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忠》电影剧本

《不忠》电影剧本

一种造型手段的总谱

文/〔瑞典〕英格玛·伯格曼

译/章杉

〔前言〕多年以前我认识一位杰出的杂技演员。人们都说他有些疯癫，精神不太正常。临终前的几年他是在朗勃卢的医院里度过的。我每年要去看望他几次。谈起杂技行当，他头脑十分清醒，但还是抱着一个幻想。也许在他说来这不是幻想，而是精确算计的把戏。他设想了一个抛耍7个球的节目，即很普通的那种抛球节目。但他这个节目的不同寻常之处是，他从理论上计算出他怎样能让第三只球在空中停留若干分之一秒。于是他当真地练习，年复一年地练习。据我所知，一直练到他去世从未停止过。他不断地练习、试验，并在某个时候感觉到似乎马上就能成功了。从来也不灰心失望。好了，不要再说我那位演杂技的朋友了。我自己——就是此时此刻（1997年4月6日深夜12点过10分）写下这段文字的人——自从从事电影创作以来，就一直确信，自己一定能拍出一部基本上只由一个特写镜头构成的影片。

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开始练习，小心翼翼地、不太张扬的练习，以免吓坏我的那些总是神经过敏的制片人。多少年过去，我一直沿着崎岖的小路行前进，甚至已经写出了一个只有一个镜头的电影剧本。但我选定的那位女演员拒绝了我，我也失去了勇气。现在我正在专心写这个故事，给它取了一个乐观主义的暂定名：《一种造型手段的总谱》。玛丽安讲述一件往事（她生活中的或是我生活中的，这并不重要），而我则努力设想最终这将仅仅是玛丽安的一个特写镜头。我不打算过分拘泥，这是我比我那位演杂技的朋友略胜一筹的地方。有时镜头里会出现玛丽安的女儿伊莎贝尔，让她讲述她的梦境和幻想。有一些精心设计的表演场面也让马尔库斯和大卫出场。有些场面出现在后景上，渐渐移入前景，实际上占满整个画面，只留下玛丽安的脸——这张脸必须始终存在。因此，最主要的是不要死板地实现构思，而是设法给专注观察的观众造成一种幻觉，仿佛在几小时的时间里他一直面对面地注视着这个女人。她在这里被叫做玛丽安，但实际上另有一个名字。在我看来，特写镜头，一个不间断的特写镜头（与我直接面对面的一个人的面孔），是电影的一项最了不起的发明。任何其他艺术过去、现在、将来都未做到——如此等等、等等。——英格玛·伯格曼

献给

列娜和莉芙

生活中的任何挫折，例如生病、破产或事业上的失败，都不会像离婚那样在潜意识里留下如此残酷而深刻的伤痛。它直接触及每一根恐惧的神经，唤起人的恐惧，一下子就能刺入通常生活触及不到的心灵深处。

——博托·施特劳斯

阳光和煦的初夏。窗子敞开着，传来松涛和海浪的声音。我坐在房间中央的写字台前。台面的边缘有一只红褐色的甲虫迟迟疑疑地缓慢爬行。我明明觉得有一个人站在我身后，虽然房门没有开也没有关过。总之，是有一个人站在我的背后，但决不是死神。响起一种非常平静、非常沉稳的语声——

语声：就是说，你希望咱们编个故事说着玩玩？

伯格曼：不妨试试看。

语声：你就是这么说的：编个故事，说着玩玩。

伯格曼：这主意不错。你是不存在的，但你毕竟在这里。

语声：要让这场游戏给咱们带来些快乐，你先得把我好好描写一番。

伯格曼：请坐到窗前的椅子上去，我得要看得见你呀。

语声：你先把我描写出来，我再坐下。

伯格曼：好吧，好吧。从哪里说起呢？你很可爱，非常可爱。

语声：头儿开得不错！你想我该有多大岁数？

伯格曼：多大岁数？别急，你是17年前从戏剧学校毕业的，算起来大概40上下吧。

语声：你认为我是个演员？我可没料到。

伯格曼：人家都称你为天才演员，一出道就演了那么些重要角色——朱丽叶、格蕾欣、索尔维格（注1），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后来的发展慢了下来。不过你一切正常，不必担忧。咱们还一起工作过呢。

语声：咱们之间有过什么吗？

伯格曼：可惜没有。咱们之间的关系只限于早上10点到午后3点的排练。

语声：我结婚了吗？

伯格曼：你嫁给了一个指挥家。他小你两岁，是属于那种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物。现今正在全世界走红。不过总的来说，我不太了解你们的私生活（这方面你可以帮助我）。你们两人各有一个庞大的、富裕的家庭。

语声：我们有孩子吗？

伯格曼：你有一个女儿，今年9岁。她很像你，而且小小年纪就非常懂事。她叫伊莎贝尔。

语声：我长得什么样？你好好描写一下。

伯格曼：你很可爱，我已经说过了。身材高挑匀称。一头金发，略略带些红褐色调。你显然对这一头浓密闪亮的头发非常得意，从未染过它。是的，非常好看。不过自从怀孕你已把它剪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语声：只是为了方便，没有其他意思。

伯格曼：你可以说有一张好的脸蛋，既适合演正剧，也能演喜剧。蓝眼睛。有时你的表情仿佛是吃惊，其实你并没有吃惊。

语声：也许我是那种喜欢大惊小怪的人？

伯格曼：不，绝对不是。你常常把美丽的眉毛高高挑起，把动人的眼睛大大张开。突然来这么一下，没有任何理由。你的嘴唇的曲线显示出一种和善。鼻子高且直，颇有些性感。你小的时候总嫌自己鼻子不好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才发现，无论在现实生活中，或是在照片上，它都为你增色不少，所以你无论如何也不想改变你的侧影。从下颏到耳朵的曲线可以说完美极了。没有一点皱褶，没有一丝细纹。只在两只眼睛旁边有两个极不明显的小斑点。仅此而已。

语声：你是在描写玛丽安吗？

伯格曼：你了解玛丽安吗？

语声：不太了解。我只知道你们有过几年的热恋，这是尽人皆知的。这么说，你就是在描写玛丽安了？

伯格曼：不是，不是玛丽安，真的。不过你总该有个名字吧。就叫玛丽安好不好？玛丽安·弗格勒。你保留了娘家姓。女演员玛丽安·弗格勒（静默，哑场）。

玛丽安：那么说，我现在已经开始存在了？

伯格曼：老实说，这似乎有些古怪。几个小时以前你还不存在。可一下子你就成了一个非常实在的人。而且不是开玩笑，绝对是当真的。请你说说看，你的穿戴是什么样子？

玛丽安：我穿着合身的白色运动装，意大利低跟便鞋。

伯格曼：现在请你坐到窗前我那张旧安乐椅上去，把脚放在小凳上，就这样。

玛丽安：我把外衣脱下。你喜欢这件外衣吗？

伯格曼：把它放在窗台上。是的，我很喜欢。

玛丽安：我没有任何缺点吗？

伯格曼：你的脚趾头让你不舒服，大脚趾特别长，你只能穿大一号的鞋子。

玛丽安：你就不能想出一点儿不这么无关轻重的毛病？

伯格曼：不，我的想像中就喜欢你这样的大脚趾。

玛丽安：我有情人吗？

伯格曼：慢着！别着急。我们不就是要编故事的嘛。所以我觉得，你先得讲讲你的过去。请你讲讲你过去的生活经历吧，玛丽安！

玛丽安：嗯，怎么跟你说呢？我父亲是一个能干的商人，积极参与政治，差点没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上部长。他曾经有过两次突然地心脏病发作，后来再一次发作就要了他的命。他好像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但我没有机会跟他好好地彼此了解。我只记得他那粗大厚实的手。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很特别。他们彼此深深依恋，把我好像放到了一边。我并不难过，但我对我那美丽的、苗条的、总是很快乐的妈妈禁不住有些嫉妒。甚至认不出她。父亲死后，她痛不欲生。我想，至今她仍旧痛不欲生，只是不把痛苦表现出来。她非常疼爱外孙——伊莎贝尔和她的刚满一岁的小表弟费边。你想想看，怎么可以给这么娇嫩的小孩儿取名叫费边。可是我那个妹妹，斯拉夫语系的副教授，偏偏有许多怪念头，我们总是说不到一起。还是说我自己。中学毕业后我开始学习艺术史，同时在业余剧团演戏。我很喜欢上学，也喜欢舞台表演。后来我爱上了一个平庸的男演员。他认为我没有天赋，应该放弃演戏。可是我偏偏决定考戏剧学校，没费什么劲就考取了。妈妈对于我学戏也不反对。据我所知，她在年轻时也曾有过从事艺术创作的理想。她学过绘画，弹过钢琴。出嫁以后才把这些都放弃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没有用处。人家说我长得很像母亲，但其他方面却完全是来自父亲的遗传。

伯格曼：你们姐妹过得怎么样呢？

玛丽安：我们有好多表兄弟，却一个表姐妹也没有。他们都比我们大，好像是我们的哥哥。我们姐妹关系很好，两家人一有机会就聚一聚。

伯格曼：日子过得很安稳、富裕、有奔头，是不是？

玛丽安：这难道不好吗？

伯格曼：不，不。我只是说事实。

玛丽安：我觉得你好像有点讥讽的意思。不过确实，我的成长阶段决不能说是不幸的，但也说不上有什么幸运。我受的教育很好，但正像我这一代的许多女孩一样，对于自己的前途，完全没有任何志向。在戏剧学校学习的阶段，情况就稍微复杂些了。或者说，不那么平静了。我经历了几次糊里糊涂的恋情——都是比我大许多的男人。这简直有些可笑，但我可没少为他们伤心流泪。以后我就害怕再和男人接近。但我又时刻感到孤独。总之是搞不好两方面的平衡。马尔库斯的出现可以说适逢良机。一位智者曾经说过，恋爱的热烈程度与恋爱前孤独的程度成正比。不到一年，我们就结了婚，一切都是无法形容的那么漂亮，那么出色，那么幸福。你说你还想要什么？

伯格曼：我也说不准。咱们慢慢来。

玛丽安：如果你不太需要我，我马上就可以消失。如果你真的需要我，我可有的是耐心。你刚才不是说，编个故事说着玩玩吗。

伯格曼：这刚刚开了个头。

玛丽安：我恐怕需要预先提醒你，编故事我可不太行。我们这一行事事都讲究十分具体。我女儿倒是极有想像力，老是说故事，说她做的梦，连她做的游戏都是古里古怪的。

伯格曼：我想，我们可以谈谈大卫。

玛丽安：我的老天！那就得从头说起。不是吗？这可能是十分令人痛苦的。你没有想到这点吗？

伯格曼：我想也是。不过我想我们还是试一试。如果走得太远，我们随时可以停下来，换一个话题。

玛丽安：对不起，你说的好像不太实际。你真的一向以为你就能主宰你的现实吗？你真的能够像你希望的那样把握自己的感情吗？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操纵自己和别人？就像是导演一场设想完美的演出？你连工作时间以外的生活也在导演。

伯格曼：我曾经以为我可以主宰一切。尤其在童年。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我老了。我看透了并设法逃开了那个你死我活的现实，但它还是追到我前面，迫使我沉默。咱们这一点谨慎的想像只不过是悄悄尝试夺回一点失去的领土。所以让我们多些耐心。想像力在现时只是一个被迫合作的同伙或者简直就是敌手。我们来谈谈大卫吧。请你跟我说说大卫的事。

玛丽安仔细倾听着我的要求，用探询的眼光盯视了我一阵，然后好像下定决心：“好吧，咱们就说说大卫吧。”

玛丽安：大卫和我丈夫都对上演歌剧非常热衷。大卫导演，马尔库斯指挥。在几年时间里，他们合作演出了好几部歌剧。你知道的：《女人心》、《埃努法》、《唐璜》、《罗恩格林》，还有《贞洁的修女》。

伯格曼：《贞洁的修女》我记得很清楚。排演得很出色，只可惜很快就停演了。

玛丽安：因为没人看。（笑）一个观众都没有。不过大卫和马尔库斯并没有因此而歇手不干，他们立刻又开始筹划另一次合作。他们彼此很合得来。大卫常来我们家串门。他结了婚（这是第二次了），但他的婚姻很难说是幸福的。有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6岁。

伯格曼：这段时间你在做什么呢？

玛丽安：我们在演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没有陪嫁的女人》。我演那个没有陪嫁的女人。不过我们不是要说大卫吗？那段时间他完全失去常态，经常酗酒。同时还在导演《直到夜晚的漫长一天》。因为他搬出来了，独自生活，所以在他周围经常会出现一些女人，不过不值一提。总之他过着单身汉的生活，自暴自弃，对他的胃溃疡也满不在乎，所以我常在每星期一——每逢这一天我们没有演出，请他来我家吃饭。马尔库斯对我们这个惯例非常赞成，即便他外出巡演也一切照常。我觉得他和大卫的友情很深。伊莎贝尔也很喜欢大卫。她常即兴地给他表演木偶戏，大卫看得津津有味。晚上伊莎贝尔讲她那些自编的童话，大卫也总是高兴地听。他认真地说，伊莎贝尔发射出一种特别的魔力。他们常常一块儿出去看电影或是看戏。此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伯格曼：你怎么哭啦？

