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发梦露》：都说它失实，究竟有多失实？
玛丽莲·梦露在36岁英年早逝之后，关于这位传奇女性的传闻甚嚣尘上。良莠不齐的传记夹带着谣言添补窥私的眼睛和耳朵。揭秘玛丽莲·梦露，显然也是《金发梦露》的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的愿望。从执导过《神枪手之死》的导演，到主演“007女郎”安娜·德·阿玛斯，再到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金发梦露》的前期卖相不可谓不好看。
然而，自《金发梦露》首映之后，影片迅速从毁誉参半的状态决然倒向“毁”的那一半，豆瓣评分定格在5.6分。不喜欢这部电影的人认为本片对于梦露的描写严重失实，把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女星拍成了一个深陷恋父情结的无助“傻白甜”。也有部分支持者表示，影片的“男性凝视”恰恰是为了揭露好莱坞对于女明星敲骨吸髓的盘剥，并认为影片用特殊的拍摄风格和剪辑手法建立了“媒介自反性”，迫使观众发掘男性视角的荒谬之处。
在本文作者看来，《金发梦露》把梦露拍成好莱坞和男权社会的受害者背后，更为本质的问题是：玛丽莲·梦露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多人被《金发梦露》冒犯到，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它把梦露拍得很“惨”，而是把梦露拍得很“蠢”。与此同时，尽管导演一再宣称“我感兴趣的并非真相，而是影像”，但影片的间离效果并不明显。在有别于梦露那个时代的当下，她们都值得说出自己的故事。
撰文 | 雁城
恶劣杜撰，抑或全然失实？
玛丽莲·梦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绝大多数人浮现在脑海里的第一印象都是符号化的、碎片式的：是金发，是唇边痣，是《七年之痒》里的那阵来自地下通道的风。我想到的，是纪录片《乐士浮生录》里一处很妙的细节：
因古巴革命，美国曾对古巴锁国数十年。当外交关系和缓，古巴的乐队来纽约巡演，耆耋老人们在街头橱窗里认出了卓别林，认不出玛丽莲·梦露。时代的断面、互不相闻的数十年，文德斯轻描淡写地用这样一处闲笔就揭开了。换个角度说，也只有玛丽莲·梦露这样的人物，配为一整个时代做背书。
但玛丽莲·梦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揭开偶像的面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从传记作家，到小报记者，从同行好友，到影迷拥趸。尤其是在玛丽莲·梦露在36岁英年早逝之后，关于这位传奇女性的传闻甚嚣尘上。良莠不齐的传记夹带着谣言添补窥私的眼睛和耳朵：《玛丽莲·梦露的一生及其离奇的死亡》《是谁杀死了玛丽莲？》《女神：玛丽莲·梦露的秘密生活》……
揭秘玛丽莲·梦露，也显然是《金发梦露》的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的愿望。从执导过《神枪手之死》的导演，到主演“007女郎”安娜·德·阿玛斯，再到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金发梦露》的前期卖相不可谓不好看。虽然是拉丁裔，染了金发红唇微张的安娜在海报上一特写定格，已像是梦露本人。
然而，《金发梦露》的口碑在首映之后迅速从毁誉参半的状态决然倒向“毁”的那一半，豆瓣评分定格在5.6分。不喜欢这部电影的人认为本片对于梦露的描写严重失实，把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女星拍成了一个深陷恋父情结的无助“傻白甜”。360度无死角对于女星底裤的拍摄，比梦露在世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地意淫和消费了女性。也有部分支持者表示，影片的“男性凝视”恰恰是为了揭露好莱坞对于女明星敲骨吸髓的盘剥，并认为影片用特殊的拍摄风格和剪辑手法建立了“媒介自反性”，迫使观众发掘男性视角的荒谬之处。
