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你走向“母亲”之外的人生的，不只是宗教保守势力

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影片《正发生》是2021年最疼痛的电影不仅是因为影片中几次不加遮掩或修饰的少女流产场景，更是因为它深刻揭示的女性生存困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坚持你自己、成为你自己更艰难的事了。如果你不知道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一阵微风，一片落叶，也能让你随波逐流。

电影里，少女安妮出生于1940年，生活在1960到70年代风起云涌的女权和民权运动的前夜。当少女安妮意外怀孕后，从男友到闺蜜，从父母到老师，从一位医生到另一位医生，这些她赖以生存期间的社会联系，似乎自觉形成一堵密不透风的墙，随时准备把要逃离“母亲”身份的她挡回去，阻止她走向“母亲”之外的人生。

恐怖的是，《正发生》改编自自传体小说，而其背景年代不是威权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四月三周两天》），而是一向以自由平等著称的法国。事实上，搜索一下，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避孕的合法化和人工流产的合法化，竟然都是非常晚近的事。阻止女孩儿们走向“母亲”之外人生的，不只是宗教保守势力，而是她身边的一切。

幸好少女安妮异常执著：她知道自己想要读书并进入大学，知道要抵达那一目标在当下必须认真读书和通过考试。

《正发生》中女孩儿们的高中生活是繁琐的课程，老师提问时全班沉默的惶恐，男孩子们来献殷勤的小小骚动，和女孩儿间暗暗交换的关于男孩儿的想象和秘密。而和身边的姑娘们一比，安妮格格不入：同班同学准备嫁人而无心学业；闺蜜虽然认清了女性人生选择的有限（“嫁错人一辈子就完了”）却只是想着如何精挑细选一个理想伴侣。

唯有安妮，就像那种老师赞赏家长喜爱路人都赞叹的“别人家的孩子”，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要去“清北”的。

那时，社会给女孩儿们指出的最广阔的道路是嫁人，而以知识为路灯的那条路似乎只是狭窄的小径，黑黢黢无人踏足。而青春期源于荷尔蒙的骚动，与婚姻相关的经济宽裕，则变成熠熠夺目的霓虹灯。

这样的处境，在中国的《金粉世家》里如是，在英国的《成长教育》亦如是。浪漫爱情的神话和婚姻所象征的“成人”世界，成为最优秀的女孩儿们也难以抵挡的诱惑。

而这样的现实并未改变。各种各样的陷阱伪装成甜美的糖果被放在银盘子里送到女孩儿们的面前。即使“女神节”的宠溺已被撕下面纱露出消费主义的獠牙，关于“现代女性”的种种流行话语依然如此冠冕堂皇——

女性被要求既要通过工作经济独立又要勤勤恳恳奉献家庭，既要时刻情绪稳定又要随时能提供情绪价值，时而要小鸟依人时而要顶半边天，正如《正发生》里安妮一边被男友嫌弃在朋友前情绪失控，一边被女友怀疑得病而排挤。

她愤怒地说，两个人都要负责的麻烦，你期待我一个人搞定。一个人搞定——这正是社会对女性的期待。

如果一个女孩儿不能搞定，那么人们就期待一个受精卵的着陆能够让她“为母则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悖论。

在这个意义上，华坪女高张桂梅校长那次引起争论的采访就显得一针见血：在现实中女性的生命里向下的引力如此之强，不向上攀援就将持续下降。“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唯有竭尽全力去靠近高山，才可能摆脱成为附庸的溪流。

而安妮甚至不是一个我们现在会称为女性主义者的姑娘。安妮并非一个不婚不育主义者，她在学业之外探索爱情。她可能对未来的人生还只有影影绰绰的遐想。

她只是坚信“母亲”这一身份转换必须以个人的独立自主为前提——“我以后将会有孩子，但不是以牺牲我的人生为代价，那样我只会恨它。”不过这样的清醒即使在现在的社会也不多见。而这一愿望的实现竟然如此困难。