玛丽安：你瞧，我非常难过。我也许觉得……我不知道，这为什么让我这样伤心，其实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想起来非常伤心。都怨你要“编编故事”。也许这是你在伤心？

伯格曼：不，不是我。

玛丽安：《没有陪嫁的女人》演完最后一场。大家互相致谢，热烈拥抱，这种过分张扬的表达感情的做法在我们圈里习以为常。我们拿着香槟酒干杯，说了告别的话，又干了杯。这场告别仪式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回到化装室，卸了装，很稀罕地点起了一支烟。当我下来走到剧院后门时，在那里看见了他，大卫。

伯格曼：他在那里等你？

玛丽安：显然是。不过他看起来是一种很古怪的心不在焉的样子，话都说不清楚，不，不，他并没有喝醉。我问他怎么啦，他苦笑了一下，说他心里疼。疼得非常厉害，连动都不想动，话也不想说。我问他是不是要我陪他去看看医生。他微微一笑，说这不是那种疼。我提出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喝点啤酒，他说不想去。于是我就说去我家里聊聊。只是马尔库斯不在家，但那也没什么关系。大卫立刻表示同意，大概他正希望这样。我们一起上了我的车，开到我们在利丁格的花园住宅。我打发走了我家的芬兰保姆（她的名字叫希丽雅），然后去看伊莎贝尔。她醒了，叫我们进去。伊莎贝尔看见大卫来了很高兴，立刻就要给他讲故事。这时我已经换上了睡袍，解开了头发。我做好了一道煎肉圆，打开了一瓶葡萄酒。我们无拘无束地聊着，我看见，大卫心情平复下来，不再说那些怪里怪气的话。他几乎恢复了平常的样子，和颜悦色，体贴别人。

伯格曼：你能把他描写一下吗？

玛丽安：这有必要吗？咳！大卫就是大卫。40岁。才华横溢，但让人摸不准脾气。碰巧的时候，就表现得很可爱，很体贴人。可有时候不顺心了，就变得暴躁、无理。你没法知道；他……朋友不多，但他对朋友绝对忠诚。敌人可是不少。工作上非常较真，一丝不苟，个人生活却是一塌糊涂。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说的。多年来我们一直关系很好——又是同学，又是同事。当然还有好多可说的，不过一时想不起来（懊恼地）。

伯格曼：你们的关系可以说说吗？请原谅我的冒昧。

玛丽安：关系？我跟大卫？一点影子也没有。倒更像是一家人，他更像是我的弟弟。

伯格曼：好，你们就那样坐在那里闲聊。

玛丽安：我越来越觉得困了，可是大卫的兴致却越来越高，讲起了他筹划中的一个大项目。的确，整个谈话都非常正经。即便这时马尔库斯突然回来，我们也不会有丝毫难堪。大卫坐在长沙发上，我坐在一个小沙发上。他脱掉了上衣，胳膊搭在沙发背上。时不时用拳头敲敲靠垫。偶尔又仔细端详自己的手掌。我们两个人都已经有了倦意，我想我们这时该互道晚安了吧。可是大卫忽然说起了他到剧院来的原因。因为人家违背了对他的许诺。事情是这样的：他终于准备好在初夏时开拍一部电影。约翰答应在片中演一个主角。可是后来有人请他去国外拍片，你是知道约翰那个人的。没吵没闹，只是很有礼貌地在电话里交谈了一下。但大卫的情绪受到了很重的打击，因为约翰的毁约可能使他筹划中的整个事情泡汤。大卫深深感到被出卖和被羞辱了。要知道约翰是多年的朋友啊。这件事在大卫心里留下了难以平复的伤痛。而且之所以这样，还因为，其实大卫自己在某些时候也不是那么守信用的。不过他可不是那种严于律己的人。总之他满腔愤怒，痛骂约翰背信弃义，尽管这事放在他身上，他也极可能那样做。

说明

我觉得在玛丽安的叙述中间可以穿插一些表演场面，有台词或者没有台词（我的意思是旁观的叙述可以变成对话，或者在一些场面里用玛丽安的声音做画外音）。

玛丽安：我们这样说话的功夫，窗外的风雨停了。我向大卫推荐另一位演员，大卫觉得这主意不错，甚至比约翰还更好些，“原来让约翰担任这个角色，主要是出于多年的交情”。这时我们都已困倦，沉默了下来，我好像还打起盹来。接着我听到大卫嘟哝了一句什么，他背朝着我嘟哝了一句话。我听懂了他的话，但还是反问了一下。这时他回过头来问我，是不是想和他做一次爱。他说出了“做爱”这个字眼，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十分难堪地笑了出来；他这话显然不是脱口而出的。于是我说了大致如下的话：我说，你看，这怎么能行呢？他没有答话。我接着说：“你提出的时间太晚了，我明天得早起，要送伊莎贝尔去学校，然后我要去试装，10点半要排练。”“那么就睡觉吧，——大卫顺从地说，——我是说各睡各的。你睡卧室，我去二楼那间客房，你这里一把备用的牙刷总该有吧。”我躬身吹熄蜡烛，忽然听到自己说出的话，可那根本不是我想要说的话：我说，其实你要是想睡在我房间里，那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我是想说，如果你感觉孤独，如果你心情抑郁，等等……如果你需要精神上的支持，我绝对会帮你的。”大卫觉得这主意很好，于是我们起身，把酒瓶、杯子送到厨房里去。然后脱衣上床，就像多年的夫妻那样。我给他找出一件睡衣、一把牙刷，我自己换上了我心爱的、已经洗得褪色的睡衣，把窗子开了一点，闹钟定得比平常稍早一点，并且提醒大卫不要指望在这里吃早餐，因为他必须在伊莎贝尔起床以前走人，免得让孩子提出疑问。好吧，一切都好、都正确，至少没有错误。于是我们在大床上躺下，我熄灭了小灯，两个人依然正正经经，丝毫没有越轨的意思。大卫有几次发出沉重的叹息，我猜想他仍然心情忧伤，就把手伸给他，我们就这样睡着了，就仿佛向来都是这样的。大卫仰面躺着，张着嘴，很快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我捏了捏他的手，他松开了我的手，翻过身去。我也朦胧入睡，但睡了没有多久。大卫又一次翻过身来，把脸直对着我的脸。他的气息吹着我的前额，散发出一种睡意和一种孩子般的乳香。我仰卧着，侧着头，面对大卫，注视了他一阵。房间里不太黑，因为窗外下面的街灯亮着。但周围死一般地寂静，我记得我想到，怎么会这么静，甚至听得到我自己的心跳。就在那时我完了，如果可以这么形容的话。我确信就是在那一刻我开始陷了进去。我侧过身来想仔细看看他，我仔细打量着他。打量了一阵，忽然觉得，我从未见过这个人，这个陌生的、正在变老的大孩子，这个我所未知的世界。这一刻也许会擦肩而过，再也无从把捉、再也看不到了。但是我想……不，“想”这个字眼在这里绝对不合适，因为“我想”……不，我根本没想，而是莫名地感觉到……不，这个词儿也不对：我只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着——一切字眼用在这里都显得那么不伦不类，算了，反正我也无法说清那是怎么回事。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件十分鲜明的、永远留在我心中或者说“心底里”的东西。老实说，我始终是处在清醒的状态之下，这对我无疑是心灵的触动。它很快就要改变我的生活以及我周围许多别人的生活。不过我得问问你，这还算是“说着玩玩”的吗？

伯格曼：不管你说什么，不管你想到什么，反正咱们是在游戏。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早已展示过的、实际已不存在的现实的废墟上重新树起我们的共同创造。如果一定要较真，要弄明白的话，就是这样。其实这也大可不必。

玛丽安：那我们干吗还要“说着玩玩”？

伯格曼：告别人世之前的一点消遣，仅此而已。在我有生之年这个短促、暗淡的时间范围内，如果发生什么事情，那只是由于时间的紧缩。一个气息，一阵涡流，甚至早已忘却的情感，都会搅动起来。此外，说到我个人，我正开始热衷地，也许有些心怀畏惧地，为我没有来得及提出的那些问题寻求答案。一些无法破解的谜，是的。一些失落的结论。一些听起来空洞的、微不足道的问题。于是就想：让我做一番游戏，也许会有益的，让我就那些几乎遗忘的话题展开一番想像。我请玛丽安帮我，主要是因为有她陪伴会更愉快些。在游戏中我们提出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其实我们的本意恰好相反。我们越来越觉得难以打住。我们感到痛苦，却不愿打住。也许真相就隐藏在这游戏的深处，在尚能容许我们活动的那紧紧压缩的狭小空间里——诚然，这只是一丝新鲜空气而已。我觉得，我们就好像是在一片昏天黑地中张口捕捉一丝空气。寻找一些支撑点。你以为我现在马上就能看到某种巨大无形的东西的一点点影子。我告诉你，马上。可是这只不过是一架老掉牙的幻灯，和它那模糊不清、所剩无多的残缺影像。对它们无话可说。还是继续我们的游戏。我们不禁心怀畏惧地反问自己，这真的还能叫做“游戏”吗？

玛丽安：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不过，咱们还是应该继续，好了，让我们往下说吧。尽管我不太喜欢我这个角色。不过我不会给你添麻烦，至少暂时不会。那么咱们从哪里继续往下说呢？

伯格曼：譬如，就从大卫的那封信往下说吧。

玛丽安：从大卫的那封信说起，行，可以。我想，这封信就在我的手提包里。你瞧，就是它！我是在那个倒霉的夜晚第二天收到它的。它放在剧院的收发室。你等着，我现在就读给你听。得开开灯，见鬼，我的眼镜哪儿去了？噢，在这儿。你听着，我可能念不顺，请你原谅。大卫是用手写的。写得很潦草。你听：“亲爱的玛丽安。我亲爱的玛丽安（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写：‘我亲爱的玛丽安’，因为我不认识另外的什么玛丽安）。我睡啊，睡啊，直到闹钟响，你我之间差一点没有做出越轨的事情。可是我必须在伊莎贝尔醒来之前离开，所以没有发生越轨的事情。不过，我得谢谢你对我的友善的关心，这使我非常欣慰。谢谢你给我的鼓励。你的朋友大卫。”就是这些。非常简要地说明了彼此的姿态。我把灯关了好吗？噢，你看这副眼镜跟我的脸相配吗？走向老年的第一站。

伯格曼：你还是非常漂亮的。尤其是在黄昏的幽暗光线下。时间过得真快。天已经黑下来了。刚才还是大晴白日。

玛丽安：我得承认，大卫的话表达得十分清楚。我曾经陷入一种无法形容的迷乱状态。我在夜晚想好的心思，非常明确的想法，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伯格曼：别着急。你还没说你到底决定了什么。

玛丽安：我说的是对大卫。这就像特里斯丹和绮瑟（注2）那样一段命中注定的故事，只不过没有那杯毒酒，也没有音乐。如果加上一点戏剧色彩，那么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被这类感情“击倒”过。一般来说，我很少被什么“击倒”。我不是那种类型的人。无论在生活里，还是在工作中。我是一个理智的人，至少我自己认为是这样。迄今为止在生活中我只有两次被“击倒”，或者说被震动。一次是我父亲的死。第二次是我生伊莎贝尔。而这次就是和大卫了。清早醒来时我心里的确很乱，但我的理智终于占了上风。我是否应该把这想法严守秘密，埋葬在我心底？还是向大卫说出来？要么写在日记里，只有在我死后才会让伊莎贝尔读到？原则上这只是一个假定性的问题，因为实际上我已经做出了抉择。所以警示灯统统亮起，但我已下定决心。又是一阵心慌意乱。就好像是生了病，我的肚子开始疼起来。我想，也许前一天晚上吃得不合适了。但它老是疼，渐渐地我醒悟到，其实我是在受着良心的折磨。你瞧，我又哭了出来，没有办法克制。我得起来走一走。总不能坐在这里放声大哭吧（走到窗前）。你这里的海很美，尤其此刻，在暮色中。还有那些倚风而立的松树，那一望无际的海滩。这里从来都没有人，不是吗？

伊莎贝尔讲的童话故事

伊莎贝尔，9岁，个子比9岁的孩子似乎要小些，一头蓬松的、晒褪了色的头发。大嘴巴，蓝眼睛。我们并排坐在沙发上，她抓着我的手。她的小手很好看，手指长长的、细细的，手掌有些潮润。身上散发出一种婴儿般的甜香气味。觑起眼睛——那样子非常像她的妈妈——一再地说，要给我讲个故事。这说明她很喜欢我。

伊莎贝尔：我的床底下有一个东西，也许是个山精（注3）。也许不是山精，但反正不是个小动物。它是个很小很小的、样子怪怪的小男孩。长得丑极了，真叫人可怜。脸是一块平板，两只细细的小眼睛，总是眯缝着，就像小猪崽那样。弯弯的罗圈腿细得可怜刚刚撑住它的身体。可是它有一块漂亮的天蓝色纱巾，跟它的身体一般大，可以把自己包裹起来。那是我妈妈送给它的。妈妈从自己的纱巾上剪下一块送给了它。它非常高兴，就整天披着它。在那边那个暖气片后边有一个小鬼，黄脸，凶恶的大眼睛。小鬼大小跟山精差不多，但比山精厉害，有时敲打暖气片，让人特别害怕。它不是在地上走，而是凶恶地飘来飘去。有一回它把纱巾抢去，吃下去了。山精气得直哭，像小狗那样嚎叫。可小鬼一个劲儿地笑，笑着笑着忽然发现它浑身都变成了天蓝色：脸、胳膊、腿，整个都成了天蓝的。透过它那脏兮兮的衣服，里面全是天蓝色。可是小鬼不应该是天蓝色的呀，结果从那时起它就当不成小鬼了。