众声喧哗，激起了我对玛丽莲·梦露的好奇心。说实话，此前我对梦露的了解，并未深过符号性的金发红唇与街角巷尾流传的八卦。《金发梦露》之后，我紧急观看与阅读了一系列梦露相关作品，试图剥除叙事的主观性，拼凑出一个最接近于真实的梦露。我想知道：都说《金发梦露》失实，而它究竟有多失实？
结论首先是：《金发梦露》对梦露的展现并不全然失真。影片的确渲染了无耻的好莱坞和男权社会中弱势的梦露。不是那些被权力裹挟而被“老板”或“总统”侵犯的戏——实际上它们的真实性最为堪忧——而是梦露在本片中难得的张口说话、表达自己想法的片段：
在面对前运动员（身份对应梦露的第二任丈夫，棒球运动员乔·迪马吉奥）时，她说：“我想去纽约学表演，严肃的表演。”然而由于对方没有给出积极反馈，她立刻转换话锋说出更符合“人设”的愿望，“但我主要是想安定下来，和每个女孩一样有一个家庭。我特别想要小孩。”这个机敏的转换说尽了她所遭遇的习惯性打压。
我更喜欢的一个对话发生在她和剧作家（身份对应梦露的第三任丈夫，作家阿瑟·米勒）之间。他们当时在讨论剧作家的作品，女主角玛格达的原型是他早逝的女友。梦露说，这个角色让她想到契诃夫《三姐妹》中的娜塔莎，因为她是“强势、狡黠而冷静的”。而剧作家颇为意外地质问她：这是谁跟你说的？他并不相信梦露读过书，也不相信梦露对于女性角色的阐释。
梦露踌躇了一下，补充了一个猜想：“玛格达应该不识字，当读爱人写给她的诗时，她只是假装阅读。”剧作家恍然大悟，流下热泪。为什么这次他信服了玛丽莲提出的阐释？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记忆中的完美女性会是聪明或残忍的。他只接受她比自己的想象还更加愚蠢且深情。
对于自己在男本位的好莱坞的弱势地位，梦露一直有敏感的认知。影片中她反复强调身为孤女的诺玛·简（她的原名）与玛丽莲的距离：“我是这个玛丽莲的奴隶”“爸爸，电视上的女孩不是我”。她有意识地扮演“梦露”，以金发美人的形象博取大众的喜爱。
这种诺玛·简和玛丽莲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梦露的自传中也频频出现。比如，梦露有爱迟到的坏名声。她在总统的生日宴会上迟到，主持人开玩笑称呼她“迟到的梦露”。甚至福克斯把她从她的遗作《双凤奇缘》剧组里炒鱿鱼，明面上的原因就是她经常迟到旷工影响拍摄。但在自传《玛丽莲·梦露：我的故事》中，她这么解释自己的迟到：
我终于开始穿衣服了，能有多磨蹭就有多磨蹭。我开始感到一点内疚，因为我的体内似乎有种冲动，让自己尽可能地迟到。迟到让我倍感快乐——人们都在等我。他们迫切地想要见到我。他们需要我。我想到了自己被嫌弃的童年。无数次地，没有人想要看见这个小女仆——诺玛·简甚至包括她的母亲。
在惩罚这些等待我的人的过程中，我获得一种畸形的满足感。但是，我真正惩罚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多年前抛弃诺玛·简的人。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种惩罚。我感到兴奋，仿佛去参加派对的是诺玛·简，而不是梦露小姐。我迟到得越久，诺玛·简就越开心。
梦露是诺玛·简赋能和“复仇”的武器，同时也是她窒息的面具。纪录片《玛丽莲·梦露：最后的日子》中，一个受访者回忆道：梦露曾说自己很想成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这让对方十分惊讶：“每个人都想成为玛丽莲·梦露！”而梦露说：“但我希望和你们一样获得尊重。”这是她作为顶流“艳星”始终无法获得的。在自传里她也写过：“我想要他们把我当成一个人来对待，这个人在摆脱孤儿的身份之后终于获得了一点权利。”
《金发梦露》中有一句台词写得很好——我没有查到这是否真出自梦露之口——梦露说：“在电影里他们把你剪成碎片，但这个碎片并不由你来拼，你只是拼图的一部分。”这痛苦的认知，与梦露早期跑过龙套的《彗星美人》中的一场戏不谋而合：
纵然所有人包括导演都承认女明星是天才，但在和她吵架时，男导演还是气急败坏地说：“没有一架钢琴会以为杰作是自己谱写的。”女明星只是素材、乐器、灵感的源头、被凝视的对象，只有经由男性艺术家的手才能成为杰作。再没有一幕会更能展现女性，尤其是身处艺术界的中年女性，歇斯底里背后的结构性失语与无助。
