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恩斯坦，我生命中的恶魔（作者：萨尔玛·海耶克）

这是萨尔玛·海耶克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记叙了自己被韦恩斯坦骚扰、霸凌的经历，其中有大量内容发生在此部影片拍摄期间。以下为原文——

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电影狂人，一个冒险家，一个电影才俊的资助人，一个慈爱的父亲，也是一个恶魔。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就是我的恶魔。

今年秋天，记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包括和我关系亲近的朋友艾什莉·贾德(Ashley Judd)找到我，让我谈谈我生命中的这个片段，它虽然痛苦，但我自认为已经能平静对待。

我曾经给自己洗脑，让自己觉得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我熬过来了；我借口说揭发恶魔这件事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参与进来，由此逃避发声的责任。我认为我的声音不重要，也不会带来什么改变。

实际上，我是想为自己免去向亲人解释几件事的挑战：为什么当我不经意地提到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曾遭哈维霸凌时，我没有说出一些细节。以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对一个伤害我如此之深的人热情友好。我曾为自己宽恕的气量而感到自豪，但事实不过是我羞于描述那些已经被我遗忘的细节。这让我怀疑，我生命中的那个篇章是否真的翻过去了。

当这么多女性站出来描述哈维对她们做过什么时，我不得不正视自己的怯懦，并低头接受一点，即我的故事虽然对我很重要，但它不过是悲伤和困惑的海洋里的一个水滴。我以为到现在，没有人会在乎我的痛苦。这也许是因为我多次听到别人，尤其是哈维，说我什么都不是。

我们终于意识到了一种已经被社会接受的恶。它侮辱和羞辱了无数像我一样的女孩，因为每个女性心里都有一个女孩。那些有勇气说出来的人鼓舞了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它选出了一个被十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人作总统，并且我们都听到，他说有权势的男性可以对女性为所欲为。

不会再这样下去了。

从学生到墨西哥肥皂剧明星到几部美国电影里的临时演员再到有机会参演《亡命之徒》(Desperado)和《傻爱成真》(Fools Rush In)，这跌跌撞撞的14年里，哈维·韦恩斯坦成了一股让原创内容成为主流的电影潮流中的魔法师。与此同时，一名墨西哥女演员在好莱坞谋求一席之地是不可想象的。尽管我已经证明他们错了，但我依然什么都不是。

让我决心追求事业的力量之一是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故事。在墨西哥壁画的黄金时代，她愿意画谁都看不起的那种亲密的小画。她有勇气在不理会质疑的同时表达自己。我最大的志向就是讲述她的故事。描绘这位非凡艺术家的生平，并以打破成见的方式展示我的祖国墨西哥，成了我的使命。

韦恩斯坦帝国，即当时的米拉麦克斯(Miramax)，成了品质、精良和勇于冒险的同义词，是复杂、叛逆的艺术工作者的港湾。它们正是我眼中弗里达所拥有的，也是我渴望具备的特征。

我已经开始了和另一家公司合作拍片的旅程，但后来，我奋力把它收回，交给了哈维。

我通过与导演罗伯托·罗德里格斯(Roberto Rodriguez)和他当时的妻子、制片人伊丽莎白·阿韦兰(Elizabeth Avellan)的关系，对哈维有些许了解。我和这对夫妇合作过几部电影，他们把我带进了他们的圈子。当时对于哈维，我只知道他充满智慧，是一个忠于朋友和家庭的男人。

按我现在的了解，我怀疑是否是由于我和他们——以及和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的友谊才使我免遭强奸。

我们最初的协定是哈维向我支付已经完成的作品的版权费用。作为一名女演员，我将获得的是美国演员工会(Screen Actors Guild)最低薪资再加10%的报酬。作为制片人，我会得到一个还没有确定是什么的职衔，但没有酬劳。这对于90年代的女制片人来说并不少见。他还要求我签署了一个与米拉麦克斯影业另拍几部电影的协议，我以为这会奠定我女主角的地位。

我不在乎钱。能与他和这个公司一起合作我已经非常激动了。我天真的以为，自己梦想成真了。他认可了我生命中那之前的14年。他也给了我——这个无名之辈——一次机会。他同意了。