伊莎贝尔的故事讲到这儿就完了。

玛丽安：我得了一笔进修津贴，钱数不算多，但这是很有面子的事。我想去一趟巴黎，观摩一下那里的戏剧。事先已经商定，让伊莎贝尔去我妈妈的别墅，跟她的小表弟费边一起呆一阵子。马尔库斯得到一次去波士顿、底特律和洛杉矶演出的机会。所以我们都盼着夏天到来，并且觉得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帖了。虽然整个8月份我们将只有一两个星期呆在一起，但这对我们丝毫不成问题。马尔库斯经常外出巡演或出差，我们早已习惯，从不担心因此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结婚已经11年，大的磨擦从没有发生过。我是个忠实的妻子。至于说马尔库斯，好像出过一些事儿。一些女人对他感兴趣，他对此很得意，尽管不愿承认，不过这对我们的婚姻并不构成威胁。你好像没有见过马尔库斯？

伯格曼：是的，没有见过。

玛丽安：那，让我怎么好好形容一下马尔库斯呢？他——你该知道他的样子——他是一个非常给人好感的人。我跟她姐姐米丽亚姆是同班同学，他姐姐觉得她这个弟弟已经到了成人的年龄，就非常巧妙地，可以说非常狡猾地，安排让他跟我认识了。他们出身于富有的犹太家庭，当时住在离哥德堡不远的一处像皇宫一样的豪宅里。马尔库斯的父亲是隆德大学的教授。他母亲可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母亲：五个孩子，一大群孙子孙女，数不清的亲戚朋友；她一手操持着这个家，把它治理得井井有条。我觉得她非常可亲，不幸她突然得了癌症死了。马尔库斯非常热爱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老父亲，他已经很老很老，非常慈爱，但已经有些糊涂。这家人对我很亲切，我也很乐于参与家中的事务和活动。全家人都颇有些音乐天赋，家里乐声、歌声不断。不过只有马尔库斯成了专业的音乐家。他会作曲、指挥、吹黑管，当然还会弹钢琴。但问题是作为职业，你总得选择一样，于是他就选择了指挥。那么，还有什么呢，要形容马尔库斯可不容易。他非常可爱，讨人喜欢，态度随和，是一个被大家宠惯了的大男孩。也许应该说他热爱生活？这样说能使你增加一点对他的理解吗？音乐……给予他……快乐。或许（犹豫地）还有些……

场景

广播大厦第二号演播厅。小舞台上，马尔库斯坐在钢琴前，另有三位年轻的演奏家：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马尔库斯旁边坐着一位服饰高雅的中年女性，表情庄重严肃，那是负责翻乐谱的。音乐家们正在排练勃拉姆斯的C小调钢琴、弦乐四重奏，作品第60号。昏暗的观众席里只有玛丽安和伊莎贝尔两个人。录音室里亮着顶灯，有几个男工作人员，都没穿上衣；一个人边喝咖啡边吃三明治，另一个在看报纸，还有一个人蹑手蹑脚地走上舞台去调整麦克风。排练到了第三乐章，行板，大提琴与钢琴合奏。马尔库斯停下来，沉吟了片刻，翻过一页乐谱——

马尔库斯：关于这段行板，需要说一说，这里面有一段特别的故事。这部四重奏作品编号是第60，但这个乐章的写作要早得多。它出现于1855年，当时勃拉姆斯22岁，还没有留起大胡子，正疯狂地热恋着克拉拉·舒曼。然而这份爱情绝对不能表露出来。克拉拉的丈夫，罗伯特·舒曼，是勃拉姆斯的挚友，夫妇俩把约翰内斯·勃拉姆斯视同亲人，约翰内斯也许非常渴望更明显地表达自己的爱情。但是友情使他无法说出任何示爱的话语，也不能在背后秘密交谈，然而这却阻止不了他把自己的柔情通过这段“富于表情的行板”倾泻出来。我想，克拉拉听了这段乐曲就什么都明白了。这段行板搁置了19年，后来才与另外新写的三个乐章放在一起，成为作品第60号。好了，朋友们，乐曲讲解就到此为止，不过我不知为什么总是特别喜爱这段行板。玛尔塔，咱们再合一次。（稍顿）等一下，玛尔塔。你拉得很美，不过稍等一下。你是不是仔细想过，大提琴要唱出什么？请你把前几小节唱一下。请，请你唱出来！你很会唱的。

玛尔塔唱出前16小节；马尔库斯在钢琴上轻轻地用极弱音弹出伴奏。

玛尔塔（停止歌唱，微笑着）：是的，这样当然味道就不一样了。

马尔库斯：我觉得，这些音符后面都隐含着歌词：“我爱你，我爱你，亲爱的克拉拉！”——或者是什么别的更富于表情的话。不应该忘记，约翰内斯热恋得发疯，甚至想要自杀，一死了之。另外，还有一点：这一定是夜晚，周围一片寂静。约翰内斯站在斜面书写架前，每一个乐句他都要透过周围的寂静送入心爱的人的耳鼓。我们现在拉这一段，我们也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爱情中。没有比这更痛苦、更美的了。Poco espressivo（注4）。现在，玛尔塔，你就是约翰内斯，我是克拉拉。她此刻心中正充满期待。

两人合奏。

玛丽安：伊莎贝尔坐在我右首，认真地倾听着。后来忽然站起来，把手放在前排座位的椅背上，静静地呆立着，那么娇小，那么脆弱的一个小人儿，完全沉浸在音乐中。我从侧面打量着她，心想她现在感受到了什么呢。我这个诡秘的小丫头，心里装满梦幻和童话的她，可真是马尔库斯的女儿。她跟她爸爸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别人谁都无法理解。我仿佛是站在一边的，不，不，我并不是嫉妒，但有时感到惊奇。是的，真是惊奇。我又渐渐重新收回注意力倾听乐师们的演奏。马尔库斯打断演奏，捏了捏鼻子，摇了摇头——显出很兴奋的样子——

马尔库斯：哎，在这里我们的克拉拉很为难了。她需要对约翰内斯的热情表白做出回应，钢琴的声调里应该有所表现才行。鲁宾施坦在这个地方处理得既简单又漂亮。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我再试一下。（弹琴）就这么几小节。

玛丽安：每当马尔库斯和他那些演奏员们排练的时候，总能形成一种欢快的氛围。他善于调动人们达到超水平的发挥，而且做得十分自然，不是施魔法，也不用反复练习。

伯格曼：不愉快的事你丝毫没提到。

玛丽安：你是指家庭生活中的不愉快？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鸡毛蒜皮。马尔库斯是一个永远安静不下来的人，感情上、体力上都是。他那旺盛的精力和乐天的精神有时就……把什么都抵销了。我觉得，马尔库斯在什么地方保留着一块自己的领地，对别人是决不开放的——这或许是无意识的。不然的话，他哪儿来的那么些灵感、顿悟，尤其是当遇到特别难懂的音乐的时候，譬如马勒或是巴尔托克？他怎么能知道该如何表现舒伯特第九交响乐中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和魔鬼般的狂怒？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们气质上的差异曾经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快。人在热恋中总会希望两个人以同样的方式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有时就得做出一些自我牺牲，也因此而感到恼火。但渐渐地就会适应，成了好伴侣——我以为。应该说我们的婚姻很好——很稳定。跟大卫的这次事情实在是不知怎么发生的，没有任何原因。不知怎么就忽然失去了理智。其实我是一个很理智、很理性的人，从来都没有轻率地、不假思索地做过什么事。我想起我从前的一个恋人——他年龄比我大一倍，至少有40了——这是我们演出《厄勒克特拉》的时候。他有一次带着无奈的表情对我说：“美丽的玛丽安，你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理智。”他说得一针见血。尽管当时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生他的气。不过他说得确实不错。我说这些只是捎带地——但这很重要——想要向你说明，当年的玛丽安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不会突然间忘乎所以的……不管怎么说吧，反正这时在我脑子里——或是在内心里的某个地方——不知怎么就打定了一个主意：设法把大卫勾到巴黎去。有一天在剧院食堂里无意中遇见了他，我们端着各自的托盘坐在一张桌子旁。大概是两点钟前后，食堂里已经没有什么人。我好像不经意地提到，6月中旬要去一趟巴黎。原来大卫已经从与我同一化装室的爱娃口里听说了此事。大卫简短地应答着，好像有意回避似的，他有时常常是这样。忽然，他提议去于尔戈登参观一下蒂尔美术馆。我立刻表示同意：早春转暖时一次小小的即兴出游。我们坐进了大卫那辆破“雷诺”就向美术馆出发了。你去参观过那里吗？

伯格曼：当然，我常去。那是一个我非常喜爱的地方，一个安谧的、静悄悄的小天地，隐藏在高高的白墙之内。

玛丽安：参观了一阵之后，我们来到塔楼上的一个展厅，在敦实的雕花木椅上坐下，陷入深深的沉寂。展览时间已过，但是看门人因为认识大卫，允许我们多呆一会儿。反正他还得过一两个小时才能下班。天色阴暗下来，外面下起了雨夹雪。平常的话题已经说完，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话要说，或者相反，正好有许多话要说，我不知道。忽然，大卫开始向我诉说。平常他是一个口若悬河的人，可是这时他却字斟句酌地说着，而且好像越来越紧张。他先是请求我原谅。我一开始都没明白他在说什么：“请你原谅，亲爱的玛丽安，请你原谅我那天晚上极端愚蠢的要求。”他解释说当时情绪非常低落，正处于一次“极度的抑郁”。我不禁笑了出来，但忍住没敢说失笑的原因。“你这样一笑置之，使我如释重负，”他接着说，并努力做出一个微笑。“不过我这个人经常给自己找麻烦，也给别人无故地制造不愉快。有时我简直怀疑我是不是有了毛病，是不是该去看心理医生了。”接下来他说出了一段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清晰的印象。

大卫（特写镜头）：我是一个完全脱离了现实的人。我明明知道现实是怎样运作的。我学会了读解人。但是每次真诚地试图沟通最后总是以失败告终。这就是理解。我完全有理由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结论。

玛丽安：我非常吃惊。我的意思是，他这段突如其来的表白令我非常吃惊。大卫不是那种轻易“倾诉衷肠”的人，这让我觉得古怪。接着，他说他在扮演角色……

大卫（特写镜头）：是的，真该死。我是在扮演角色。而且可以说，我扮演得蛮不错。首先是工作上的角色。但最可怕的是，总会出现那么一瞬间的空虚，你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这一瞬间就是致命的。

玛丽安：然后他沉默下来，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雨雪。我也不知该说什么是好，完全懵住了。什么去巴黎呀，我的那些打算啊，全都忘在一边。天更黑了，像是笼罩了一层灰色的帷幕。我们都变得灰暗模糊，难以看清了。看门人在楼下向我们喊，该走啦，他要锁门啦。我赶紧答话说，我们正准备下楼呐。然后我躬下身来，在大卫的嘴唇上吻了一下，他的嘴唇是冰凉的。他说……

大卫（特写镜头）：玛丽安，有一点我确信，我是认真的，绝对认真的。

玛丽安：我们同时站了起来，向半开着的房门走去，但我们舍不得踏过那个门槛。有些话需要说出来。我现在觉得非常沉痛，因为要说到这些我不想说起的事情。问题是这样的，我已经说过，我跟马尔库斯的生活非常和谐。我并不特别贪求（微微一笑），我是指性生活方面。在为数不多的几次爱情经历中，多半——不，往往——总能得到满足。是的，是的。当然，曾经有过那么一些失态的年代，我已经尽可能地把它们忘却，因为我觉得，我做得很蠢。如果说有什么是我最痛恨的事情，那就是发现自己是一个傻瓜，当然是在自己心目中。的确，我和马尔库斯很好。他曾经说过，跟我一起睡觉比指挥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更美。所以你能明白。有时候……（沉默不语）

伯格曼：有时候？有时候怎么？

玛丽安：一般我非常不愿意谈起这事。不过，这和这段事情有直接的关系。是的。有时候，我跟马尔库斯……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我会失去知觉，失去意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小死一次”，是吗？

伯格曼：好像是这样吧。

玛丽安：我不知道马尔库斯怎样。有时候我觉得就在这个玛丽安——我从镜子里看得见的这个女演员——这个玛丽安的身体里，藏着另外一个人，一个没有名字、没有实体的人。她的脸……算了，别说了。我不知道将来扮演我的那位女演员对这一团乱事会怎么说。

继续刚才被打断的场景

二人站在塔楼展厅的门边。

大卫：我想还有一件不愉快的事应该让你知道——我肯定会失败。不是什么一时不顺，而是彻底失败。有时我不禁自问，干吗要活着，可我又不是那种能自杀的人。

玛丽安：我也有时感到恐惧，但不像你那样沉重。

大卫（深受感动地）：你想给我一份馈赠，可我……你想……

玛丽安（轻轻地触摸他的脸）：下次吧，大卫。人家该瞎猜了。现在不行，好吗？

大卫：我应该事先让你知道。

玛丽安：我不管你是怎样的。（恳求地）大卫！

大卫：如果我不是那么傻，如果我不是把什么都搞得一团糟，那该多好。有时简直可笑到极点，尽管没有人笑，我自己更笑不出来。而且我还特别地疑心。对谁都信不过。大概是因为对自己首先就信不过。不，在工作方面我很顺，人们愿意跟着我干，尽管有时非常厌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玛丽安笑了起来，她竭力保持庄重的样子，但忍不住要笑。