那么，《金发梦露》把梦露拍成好莱坞和男权社会的受害者究竟有什么问题？其实，它引导我们去思考的本质问题是：梦露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影片内外：梦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多人被《金发梦露》冒犯到，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它把梦露拍得很“惨”，而是把梦露拍得很“蠢”。
现实中的梦露在好莱坞中过得确实不顺遂，尽管她已经街知巷闻。自传中她写道：“当全世界的人都注视着这个叫玛丽莲·梦露的人，掌握我的命运的扎努克先生却只看得见诺玛·简。”扎努克就是当时梦露所签约的福克斯的实权者。对于自己的不受欢迎，梦露则非常精辟地归因道：“他们（电影公司的高层）像政府官员一样喜欢提拔自己的候选人。他们不喜欢公众站起来，把一个不上镜的货色丢到他们的大腿上，说，‘这是我们喜欢的女孩’。”
能越过个人恩怨，看透这场斗争的核心是权力游戏，玛丽莲·梦露不是一个愚蠢的女孩。让人遗憾的恰恰是，《金发梦露》只让她的洞见、对表演的热情、读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停留在少数台词之中。她永远在镜头前笑，在生活里哭，在梦境中惊惧。飘摇在戏剧化的情绪光谱之中，她唯独缺乏愤怒，因为愤怒才驱动改变。《金发梦露》里几乎没有以梦露为主体发起的、事业相关的积极行动。我在影片中唯一一次感知到梦露在事业上的棱角，是当她得知作为女主演的自己和男主演收入悬殊：“所以简·拉塞尔可以获得一百万？！……去你的玛丽莲！”不知道导演是否觉得这样的她太市侩，所以这份关于金钱的不快再未重现。但愤怒比其他感情更接地气，让她唯一一次宣泄对自己的不满。其他时候不愤怒的梦露，只是一个脆弱的孤雏。
这点没头没尾的愤怒，和现实中梦露的力量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梦露想要什么？她想要拥有自己选择剧本的权力，但公司甚至不在开拍前给她看剧本。她被安排了一部又一部浅显的电影，扮演一些她自己“引以为耻的人物”。
真实的梦露并不掩饰自己的渴望。在影片中，她面对亲密关系对象也会闪烁其词，把事业目标换成家庭目标；而现实中的她说：“因为我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不是色情怪物。我不想要被当作色情片售卖给公众。任由他们看着我，然后颤抖。”危机感来自于清醒的自我认知：“如果我不抗争，我会成为一件商品，在影碟推车上被售卖。”她开始和电影公司的长期抗争。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都在努力盘活剧组，重启拍摄。
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在接受BFI的采访时说：“我想她（梦露）是一个卓越而有力量的女性，但我不觉得她如今天的人们想象得那样生来成功。每个人都有一些有力量的时刻，并且人们倾向于说她拥有对于人生的控制权，但她其实想要的是毁掉自己的生活。”这种解读具象化为影片中的梦露：无助失能，且有强烈的自毁倾向。面对有毒的两性关系，她颤抖地亲启朱唇，痛苦的控诉化为香艳的呻吟，把它处理成看客眼中欲拒还迎的“伪父女关系”。
《金发梦露》中，梦露不仅是“蠢”的，还是“疯”的。而且这种“疯”，和她的女性特质血脉相连。梦露的精神不稳定，首先被认为是来自患有精神病的母亲的遗毒。对于母亲的病，旁人先三缄其口，然后闪烁其词：“她得了一种神秘的病。”梦露则惊惧追问：“我妈妈的病会遗传吗？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呢？”来自母系的血液是流毒的，父亲则是永远活在墙上的“克拉克·盖博”，隐匿而坚不可摧。
片中的梦露在母亲的病榻呢喃：“你做了正确的事，你生下了孩子，你生下了我。”虽然是安慰，肯定的却仅仅是母亲的生育能力。影片对于梦露母亲的职业——电影剪辑师——以及其对女儿的职业生涯可能产生的影响避而不提。如果我不知道这件事，我会真以为格拉迪斯·贝克和所有文艺作品中疯了的母亲一样，只是一个不祥的疯女人，除了生小孩和发疯没做过第三件事。
从母亲处继承了“疯病”的基因，经由好莱坞的盘剥，《金发梦露》中梦露的疯癫由数次流产被逼至最大化。每次流产都在强调梦露最大的遗恨是成为平凡的母亲，而非严肃的演员。如果要从《金发梦露》里提出一个最精彩的场景，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以下这一段：梦露从堕胎的手术台上惊起，一路向外奔跑，跑入记忆中母亲纵火的火场。蒙太奇把童年阴影和夭折的婴孩联系在一起。梦露频频重返创伤处，如同梭巡在犯罪现场的凶手。插入影片的电脑动画里，婴儿在痛苦地抽动，像神秘主义的谶语。
