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岭东，港魂一缕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单从《七人乐队》的《迷路》去认识2018年就已去世的林岭东，大概会有种无限温和的感觉。
不妨把任达华饰演的归港故人当作是他，一番故地重游，只觉面目全非。皇后戏院没了，中环码头变了，密集的楼、车、人构成的繁华都市景观，与他随即安居的乡野祖屋，那个被相对遮蔽的香港空间，形成巨大反差。
不过他在那里，卸下长居英国几十年的习惯，以及与「回归」相关的各种指涉，通过靠近故乡，追溯根源，也通过接纳儿子所代表的香港新文化，倒也能够理解父辈，理解过往，并拥抱「变化」在当下的价值。
三代人的精神互通，是林岭东某种大于亲情的深沉寄托。而儿子林宇轩恰恰在片中饰演儿子，当父子俩的第一次合作成了最后一次，作品忧伤走势中赋予的光明，与其说是戏剧考虑，不如说是温柔嘱咐，一种自己也来不及消化的寄望。
「迷路」在这个时候，不只是角色在香港街头的具体剧情，它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迷茫，一种明明抵达却察觉早已失去的错愕。
林岭东香港人与电影人这两重身份，都在最后的人生岁月里率先经受这种自我质问。
身为香港人，他是在渔村香港仔吹着海风，晒着太阳长大的。家里很穷，七兄弟挤在一起度日，唯独他通过读书逃离宿命的打工路。才成年他就在TVB工作，跟杜琪峰、周润发一起合租，穷归穷，但以迪斯科为代表的都市生活带来最直截了当的快乐。
这与雄性荷尔蒙捆绑的快乐定格在他的青葱时日，成为他频频回望过去时的关键坐标。他追求太太时去了加拿大，兼顾学业与挣钱的日子又累又苦，格外怀念香港和香港代表的快乐，于是他带着萌生的电影理想重返香港。香港有他应时而生的机遇，不过快乐也随着香港与生活的双重繁荣变得不再纯粹。
去哪里找回快乐，找回海风以及海风所代表的淳朴与自在呢？人生的最后光景里，他就常常在马来西亚的沙巴，拖鞋背心拳击裤，蓝天白云花草树，距离变得太快以致于不那么香港的香港，又有了一截距离。喜欢海水盐味却无法在故土闻到的林岭东，对于自己香港人的归属感，产生过迷路的错位。
身为电影人，同样如此。最初对电影萌生热忱时，他在加拿大。带着一种急切归拢香港语境的表达，他踏上归乡与拍片的并轨道路。
那时候前路很多，很乱，但都不窄。林岭东从奇幻片《阴阳错》起家，拍过喜剧片（《最佳拍档4：千里救差婆》）、动作片（「风云」三部曲）、警匪片（《一触即发》）、惊悚片（《目露凶光》）、科幻片（《复制人》）等等，各有千秋，而票房、口碑的应和，也各有沉浮。
成败得失摆在面前，林岭东也难逃「迷路」境况。那时候的香港格外朝气蓬勃，但朝气蓬勃需要一个度量，比如名利。在1990年成立过制作公司的林岭东自然知道电影口碑与票房之于导演后续发展的牵连，他的「迷路」困境与许多导演一样，是如何找准定位，如何杀出重围，又如何发扬光大。
早期这些干脆利落甚至不乏鲁莽的电影表达，完全可以定下他老辣、硬核的基调。但他不是那类极其标榜定位，并且钻研至深、奉献一生的导演，而是有适时的灵活性，时而跳出框架，时而重归桎梏，通过考量与平衡来调整表达，转换形式。
甚至可以说他终归没有那么世俗，没有揪着身份地位，在不那么喜欢香港的时候，拍不那么喜欢的电影。
所以他后期的「迷路」，与初期又有不同。彼时的黄金时代，要面临收益、口碑与重复自我的考验，但更多时候，又有船小好调头的丰俭由人。
但在他2003年收手后，环境变化异常迅疾。尤其是《谜城》与《冲天火》时期，牵涉的人情关系网更大，乃至林岭东自己都感叹，你要动作，你要帅哥，我可以都给你，但是假如连个人想法和感受这些属于自我的东西都要拿走的话，电影没有拍的必要。
这种困境，同样也是许多导演，尤其是老一辈导演不得不重新适应的所谓法则。而这些法则，又在映衬投资到了，牵扯多了之后，观众很难等到曾经的风云导演，还造得出那种锐意的风云，就算造得出，也不再是时下观众所能感知，甚至深信的。