大卫（无奈地苦笑）：你要是愿意听，我还可以列举下去。没有人比我更糟的了。

玛丽安：干吗要这样数落自己？你忘了我们可是从老早老早以前就是好朋友的。

大卫：在你面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玛丽安：好了，大卫。作为一个开头，我们把这一切都看得简单些不好吗？这不是挺好的事嘛。

大卫：当然，挺好。难道我说别的了吗？

玛丽安：那就是我误会了。其实很简单：我得到一笔进修津贴，去巴黎观摩戏剧。一切都很顺当，因为马尔库斯正好在底特律和洛杉矶巡演。伊莎贝尔送到姥姥家。你呢，凑巧到巴黎约见一位舞台设计师，或是有什么别的要紧事。这一切不都很好吗！无懈可击！而且，马尔库斯也完全可以理解咱们两个人怎么会同时到了巴黎。然后咱们就可以见面，不需要偷偷摸摸，不需要编谎话、找理由。我敢保险他不会疑心，不会嫉妒。是的，大卫，你看这一切就是可以这么简单，这么有趣，这么棒。所以，生活中并不总是灾难、倒霉，也应该有爱情，有温柔和甜美的事情。好了，大卫，你笑一笑，好吗？

大卫（突然大笑，热烈拥抱）：可不是，你说得对。我们可以好好享受一段时光。然后回来心情会变得满足而且宽容……

玛丽安：良心上怀着几分愧疚，就会变得更为宽容。而且会留下放纵之后的酸涩回味。

大卫：那以后呢？

玛丽安：这份隐秘的爱情或者会持续下去，或者会逐渐冷却。但是你，不管怎样，依旧是我最要好、最亲密、最善良的朋友。

玛丽安和大卫有了一段共同的回忆。一段回忆，但更像是梦。

两人紧紧拥抱，大声嬉笑着跑下楼梯，一同连声地向看门人道歉。两人从白色大理石的建筑里走出来。雪下得更大了。

说明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玛丽安没有坐在窗前的安乐椅上。她一眨眼间不见了。我想像着马尔库斯和大卫，首先想像马尔库斯。我在想像中看见他正在和乐师们一起排练，不禁对他产生羡慕：强烈的愿望、专注的精神、从容的气息。马尔库斯指导乐队排练，绝对是一个美的现象，是人与人之间协作的最高形式。接着我想像大卫（当然也就想到自己），想像那些演员们。我们所从事的这一行当然也是需要耐心的倾听、亲密的交流、专注的精神、高度的创造性，以及大卫可能要说的，还需要一点较真的态度。然而，乐谱是进行阐释的坚实依据，而语言却是多义的、狡黠的、难于把捉的。马尔库斯和他的乐师们熟记乐谱，他们并不试图改变一个音符，改变一个节拍或一个音调。他们的自由就严格体现在老老实实的照谱演奏之中。可是语言却是可以替换的，台词是可以删节的。我们的阐释并非基于熟记，而是随心所欲和虚假的自由，这种随意和自由可以延伸到无限空洞的程度。音乐家——像马尔库斯和他的乐师们这种档次的——不会遇到技术上的难题，他们只是在实践自己的专业技能。在戏剧中有没有专业技能呢？我们说是有。但实际上呢？坦白地说，我不知道。说经验，这是有的。说理解，这是有的。但是专业技能呢（注5）？

玛丽安重又坐在了窗前的安乐椅上。没了她，我非常忧伤，所以我要她立刻回来。（我简直感到恐惧，生怕失去了她）她马上就出现了，不过改变了发型和服饰。红褐色的头发编成了一根粗粗的发辫——“夏季的发式”，身上是一件宽松合体的土黄色线衫，脚上是一双木屐。这时木屐端正地摆在安乐椅旁，穿着白色短袜的脚搭在小凳上。我很奇怪她那一头长发——刚才她还是留着短发的。玛丽安微微一笑说，“这是常有的事，你不是知道的吗？”我提议从刚才中断的地方接着往下说。她点头同意。

玛丽安：马尔库斯回到斯德哥尔摩指挥广播乐团在伯瓦尔德音乐厅演出。最后一场音乐会是在星期六下午3点举行。我们——大卫、伊莎贝尔和我——当然都去了。演奏的曲目分量很重：马勒的《孩子们的死亡之歌》和舒伯特的《第九》。当然是满堂彩。音乐会后在我们家里聚餐。一派欢乐的气氛。伊莎贝尔表演了她按照78转唱片上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注6）的音乐自编的舞蹈。马尔库斯心情极好，凭记忆把舒曼的《狂欢节》差不多完整地弹了下来。席间有红酒，还有苏黎士班霍夫大街名牌的施普仑利食品店的巧克力。我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对作品如何诠释的问题，尽管多半是用玩笑的口吻，并且得出结论，最倒霉的就是大卫，因为他老是想要颠覆“视听的绝对命令”。还有也够倒霉的就是我，因为我是个女演员，心里想的只是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在观众面前卖弄风情。就这样说笑着。伊莎贝尔困了，闹了一阵之后还是被弄回她的房间安排睡下。大卫在她那里呆到半夜，给她讲故事，哄她入睡。我又取出一些红酒。马尔库斯点着了一支雪茄，其实他已经基本上把烟戒掉了。但这天晚上算是一次庆贺吧。席间也谈到了我即将实现的巴黎之行。

说明

在我的想像中展开这样一幅图景：灯光明亮的客厅里，靠窗摆着两架“斯坦威”钢琴，窗外是一片花园。室内摆放着祖传的古董、绘画，以及夫妇二人购置的家具。活动拉门旁是一座精致古雅的落地钟，地板上铺着土绿色的地毯。优雅怡人的壁灯，富于情趣的蜡烛。一份和谐、有序和资产阶级派头。大卫坐在长沙发的一角。玛丽安和马尔库斯坐在对面一个小些的沙发上，马尔库斯搂着妻子的肩膀。

玛丽安：我们谈到了我的巴黎之行。我议论了一番法国的戏剧和一些知名的法国演员。大卫仿佛捎带地提到我在巴黎期间他也有可能去那里一趟。我做出惊喜的样子，说一定要在巴黎相见。马尔库斯认为这太棒了，并问起大卫去那里有什么事。大卫很啰嗦地说起他的打算并详细列举了他要约见的那些人。我打断他的话，问他是否带他老婆一起去。这话问得其实很不妥，因为我和马尔库斯都非常清楚他们早已分居。但我的用意是要阻止大卫的饶舌，他立刻醒过神来，说有一位女士约定在那里与他相聚。也许是我事后回想的感觉，当时我们的温馨气氛似乎一下子变成一股凉气。我说不清。晚上我和马尔库斯上床就寝时，我问了他一句，他是不是觉得我和大卫不应该在同一时间去巴黎。他做了一场小小的夸张表演（他喜欢这样），故意做出惊诧的样子说，难道你以为我会吃醋吗，难道你真的以为我会往歪处想吗“不是”——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只不过觉得……应该问你一下。”“你是想说，玛丽安和大卫……我亲爱的玛丽安和我的好朋友大卫会……不，亲爱的，我觉得我还是会看人的，我根本不能设想……”说着他大笑起来。“你就那么有把握？”我禁不住问道。“你和大卫？我跟你说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要是真这样，那就是背叛。可是我认为我了解你，大卫我更了解，所以我绝对相信——背叛不是你们的性格。”说得挺得体，不是吗？我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接了一阵吻，钻进被子里互相温存了一顿。但是我一直没法忘记刚才忽然感到的那一股凉气，我反复自问，我是不是错了，这是不是良心的责备，或是什么别的征兆。

伊莎贝尔的梦

伊莎贝尔：有一回我从学校回来，发现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太阳很亮，周围很静。我叫着妈妈在各个房间转了一遍，可是哪儿也没有她。我就关进自己的房间，坐下来看连环画书。忽然我觉得房间里除我以外好像还有一个人。我回头一看，看见一个像安琪儿那样的女人，坐在我的床上看着我。她长着一头红头发，翅膀是红的，身上的长裙也是红色的，脚上穿着一双红色的高跟鞋。她特别的瘦，露着胳膊，脸上满是疙瘩。她看我的眼神挺古怪，好像觑眯着眼睛。然后她就笑起来，因为她看见我很害怕。她笑的时候露出一嘴黄牙，七扭八歪，残缺不全。我问她要干什么，可她只是摇了摇头，然后站起来，张开手臂（比划着），把窗子打开，登在暖气上一下子跳了出去，还扇动着翅膀。起先她向下坠落。我站起来看她是不是摔在了地上。我甚至恨不得让她摔死，因为她那样子难看极了。可是后来她扭动着胳膊，仰起了身体，摆动着双腿，扑打着翅膀，还回过头来看了看我，叫了一声，冲向天空，消失在树林后面。

玛丽安：我在6月2号去了巴黎。北欧天气很暖和，巴黎却是阴冷多雨，不过已经是真正的夏天。我在一个由老式家庭经营的名叫圣安娜饭店的英国式旅馆里订下一个房间。这条街就叫圣安娜街，是与歌剧院大道平行的一条狭窄的小街。房间在刚刚修缮过的顶层，是一套两室的豪华间，还有一个临街的小小露台，可以俯视市景，看得到远处的埃菲尔铁塔。街上车辆不是很多。饭店对面是一个很高级的餐馆，有一些年老的教士在那里出入——肯定厨艺不错。两天后，大卫也在这里单独订了一个房间，比我的要差得多，在二层，靠电梯旁边。那个电梯昼夜不停地轰隆轰隆响。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反正每天夜晚他要在我这里。大卫来之前的那两天，我漫无目的地四处游逛，陶醉于一身轻松的自由状态，甚至觉得好像是在梦中。对灾难的预感、良心的折磨都留在了家里，一上飞机我便抛在脑后。老实对你说，这在我可真是头一回。

伯格曼：什么头一回？

玛丽安：头一回这样有预谋的背叛。详细计划、周密安排的背叛。应该说，过去也曾经有过一些小把戏，但很少很少，至少比马尔库斯要少得多。但这次可是动了真的。大卫在第三天下午才到，他的航班晚点了好几个小时，不过我一点都没担心。我一向很少担心，显然这是因为我不大会胡思乱想。大卫说我对于意外事故缺少精神准备，这是真的。如果我属于那种提心吊胆的性格，那么所有这一切事情就都不会发生了，是的。（若有所思地沉默片刻。）我信步走到法兰西喜剧院，顺便卖了两张晚场的戏票，是焦尔吉奥·斯特莱勒（注7）导演的莫里哀喜剧。然后回饭店吃了午饭，便拿过一本法文书躺在床上看。我年轻时法文蛮不错的，可是这么多年不用，都忘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想重新拾一拾。很快我就睡着了，直到敲门声把我唤醒。突然之间一切变成了现实，我感到一阵恐怖，连心跳好像都停住了。我记得，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玛丽安哪，你是在作什么呀？这念头来得正是时候。当大卫走进房间时，我简直觉得这是一个陌生人。他跟我有什么相干！但我立即打断自己的思路：这是大卫呀，是我最好的、最亲近的朋友啊。惊慌的情绪很快过去，两个人都立即充满了渴望。我们醒来时听见女服务员在门外问什么时候能进来整理床铺。我们起身，穿好衣服，去到对面的餐馆，点了很好的菜肴。斯特莱勒的戏终于没有看成。夜里，马尔库斯从美国费城打来电话，说他跟艾萨克·斯特恩合练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效果好极了，说是明年秋天要灌一张唱片。我仿佛捎带地提到，大卫今天刚到，我们一起去看了一场戏。马尔库斯问大卫是否也住在这个饭店，我回答说是的并顺便向他描述了一番我住的豪华套间。“别忘了替我问他好。代表我拥抱他。”就这样又聊了一阵。我打了个呵欠，说现在已是凌晨3点。马尔库斯立刻口气变得郑重起来，说他知道，但他非常想我，希望听到我的声音。这一瞬间我又一次感到那股凉气，然后说他真好，我也想他。通话就以这样一番虚假的亲密而告结束。我挂断电话，翻过身来面向大卫，向他转达了马尔库斯的热烈问候。但是没有反响：我的情人已经睡着了。

一封信

第二天玛丽安没有出现，又过了一天还没有来。我按她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打过去，但是没有人接。我开始担心起来——是我惹恼了她，招烦了她，或是我们这场编故事的游戏有些太出格了？而且，我非常怀念每天傍晚这种闲聊。我感到郁闷，于是拿起一本有趣的小书驱散我的孤独。第三天清早我在厨房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封信。这里抄录一些片段：

