位军官说他会记住斯图卡特博士的。他的回答是：那很好，因为他很有些名气。这类对话都很精彩。但我们不要忘记，在与会的14个人中，很多人都有博士学位，而且大都是律师。所以什么叫“合法”，纽伦堡公约又是如何规定的，就会成为一个需要争论的话题。在聊天时也有人会偶尔提到歌德的“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绿”，提到尼采的“享受生活就是享受冒险”。有一个人也小声说“听说海德里希有犹太血统”，另一个人则对艾希曼上校为什么会说希伯来语感到好奇或不解。当犹太人问题变得十分尖锐时，任何可能与犹太人有关的情况都可能引起人们的猜忌与疑虑。当然，也有一个人说到了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清除犹太人）已经不再叫“战争”，到底应该叫什么，以后会有人想出新的名词的（当然就叫“种族灭绝”）。但会议的主导权并不由这些博士、律师们掌控，而在海德里希手中。他的目光、追问、直截了当的话语方式，以及私底下与斯图卡特博士交换意见时那种威逼的口气，都让人不能不感受到某种恐惧。
所以，看电影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整个国家总体上的方向是通向罪恶的，而大的理论框架又是确定的，那么当每个人都行纳粹礼，先高呼“希特勒万岁！”时，也就已经注定了无论你读了多少书，有着什么样的学术背景，预料中的结论其实早就已经可以大体上确定了。所以海德里希才会从头到尾都显得那么从容自在，彬彬有礼。
首先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驱逐”“清除”与废除“移民法则”之间的关系。
如果“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清除犹太人”这一点是确定的，那么有关的“移民法则”当然就自动废除了，而且不必顾及因此而涉及的国际关系准则。这一切都变得如此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这背后体现出纳粹的一个伟大理想：如何让人类的血统变得纯正。海德里希说，以后的人会记载下他们为此所做出的努力。他们的努力会让达尔文大吃一惊，因为他根本不会相信一个种族会如此干净利落地从地球上消失。他对总理府内阁总管马勒少将私下里说自己是一位梦想家。如何使人类血统纯正就是他的梦想。他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希望世界和平，让德意志文化传遍全球。
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是犹太人，他是怎么成为犹太人的。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设法让犹太人绝育。这样再过几十年，犹太人终将灭绝。
通过手术使犹太人绝育吗？手术时用不用麻药？有人说，用X光就行，而且让他们绝育也并不违反纽伦堡法案。也可以用化学试剂让女性无法怀孕。那位肥胖的、正在前线作战的军官还要借机说些下流的话，如因此也就不怕“泡妞”之类的言论。
但有的犹太人已经和德国人通婚了，对这些人怎么办？
于是需要把一等犹太人（祖父母都是犹太人）与二等犹太人（父母中有一个是犹太人）区分开来。在理论上，有四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就还算犹太人。更加复杂的问题，如有的犹太人并不信犹太教而是受洗为基督徒，早就成了德国人，等等。海德里希直接说，这件事以后再说。其实就是不再讨论，都按犹太人处理。血统比信仰更根本。我此刻立即想起了专门讨论过犹太人问题的马克思。我也写文章分析过马克思的观点。反正无论怎样，幸好马克思未生活在1933年的德国。不过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英国。
海德里希说，“驱逐”这个概念是肯定不适用的。哪个国家会欢迎犹太人去？（那时的他可能还不知道辛德勒的名单和中国驻维也纳的公使何凤山）而且，也不能仅限于德国的犹太人。占领波兰，他们发现了250万犹太人，打到苏联，又发现500万犹太人。怎么办？
与驱逐、绝育有关，海德里希说，他们可以把犹太人的男人与女人分开，然后把所有的男人都流放到欧洲东部去当苦力。
马上有人说，现在看到的500万犹太人，75%都只会动笔，其中记者与演员最多，达33%，怎么让他们做苦力？
海德里希说，或死，或做苦力，他们选择什么？
那么逻辑上的结论就已经很清楚：是不是“驱逐”“净化”就可以理解为死亡意义上的“消灭”?可能是香格斯少校吧，他说，他们在拉脱维亚的里加已经直接射杀了三万犹太人。这很干脆，也简单。海德里希强调说，死了的男人不会做爱，死了的女人不会怀孕，只有死亡才是最彻底的绝育。是啊，移民、离婚、驱逐都还要涉及复杂的遗产继承方面的法律问题。为什么要把问题搞得这么复杂呢？
有人表示出两点疑虑：一是“消灭犹太人”是不是元首的意思；二是直接射杀，这里有一个道德上的承受问题。
道德问题凸显了出来。