何况屡屡忍痛离港的林岭东，需要重新适应的不仅是陌生地域、生疏时段与丢荒手艺，还有话语权收缩后的掣肘。有时未必单纯是导演的技法随着年龄衰老，过多声音的指指点点，也会令表达失去曾经的准度与力度，这些在城市印记越来越模糊的当下，尤为珍贵。
所以要从这十年的少数作品去认识或想象林岭东，会有偏差。而要想寻找印象中的林岭东，八九十年代的那个，看起来更是无迹可寻。
不是林岭东变得不像自己了，而是一直在变的林岭东，只被记住林岭东，却没被记住「一直在变」。而他这种变，与香港捆绑得很深。
林岭东就跟许多香港导演一样，深爱这片土地，特别是那几十年来不断爬坡然后飞升的香港。不是说远赴好莱坞的电影不值一提，而是要强调，他拍得最好的电影，都与香港直接挂钩。到头来，香港出过这么多自成一派的优质大导演，而与香港牵连极深乃至过深的，林岭东是少数几位之一。
八十年代初期与中期，林岭东的电影就跟许多同行，或说港人那样，看似东敲西打，实则探寻出路。最令人振奋的，是屡败之后，依然有屡战的劲头。
但是《龙虎风云》《监狱风云》《学校风云》在八十年代末的相继推出，让林岭东尝到了叫好叫座的甜头。更重要的是，被推高的林岭东，被记住了强烈的现实主义与写实风格，记住了与吴宇森大相径庭的充满社会性反思的暴力美学。
这里有一个对比，同时段、同题材的吴宇森久负盛名，林岭东几乎背负不上不下，或者上上下下的错判，一个原因在于吴宇森更应时，极具形式感与冲击力的个人风格更新了警察、黑帮、匪徒、兄弟、英雄、侠客的表述，也奠定了形式的张扬与隽永，可以风靡至今。
但是林岭东更偏向于骨子里的爆裂和余震。不只是逆写正面群体，比如《龙虎风云》里匪帮终归比警察有义气，重信念，更犀利的是，他更爱写实地折磨正面人物，从肉体的暴力相对，到精神的精准摧毁，都在细致堆叠，譬如《监狱风云》开头阿耀被女警检查身体的羞辱，就果然只是发轫。
林岭东的凌厉就有一股现实的冷感，于是高潮打造路数，就跟传统警匪、动作类型片截然相反。必须说，这些处理，是我们理应记住的，林岭东追随香港节奏却又精妙错拍的功力。
这种超前到观众未能及时回神的意趣，在上世纪末开始越来越豪泼。尤其是刘青云的介入，从《高度戒备》到《目露凶光》，戒备与凶光的缘由，都有一整个时代作陪。
一条线下来，他的作品甚至能够对应得上全球范畴的反恐思潮，不是一味针砭，而是追根溯源，拨云见月。也就是说，被定义的恶徒，如何舍弃善良准则，走向极端，林岭东仅仅是在展现，然后兴叹，而是同时反映出整个社会表达的不被听见，变革的不被成功，人性的不被共鸣，所有出口都被捂严实了，到底何去何从。
世道、市场还有非常重要的味道，都在变动，林岭东一面勃然大怒，一面意兴阑珊。如果说《目露凶光》让他深切怀疑过自我，那2001年拍摄的《追踪梦里人》在两年后被他人改成《奇逢敌手》放映，就让他重燃《学校风云》被删改36处的厌憎，自此封镜多年。
与此同时，他也不再像早期那样粗豪莽撞，以一种男性年轻个体的身份去呼应香港开拓期的上升态势，而是渐渐地，人生跟电影都多了家庭的概念，妻子、儿子是在软化，也是多元的植入，此后更多人情驳杂穿插，他的电影更是多了些自觉必须加插的内容。
好比说中年之后，他对现实苍凉有更深感知，由是纳入了更多生老病死的慨叹，更多失去，更多介怀，更多内蕴的温柔。归来后的《谜城》，要说金钱，即此时的环境，尔后的《冲天火》，要讲大爱，即此前的心境。电影确实不怎么好，但是他所坚持输送的这些观点，有自身的美好以及悲戚。
回想他自我流放的大段岁月，是人对环境的某种不适、失望，也是香港与旧香港或者说黄金时期香港的背离。这与当年他几度游走好莱坞又重回香港的情况，早已不同。后者是有支柱，有托底的，但前者已经没有了。
即便如此，从《龙虎风云》，到《高度戒备》，再到《谜城》，林岭东的一个想法，还是希望能够把香港这座城市，尽可能地多记录一些。
同样如此的《迷路》里有一句，「比香港更好的地方很多，但都没有我对家乡的这份感情。」在香港即将迎来又一次大转变之际逝世，使得这位在最后十几年坚持要当人生男主角的电影人，增加许多唏嘘。
（《七人乐队》相关文章→《香港电影的顶级盛宴，还是不管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