“我今天不来。明天也不来。什么时候再来还说不准。我有些感冒，我知道你是不喜欢流鼻涕的人的。不过我不来的真正原因还不是伤风感冒。翻腾这一堆乱糟糟的往事越来越让我受不了。你坐在那里，盯着我看（尽管你没提出任何要求，至少你自己认为你没提出任何要求），指望着整个这部作品由玛丽安来完成。历来那些糟糕的剧作家就是常用这样的遁词：只要演员有才华，这些写得不确切的、含糊的地方，到时候都不成问题。老实说，我已经受尽折磨。也罢，说‘受尽折磨’或许有些过分。但我的确是不愿再提起“爱情”。不愿再提起那些时而让你心跳、时而让你昏厥的感情，那种刺激像癌症一样发展蔓延，最后使你痛苦不堪。如果说玛丽安与大卫的关系真的算是“爱情”，那么我可以肯定那是无法描写出来的。我干的这种行当使我有机会体验各种不同性质的爱情。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止一次地自以为：‘这才是真正的爱情！这一次，玛丽安，这一次你是真正地恋爱了！’但是同时，内心里又会发出冷静的、清醒的反驳。一个顽强的声音无情地说出真相。我的真相，别的我不知道。但与大卫在一起，我听不到这个声音。我可怜的理智被淹没在汹涌的情感之中。在我与大卫相处的整个过程中，在处于美好的友谊的那段时期，我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一个很正常的位置。这既是有益的，也是令人愉快的。有时发生什么事情，人们就来对我说：‘你不能去劝劝大卫吗？’我就去劝劝，效果果然不错。就像易卜生在什么地方说过的，“把不可控制的事情控制住”，坦白地说，我对我能做到这点颇为自豪。但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我失去了使疯狂的人清醒过来的能力，因为我自己胸中就激荡着狂风暴雨。我正在不顾一切地投入到自己绝对无法控制的局面中。只有一点稍稍令我有些吃惊的，就是我并不觉得这有多么严重。当然也有一点例外的情况，而且是一个非常令我苦恼的情况。那就是：我心中时时出现伊莎贝尔！我时时看见她那瘦小的身躯，她那可爱的小脸。于是感到一种恐惧，一种真正的恐惧。我清醒过来，头脑中反复盘旋着一句可怕的话：‘我将如何面对伊莎贝尔？’”

说明

玛丽安又坐在了安乐椅上。我不得不说，我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互相寒暄了几句，但我未做过多的盘问。当然，我对那封信表示了感谢，仅此而已。

伯格曼：那么，接着说巴黎？玛丽安？

玛丽安：关于巴黎，没有什么特别可说的。

伯格曼：比如对往事的嫉妒？

玛丽安：噢，这方面。（沉吟片刻，然后开始说）有一天下午，我们坐在圣心教堂旁边高处的长椅上。巴黎市景展现在我们脚下，在阳光照耀下的空气中景物显得朦朦胧胧。大卫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我浑身懒洋洋的，有些睡意。其实这时应该午休一下才好。他突然问起我过去有没有情人。说这话时带着笑意，完全无所谓的样子，似乎要开始一场爱的嬉戏。我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没提防，随便地谈起琐琐碎碎的往事。大卫提出一些可笑的、仿佛是追根究底的问题。我们说笑着，我也越来越放开了。到了晚上——这天晚饭时我们多喝了一点——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我不必详说，好吗？我不想提起。

伯格曼：当然，不必。

玛丽安：在我们长久的相处中，在我们多年的友谊中，他第一次使我感到可怕。他的嫉妒心是疯狂的。我害怕得几乎要呕吐起来。恐惧搅动了我五脏六腑，忍不住要吐。我以为他会动手打我，不过他没有碰我。我也怒不可遏，几乎说不出话来，甚至哭不出来。这时他突然懊悔了，他怕得不得了。（停顿）有时我反问自己，这一晚是不是彻底改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不。我们还是越来越深地陷入彼此的相爱中。

伯格曼：也许你宁愿不谈那个晚上的事？

玛丽安：是，宁愿不谈那回事。

伯格曼：那就让我们谈谈别的。比如谈谈马丁·戈德堡的事？

玛丽安：嗯，谈谈他。这的确是一件古怪的事。

伯格曼：说说看。

玛丽安：有一天早晨我和大卫决定去排队买歌剧票，听柏辽兹的《浮士德》。我们早上9点就来到了饭店大厅。前台服务员俯身向我低声说那边坐着的那位先生有事要跟我谈。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他是我们家庭常年法律顾问的儿子，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他。我们年纪相仿，在大学里参加过同一个学生团体。他叫马丁·戈德堡，也是一名律师。我对大卫说我们应该过去打一个招呼，这是完全必要的。马丁看见我们立刻站起来，满面笑容地迎着我们走来，同时把手中的报纸折起。他吻了吻我的面颊——他身上散发着百合花香味——然后解释说，他来此是办理一件专利方面的事务。星期二晚上他父亲给他打来一个电话，叫他设法找到我，向我说明一件家庭私事。所以如果能单独和我谈一谈他将非常感谢。大卫说他完全可以一个人去排队买票，大约一两个小时后可以回来。到时一块儿吃顿饭好不好？马丁婉言推辞了——这一天他还有许多事要办。两人很客气地道了别。我和戈德堡走到饭店的酒吧，酒吧刚刚开门，里面还一个人也没有。我们要了饮料，然后我开门见山地问马丁，他到这里来究竟为什么事。他客气地笑了笑，把话题拉到远处：祝贺我得到一笔进修津贴，并说在马尔库斯父母家的宴席间见过大卫，接着又抱怨了一顿，说现在巴黎正是演出季节，可惜他却抽不出时间听场音乐会。我再一次相当生硬地问他，到底找我有什么事。他说，他跟马尔库斯的母亲谈过一次话。“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问，同时从脚底下感到一股寒气。说是马尔库斯的母亲在为他担心，他从费城或是洛杉矶——他记不清了——给他母亲打来电话。“那么到底有什么事呢？”我急不可耐地问。这时他才不再绕弯子，说马尔库斯病倒了，他母亲认为玛丽安应该立刻飞到他身边去。“这我就一点也不明白了”我说，“我昨天还和马尔库斯通了电话，他说他很好。实际上我们每天都通电话，他从来没提到有什么毛病。”马丁沉默下来，用那么一种眼光看着我，就好像看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然后突然打官腔地说，他只是转达了人家托他转达的话，现在对不起，他还有事，他很高兴这次相见，但愿这一切仅只是一场误会。说罢很快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下向上袭来。这天下午5点，我给马尔库斯打过电话去，他立刻拿起话筒，说他正准备往我这边打呢。我把跟马丁·戈德堡的那一场奇怪的谈话告诉了他，问他知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完全控制着自己，声音一点都没有发抖。我问他对他妈妈说了些什么而为什么不对我说。马尔库斯哈哈一笑说：“你还不知道妈妈的毛病，向来是那么大惊小怪的。”我问他是不是病了。咳，偏头疼又犯了，眼睛的问题引起的。洛杉矶气候非常让人不舒服，不过人家给他开了一种很好的药。他不想让我担心，这些天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一点点自由。他就是这么说的：“这些天你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一点点自由。”我又问了他一句——虽然我非常清楚，这个问题恰恰不该在这个时候提出：我想在巴黎再多呆一个星期他不会反对吧。他表示完全同意，从他的语气里丝毫听不出犹豫的意思：“行，那就8月初在别墅见面好了。替我向大卫问好，如果见着他的话。”后来，吃晚饭时，大卫当然问起我白天谈话的事。他比我要担心得多。依他看，这一切都让人起疑。我尽力劝慰，说这只是小事一段，我觉得已经基本上把他说服了（沉默下来，稍稍背转身，静静地坐在那里）。

伯格曼：还有那位女教师呢？雅桑德尔太太，是吗？

玛丽安：女教师，是的。她大概跟这事有点关系。有一天我们去了樊尚角，就是马恩河汇入塞纳河的那个地方。大卫想去看看那里是否真的有那个名叫北方饭店的小旅馆。你知道的，就是让·迦本的电影里的那个。那里果然有一个旅馆留存至今。我们在河对岸的一个小公园里找地方坐下，看一艘大驳船过船闸。那天是礼拜天，小旅馆附近那些狭窄弯曲的小街上异常清静。传来圣莫里斯教堂的钟声。是的，钟声就这样响着。我们坐在那里闲谈。这时，有一个60岁上下的老妇人走到我们面前，用瑞典语道了声对不起。她自称雅桑德尔太太，并说这学期最近几个月她代理伊莎贝尔上学的那个班级的班主任。

雅桑德尔太太（特写镜头）：伊莎贝尔是个非常特别的孩子。我深感对她负着很大的责任，好几次我都想给孩子的母亲打电话。我想告诉她伊莎贝尔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些麻烦。我向我的同事说起这事，她却说看不出什么。在她看来，伊莎贝尔已经“适应”了。我和伊莎贝尔差不多是一开始就建立了极好的关系，我小心翼翼地启发她谈谈她自己。我相信她心里隐藏着极大的悲痛。请原谅我这样冒昧地直言不讳，不过我觉得，我能够在这样远离家乡的地方碰见伊莎贝尔的母亲真是一件难得的好事。

玛丽安：雅桑德尔太太这一番颠三倒四的话让我和大卫听得目瞪口呆。当她问到我们还要在巴黎呆几天的时候，大卫相当生硬地说，要是依他的想法，我们会在这条长椅上直坐到死。并说不远处那边还有一条长椅可以请雅桑德尔太太去坐。老妇人无言地看了看大卫，摇了摇头。她蓝色的大眼睛里贮满泪水。她嘟哝着说了句对不起，然后走开，好像已经说不出话来。我试着向她道别，但她没有理会。她的两条腿很细，脚却很大，走路时身体左右摆动着。我埋怨大卫不该那么生硬。他说整个这场戏让他觉得恶心，他恨不能把这老妖婆扔到河里去。

玛丽安（或许人家另有名字）又有好几天没有来。我坐在写字台前，凝视着那张空空的安乐椅。一个人往下编这个故事绝无可能。心情忧伤沮丧。老年病和抑郁症发作。真见鬼，她到底跑哪儿去了？她似乎说过一句，这个实验她觉得挺有趣。也许，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瞎想的吧。出去到海边散步。海鸥因我打破了它们的安宁而愤怒，在我头顶上不断盘旋，似乎要对我展开攻击。它们嘎嘎叫着，有些鸟粪向我袭来，差一点就击中了。我回到写字台前。绝对的空虚和寂静。海面呈铅灰色，完全风平浪静。空气中的潮气越来越重了。

一小时过去了，我已不再愤怒，而是只感到忧郁和孤独。最后的结论是：让我读读柏拉图的著作吧！我从未做过这事，现在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好的，柏拉图。但正在这时她坐在了那张安乐椅上。这个女人，她真是楚楚动人。这时她正面带和蔼的笑容看着我。我忘乎所以地注视着她。头发蓬松地散开着，上身穿一件透明的薄衬衫，外罩一件手工编织的褐色上衣，下身是一条褪色的白牛仔裤，赤着脚。

玛丽安：从什么地方接着说？

伯格曼：随你。

玛丽安（笑）：随我？

伯格曼：当然随你。指望我可不行。

玛丽安：那就是，该说到回国了。

伯格曼：对，回国。

玛丽安：我们商量好，我坐早上的航班，大卫坐傍晚的航班。这时我们才忽然明白，我们已经陷入绝境。今后对于我们来说将是无尽的苦痛。不过晚饭喝上两大杯红酒，那痛也就不觉得了。享受一段暂时的无忧无虑：已往的已经是已往的了，但这“已往”也总有个结束，我们对它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真心感谢命运使我们有幸享受这份感情。再说，这又不是离婚。以后只不过是要按另一种方式生活。这个另一种方式当然要求要有周密的安排和远见。不过，我们都足够理性，满足于现状。“自己对自己负责吧。”大卫嘟哝说。他长吁一口气。我带着酒意问他：“你是在叹气吗？”大卫非常郑重地说了一句：“我大概是爱上你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无论如何我并不想毁掉我现在的婚姻。我并不想跟大卫一起过日子。我希望的是自由。而大卫却听都不愿听这个字眼——无论是我的自由，还是他的自由。我一下子酒意全无——我把我们这个告别晚宴彻底破坏了。“见鬼，一说起你这些玩笑话，就变得那么让人受不了”——大卫气呼呼地说着，把一叠报纸甩在地上……动身回国的这天早晨，天气异常闷热。再过几分钟我就要离开旅馆了。大卫坐在椅子上，忍受着这告别的痛苦和闷热的煎熬。我既感到他可怜，又为自己伤心，简直要哭出来，可是马上就要出门，不能毁了妆，只好强忍住泪水。大卫开始说：“我知道你准备怎么安排咱们的未来。”但又立刻停住，因为我们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别难过。”我说着在床边坐下，肩头铅一般的沉重。是的，你想要的就是这样，只不过你不敢说出来，你是一个怯懦的女人，现在叫你看看你希望的是什么。他一口气说出了我心里想的但没有说出来的话。“一切照常，至少表面上应该这样。你的婚姻完好无损。你会和我见面，只要有机会。在你家里。你想保住一切，我不过是个饶头。”“可是，这就那么不好吗？”——我无奈地反问。我知道我这句话说得非常不是时候，暴露出我精打细算的怯懦。难道咱们不能给自己宽限一点时间吗？慢慢看看情况，会怎样发展？大卫，容咱们一些时间好吗。“咱们是在演着一场多么丑恶的戏！”——他忽然笑起来说。前厅服务员打来电话，说出租车已经在下面等着。我们只好约定今晚再通电话，不管时间多晚。我们拥抱，接吻，但内心的痛楚如此强烈，以致对这一切全无感觉。