都已经在讨论驱逐、绝育、净化、消灭这些问题了，为什么又会提出道德问题？我们都知道，道德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因为它牵扯到这三个方面的认知：一是道德的主体一定是个体的人，二是这个主体具有只属于他个人的自由意志，三是他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所谓道德责任，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我的所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如此所为。道德所突出的是个体主体的主观性（主体性）原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内在的“良心”。
会上有人说，犹太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他们是下等人，是低等动物。
斯图卡特反驳了这种说法，告诉大家犹太人的指甲是很洁净的。刚才已经有数据证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脑力劳动者。
海德里希则直接念了戈林元帅的一个批示，用的就是“消灭”，然后说，元首将继续否认一切人的说法，但他们都应该理解元首的愿望。他们的任务，就是如何把元首的愿望变成现实。于是，大家就都闭住了自己的嘴，因为这里涉及元首的愿望，而所有的人又都知道，海德里希是所有人中最接近元首，也最能理解元首愿望的人。而且海德里希说了，直接射杀是一种最下等的消灭方式，它确实会引起执行者道德上的不安。
为自己的所为承担道德责任，前提是要知道自己的所为及其后果。什么是中国人所谓的“眼不见为净”?就是不知道或装作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于是也就会免除掉道德上的不安。
“道德”所可能导致的“伪善”就体现在这里。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140节专门讨论了“伪善”这一概念。他说，倒恶为善，倒善为恶，（这是道德立场上的主观性的最高悬崖，它是我们时代的恶得以猖獗的形式”。这是什么意思？黑格尔引用《圣经》、巴斯卡和亚里士多德的话来分别加以论述。《圣经》中“路加福音”第23章44节这样记述了十字架上的基督对他的敌人所作的祈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巴斯卡问道：如果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所为就不再是恶了吗？那么他们的行为为什么还需要祈祷和赦免？于是我们就要探讨一下什么叫“不知道”。巴斯卡说，“不知道”有两种情况，一种叫“无知”，即谈不上“故意”的行为；因为“行动只有作为意志的过错才能归责”，而他的行为又并没有其预先设定的“故意”，比如俄狄浦斯就不知道他所杀死的人就是他的父亲，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无知”；另一种“不知道”是行为的“出于不知”，即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应做，什么不该做。亚里士多德说，这种“不知道”或“不抉择”的行为，并不能因其“不知”而免责，恰恰相反，它只意味着行为本身的恶。如何免除这种“出于无知”的道德负担，这就是海德里希想在实践中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然后他就让艾希曼拿出一个文件，念出下列的一系列数字：1940年，他们曾在勃兰登堡对波兰的精神病患者进行过一次毒气杀灭，让他们进房间沐浴。当患者们赤裸着进去以后，从墙外直接往屋里注射一氧化碳，一次把里面的人全部杀死。1940年初，以此种方式杀死犹太人8765个，1940年末，杀死26459人，到1941年8月，杀死35049人。到这一年的9月停止了这一行为，共用毒气杀死犹太人70273人。现在他们已经制造出了20辆移动毒气罐车，每辆车可承载40到60人，在车上一次毒杀。然后又建了三个基地（也就是集中营），都远离市区，靠近铁路，运载方便（我们明白了，海德里希当时说运他们去做苦力，其实是运他们去集中营，艾希曼对海德里希的一切都心领神会，而且早做好了准备）。艾希曼说，他曾随希姆莱去过一个基地，就叫奥斯维茨，一切设施齐全。每小时杀死250人，一天24小时，就是6万人。每一天，就有6万人的生命随风而去。斯图卡特博士两次听不下去，站起来走到门口。海德里希让他坐下，说这是秘密，他们都是秘密的承载者。于是他又回来坐下。斯图卡特博士小声说，法律不过是冰淇淋而已，在高温下会自动融化。
当一个人说，毒气室里的尸体都变成了粉色时，有些人大笑了起来。人，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一种怎样的氛围与环境，他们在谈论什么？海德里希、艾希曼、科里森各、斯图卡特这些人却始终未笑。