在历史上，疯癫，尤其“歇斯底里”，一直具有强烈的女性气质。在18世纪西德纳姆的《实验医学》里，这位医生言之凿凿地说：“当一些妇女向我咨询某种我无法判断的疾病时，我便问她们，是否只是心情悲痛时才引发这种病……如果她们大体上承认这一点，那么我就能断定，她们患的是一种歇斯底里。”多么严谨！一个身体不适且情绪低落的女人，就可被盖章为疯癫。
《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进一步揭示由古至今女性肌体和疯癫之间的关联。怀孕、分娩、月经等一系列女性生理反应被视为是女性“格外敏感”的征兆，而“格外敏感”所代表的就是歇斯底里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歇斯底里患者的内向感觉是极度敏锐的，而疑病症患者的敏感程度要小些。当然，女人属于前一类，因为子宫以及大脑是与整个肌体发生交感的主要器官。‘子宫发炎通常都伴有呕吐；怀孕会引起恶心、反胃；分娩时阴道隔膜和腹肌会阵缩；月经期间会出现头痛、轻微发烧、腰背疼痛和腹痛。’女性全身都遍布着不可思议的模糊而直接的交感通道。女性的身体总是处于交流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对于交感绝对有利的场所。女性的肌体空间永远包含着歇斯底里的可能性。女性肌体的交感感觉散射到其全身，使女性易于患上被称为忧郁症的精神疾病。”
在《金发梦露》中，胸部、嘴唇、大腿和子宫都在承载欲望的同时，成为滋生疯癫的温床。生育的女人把疯癫遗传，不孕的女人则面对流产和无后作为终极诅咒。我想很多观众产生强烈的不适，因为他们看见的不只是扭曲的梦露，而是千千万万个“阁楼上的疯女人”。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梦露确实患了抑郁症。但她保持工作，甚至被认为状态“达到巅峰”。在她人生的最后几次采访中，她像一个永不止息的战士，甚至影视生涯的结束都不会把她击垮：“我非常反感媒体说我患有抑郁、跌倒了低谷这种话，就好像我完蛋了似的。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沉默，尽管在拍电影的事情上完蛋了，但是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那种工作就像是百米跑一样，你终于到了终点，你叹了一口气，说自己终于成功了。其实你永远到不了终点。永远有下一场戏、下一部电影，一切又得从头再来。”
从梦露的时代到当下：她们值得说出自己的故事
其实，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一再宣称：“我感兴趣的并非真相，而是影像。”切换在黑白和彩色、幻觉和理智、胶片与真实之间，《金发梦露》也玩尽了媒介游戏。古巴裔的女主角安娜，始终保留着一些古巴口音，这一切都时时在提醒观众，你所观看的可能并非现实。
然而为什么，这种效果并未将绝大多数观众说服？我认为客观原因之一在于，影片的间离效果（alienation effect）并不明显。早在二十多年前拍《阮玲玉》的时候，关锦鹏就采用过史料、演员采访和表演交错剪辑的方式起到更好的效果。比起《金发梦露》中对非英语母语者几不可辨的古巴口音，《阮玲玉》一会儿展示作为演员接受采访的张曼玉，一会儿展示扮演成阮玲玉的张曼玉，让观众更清晰地辨识阮玲玉和张曼玉、现实和虚构之间的距离。这样，才避免了与阮玲玉死前留下的“流言可畏”一起同流合污。
客观原因之二则是，我们确实处于一个对性别议题高度敏感的时代。
在描述这个时代之前，我想先说梦露的时代。在读梦露的自传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一个很智慧且有力量的女性。但坦诚说，有一件事让我隐隐不快，那就是梦露偶尔出现的“厌女”言论。比如她说：“事实上，我的人气，只局限在男性之中。女人们要么假装喜欢我，要么就直截了当地表达我激怒了她们，毫无掩饰。”当她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进修时，有一个女老师，她说：“起初，这让我感到失望，因为我不认为一个女人能教会我什么。”当然，后来女老师的才华让她折服。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批判梦露“雌竞”。我感慨的是，梦露的心态是多么典型。彼时，女性广泛地成为被消费的客体，且为了竞争掌握在男性手中的资源，而缺乏同性同盟关系。当时的世界远没有准备好尊重一个“女艳星”，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梦露确实被很多女性所嫉妒着。自传中，比起关系好的女性，她写了更多与之有龃龉的同性圈内人。