伊莎贝尔的又一个梦

伊莎贝尔：我们许多小孩在一个大房子里玩。有男孩，有女孩，所有人都差不多一般大。房间里没有任何家具，墙是红色的。窗子很高大，外面是夏天，可是里面很冷，就像是冬天。我们都穿着厚厚的冬装。房门打开了。这扇门原来我没有看见。校医室的护士走进来，领走两个孩子，关上了房门。房间里有许多的玩具，就像在幼儿园里那样，我们都在玩。我和另一个女孩在搭一个小房子。有几个孩子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发呆。两个窗户之间的墙壁上挂着一个扬声器，不停地放着音乐。房门又打开，又拉走了两个小孩。其中一个就是跟我一块玩的那个小女孩。她起先还赖着不想到另一个房间去。门没关好，留了一道缝。我看见一个高大的女人背对着半开的门。她穿着妈妈那件皮大衣，但穿在她身上显得太紧，头上戴着一个用金纸做的皇冠。房间里面下着雪。地上堆着好些小孩衣服，全都落满了雪。这时那个护士看见门没关好，赶快把门关上。我非常害怕，开始寻找别的出口，设法逃走。我明白了：这个穿皮大衣的高大女人是在吃小孩，那个护士给小孩脱衣服，脱光一个那女人就吃一个。我找了半天也没看到有另外的出口，我就吓醒了。

玛丽安：飞机快要在哥本哈根降落之前几分钟，才通知旅客，斯德哥尔摩因为有雾不能降落。我们不得不在凯斯楚普机场滞留一段时间。我拿着一本书坐在椅子上，就这样度过了一个白天。傍晚时通知，斯德哥尔摩仍然关闭。愿意乘夜班火车走的可以改签机票，不愿改乘火车的可到附近旅馆。排队改签火车票的人很多，所以我还是去旅馆吧。两小时后，我已经住进了一间有淋浴和电视机的舒适的小房间。窗户对面的钢筋混凝土大楼正面无数排亮着灯的窗子。下面远处传来集装箱货车和大型载重车的声音。我找到餐馆，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餐。然后回到旅馆房间，换上睡衣，坐下来看美国警匪片。我时不时地打着瞌睡（每当我心情郁闷时就容易困，而这时我的心情正特别郁闷）。还做了个梦，梦见我们在罗弗敦海里捕鲱鱼，然后就忽然醒来，可是因为我心情非常郁闷，所以索性拿出一片安眠药，通常我是不吃的。我站在房间中央，床和床头柜旁边，手里举着个杯子，费劲地吞那片药。我刚刚吞下那个药片，这时有人敲门，我应声说了句：“请进。”有人在外面拧把手，但门是锁着的，我走过去把门打开。门外站着的竟是大卫。我立刻哭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平常我可是不这么轻易掉眼泪的。关上门之后我们紧紧抱在一起。我一直在哭，并且后悔干吗费劲吞下那片药片。大卫到达凯斯楚普机场时是晚上9点，除了住下来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他向前厅服务员打听我是否住在这个旅馆，人家说是。房间号是978。我们决定马上上床，尽情享受这一个意外的空档。白天我已经同妈妈，还有伊莎贝尔，通过电话，告诉她们我明天在伊莎贝尔就寝前就可以回到别墅。大卫无须打电话，没人等着他回来。我们挤在狭窄的床上，那个羽绒被老是要滑下去，而且不够长，枕头又太软，不过这一切对我们都没有意义。我们紧紧拥抱着躺在那里，听着下面汽车不断驶过和飞机不断在屋顶上掠过的声音。我们紧紧拥抱着，但没有做爱。我因为刚吃了安眠药而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大卫焦虑不安，心跳得特别快，特别响。他一夜未睡，天亮时面色显得非常憔悴。为了稍稍缓和一下心情，我们开始设想将来的计划。但是越想难题越多，很快就都沉默下来。大卫准备回他那个房间去刮刮脸，冲个澡，走到房门口却呆呆地站住不动。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地，既难过，又头疼。我恨不得他快些出去，但他站在那里半天不动。在清晨明亮的光线下，我看着他的脸，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一种空白的感觉，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大卫脸上的表情是这样的一片空白。是的，我不知道对这一刻还能怎样形容。大卫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他有生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痛苦过。然后走出去，慢慢把门关上。我心中想，难道一定要这样痛苦吗？难道这就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吗？

说明

我翻看着一大堆照片，听着玛丽安郑重其事地、详详细细地讲述。言语中透着深深的伤痛。

玛丽安：当飞机在阿兰德机场缓缓降落的那短短一刻里，我们拚命设想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立刻打车到城外别墅，去看妈妈和伊莎贝尔。电话在前厅，餐厅门前，楼梯旁的小桌上。那里老是人来人往，隐秘的话根本不可能说。大卫没有任何明确的日程安排。他说剧院有一个工作会议，还有一系列的座谈会。可是这听起来不过是一些托词：反正我找不着他。他也不能给我打电话。既干脆又巧妙。唯一肯定的是我们只能在飞机上告别，因为不排除妈妈和伊莎贝尔有可能来机场接我。告别几乎是无言的。大卫先下飞机，我在那里又坐了一会儿，让别人先下。我的担心还真应验了。妈妈查到了航班到达的时间，带着伊莎贝尔和费边一起来接我。我们先到城里的家中去了一趟。我放下皮箱，拿了去别墅要用的随身物件。我们像平常一样交谈着。可是我觉得，妈妈好像特别注意地对我冷眼观察。伊莎贝尔则是特别的高兴和亲热。到家后又是一阵忙乱和郑重其事的晚宴，不过傍晚过得比我预想的要轻快些。凌晨4点我给大卫打了电话。我蜷缩成一团，坐在楼梯底端，外面下着夏季的绵绵细雨，在清晨渐渐亮起来的微光中，室内家具和所有物件都显出清晰的轮廓。电话没人接。就这样熬过了一天。第二天坐下吃晚饭时，电话响了。我赶紧跑过去拿起听筒，果然是大卫打过来的。我说我们正要吃晚饭，他说电话里噪音很大，得挂断重打一下。“你能不能明天下午3点到我家来？”“不行，”我说，“那时去我就来不及在晚饭前赶回家了。”我又急忙问了一句：“1点去不行吗？”1点大卫有事。通话就这样结束了，没有商定个结果。这样一连几天。最后我们只好算了，不再通话了。不错，我后来收到他一封信。我带着呢，我现在读给你听听。（读信）“我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这是多么屈辱、痛苦、难以忍受。我认为只有一种解决办法：把事情挑明，实话实说。”（沉默，激动不已）。读了他的信，我几个小时地在树林里徘徊。我止不住地痛哭流泪，不是悲伤，而是痛心。稍稍平静下来以后，我就去游泳，游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倒了一大杯红酒，坐在祖父的书房里开始给他写回信。我在信中写道，他毁掉了继续保持这种关系的一切可能性。及时发现我们的错误，还算是我们的万幸。我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就不能明白，等等等等。并说他怎么敢在这种情况下发出这样的最后通牒。我希望他再不要找我，离我远远的，总之是让他滚开。我立刻把这封信发了，连再看一遍都没看。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的巨大痛苦一下子就卸掉了。然后我们就打羽毛球直到天黑。晚上伊莎贝尔跑到我房里来要跟我一起睡——我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这个小脑瓜里有许多古怪的念头。我们很快入睡。这是我回国后第一次睡得这样沉。第二天心里仍然觉得疼痛，不过勉强忍受得住……日子渐渐恢复了原样。我心中暗喜，秋天演出季节很快就要开始，人家给我分配了一个很好的——一出很好的戏里一个不大但是很好的角色。马尔库斯终于回来了。疲惫不堪，但对此行的成功和接到的各种合作计划感到满意，特别是因为回家而高兴。因为又能看到伊莎贝尔而高兴。马尔库斯心情好的时候，整个人就仿佛从内向外发散着喜气，所以我也很高兴。他当然问起了我的巴黎之行，问起了大卫，不过只是那么随便一问，我用不着费太多的力气去编故事。8月20日剧院开始上班，像每次一样先开了个全体大会。我和大卫自然见了面，在周围一片嘈杂声中互相寒暄，并照例拥抱了一下。沉默无语地。剧院很大，彼此并不经常见面，因为不在一个剧组，不在一出戏里。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几乎是撞在了一起。难堪地笑了起来。我急着有事。大卫问我排练结束后能不能到他办公室小坐一会儿。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什么不能。”然后各自走开。是的，经过就是这样。大卫的办公室在“导演区”，就是楼道尽头散发着霉味的、没有窗户的角落里。办公室里谈不上一点舒适。形式不一的家具、落满灰尘的窗帘、天花板上吊着的一个浑浊的玻璃球。堆满了书的书柜、摆满了杂物的写字台。我们在窗前桌子旁面对面地坐下来。窗外对着楼的一面墙，勉强透进一些昏黄的光线。大卫面色灰暗，显然是长期熬夜、饮食无度，尤其是酗酒的结果。

场景

大卫用手掌摩挲着布满划痕的桌面。他正襟危坐，不时端详着自己的右手。玛丽安悄悄地把自己这一半桌面上的东西稍加规整，然后探身面对大卫。

大卫：依我看，很快要出乱子。我说的是剧院，戏剧方面的。

玛丽安：在食堂听见人们议论。

大卫：我提醒过演员们。我说我们要把《直到夜晚的漫长一天》搞成一个反戏剧。到时候了。除了爱娃，所有人都非常赞成这个想法。可是排练了一个半月之后组里全都乱了套。我们成了誓不两立的死敌。阿克赛尔跑到头儿那里去告状。但我不会屈服。你怎么不说话？

玛丽安：我听你说呢。

大卫：你觉得我快要疯了，是吗？我处处出错，每件事都不对头？（玛丽安默默无语地摇了摇头）在剧院里跟人吵闹其实是因为背后另有不顺的事情。你说说看，为什么我老是做错事？为什么我老对付不好这些演员？为什么对你也做得不妥当？是出了什么问题，或是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我却不知道？还有这个拍电影的事，先是说暂缓开拍，现在是彻底告吹了。永远是为了钱的事情吵来吵去。我现在已经是债台高筑。有时候想起来简直让人好笑。（轻轻笑了一声）我失眠得很厉害。噢，不是，不是你猜想的靠酒精入睡，只是吃几片药，勉强睡几个小时。结果却是越来越糟。我跟一个心理专家谈过，他立刻做出诊断：重度抑郁症。他要我休病假。

玛丽安：你不愿意？

大卫：绝对不休。你想要说什么来着？

玛丽安：我想要约你见面，可是又打消了这想法。

大卫：你可以像以前那样，请我去你家吃晚饭。让我看看伊莎贝尔。当然还有马尔库斯。顺便问一下，他最近感觉怎样？

玛丽安：这你知道，马尔库斯一向自我感觉良好。他有一个脚趾头疼。

大卫：噢，这可不大好。

玛丽安：我简直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就需要我来办！

大卫：但是你得承认，我现在真的成了一个小丑（轻轻笑了一声）。

玛丽安：好了，不管怎么说，我可是该走了。（很快地在大卫脸上和后脑勺上摸了一下）你怎么弄成这么不修边幅啦。

大卫：是啊，我现在已经顾不上我的仪表了。

玛丽安：听说你跟芳妮有点故事。

大卫：这是她要这么说。

玛丽安：再见吧，我的小可怜。晚饭的事我再想想。

玛丽安：几天之后我们剧组里有一位演员生了病，结果整个下午就等于放假了。我顺着黑洞洞的楼梯爬上二层的厢座，去看大卫的排练。布景里有四个穿着鲜艳服装的演员，布景以外的大片舞台上空无一物。后景上有一银光闪闪的蔚蓝色的天幕，天幕后隐约可见一巨大的十字架，上面钉着满身是血的、扭曲变形的耶稣。地面上铺着粗糙不平的石板。正中间的舞台深处是一个用赭色黏土做成的大圆圈，那几个演员就被安置在这个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强烈的灯光令人目眩。在池座后排安装了十来个强聚光灯，对准演员们脸部的高度，射出灼人的强光。大卫站在舞台下面，手臂倚着脚灯。舞台两侧的扬声器发出预先录在磁带上的音响效果，时而震耳欲聋，时而悄无声息：或高声聒噪，或低声喁喁，或时断时续，或久久不停，或撕心裂肺，或单调平庸。有些小节取自20年代的爵士音乐。大卫的要求就是，在这个地狱般的环境中，演员们依次用洪亮的或如歌的或耳语般的声音说出台词。速度之快几近疯狂，慢又要慢到长久的哑场。演员们的动作被编排成仿佛是一种舞蹈，有时与台词形成直接的矛盾（台词基本上严格保持原样，没有改动或删节），有时又仿佛是对台词的一种调侃。我在二楼厢座坐下时正排到爱娃与年轻女佣的那场戏，不过那个女佣好像并不在场，爱娃自说自话地念她的台词。她跪倒在地，夸张地伸着双手，高昂着头颅。一段长长的独白时而像朗诵，时而像歌唱，时而像低语。时不时脸向下扑到地面。三个男角在那个赭色土圈里或站或卧，姿势非常不舒服。