对人的行为，道德是一种主体性（主观性）上的要求，人可以以伪善的方式，自己说服自己，蒙混过去。斯图卡特博士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如何给犹太人制定一套合适的法律，不是要“消灭”他们，而是为了“限制”他们。但所有来开会的人具有法的意识吗？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通篇想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就是法与道德都具有各自的片面性。讲道德，强调的是善的主观性和规定性；讲法，突出的是善的本来存在着的客观性。善没有了主观性和规定性（道德）不行，而道德如果不是本来就存在着的东西（法）也不行。因为这种客观性“是在自我意识的反思中被规定为善的”。这个作为主观性的道德与客观性的法的统一，就是黑格尔所谓的“伦理”。他说，“伦理之物是主观的心意，但又是自在存在着的法的心意”，“这一道理的演绎完全包含在下述事实中；即法和道德的自我意识在它们自身中都表明，这是一个要返回于作为其结论中的道理”。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当这种法与道德的自我意识都处于一种强大的政治需要中时，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能够怎么办？
这也就是包括海德里希在内，会议上不断有人提醒所有的人都要面对现实和“现实一点看问题”的道理。
会议的最后，轮到每个人都要表态时，斯图卡特说：“这一切都是无可避免的，我明白现实是什么。”科里森各的回答是：“我还能说什么?”这就是现实。
“现实”是什么？就是政治或政治需要，政治需要压倒了一切。海德里希对兰格少校说，政治是龌龊的游戏，他们都身处这一游戏之中。就如只有当一个士兵明白了纪律时，才会达到空前的、不可思议的境界一样，政治就是需要别人为它做出不可思议的事的手段。他们离不开政治，所以也就离不开龌龊。一个士兵，是决定不了自己会在哪里作战的。所以，他们不需要讨论任何假设性的理论问题，只关注于政治，也就是元首的需要与愿望。
政治就是需要元首和服从元首。事情一下子变得如此简单明了，无论你是什么专业的博士，也无论你是哪一方面的律师，明白了政治，也就明白了一切。
但“政治”到底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压倒一切的？英国思想家杰弗里托马斯（Geoffrey Thomas）在《政治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的“导言”中一开始就说，政治、政治学、政治的，都与希腊词“politike”有关，而这个词又来自城邦“polis”这个词。可见“政治"就是城邦事务，英国政治作家克里克（Bernard Crick）因此把政治定义为：它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把一个特定的统治单位内的不同利益调和起来，这些不同利益按照其对整个社区福利和生存的重要性的比例来得到一定的权力份额”。作者说，由此可见，纳粹德国并不是一种政治体制，因为它根本就不需要“利益”“福利”“一定的权力份额”的包装。其实纳粹德国还是一种政治体制，但应该对这些概念做另外的理解，或者说，如何理解倒善为恶，倒恶为善。作者于是补充了下面四种观点：“目的论的”（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政治或是从城邦到公民，为了公民的幸福；或是从公民到城邦，因为人是政治的动物），“预设前提的”（政治的基础在于某种意见的不一致，比如以自由、平等、正义或把别的什么作为目标，于是就有了“敌我之分”），“论坛”和“过程”（就是说，政治机构、文官体系、警察和武装力量在权力关系中都还需要一个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在过程中体现出权力的主体、公共领域、决策形式等各方面的关系）。比如这次万湖会议，之所以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政治会议，就在于它体现出了纳粹的种族与自我利益，敞开发言，欢迎不同意见和最后达成一致的整个过程。我们看到，尽管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所有的人所使用的政治词汇都是高度一致的，比如对犹太人的“隔离”“驱逐”“清除”；于是一个原则就贯彻始终，这就是如何尽快、尽可能不为人所知（包括被执行者）和大规模地、尽可能让死亡者减少痛苦（有人甚至提到了“安乐死”的概念）地清除掉犹太人，其中X光、化学试剂、毒气、电刑都作为使用手段加以讨论，而其中所可能涉及的道德与法的问题，都在政治的大幕下缓缓闭合。
而道德与法的问题，又只有当政治把人当人，尊重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表达的权力时才有意义。
电影的最后，就是艾希曼一个人离开了会场。他拿着厚厚的皮夹，里面就是这次会议的全部记录。两位纳粹士兵向他行礼，他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就走向了自己的汽车。只有他一个人是自己开车离去的。身后的灯光随之熄灭。就如科里森各博士在离开前所说，黑暗也很快就会降临这里，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看到黎明，看到春天。那是1942年，还有三年时间。参加会议的14个人大都死于1945年。三年，很漫长，也很短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