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性艺术家的伤口
《美人与流血事件》在威尼斯电影节影展期间并不是一部讨论度很高的电影。前有甜茶参演的《骨及所有》、诺亚鲍姆巴赫和亚当德赖弗再度合作的《白噪音》、凯特布兰切特的《塔尔》，《美人与流血事件》作为一部纪录片，在众星云集的剧情片面前实在是谈不上有什么吸引力。以奥施康定为争议中心的影视作品在最近两年层出不穷，偏偏还一部比一部拍得好，相同的主题很难再引发观众的好奇心。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低期待，才让《美人与流血事件》的成功超乎了所有人的观影预期，成为了本届电影节的冷门金狮赢家。
周六下午，《美人与流血事件》在威尼斯丽都岛的电影宫里完成了它全球首映。随着影片最后一行字落幕，灯光点亮了座无虚席的电影宫，观众起立、欢呼，纷纷转向了坐在观影席中央的劳拉·珀特拉斯和南·戈尔丁，以及她们的团队成员们。这位68岁的艺术家略带羞涩地起身向观众表达谢意，她目光如炬，娇小的身躯和一头红棕色的头发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瞩目，一如纪录片里所展现的那样——脆弱且尖锐的矛盾体。电影的片尾曲尚未平息，仿佛成为了一个联结荧幕叙事与现实体验的桥梁，从影院四面八方涌来，将观众的情绪从摄影镜头中的南·戈尔丁牵向了真实世界的南·戈尔丁面前，掌声经久不绝。
劳拉·珀特拉斯的《美人与流血事件》是威尼斯电影节九十年的历史长河中第二部获得金狮奖的纪录片。此前，她曾凭借《第四公民》荣获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她在该纪录片中协助并记录了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丑闻的始末。《美人与流血事件》则以南·戈尔丁针对美国萨克勒家族的抗议活动为契机，记录了这位艺术家充满争议的创作历程和她动荡不羁的一生。
美人之死
1965年，12岁的南·戈尔丁面临了她人生中的第一场离别：与她一起长大、关系亲密无间的姐姐芭芭拉，以卧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芭芭拉的性格前卫、飞扬跋扈，在保守的60年代勇敢公开自己特殊的性取向，让南·戈尔丁在童年初期就能够用更具包容性的视角看待世界。姐妹两人出生在一个传统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中，离经叛道在父母眼中成为了家族之耻，种种不符合传统期盼的行为都被视为动摇家庭权威的潜在威胁。失序家庭引发父母愤怒的应激反应，进一步压缩了孩子们的喘息空间。在度过了极其压抑的几年之后，芭芭拉选择了自杀。
在南·戈尔丁面前，父母对芭芭拉之死闭口不谈。12岁的南·戈尔丁无法理解姐姐没有缘由的离去、无法理解父母隐瞒真相似是而非的态度、无法理解如何填补失去至亲的情感缺憾。芭芭拉的死亡成为了南·戈尔丁一生都在试图解开的谜团，童年记忆却随着成长崩离消散，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生活细节在记忆的不断重构中开始变得愈发模糊，她逐渐失去了对姐姐的真实记忆。童年仅存的几张家庭照片成为了南·戈尔丁留恋姐姐、证明曾经的快乐回忆真实存在过的唯一证据。
离开家庭以后，摄影成为了南·戈尔丁治愈自我的出路。她希望通过摄影，记录生活的真相、留住生命中陪伴过她的每一个朋友。她像个摄影的瘾君子一样不停地拍摄，脱离父母掌控以后的生活，就像是一场针对压抑童年的空前绝后的报复行动，一意孤行地依照自己的意愿而活。在纪录片中，南·戈尔丁用她沙哑低沉的嗓音，波澜不惊地述说着她的过往，一张张纪实性的摄影作品像幻灯片一样缓慢切映，她既是影像的拍摄者，同时也是影像的参与者。她善于抓取朋友们最松弛的一面，每一张照片都像是生活中不经意的惊鸿一瞥。
自80年代以来，南·戈尔丁就开始用幻灯片的形式展出她的摄影作品，配以地下音乐和她的念白，共同组成实验性的“幻灯片影片”。劳拉·珀特拉斯在纪录片中借用了同样的表现手法，剪辑了南·戈尔丁拍摄的上百张照片和影片，结合艺术家大段的念白，巧妙地用南·戈尔丁式的叙述口音自述了她自己的故事。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纪录片来说，艺术类纪录片有着独特的优势：视觉材料丰富、观赏性佳，而艺术家的人生经历多少都带点戏剧性的色彩，想的比画得多，说的比做得好，文本内容不亚于视觉内容的吸引力。这些素材使得艺术类纪录片大多都能编织成一个视觉性和故事性俱佳的电影。唯一的问题是，艺术作品触动现代观众的方式过于迂回，欣赏古典艺术是在观测历史，欣赏当代艺术则需要拨开概念的迷雾才能品鉴出一丝抽象观念，它们都需要观众具备一定的学识与观看经验，无法像通俗作品那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触动大众的内心。这导致艺术类纪录片的观影体验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像是在看科教类纪录片，很难产生如剧情片一样的强大感染力。《美人与流血事件》的精妙之处在于，南·戈尔丁的摄影作品有一股让人身临其境的力量，身体坐在威尼斯冷气十足的影厅中，灵魂却出游在纽约80年代的燥热潮湿的地下俱乐部里。影片中艺术家的所有自述像是在与观众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好似南·戈尔丁在你面前摊开了她的相册，一页一页地向你介绍她的痛楚与欢乐，让观众陪着她一起忽喜忽悲。
