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林-拜金时代的精神救赎——论第六代导演路学长及新作《租期》

原载：《电影新作》2006（5）。

路学长被张艺谋誉为第六代电影人中比较扎实的一位导演，比较倾向表达主流意识和普通大众情绪。他的作品以冷峻和深刻的人文关怀见长，在揭开精神之伤和人性之痛的同时，又试图开出医治之方。1998年，历经3年，改动8次的《长大成人》终于公映，该片不但奠定了他作为青年编剧和导演的地位，更被誉为新生代导演向第五代导演们发起的最具威胁的一次冲击，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1999年，导演根据一则真实的强奸案自编自导了《非常夏日》，这部作品和《长大成人》一样，表现一代人精神上长大成人的过程，真诚、细致而又残酷。2002年的《卡拉是条狗》关注弱势群体，表现了严峻的生活压力下人性的异化。

2006年的《租期》着力表现文化裂变时期各种价值观的冲突，充满着对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强烈的批判精神，探索着人性救赎的可能性。由于路学长的作品把拜金时代人的尊严和精神救赎问题作为关注的核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此受到广泛好评。

边缘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

路学长和大多数中国新生代导演一样，他们的电影在题材和主题上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特点，就是关注边缘小人物的情感和生存状态，反映社会转型期普通大众的困惑和迷茫，失去精神家园后的生命状态。这里所说的边缘小人物，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而言的：相对于主流社会的伦理规范，他们的生存方式呈现出极大的叛逆性，处在社会舆论和精神生活的边缘；相对生活富足者，他们中的一部分由于经济地位低下，是弱势群体，处在物质生活的边缘。路学长的作品一直坚持平民视角、反映受伤害的普通人的故事。《长大成人》中的周青做锅炉工，作乐手，被恶棍纪文一再诬陷伤害，生活一直充满挫败，渴望一位精神之父教他踏上正确的人生之旅。影片大量涉及了吸毒者、摇滚乐手这些边缘化的小众的生活。《非常夏日》中的汽车修理工雷海洋，都要结婚了，还是被交往了三年的女友给甩了。《卡拉是条狗》中的普通工人老二找狗的经历，深刻地反映了弱势群体在家庭和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和无奈。路学长曾说：“银幕和荧屏上充斥了一些伪生活的东西，教条、概念、自欺欺人。我要尽可能真实地表现他们的生活，因为真实呈现他们生活的同时，也是在真实地记录变化中的中国的历史。这不仅对电影有意义，对于我的创作也是一次有意义的跨越。”

在《租期》中，路学长将镜头对准了很少出现在中国影视作品中的“坐台小姐”。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进人商业社会的一个“副产品”，“小姐”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30年后中国社会又一“新生事物”。在主流的影视中，她们一直作为一个禁忌，被习惯性地回避而处于缺席状态。在新生代导演王超的《安阳婴儿》、朱文的《海鲜》、何建军的《邮差》等影片中，都表现了“小姐”的生存状况，在这几部冷峻得近乎残酷的作品中，充满着新生代导演关注现实的人文情怀。

《租期》再次将镜头投向她们，对“小姐”在男权社会中的尴尬处境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三陪小姐”莉莉，由于扫黄而狼狈逃窜，搭顺风车随负债的郭家驹避风头。她一副经多见广、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架势，认为男女关系就是一场交易，对自己可悲处境浑然不觉，对自己的将来命运也不认真思索，是一个深受男权社会迫害，但却没有自省意识的女性。她自甘堕落而又自我感觉良好，嘲讽落魄他人，也常常自嘲。在都市中产阶级的“猴子”的眼中，她是男人的娱乐工具，是谁都可以上的“公交车”，因此他可以将她带走去消遺。而在郭家驹的眼中，可以把她租回去充作临时女友蒙混家人。但从骨子里，郭家驹极端鄙视莉莉，阻止她和侄女香草接触，当看见香草被涂脂抹粉时，他大骂莉莉，声言不希望“我们家也出个小姐”。而当家驹的父母明白了莉莉的身份时，病危的父亲拒绝进食而亡。电影也对“小姐”的社会来源作了分析，大多数是文化程度不高、进城打工的农村女孩，迫于生活压力而做了“小姐”，她们的未来也都很悲惨。影片中纯真的香草就是莉莉过去的写照，而疯姑娘则预示着莉莉的未来。疯姑娘曾在城里做“小姐”，她赚钱给家里盖了房，给哥哥娶了媳妇。但家里都说她在城里做破鞋，钱来得不干净，不要她回家，让她嫁给一个老男人。她不肯，随后跟一个不三不四的人私奔，回来后就疯了。影片对“小姐”现实处境和未来命运的关注，对她们的精神困境和迷茫的心态进行了深人的表现，充满着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这是中国文化人“载道”艺术观的体现。

路学长继承了左翼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与欧洲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遥相呼应，这在当代许多商业片美化生活、回避现实、充满着“造梦”的潮流中是难能可贵的。