伯格曼：你对这些怎么看法？

玛丽安：看法？我从这一切当中看到的是深不可测的愤怒，超出常态的反叛，仇恨。对戏剧的仇视，对演员的仇视。（用手摸了摸脸）爱娃是一个少有的天才演员，我猜想，她本能地理解了大卫的某种意图。虽然穿着紧身衣，极其不舒服、极其丑陋的服装，但她却不知用什么奇妙的方法做到了全身心的投入。她把愤怒控制得恰到好处，她的吐词绝对无可挑剔。但大卫还是打断她的表演，说：“等一下，爱娃。约翰老是在那里嚼口香糖，让我觉得很有妨碍。约翰，请你到副导演那里，把口香糖交给他替你保管。”约翰原来面朝爱娃侧身卧着，这时翻过身来问，嚼口香糖怎么就会妨碍了排练。大卫说，就是妨碍了。约翰说，这是大夫给他开的戒烟糖。大卫依然保持着和蔼的态度，说：“不管怎样，假如你能不在台上嚼它，我将万分感谢。”约翰盘腿坐起来，说：“那样一来，我就会又抽起烟来了。”“不管哪样，我请你把口香糖吐出来。”约翰把口香糖直接朝着大卫的脸上吐过来，但没有击中，擦着耳边飞过。“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继续了，”大卫用振作的语气说，“来吧，爱娃。”他嘻嘻地笑着，似乎这不过是小小的淘气。接着，阿克赛尔用手挡着眼睛说，最好给他搬把椅子，他已经站不住了，膝盖疼得厉害。大卫立刻下令，凯伊给他搬来一把椅子。阿克赛尔慢条斯理地坐下，咳了一声，向凯伊说了声谢谢。“现在把爱娃这场戏从头再来一遍吧，”大卫说。突然，大家静默了一阵。原来蹲着的古斯塔夫用特别夸张的姿态站起来伸着懒腰。“别价了，”爱娃的话也让人一愣，“我可没力气再来一遍了。至少别在今天。最好等到首演之前吧。”她又补充说。到此时为止一直保持缄默的古斯塔夫插嘴说：“假如能有首演的话。”“你这是什么意思？”大卫问道。爱娃跪直身体说：“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约翰毫不客气地说：“既然这样就没必要继续排练了。我说大卫，你最好找头儿好好谈谈。也许那样，你就不能不听听我们这几个礼拜以来一直想对你说的话了。”“那就是说，你们都去找过头儿啦？我还以为只有阿克赛尔一个人……”大卫不知所措地挤出一句话。阿克赛尔大模大样地站起来，弯下腰从地上捡起台词本，说：“这种谈话让我听着恶心，我回化装室去了，我呆到3点，如果决定明天排练，劳驾哪位通知我一声。”于是不慌不忙地走了。他能做得出来。副导演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时间已经是差20分钟3点——“不过，也该收摊子了。”大卫哈哈一笑：“不错。”说罢猛地转身走开。副导演钻进控制室，熄灭了刺眼的聚光灯，开亮了台上的工作灯和大厅里的灯。爱娃仍然跪在原地，用手抻展着紧紧裹住她高高的乳房的那套别扭的紧身衣。“我不知道，”她说，“有时候我觉得咱们是在干蠢事。”古斯塔夫伸着懒腰打着呵欠说：“没什么了不起，不会比咱们搞的那玩艺儿更糟吧。”“更糟，”约翰接口说，“更糟得多，因为这玩艺儿是天才搞的呀。”爱娃走到出口站住，说：“说实话，咱们开始可都是同意他的想法的。”

伯格曼：几天以后阿克赛尔就病倒了？

玛丽安：他摔断了腿。这可怨不着大卫。首演延期了，后来整个这出戏被取消了。剧院里向来如此：开始动静很大，最后不了了之。大卫这场半途而废的演出，最后得出的结果是，它反倒成了人们夸耀的一块招牌。尤其是约翰，到处议论，说领导如何不恰当地压制了“伟大的创新”。

说明

我觉得，玛丽安讲述的这场灾难性的排练过程倒是可以处理得非常出色。因为可以同时用特写镜头让她出现在二层厢座和我的书房里。还有一个原因：表现那种特别可怕的白日梦，是非常讨好的课题。

玛丽安彬彬有礼地问，我是否不反对她抽两口烟。她点着一支烟，手在发抖，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又吐出来。她不喜欢那个味道，把烟捻灭在我书桌上的小磁碟里。

玛丽安：从二楼上下来，我直奔大卫的办公室。他不在，但门没锁，于是我就在那里等他。我心情糟到极点，恨不能放声大哭一场。我完全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不知自己是在做什么。或许是明明知道。大卫终于回来。他一看见我，就把两手一挥——你还嫌我不够烦的。“现在我什么话都不想说，也不需要任何同情和安慰。玛丽安，请你离开，把门关好。”我走到他面前，用力抓住他的手，对他说一小时以后我到他家。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下午4点，我已经来到他家的房门前，接连摁着电铃，但没人开门。也好，这样也许更好些。心上的重担反倒一下子解脱了。我感到忏悔，真正的基督徒的忏悔，我得赶快离开。他恰在这时回来了，喘着粗气从楼梯跑上来，因为电梯坏了。我不敢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他也没做任何解释。这就好像是做梦，你越是害怕什么，就越是老要梦见什么。一切都变得不同，但没有温情，格外生硬，格外粗鲁。大卫显得不耐烦和心不在焉，我则感到恐惧。头脑中反复闪现着一个念头：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场景

玛丽安（特写）：我们两个并排躺在床上，一丝不挂。我抓住他的手，他要抽出去，我抓住不放——

大卫：我求你了，玛丽安，千万别提戏的事。

玛丽安（笑）：如果咱们不管做什么，都要说成是好戏或是坏戏，那可就没治了。

大卫：你在嘲笑我吗？

玛丽安：因为这是那么可悲。

大卫：可悲？

玛丽安：咱们俩。你跟我。

大卫：我一开始就知道你在二楼厢座里看着这一场噩梦。

玛丽安：有时候我觉得，你拿你的不幸当作一个大罩子把自己包裹起来。简单的事情不应该是简单的。每一条原因里都还隐含着另一条原因，直至无穷。所以毫不奇怪，我会觉得你可怜。（坐起来，开始穿衣服。大卫盘腿坐在床上）你那样子就好像是在考虑做一次爱的代价是多少钱。

大卫：我绝对是一个白痴。

玛丽安：是真的醒悟还是故作姿态？

大卫：我要说的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对我这样一个人，竟能在我最屈辱的时刻给我温情？如果是这样，那我应该无限地感激才是。可我的态度却像一个十足的白痴。你说我有多么愚蠢。玛丽安，请你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白痴。

玛丽安在床边坐下，用前额抵住大卫的前额——

玛丽安（特写）：我们紧紧拥抱着坐在那里。我再次抓住他的手，这次他没有躲闪。我对他说，我很不喜欢他对那出戏的处理。从头到尾充斥着一种无奈和怨恨。那些演员们干上这一行，真叫倒霉。剧院居然还在那里演戏，真不害羞。大卫被剧院和那些倒霉的观众串通一气来欺负，也真叫可怜。我说我就不相信这样的流血冲突。我这样发着议论，大卫默不做声。后来他平静下来，开始变得温柔了。他想要做爱，但我急着要走。我怕不能在晚餐前赶回家去。于是他低声问我们能不能再见面，随便哪天都行。从此我就彻底陷进去了（沉默不语）——

大卫：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你什么时候有机会？你什么时候愿意？

玛丽安：现在我很难抽身出来。每天都排戏，首演定在下月初。再说，我希望尽量多在家陪陪伊莎贝尔。马尔库斯也在家。情况非常复杂，不过暂定星期一吧。下星期一，下午3点。在你这儿。

我们轻轻拥吻了一下就告别了。当我开着车穿行在大街的车流中时，我才清醒明确地意识到：这回一切都彻底完了。但又立刻劝慰自己，这未免太夸大了问题的危险性，我肯定能严格把握住自己的。

注释

这天玛丽安穿的是一袭黑夜礼服，普通面料，有两根细肩带的那种样式。头发蓬松地梳起，挽成一个漂亮的发髻，颈项上有一条镶有名贵宝石的项链，配上一对旧式的耳环。脚上穿着一双高跟镂空皮鞋。她对我说，她要去赴宴。

玛丽安：省长为省长夫人生日举行晚宴。他夫人塞尔玛今年五十大寿。

伯格曼：噢，原来是这样。很好。你忽然也有了现实的生活，这我一点也不知道。

玛丽安：你从来没问过。

伯格曼：是的，不错，我没问过。

玛丽安：因为你显然对此不感兴趣。

伯格曼：那么说这一定是很有趣的喽？

玛丽安：你会看到。

伯格曼：我看到什么？

玛丽安：你感兴趣的只是跟我们的恋情有关的事，或者我们还在干些什么事。

伯格曼：是的，是这样，而且这似乎不太礼貌。你是不是认为这很不礼貌？

玛丽安：是的，不过，你不必在意。我是我，你是你。当然，或许也不完全是这样。大致如此吧。顺便跟你说，这类的宴会我并不喜欢。

我思忖着，但嘴里什么都没有说。你毕竟还是到我这里来了。不管怎样，你不愿意放弃咱们每天午后的这种会面。咱们的交流已经成了共同关切的事情？或者还只不过是一种游戏？至少对我来说，每天的见面都充满了感情。甚至可以说成了一种需要，寻求某种含义和关联的过迟的尝试，理解某种一直被我拒斥的东西的企求。不管怎样，我强烈地期盼着玛丽安的来访。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深的相互信任。是的，是的。我知道。这次生日宴会惹起我内心中隐隐的反对。人们说指挥家创造“指挥者的音乐”。皮兰德娄的六个剧中人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漫游，徒劳地追寻着那位没有把自己作品完成而留下一堆迷惑的、冷酷而漫不经心的剧作者（注8）。是的，我知道。但我确信，玛丽安有她自己的存在，她不是属于我的。在这一刻，她是与我一样的实在的人。

玛丽安：我和大卫终于适应了现实的情况。每星期在他那可怜的住房里幽会两次。多半是在我排练结束之后到那里去。《直到夜晚的漫长一天》被无限期搁置起来。阿克赛尔腿部手术后出现了并发症。大卫把他那遏制不住的创作精力花在了一项不现实、不可能的工程上：根据阿尔姆克维斯特（注9）的《阿穆丽娜》和《王后的首饰》两部小说创作一出长达7小时的完整戏剧。所有人热情都很高，但从中使人感觉到一点良心自责的味道。我们那出戏举行了首演，但似乎无声无息，观众很少，上座只有五成。我对此并不特别关切。我正费尽全部心思设法把我这份隐秘的生活怎样同现实生活协调起来。有时我也忍受着良心的自责，或者也许不是自责，而是实实在在的痛苦。

伯格曼：痛苦？

玛丽安：是的，痛苦。我为我的无能为力而痛苦。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却无力对付它。甚至更糟：我确信每一天都是一个错误。百分之百的错误。我出现了胃溃疡的症状，不得不开始服药。可是要做出一个理智的果断的决定，我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非常苦恼，没有合适的言语表述。没有人可以倾诉。至少是不能对大卫说，只要露出一点意思，他就立刻开始猜疑、急躁起来。我认识一个牧师和一个心理医生，还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女友，都是有智慧、有经验的人。可是怎么去说这种没有语言能够表达的事情：一个人进入了另一个人的心灵，这是确凿无疑的，但又是十分可怕的。对此你无法阻止，仿佛天生就要这样。大卫深深钻进了玛丽安的心灵，而玛丽安却极度惊恐。她不愿承受她所不能理解的东西。而大卫却不同，他是坚决的，毫不瞻前顾后，不问任何条件。他一再说我不必对他负责。真不明白，他怎能说出这种蠢话。有时候我真拿他没办法……那么幼稚，那么执拗。他既不会理解，又缺乏自我意识。你听出我的语气了。尽管遇到种种现实的难题，但是那一段时光还是美好的。我非常感激命运给了我这一段体验。我既心怀感激，同时又惊恐万分。这不，马尔库斯回来了。于是我有两个男人。事实不像我原来料想的那么困难。如果不是我心里那些顽固的信念，也许一切都会挺好。甚至很快乐。我们之间的关系渐渐稳定下来，因为我是爱马尔库斯的。我们的家庭生活总是过得很好。我不觉得他会有什么猜疑。只是我有时表现得过分关切反而使他觉得奇怪。大卫有时来我们家吃晚餐，一切都和从前一样。我劝慰自己应该对现状感到满意。我尽量不去想实际上自己时刻处于难以维系的危险之中。