流血事件
南·戈尔丁在70年代拿起相机开始摄影生涯时，“拍摄自己的生活”并不会被人当作真正的艺术作品来看待，风景、静物、纪实、肖像摄影才是当时的主流。南·戈尔丁习惯用相机记录生活中的伤痛，或许因为隐忍伤痛是人无奈的本能——在经历过足够多的伤害以后，我们会失去抵抗的冲动，安慰自己疼痛终究会随着时间消弭殆尽。1984年，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以后，南·戈尔丁遭受了男友的殴打，以至于她的左眼差点失明。她拍摄了一系列身上伤痕变化的照片，收录在影集《性依赖叙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中。
当这些照片被放大在宽银幕上，每个观众都被迫观看被放大细节的淤青时，直面暴力的恐惧感席卷全身。一切疼痛最终都会像淤青那样，在忍耐中由青变紫、由紫变黑、接着所有的颜色逐块褪去、渐渐恢复成健康的皮肤颜色。淤青是一个注定会消失的标记，拍摄淤青实际上就是在捕捉伤痛——趁它在记忆的洪流中溜走之前。
《美人与流血事件》里最重要的叙事线索是南·戈尔丁与美国萨克勒家族抗争故事。劳拉·珀特拉斯破坏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将抗争故事分割为若干章节，以艺术家的成长轨迹为时间线索穿插其中。电影伊始，导演有意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无比强悍的南·戈尔丁形象：她躺在纽约古根海姆的地板上，带领其他社会运动者高喊激烈的口号“萨克勒撒谎，老百姓死亡（Sacklers Lie, People Die）”，白色处方单如雨一样从美术馆上方撒落，覆盖在装成尸体的社会运动者身上。他们的身边滚落着药瓶，标签上齐齐写着：奥施康定。
颇具争议的是，作为亚文化的践行者，南·戈尔丁过去的许多摄影作品都因为与毒品文化有关而遭人诟病。她曾经带着她的相机和《性依赖叙事曲》影集进入康复中心戒毒，被工作人员当场没收，因为“可能会引起他人的吸毒冲动”。抵抗运动与成长经历的交错叙事，在观影过程中反复颠覆着南·戈尔丁对毒品和成瘾药物的态度。她在荧幕上时而是一个正义的社会运动家，时而又变回了叛逆的、沉溺于毒品和酒精的少女；时而是无所畏惧的女斗士，时而又变回了两性暴力的受害者；极具反差感的叙事手段，把南·戈尔丁塑造成了一个多面却令人不解的形象。
在纪录片后半段、南·戈尔丁于90年代的蜕变经历将剧情推向了高潮。90年代的艾滋病流行带走了她身边的众多好友，她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直面死亡的重重打击，如同童年时代芭芭拉的死亡对她造成的痛苦一样。使用未消毒的针头进行毒品注射是当时引发艾滋病大规模传染的诱因之一，南·戈尔丁决定戒毒。时间快进到2018年，一个个药物受害者拿着他们已故家人的照片走上街头，加入抗议的队伍，发出呐喊。一位愤怒的母亲在镜头前讲述自己不到10岁的女儿因为“每个四小时服用一次奥施康定”的简单处方离世；一个绝望的中年男人在线上法庭的窄小视频框里陈述他破碎的家庭。意外死亡随着年代的跳转，由远及近地逼近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她让我们发现，死亡其实是一件离我们很近、很简单的事，它可以是一次注射、一句谎言，可以是一句话的处方，也可以是几片听医生的话才吃下的止痛片。它离我们也很近，悄无声息地摧毁一个人丰满、或者还来不及丰满的一生，并且让更多的人永远生活在痛苦的压抑中。
而当我们再回头看南·戈尔丁在童年面对的第一次死亡时，才会发现导演混淆南·戈尔丁成长经历与抗议活动的叙事的真正用意： 正如萨克勒家族否认他们蓄意开发的药物导致了一场大屠杀那样，南·戈尔丁的父母也同样不愿意承认家庭就是致使芭芭拉自杀的元凶。芭芭拉的死亡是一场无法逆转的伤痛，她无法再回到过去，抗议父母的压迫；如今作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她选择站出来防止悲剧的继续。
根据南·戈尔丁所述，本片名称《美人与流血事件》取自于精神科医生给芭芭拉开具的诊断书中的一句话：“她看到了未来，以及所有美与流血事件（she sees the future and 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 相比目前的中译名《美人与流血事件》，我更倾向于将这里的“美人”指代成一切包容性的“美丽事物”，那些所有的令他人恐惧，却让她们更强大的事物。女性艺术家对流血与疼痛常常有着复杂的情感，她们既想按压疼痛分泌出创作灵感，又不想成为一个徘徊在自己痛苦怪圈里的女人。南·戈尔丁就是一个乐意向大众展示自己伤口的艺术家——她所有不堪的、堕落的一面，每一个流血的伤口都有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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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影评精简了描述情节的部分，剧透版影评可见理想家公众号：威尼斯电影节爆冷门！南·戈尔丁与她的《美人与流血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