文化裂变与人性的异化

在《长大成人》中，1976年强烈的地震场面在影片的首尾重复出现，它象征和强调着与这个物理事件同时来临的文化裂变。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人了20世纪自“五四”以后第二个大的外来文化涌人期，传统和现代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最终商业原则俨然以王者的身份统辖着各个领域，使中国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轰然坍塌。《长大成人》、《非常夏日》和《卡拉是条狗》都讲述了在商品大潮汹涌的年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裂变，支撑着人的精神支柱变得岌岌可危，从而人性受到严峻的考验。商业原则使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翻天覆地，同时也使人性的异化加剧。《卡拉是条狗》中老二的一句独白道出了主人公身心异化、尊严扫地的心境：“这么说吧，从单位到家里全算上，我每天得变着法让人家高兴，只有在卡拉这，它每天变着法让我高兴。说白了吧，就是说只有在卡拉那儿，我才觉得我有点人样。”

“异化”作为人类生存状态中的一种现象，不管是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还是在马克思和弗洛姆那里，都是指在异己力量的作用下，人类丧失了自我和本质，丧失了主体性，丧失了精神自由，丧失了个性，人变成了非人，人格趋于分裂。金钱应该是能给人带来生活保障和幸福的东西，但是如果过于迷信它的魔力而成为它的奴隶,它就会反过来成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使人失去快乐和幸福。在具有货币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社会中,金钱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能的上帝,人们甸甸在它的脚下,对它顶礼膜拜,它使人本性中善良的、友好的一面丧失殆尽,为了金钱,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充满着争斗。《租妻》中的三陪小姐莉莉,只要男人给她钱,她就“开工”。自称自己是“高收人阶层”,与郭家驹的回乡之旅讨价还价，锱铢必较；在扫黄期间尽管无处藏身，寄人篱下，但也不愿随便降低身价；之后又为了坐软卧或硬卧寸步不让；在举行假婚礼时，一再以撂挑子不干相要挟要求加钱；当郭家驹要将母亲的手镯送给她时，她立即笑逐颜开，声称不能白要人家的东西。而公司倒闭的郭家驹一再耍伎俩欺骗讨债人，哄骗莉莉，不能对人真诚相对，更是为钱所累。两个讨债人本是郭家驹生意上的朋友，但他们夺走他的车子，一路风尘，由城里追到乡下，对无力还钱的郭家驹拳脚相向，甚至想砍下他的手指，当得知莉莉的卡中有钱时，立即欣喜若狂，连连磕头称谢，道尽了金钱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本质。

片名为“租期”，含义甚丰，可以从下面两层意思来理解。一是文本表层的意思，指莉莉把自己租给郭家驹充任临时未婚妻期间发生的故事，影片着力表现了商品社会中人与人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这种尴尬的契约关系。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年轻人在结婚前建立的这种准夫妻关系是婚姻的前奏，是夫妻之旅的开端，是建立在相互了解和信任后产生的感情基础之上的。而《租期》中抽取了感情内容的未婚夫妻关系在形上是虚假的，滑稽的。在这里，莉莉几乎等同了一个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而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内容。二是隐喻层面的意思，指主人公郭家明的生存状态，类似一个绵延无期的租期。作为郭家的独子，父母盼他在外事业有成，光宗耀祖；盼他娶妻生子，延续香火。从这层意义上，他一出生就将自己租给了父母，是为了父母和家族而活。而追债人的苦苦相逼，莉莉对他金钱上的锱铢必较，合伙人猴子在生意上与他的唇齿相依，使得他作为 “北漂一族”必须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才能活出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在这个层面上，他不得不把自己出租给这个物欲泛滥的社会，为了生存、功名、欲望、尊严，他成为一个可以带来价值和利润的物，一个必须赚钱，而且必须赚很多钱的机器。在这个意义上，物质文明不仅无助于个人的自由发展，反而变成了控制和压制郭家驹的力量，他是孤立无援的，被遗弃的。周围的人总是与他作对，家庭、合伙人、社会及各种机构都凌驾于他的头上，扼杀着他的自由，损害着他的尊严。“租期”一词，贴切地道尽了当代人被异化成为物的残酷事实。

信仰的重建和人性的救赎

步入20世纪末叶，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被一再突破，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与精神文明的同速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现代文明的悲哀，新生代导演在揭开伤痛的同时就在寻求着疗救之方。在路学长的电影中，逃离一救赎的主题被一再强调。