但女性同盟真的不可能存在吗？梦露这样的女人，注定要活在男性凝视的消费和女性的排挤之间吗？在看《玛丽莲·梦露：最后的日子》时，让我最感动的是梦露的医生说的一段话：“（梦露死后）我接到几通普通妇人的电话。她们的反应是，如果她们早知道玛丽莲有麻烦，她们一定会尽一切力量帮助她。这时我才了解，玛丽莲不仅吸引男人的目光。女人了解在她内心那个失落的小女孩，她们对这种状况有所反应。”
这样的声音在当时或许微弱，幸而在如今逐渐由涓流汇成大海。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反复提到“花与花联合起来”，如今流行的是“女孩帮助女孩”（girls help girls）。或许，当下我们才终于开始学会理解玛丽莲·梦露。也因此，如今的人们看到《金发梦露》中陈腐的角色塑造，才会感到怒不可遏。
上文中也提到，比起还原梦露生平的传记片，其实导演多米尼克更倾向于定位 《金发梦露》为一部基于乔伊思·卡罗尔·奥特兹的同名小说创作的改编作品。还原现实不仅在“现实-小说-电影”的多重转换中变得希望渺茫，而且从一开始就并非导演的本意。多米尼克想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真假参半的叙事诡计。
但这仍然不能消解观众的愤怒。不仅因为电影作为大众传媒，会很大程度参与公众的记忆重塑工程，也是因为这是玛丽莲·梦露的故事——这个女人生前身后已经被讲过太多版本的故事，意淫和造谣沸反盈天。在她短短的36年韶华中，却没有多少时间让她说心里话。遗留下半本自传，最后一篇手稿写于她与第二任丈夫相识时，再无续笔，此生未完成。
《金发梦露》中，梦露对剧作家说：“爸爸，你永远不会写我的，对吗？”但她随即发现自己还是成为剧作家原稿里的一部分。电影编剧应该想到，这样写真实的玛丽莲·梦露也是残忍的。很多时候，成为叙述者是一种特权，成为被叙述者则是一场劫难。《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中有这样一个巧妙的譬喻：“作为由男性‘用笔创造出来的’创造物，女性‘被监禁在笔杆之中’。”
最近刚好看完了著名的历史音乐剧《汉密尔顿》。我很喜欢这出戏，但观看全程始终有个小遗憾：即使颠覆了历史，大胆到让有色人种扮演美国国父，但戏中的女性角色基本还是围绕着家庭单位打转。然而，在这出戏的结尾，一首动人的《谁会活着，谁会死亡，谁会将你的故事传唱》（Who Lives, Who Dies, Who Tells Your Story）竟然力挽狂澜地弥补了这种遗憾：当男主角死去，同时代的人纷纷老去，是谁来讲他的故事，让他活在后辈的记忆中呢？答案是他的妻子伊丽莎（Eliza）：“我重新把自己写进史书。”拥有了叙事者的身份，这个女人终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配角、一个曾遭背叛的妻子和一个丧子的寡妇。跳脱出故事，她成为讲故事的人。
《汉密尔顿》给我的惊喜，恰如《金发梦露》给我的遗憾。前者把女性从叙事中稍稍解放出来，成为叙事的创造者；后者又把女性监禁回笔杆之中。英年早逝的梦露再也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故事了。我的愿望只是不要再封住更多的她们的嘴。
她们都值得说出自己的故事。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雁城；编辑：青青子；校对：柳宝庆。
- 导演: 安德鲁·多米尼克
- 主演: 安娜·德·阿玛斯 / 阿德里安·布罗迪 / 鲍比·坎纳瓦尔
- 类型: 剧情 / 传记
- 地区: 美国
- 上映: 2022-09-08(威尼斯电影节) / 2022-09-16(美国) / 2022-09-28(美国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