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会变成我对他说“不”。

对他晚上任何时候来敲门都要说不，一家家酒店，一个个地点，甚至还包括一个他都没有参与的电影拍摄地点，他都会突然地出现。

对与他一起洗澡说不。

对允许他看我洗澡说不。

对允许他给我按摩说不。

对允许他赤身裸体的朋友给我按摩说不。

对允许他给我口交说不。

对让我与另一个女人一起脱掉衣服说不。

不，不，不，不，不……

每一次拒绝，随之而来的都是他马基雅维利式的愤怒。

我想，他没有什么比“不”这个词更憎恨的东西了。他荒谬的要求可以是半夜给我打来一个暴怒的电话，要我炒掉我的经纪人，因为他们对另一个客户的另一部电影起了争执，也可以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动手把我拽出了致敬《弗里达》(Frida)的开幕仪式，只为了让我与他参加他的私人派对，派对上还有一些我本以为是模特的女人，后来我才得知她们都是高级妓女。

他的说服手段可以是甜言蜜语，也可以像那次在愤怒的攻击中说一些可怕的话，“我会杀了你，你别以为我做不到。”

当他最终相信我不会以他期望的那种方式争取这部电影后，他告诉我，他已经把我的角色以及我研究多年的剧本给了另一个女演员。

在他眼中，我不是一个艺人，我甚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物品：我并非什么都不是，我是一具躯体。

到了这一步，我只能寻求律师的帮助，我没有将其起诉为一起性骚扰案件，而是指控为一起“恶意”案件，因为我在这一部电影上花费了大量心血，而他从未有过拍摄或卖给我的打算。我试着将电影从他的公司里拿出来。

他声称，作为一个女演员，我的名气不够大，并且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制片人。但他给了我一张不可能完成的、期限紧迫的任务清单，在我看来，这是他为了摆脱法律责任。

1. 重写剧本，且无额外报酬。

2. 筹集1000万美元制作资金。

3. 请到一位顶尖导演。

4. 为四个较小的角色选用著名演员。

令很多人——尤其是令我自己——十分惊讶的是，我做到了。这要归功于这群前来拯救我的天使。其中包括数次重写出精彩剧本、却遗憾地从未署名的爱德华·诺顿(Edward Norton)，还要感谢我的朋友、首次担任制作人的玛格丽特·佩兰琪奥(Margaret Perenchio)提供了资金。还能有才华横溢的茱莉·泰莫(Julie Taymor)同意执导，从那以后她就成了我的坚强后盾。其他的角色，我召集了我的朋友安东尼奥·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爱德华·诺顿，和我亲爱的艾什莉·贾德。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说服杰弗里·拉什(Geoffrey Rush)的，当时我们几乎还不认识。

现在，哈维·韦恩斯坦不仅受挫，还要拍一部他不想拍的电影。

讽刺的是，在我们开拍后，性骚扰就停止了，但愤怒在累加。几乎在每天的拍摄中我们都要为反抗哈维而付出代价。有一次，在一个采访中，他说我和茱莉是他见过的最狠的母老虎，我们就当作是称赞了。

拍到一半时，哈维出现在片场，他抱怨弗里达的“一字眉”。他坚决要求我去掉弗里达瘸着走路的特点，还痛斥了我的表演。然后，他让房间里的人都出去，除了我。他对我说，我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性感，而那部电影毫无性吸引力。所以他对我说，他要停拍那部电影，因为没人想看我演那个角色。

这对我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因为我承认，我迷失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迷雾中，想让他把我当成艺术家：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女演员，还是一个能找出引人入胜的故事、能用新颖的方式讲述它的人。

当时，我一直希望他会承认我是一个制片人，除了能完成他的要求，还能主导剧本，获得使用那些油画的授权。我与墨西哥政府协商，与所有必要的人协商，得以在之前没有任何人用过的地方拍摄，包括弗里达·卡罗故居以及卡罗的丈夫迭戈·里韦拉(Diego Rivera)的壁画。

不过，所有这些似乎毫无价值。他唯一注意到的就是，我在这部电影里不性感。他让我怀疑自己能否称得上是一个演员，但他从未能够让我相信这部电影不值得拍。

他提出了一个继续拍摄的条件。如果我同意和另一个女人拍一场做爱的戏，他就会让我拍完那部电影。他要求正面全裸。

之前他就一直要求更暴露一点，性爱场面多一点。之前有一次，他想让艾什莉·贾德饰演的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和弗里达在跳完探戈之后做爱，朱莉·泰穆尔最终说服他以一个吻代替。