《长大成人》讲述了从1976年那场大地震后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履历，主人公周青从“我不相信”到“一无所有”，在信仰废墟横陈的困境中苦苦挣扎，以火车司机朱赫来为精神之父，寻求心灵的救赎和信仰的重建，反映的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但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主题。影片讲述普通青年人的故事，折射出一个个男人心灵成长的过程。《长大成人》从片名就体现出这种主题。《非常夏日》中的雷海洋由于懦弱（这也是对一代人性格方面的某种隐喻），目睹来京打工的姑娘惨遭强暴而没有挺身而出。当他亲眼看着歹徒把姑娘带走，受害姑娘与他默然对视的那一瞬间的目光，成为他回京后挥之不去的梦魇。看到了面目全非的女尸时，雷海洋的心灵受到了撞击，他要摆脱怯弱和情感的阴影。在经过炼狱般的精神折磨后，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心灵救赎之旅一向公安机关报案，协助办案人员缉拿凶手。到影片结尾时，雷海洋面对歹徒的威胁，喊出了“我宁可让你撞死，也不让你吓死”，于是一个成熟健全的人格最终形成了。《非常夏日》女主角的塑造上，也有路学长独特的构思：女主人公从事歌厅小姐这一职非，开化与保守在这位农村姑娘身上共存。当她受到强暴后，那种羞耻感与无奈感时时在折磨着她，但最终她不再躲藏，她摘下了墨镜和假发套，用刀刺向侮辱她的酒客，由于战胜了自己的怯弱，她获得了做人的尊严。

建立在金钱关系基础之上的商业文明不可避免地使人性异化，把人变成了物质的奴隶，人性中丑陋的和罪恶的一面像潘多拉盒子中的瘟疫一样失去禁锢，泛滥成灾。马克思说过，人的异化是人类历史的必然。当然马克思也说过，克服异化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那就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然而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当前还必须采用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并存的方式，因此人的异化现象还客观存在着。为了克服异化现象所导致的矛盾冲突，国家在意识领域倡导建设和谐社会；精英知识分子有感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实，提出了用传统文化补救现代文化之弊的主张。新儒家主张“返本开新”，强调用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中的“和”来补救商业文化和工业文明中充满着利益冲突的“分”，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伦关系，使人与人之间能和谐相处。因此许多艺术作品中，都出现了这样一种逃离——救赎的故事模式：在心灵上伤痕累累的城里人逃离都市生活的樊篱，回到乡下，经过一段民风纯朴的生活后，心灵得到一定程度的医治，重新树立起了人生的信念，《租期》也对此进行了阐释。

在《租期》中，负债破产的郭家驹和因扫黄无处可去的小姐莉莉避难乡下。在闽北农村，美丽的田园风光、含辛茹苦的母亲、病卧在床的父亲、拜宗认祖的仪式、跳大神的旧俗、认真固执的亲族、为家驹父亲治病冲喜的婚礼，都使两人在精神上受到冲击。郭家驹事业受挫，灰心丧气，在父母真情的感召下，焕发了奋斗的勇气，发誓要重新创业，把母亲接去安渡晚年。三年后，终于咸鱼翻身，公司兴旺了，风闻莉莉扫黄在押，郭家驹无视猴子的讥诮毅然决定去赎出她。莉莉感叹自己经过了多少大场面，但是经过这次冒充淑女的农村之旅，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可悲处境，总感觉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家驹母亲的手镯、纯真善良的香草、命运悲惨的疯姑娘、对她人生安全负责又孝敬双亲的家驹……她的自尊心终于被唤醒了。对钱痴迷的她，最终用自己银行卡里的8万元救了郭家驹。在影片结尾，三年后莉莉身怀六甲，满怀着将要做母亲的圣洁和庄重，说明她脱离了原先的“职业”，找到了归宿。传统文化尽管有种种不足，但它重义轻利，强调人伦亲情，正好和重利轻义、人情淡漠、弱肉强食的现代文明的“丛林原则”形成了互补关系。路学长说：“这部影片我自己感觉还有一些新意。首先，我在主题上探讨了现实对传统无奈的背叛，在整体风格上，在我以往比较阴冷的色调中多了几分温暖的感觉。”[1]表现人性的异化，其目的是反对人性的异化，影片中的“阴冷的色调”充满着导演对残酷现实的批判，而“温暖的感觉”则主要体现在对堕落异化的人性得到救赎的自信和希望。

路学长像许多第六代导演一样，热衷于表达个人的生活体验，他的影片都有着把小题材做大的艺术张力。路学长认为：“题材大小并不是我拍电影的选择标准。有些大题材看完后觉得它很小，而一些小题材看完后却觉得它很大。这就是电影的奇妙之处。我觉得电影不在于题材的大小，而是电影流露出的胸怀。”[2]他的电影具有深刻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在今天商业片大行其道、奉行娱乐至上的时代，把作者电影的艺术追求和类型电影的元素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像许多底层意识强烈的新生代电影人一样，路学长的电影既没有像众多时尚的商业片一样表现声色犬马、醉生梦死，也没有刻意追求哗众取宠的噱头和无厘头的喜剧效果。从《非常夏日》、《长大成人》、《卡拉是条狗》到《租期》都是通过简单的故事探讨了发人深省的关于道德和尊严的命题。路学长的作品既不媚上，又不媚俗，用冷静得近于冷酷方式的剖析了生活，同时弥漫了动人的温情，对人性的救赎充满着渴望和自信。．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

[1]路学长《租期》公映：在夹缝中求生存。2006-3-16。南方网。

[2]中国“第六代”导演一路学长：人是永远的主题。2005-12-19．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