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的历史与讲述神话的年代——《阿甘正传》意识形态批评

福柯：“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

片头片尾处一片飘洒来去的羽毛正是阿甘神话的象征性元素，事实上，它是电子技术合成的奇观，而这恰好构成了对阿甘神话的阐释。羽毛看似微不足道、随风飘零，表述着生命的无奈和命运的偶然，实则是苦心营造的视觉奇迹，正如在《阿甘正传》中，我们“目击”阿甘穿越历史，几乎亲历了“每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时刻，创造着历史上与现实中不曾发生的和解。

影片中的阿甘独自穿越战后的美国历史，“幸运”地经历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时刻。于是阿甘的角色便显然成了某种“表述的中继站”（Discursive Replay Station）。我们可以看到，在整部影片中，阿甘所实现的，是多重层面上的不可能的和解，而正是不可能的和解的“实现”，成功地弥合起美国战后历史、主流文化与主流社会的纵横裂隙；为“治愈”社会文化心理的创伤记忆，提供了有效的想像。一部电影，一次商业奇迹，便是在这样与现实的多重对话和互动中成了一部神话，成了一次“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成功演说。 一、 《阿甘正传》中不可能的和解，首先呈现为种族和解。影片中的故事贯穿了50—80年代，但它所尝试处理的历史脉络却更为久远。阿甘的名字福雷斯特来自于美国的内战英雄、三K党的创始人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阿甘的旁白告知，妈妈给他取这样的名字，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人们有时候会做一些不近情理的事情”，这里已经充分地呈现出若干意识形态的症候点。 ①其一，当阿甘说出自己名字的来历时，银幕上出现了黑白、默片的画面，那是美国电影史的经典名片格里菲斯导演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如果暂时搁置世界电影艺术史的评价，仅就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历史脉络而言，《一个国家的诞生》是一部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电影。阿甘便在这样一种设定的互文关系中登场。 ②其二，作为五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叙述缺席的惟一例外，是影片中出现了联邦政府强行迫使阿拉巴马大学取消种族隔离政策的历史场景。在这一场景中，阿甘的智商为他无法理解种族主义、因而超越了种族主义提供了“可信”的依据。于是他跨过了敌意的白人围观者与黑人学生之间的鸿沟。此间，极为有趣的是，这个借助高科技手段，将阿甘嵌入其中的著名新闻纪录镜头中，最重要的因素原本是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华莱士试图堵住校门，在大门前宣读他的宣言，表达他对种族主义、“白人的纯洁”的捍卫，但影片的声带中消去了华莱士的声音，于是，画面上只有弱智的阿甘茫然不明就里地目击着这一场景，并且跨出了大和解的一步。 ③其三，结合影片中有关美国种族现实的表达（说出的与未曾说出的），阿甘的名字似乎在告诉人们，美国确实有着种族主义的不光彩历史，但是这个国家却拥有超越那段历史的现在与未来。 当然，在影片中，这一种族大和解、或曰“不可能的任务”，最重要的呈现途径，是阿甘和布巴之间的友谊。如果说，布巴与阿甘的友谊成为种族大和解的依托，那么它同样成为修订、不如说篡改越战历史及其美国人创伤记忆的屏障。 ①在越战场景中，除了阿甘描述的雨，便是布巴喋喋不休的“虾经”，他们所在的部队始终不曾投入战斗，始终没有任何作战、更不必说血腥、野蛮的杀戮行为。整个越战场景中，没有出现任何一个越南人的形象。惟一的一次战斗，则是在雨季骤然停止，旱季到来，越共突然发动攻击的时刻。甚至在这一场景中，除了漫天飞落的炸弹，同样没有任何可见的敌人。于是，越南，美国军队所侵略的遥远的亚洲国土，成了一个空洞的舞台。