但这一次，我很清楚，如果我不通过某种方式满足他的性幻想，他永远不会让我拍完这部电影。没有谈判的余地。

我只能同意。到那时，我已经在那部电影上投入了很多年时间。我们已经拍了大约五个星期，我说服了那么多有才华的人参加。我怎么能浪费掉他们的杰出工作？

我请了那么多人帮忙，我感受到交出作品的巨大压力，以及对所有相信我并追随我做这件疯狂的事的人的感激之情。所以我同意去拍那场毫无意义的戏。

那天，我到了片场，去拍那场我认为能拯救那部电影的戏。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精神崩溃了：我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呼吸急促，我哭啊哭啊，停不下来，好像在往外吐眼泪。

由于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我和哈维之前发生的事，所以他们对我那天上午的挣扎感到非常惊讶。不是因为我要和另一个女人裸体相对。而是因为，是哈维·韦恩斯坦导致我和她不得不裸体出镜。但那时，我不能对他们说出这些。

我心里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做，但我的身体不停地哭泣和抽搐。等待拍摄一组静态剧照时，我一度开始呕吐。我只好服用镇静剂，它最终止住了我的哭泣，但却加重了呕吐。所以你可以想像，这并不性感，但那是我能撑过那场戏的唯一办法。

等到影片拍摄阶段结束时，我的情绪已经太糟，于是并没有太多参与后期制作。

哈维看完剪好的电影后，说它不够好，不能在影院上映，他要把它直接做成录像发行。

这一次，朱莉不得不独自跟他抗争，让他同意，如果我们试映得到80分以上，就可以在纽约的一家影院放映。

只有不到10%的电影在首次放映时能达到这个分数。

我没去参加试映。我焦急地等待结果。影片得了85分。

我听说哈维再次勃然大怒。试映结束后，他在影院的大堂里对着朱莉怒吼。他把一张记分卡揉成球，扔在她脸上。纸团打中她的鼻子弹开。朱莉的男友、这部电影的编曲艾略特·戈尔登塔尔(Elliot Goldenthal)挡在她身前，哈维对他进行了暴力威胁。

哈维平静下来以后，我鼓起勇气给他打了电话，要求他在洛杉矶的一家影院里也放映这部电影，这样加起来总共两家。他没太刁难就同意了。我不得不说，他有时友好、风趣、机智——但问题是：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什么样。

几个月后，到了2002年10月，这部关于我的英雄和灵感之源的电影——这位有着一字眉和瘸腿的墨西哥艺术家在世时从未真正获得认可——这部哈维从未真正想拍的电影，让他获得了无人料及的票房成功，尽管没有得到他的支持，影片还是让他收获了六项奥斯卡提名，包括最佳女演员奖提名。

《弗里达》最终让他赢得了两项奥斯卡奖，但我始终没有看到任何快乐。他再也没让我主演过电影。根据我和米拉麦克斯公司最初的协议，我在那些不得不参演的电影中都是演些次要的配角。

多年以后，我在一次活动中碰见了他，他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他戒烟了，犯过一次心脏病。他说他恋爱了，娶了乔治娜·查普曼(Georgina Chapman)，还说他跟以前不一样了。最后，他对我说：“你在《弗里达》中的表演很好；我们拍了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我相信他的话。哈维永远不会知道，这些话对我有多重要。他也永远不会知道，他对我的伤害有多深。我从未让他看出，他让我感到多么恐惧。在社交场合看到他时，我会微笑，努力想着他的优点，对自己说，我在作战，我赢了。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女性艺术家这么有才华，却必须通过作战才能讲述我们的故事呢？为什么我们必须拼命抵抗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作为女性，我们在艺术上被贬低到了不堪的地步，电影业不再努力去弄清女性观众想看什么，女性想讲什么故事。

前不久的一项研究显示，从2007年到2016年，只有4%的导演是女性，而且她们中80%的人只得到了拍一部电影的机会。另一项研究发现，2016年，大片中的台词只有27%是女性说的。人们想知道，为什么没有早点听到我们的声音。我想，这些统计数据说明了一切——我们的声音不受欢迎。

除非我们的行业实现男女平等——男性和女性在所有方面都有同样的价值——我们的社区将继续成为性掠夺者的乐园。

我感谢每一个聆听我们经历的人。我希望，通过把自己的声音加入那些最终发声的人的合唱中，将会有助于弄清，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等了这么久。男人之所以性骚扰，是因为他们可以。女性直到今天才发声，是因为在这个新时代，我们终于能够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