《正发生》直白到残酷地描写疼痛：安妮将药物注射到腿部；安妮将长长的金属放进自己的身体；私下帮助女孩儿们流产的女人用一种又一种冰冷的金属工具打开安妮的身体；直到最后，在宿舍的公共厕所的马桶上，剪断那根流血的脐带，那从母体吸收营养又不啻于寄生的“生命纽带”，落入水里的血和肉只留下沉闷的一声。

在女性电影里常见的女性同盟在《正发生》里也约等于无。这不只是说安妮母亲的假装茫然无知和安妮闺蜜的仓皇逃避，而是说与子宫相关的疼痛和伤害往往仅由个人承受。

正如安妮的另一位闺蜜向她承认，“我的欲望比羞耻感更为强烈”，而“我只是比你幸运一点点，我没有怀孕。”而拥有卵巢、子宫这些“生命之源”本身，就是一种不幸。

所以，承受能力较差和没有做好心理建设的人需要谨慎观看《正发生》。在那些残酷的时刻，镜头不动声色地移开，聚焦在苍白的脸和豆大的汗珠，却让疼痛更加真切。

在这些时刻，人工流产不再是无病呻吟的青春电影里草草带过的一节，而是一种将烙印在生命里的疼痛。唯有疼痛，才能超越感伤而指向行动。

“正发生”的正是现实。只要想想美国至今仍在沿用的罗伊案（1973）关于人工流产的判决就知道了。罗伊案给出了一个奇妙的三段论，粗略地说，妊娠前三月人工流产合法，妊娠中三月一些情况下人工流产合法，如此云云。在这里，并非医生也非生物学家的法官能以简单的三段论粗暴决定什么是生命（三个月不是生命，三个月零一天就是生命？），而这样一个判例，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也一直面临被推翻的威胁。或许现实太糟糕了，人们只能努力阻止其变得更糟。还是那个逻辑——正是由于下坠如此轻易，而向上如此艰难，才要竭尽全力拒绝向下的引力拼命向上。

于是我们看到，还是个孩子的安妮不得不四处求助，然后收获拒绝。而最终向安妮伸出援手的是一个曾经有过相似经历的女孩儿。她告诉安妮，进入医院会有两种结局。幸运者（遇到好心的医生）会被判定为自然流产，运气差儿点的（遇到不愿遮掩过去的医生）则不死就要被送进监狱。

于是我们诡异地看到，《正发生》的结尾处，安妮被送进医院。她“幸运地”被判定为自然流产。那苍白的无影灯竟然成为本片最令人欣慰的亮色。这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正如紧急避孕药的副作用和意外怀孕相比竟可以接受，正如短效避孕药的副作用和“掌握身体”的赋权感相比亦可以接受，应当有更好的科普帮助女性享受到社会和医学进步的成果。

血、疼痛和伤害成为安妮迈向她理想人生（写作）的必经之路。这俨然成为一种诅咒。仿佛女性那作为生命起源的身体，一旦生出欲望就是一种诅咒。而这种诅咒在影视作品里已然出现千百次却还在继续出现才是可怖的——在拉斯冯提尔的《女性瘾者》里，Joe为自己实行流产。在《奋斗》里，要离婚的杨晓芸和要分手的夏琳在相约进行流产后买了一堆彩票然后一无所获。在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里惊人相似的故事在一次次被讲述，仿佛育龄女性的自由必须与对自己的伤害相伴。

在《朱诺》里，少女朱诺因为听到“这么大的胎儿已经有指甲了”而放弃人工流产的打算，仓皇逃离看起来脏兮兮的小诊所。她在在父亲和继母的宽容和爱中生下宝宝，连看都没看就送给了渴望成为母亲的中产女性。而朱诺依然可以和小男友弹着吉他唱着歌。这是一个美丽的美国童话。

现实里，如果有《很少，从不，有时，总是》里描绘的那种健全的青少年保护机构和心理支持机构，就已经很好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社会进步的期待依然如此真切。

在那之前，《正发生》这样疼痛的电影越多越好。宁愿在电影里承受一千次这样的疼痛，也不要在现实里有机会去感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