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往事

1895年至1945年，是台湾的日据时期。1949年以后去台湾的人，被称作外省人。吴念真拍过一部电影《多桑》，台湾多桑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称谓。但同样，刻画在他们骨子里的是属于父亲的执拗，勤奋，木讷，带一些理想主义天真。

称谓的后面，是一个个鲜活而具体的养家的人。

在《台湾，请听我说》书里，讲到：有来台的人，有离开的人，更有回不来的人。

有这样一位严肃而刻苦的年轻人，在日本考到牙医执照后，来南京开了私人诊所。此后便在这里娶妻生子，经营生活。妻子来自昆山，原本是自己的助手。也不知是先为助手，还是先有意向便纳为助手。

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大姐，二弟，三妹，小弟，一家六口在诊所楼上安居。与他们同住的还有妻子的弟弟，孩子们称舅舅。

舅舅去世的早，照片上看一个瘦弱的青年。穿着棉布长衫，倚在半明半暗的一把藤椅上。上身稍稍抬起，额前的头发中分着，大约是当时流行的发型，眼睛不大，纯良的看着镜头。

不知道那是痨病前期还是后期，应该是前期。据说后来，就不再让孩子们进入他的房间，怕传染。没有结婚，更无子嗣。

那座诊所民居在照片上还能看到，两层水泥楼，院子里种了枇杷树，有一棵是小儿子亲手种下的。有锅炉房，有家佣，有阔大的晒台，晒台沿边修了矮栏杆。

此后，牙医因病去世，诊所关闭。民居一楼搬进来许多陌不相识的人。大女儿去了外省，支援建设。二儿子在上海，从师学艺。小女儿虽没离宁，但也不在身边。唯有小儿子始终侍奉母亲，连带自己一家三口，同住在二楼。

此后，送走一代人，又迎来自己的晚年。这一晃就是大半生。

外省人有离散的哀愁，从台湾出来后再也没能回去的人也有无法吐露的郁卒。大时代下是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印拓着数不清的家族往事。

蒋勋的母亲出身陕西满族正白旗，1949年全家迁至台湾后，母亲很快审时度势，搬离外省人较多的厦门街，选了大龙峒。她对“差异的族群”有着本能的焦虑，所以她希望全家尽快融入当地，落地生根。

她不想总是做一个外来者。

我家里外公也是从安徽省迁来，为什么迁来的理由早已遗失，也不重要。在当年，户籍没有那么严格。宜地而居，全家搬迁是自古以来的生存法则。带上家人，几口箱子，甚至都没有什么行装。

我们落户在这里，几代人一过去，就把根深深扎下来了。

而今的孩子，不会讲南京话。年轻的父母不讲，幼儿园老师不讲，到了义务教育更是没有一点方言的影子气。有一天，八喜爸心血来潮教八喜用南京话数数，听到“六”的时候，我就知道八喜是学不会了。

看《海上花列传》，里面的吴语对白让人吃力。但有些话不用吴语讲出来，就少了那份筋道，少了那点意味深长，少了揉油至面的恰到好处。彼时彼境，变成后来人的艰涩。十里洋场，活色生香，因为语言上的隔阂拉开了百年的沟壑。

一代代推动历史与文明发展的人在这沟壑里努力，消抹地域的界线，消抹族群的差异，消抹水土滋养带来的丰润与贫瘠的对比。

月下皆是故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一代人有一代人缥缈追寻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