事实上相当无耻的，影片的制作者，借布巴之口，说出新殖民者的愿望：在布巴看来，越南的湖泊、河流，正是天然的捕虾场，可惜愚蠢的当地人不谙此道。 ②而越战之后，阿甘的奋斗成为对布巴未了的遗愿的实践。另一重要的视觉陈述，则是阿甘始终无法捕到虾，便前往黑人浸礼教教堂祈祷的场景。这一宗教意味的场景，在视觉上获得了独特的呈现：一是黑人浸礼教作为一个特殊宗教派别，正在于黑人将自己的文化带入并改变了基督教的仪式，人们在教堂中手牵着手，载歌载舞，充满了正统基督教各教派所没有身体间的亲密与和谐感；一是在手牵手的黑人之中，阿甘那呆痴的白面孔相当突出，他再次成为种族和解的使者。当阿甘捕虾成功，陡然而富，他便捐赠这所降福于他的黑人浸礼教教堂，于是全新的高耸的十字架矗立起来——黑人的宗教仪式降福于白人阿甘，而阿甘又将光大这收服了黑人教众的基督教的荣耀。继而，他将布巴-甘公司收益的一半分给他原本的合伙人——布巴一家，从而永远地改变了他们的种族“宿命”和阶级地位。 ③从影片的整体结构上看，布巴之死意味深长。尽管由华裔女建筑师设计的越战纪念碑上密密匝匝地刻满了美国越战死难者的姓名，但在《阿甘正传》中，我们所看到并辨认出的惟一死者是具有十足黑人特征的布巴。当违心获救的丹中尉也因阿甘而最终站立起来的时候，似乎除了悄然埋葬的黑人死者，越南战争（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惟一一次失败了的战争）的创伤已经获得治愈。而在另一层面上，阿甘的成功被叙述为对布巴遗愿的实现；其中一个不言自明的陈述是，如果布巴活着，那么他同样可以最终获取成功，靠自己的理想和奋斗而改变自己的种族与社会地位；仿佛在美国资本主义的逻辑中，不存在任何种族的藩篱和壁垒。正由于布巴已然丧生越南，这便成为一个无从证伪的陈述，布巴身后，阿甘的成功，似乎将种族问题转移为富人与穷人的问题，并且成功地将这一问题消隐在美国梦或曰个人奋斗的陈词滥调之中。 二、 《阿甘正传》中一个更重要的和解出现在阿甘与詹妮之间，尤其是他们在独立纪念碑的映照池中的重逢场景之中。阿甘从白宫的国会英雄，一步跨上反战的讲台，跨越了战争英雄和反战英雄有如天壤的巨大鸿沟。感人至深的和解场景随之到来，我们会分辨出，这一似乎单纯的戏剧化场景，同时有力地构成了彼时两种极端形象、也是构成美国主流社会、主流文化深刻分裂的形象的相逢与拥抱。 一边是詹妮——身着白色长裙，头戴花环，赤着双脚，这是彼时最典型的嬉皮士形象，称为“花孩儿”（Children of Flowers），他们是和平的反战力量，是欧美主流社会与主流文化激烈的批判者与拒绝者，他们反对现代文明，倡导回归自然；一边是阿甘——全套美军军装，挂着国会勋章绶带，无疑是美国国家、战争与主流社会的形象。而两人的重逢拥抱，便成为美国社会意味深长的“历史”与文化表述。至此，影片所创造的不可能和解，便成为“讲述神话的年代”“美国民族的心声”：超越历史的冲突与分裂，治愈历史的创伤，重新到达“民族”的新生。 三、 而这场精神和解与象征洗礼将在阿甘与詹妮的婚礼上再度获得加强。这一婚礼上，一个重要的元素是凭借假肢站立起来的丹中尉带着自己的亚裔（应该是越南裔）未婚妻的出席。于是，除却布巴，故事中的三个重要人物汇聚在一起。丹与詹妮相互拥抱，加上詹妮的对白：“总算见到你了。”这一平易而亲切的场景事实上成为那一不可能和解的、更为深刻的表述。因为反战集会一场中，尽管阿甘一身戎装、佩着勋表，但清醒的观众毕竟会记得这一切不过出自75的智商、出自詹妮的嘱咐：“无论发生了什么，你只管跑”；丹则完全不同：他自登场起，便是经典的“美国大兵”的形象，这一军人世家出身、一心战死疆场、报效国家的角色，是美国尚武、拓边精神的代表；而詹妮作为始终身处反战、反体制前沿的女人，两人间的相遇与亲人般的拥吻，便再度将美国社会的分裂与创痛，推向“历史”记忆的深处，而将一份和解引入前台。而腼腆地站在丹身边的亚裔姑娘，同样含义丰富：就丹这一形象自身说来，他终于拥有了一个未婚妻，而不再是醉生梦死地与“下流女人”厮混，如同他凭借“做宇宙飞船用的材料”钛合金的假肢站立起来一样，意味着一个男人战胜了历史的阉割力量，实现了自己的成长与美国主流社会的道德拯救。而这一清晰暗示着越南难民/移民身份的女人，如果说尚不能完全抹去美军在越战中的暴行，或完全将美军由侵略者的形象演化为拯救者的形象，那么，这至少意味着另一层面：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冷战年代的对峙阵营的大和解/不可能的和解。

参考：戴锦华老师《电影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