玛丽安：一次在11月初，我记得好像是5号，我们开始诵读剧本《到大马士革去》（注10）。我扮演太太一角，这个角色往好处说也不过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那女演员的倒霉的任务就是给男主人公一段又一段的独白乖乖地当听众。很快就会变成隐身人了。诵读后开始讨论，结果我去大卫家比约定时间晚了。不过这没有关系。我们很高兴这次见面。上次见面还是三个星期以前呢，因为伊莎贝尔出风疹，我尽量多呆在家里。我们喝着茶，说着闲话。大卫给我看他据阿尔姆克维斯特小说改编的那出大戏的设计图和照片。我说起了拍摄一部肥皂剧时的烦人的事。窗外冬日黄昏的光线渐渐暗了下来。我拉上窗帘，开亮床头柜上现代风格的小灯。我们宽衣解带。难得这样消消停停地享受这段时光：马尔库斯有排练，伊莎贝尔在姥姥家。（沉默不语）我下面要说的事情每想起来都会败坏我的情绪，它是那么地屈辱，那么地可笑。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尽管开头更像是一场费多（注11）式的闹剧……门铃忽然响了两声，然后好像有个什么东西从信箱孔里掉到了地板上。大卫好像因为吃了安眠药而睡得很死。我轻手轻脚地起来，尽量不要弄醒他，披上他的睡袍，走到门厅。门厅里很黑，但在小地毯上看得见一张对折着的白纸。我捡起那张纸，开亮了顶灯。我一眼就认出了马尔库斯的笔迹，是他写的一个字条：“我就在门外。请你穿上衣服，让我进去。我等候10分钟，到时还不开门我就用我配的钥匙开门进去。”下款署名是：M。大卫醒了，我把字条交给他，开始穿衣服。大卫读完字条嘟哝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但意思我听懂了——说的是什么倒霉的私生活闹剧。他穿衣服，我去卫生间梳了梳头发。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其实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我穿上鞋，走到门厅，把门打开。马尔库斯坐在楼梯台阶上抽烟。我问他怎么配的钥匙。他站起来，掐灭了烟，说他翻过我的包，把开这所房子的钥匙拿走了几个小时。“不过，我这是瞎说，我打算拿走来着，但后来改了主意。我只是吓唬吓唬你们，让你们清醒清醒。”他走进门厅，脱了皮夹克，还问要不要脱鞋。我没有答话，径自走进客厅。这时大卫也从卧室里走出来，随手关上了卧室门。我一眼瞥见，他已经把床罩盖在床上。马尔库斯站在那里，苦笑着说：“其实，也就是如此而已。”他在墙边的椅子上坐下。“实话对你们说，其实在你们去巴黎之前我就全知道了。我收到了玛丽安一个同事的一封很详细的信，是谁就甭说了。”他沉默下来。我看得出他很愤怒，但尽量不露声色，你必须很熟悉他，才能从他的脸上看出他的心思。声音是平静的、和善的，目光是开朗的：“我觉得受了伤害，这一点我不必隐瞒。但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我能怎么办呢？我决定采取等待的态度。所以对你们的巴黎之行表示了支持。要知道我是爱你们的，你们他妈的是我最亲近的人哪。我想得有点太过自信，心想容他们两个在一起呆一阵，激情——这该算是激情吧？——就会过去，一切恢复正常。是这样吧，玛丽安？以前也有过这类事情，但是咱们的婚姻并没有受到过威胁。”我问他那个戈德堡的出现是怎么回事。他只是摇了摇头。我问他在洛杉矶是不是真的病了。他苦笑了一声说：“你以为我会吃醋吃到病倒的程度吗？我心情沮丧，是的，我很伤心，是的。不过后来你们回来了，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大概也就该结束了。”他沉默了好一阵，只是用手抚摸着右腿的膝盖。“可是现在问题严重得多了，”他低声说，面色阴沉地看了看我们两个。然后，他站起来，走向门口，转过身来说（我觉得他说这话时声音都变了）：“现在事情的发展可就由不得人了。”“你的意思是离婚？”“我还说不准我的意思想要怎样，但反正是要刺痛人的吧。顺便说，你今天回家吃晚饭吗？我的车在下面，可以带上你。”我说我也是开着车来的。他没再说话，走了出去，随手带上了房门，甚至还小心地避免弄出声音。我和大卫不知所措地开始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以及马尔库斯会怎样。最后约定再通电话，我便走了出来。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仿佛有一种毒液流遍我的全身。我想我是病了，马上就会失去知觉，但是却没有。开到利丁格布伦桥旁我不得不在路边停下来喘一口气。那像毒液似的流遍我全身的东西原来是一种恐惧，一种我从未经受过的恐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身体承受不了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对付这毒液，只觉得它像浪潮似的一波一波地涌向全身。说实在话，其实什么事也没有，我只是这么瞎说，我说不清……也许一切都清楚了。也许一切都完了。大难临头？一切全都破灭了？就在此时此刻？我不相信，我不愿意相信。又想到伊莎贝尔，又是一阵恐惧。伊莎贝尔。难道马尔库斯昨晚并没有排练？就是说，他撒了谎。那钥匙又是怎么回事？也是撒谎。原来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稳步实行的。威胁你：现在要刺痛你了。说不清。我准时在晚餐前回到家中。我们像往常一样说着话。姥姥把伊莎贝尔领过来，这孩子立刻察觉出：有什么事不大对头。于是就变得特别缠人，特别任性。我答应给她读故事。马尔库斯坐在客厅里看新闻。后来我们一起看了一部侦探片，中间照例搭了几句话——相安无事。马尔库斯显得特别和颜悦色，或许稍稍有些生分。最后，我们互道晚安之后各回各的房间。我的那种恐惧感，在一晚上这套例行事务过程中似乎已稍微缓解，这时却又重新袭来。我吃了两片药，睡了两个小时，之后就变得更糟了。被药片的作用掩盖住的恐惧感，这时变得更加强烈。我拿起一本书来看，但是不管用。毒液弥漫全身的那种朦胧感觉使我看不懂书上的文字，我读着那些话，却不明白说的是什么。而且过一会儿就要去小解。后来索性坐在马桶上等天亮。就这样过去了一天，接着又是一天。现在我需要跟伊莎贝尔谈谈了。我选择了星期日的早晨。马尔库斯出门后，伊莎贝尔通常会跑到我的床上来，跟我呆一会儿，一起吃早点。然后赖在床上东拉西扯。这时已是12月。12月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大雪静静地飘落。伊莎贝尔喝热巧克力，我喝着咖啡。这时我开始对她说明事情的变化：我将要搬到大卫那里去住，伊莎贝尔跟着姥姥，马尔库斯要出国演出。两个月以后他才会回来。我说这些的时候，伊莎贝尔聚精会神地摆弄着她的一个娃娃。我显得非常啰嗦，样样事情都设想周到：我们会经常见面，对伊莎贝尔来说唯一的问题是上学的路稍微远了些。姥姥肯定高兴。费边会常来跟她玩，一起住几天。等等等等。哎，真是尴尬。伊莎贝尔放下了娃娃。我看见她那专注的小脸和蓬乱的头发。她那裹在睡衣里的瘦小身躯变得紧张起来，两只小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前。真该死，干吗要这样，该死，该死！她一口一口地咽着唾沫，小脸上毫无表情，一片茫然。我简直恨不能要对她说：“别信这些，伊莎贝尔。我是瞎说着玩儿的。我们永远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永远永远在一起。我们绝对不能分开。”我沉默下来，不知还需要说些什么。伊莎贝尔问我她不能跟我一起搬到大卫那里去吗，我说他那里没地方——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不过大卫正准备找一处大点的房子。“那爸爸怎么办呢？”我含糊地说，我跟爸爸要分开一段时间，但我自己听着都觉得这些话说得有多愚蠢。我住了口。她问：“你爱上大卫了？”我看见她的小手松开然后又攥紧。“我爱上了大卫，我不能没有他。”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在头脑里闪过：“我这是在说什么胡话哪，我不能没有大卫？”可是我知道，这是真的。我确实不能没有大卫。伊莎贝尔爬下床，把喝巧克力的杯子放在托盘上，默默地走回她自己的房间。我看见她挺直的瘦弱的脊背穿过房门。她没有回头，我恨不能刚才的话根本没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这样。在这一刻，就在这一刻，伊莎贝尔的生活走上了一条无法预知的道路。而罪过在我。结果是：当伊莎贝尔默默走回自己房间，连头也不回的时候，我和大卫的关系（爱情？）也就面临着一个无可挽回的、对每个人都造成伤害的事实。

场景

玛丽安坐在马丁·戈德堡律师和他父亲的联合事务所里。室内陈设是色泽鲜亮的玛姆斯登家具，装点着19至20世纪之交的名贵艺术品。身材瘦削的律师本人则是一身淡蓝色阿玛尼套装，还轻轻地散发着柔和的百合花香。

马丁·戈德堡：让我怎么款待你一下呢？喝点什么好吗？不喝？这间事务所原来是我父亲的财产，几年前我开始来事务所工作后，他就把它给了我。那幅肖像就是我母亲，挺漂亮的，是不是？我三岁时她就去世了。我首先得感谢你，亲爱的玛丽安，这么快就应约到我这里来。我知道你很忙。又是演出，又是排练。（沉默。玛丽安打量着戈德堡母亲的肖像）我约请你来谈的事情可能不太令人愉快。我和马尔库斯已经交谈过多次，对事情做了仔细的研究。我们尽力搞出一个可以供我们讨论的基本框架。顺便说，我从大卫那里听说（我们的谈话谈得不是很顺利，而且过于笼统），说你不打算替自己聘请律师。我非常强烈地建议你改变这个想法。那样可以让你——也让我们大家——免去许多的不愉快。我冒昧地写了这么一份可以为你提供帮助的适当人选的名单。基本上都是一些我的女性同行。请看，这里附着她们的地址和电话。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问题就让我们这样确定。我想，你知道马尔库斯深受打击。不能否认，已经发生的情况一直使他深感痛苦。他说他以忍耐和宽容的态度对待你……和大卫的事。他本来指望……这个……你们的激情，会很快过去，你会重新回到家庭的怀抱。他希望这样的结局并且决心等待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然而情况却不是这样。你和大卫在一月……是一月份吧？（玛丽安微微颔首）……搬进了大卫租住的房子。马尔库斯认为，你彻底离弃了你们的家庭，并且在未征得丈夫同意的情况下带走了伊莎贝尔。如果我哪点说得不对，请你告诉我。我主要依据的是马尔库斯单方面的说法，只是尽可能措词婉转些……好了。如果我理解得不错，你是要求尽快离婚。马尔库斯可以同意，但是对此抱有强烈的怀疑。他认为，需要容你对情况更全面地衡量，所以他主张双方协议暂时分居两年。是的，是的。你大概也听说了，但是没有做出反应。也就是说，坚持马上离婚。财产分割方面，据我所知，不存在大的问题。双方都表示了宽厚的态度。问题就在于监护权上。对现年9岁的伊莎贝尔的监护权。你在给马尔库斯的私人信件中提出双方分享监护权，但伊莎贝尔随母亲和大卫一起生活。我很遗憾地告知你，马尔库斯拒绝考虑这种可能性。我很难过，但不得不说，马尔库斯是决不退让的。他要求全部的监护权，伊莎贝尔必须随他生活。没有任何限制条件。为了强调他的决心，他表示（这是昨天傍晚在我们通电话时谈到的）打算取消所有国外演出合同，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呆在瑞典。而且，为了落实他的这项决定，已经同本地一些单位联系，这些单位当然非常乐意与他合作。你可以看得出，从上述种种情况可以得出结论，马尔库斯对自己这项决定是非常认真的。他宁愿牺牲辉煌的国际成就，也要跟女儿住在一起。顺便告诉你，他已经同你们的保姆希丽雅·托伊伏宁谈过了，而且……

玛丽安：他已经同希丽雅谈过了，而她也……我一点都没听她说过。

戈德堡：这责任在我。她上星期来我这里时，我严格地要求她，在我和你谈话之前绝对不要向你透露。如果你认为她这样做是对你不老实，那你就怪罪我好了。希丽雅·托伊伏宁表示愿意照料伊莎贝尔，不管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她是一个规矩人……

玛丽安：就是说，原来背着我你们把什么都……

戈德堡：玛丽安，我还是那句话，给自己聘一个律师吧。

玛丽安：我得抽支烟。

戈德堡：请便，给你烟灰缸。请吧。

玛丽安：我浑身发抖。愤怒到极点……

戈德堡：我很理解。要不，今天就谈到这儿。

玛丽安：不，不，请继续谈，至少是我该知道的。

戈德堡：就是说，马尔库斯确信他能为伊莎贝尔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你当然有充分的权利跟她保持交往。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在监护权问题上马尔库斯决不会让步。你要明白，亲爱的玛丽安，你的状况非常不占优势。搁在20年前，在瑞典法庭上你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当时对这种情况是以道德来判断的，这就叫“女方离弃家庭”。现在呢，要预言结果就稍微复杂些了。但是你应该有接受某些不愉快的结果的精神准备。而且说不定民政部门也会介入，他们会详细调查，把你和大卫的关系查个底儿掉。是的，亲爱的玛丽安，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只不过是一个倒霉的传信人，不得不给你传递这个坏消息。请你千万不要怪罪我。以我个人来说，我非常希望这件事能够和平解决。但是据我了解，这是不可能的。

玛丽安：马尔库斯就是想要尽可能地刺痛我。

戈德堡：这是你的解释。

玛丽安：我们做出的抉择使得我们的爱情有着特殊的要求，我们尽一切努力去适应这些要求。打官司的威胁使得我们更加彼此贴近。只是偶尔有时候，压抑着的脾气会突然猛烈爆发出来。每次这种发作都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赶紧设法弥补因某种突发情况而产生的裂隙。我们不喜欢新租的这套房子：太大，太贵，太浮华。我们两个人的经济状况十分不稳定。大卫对于理财一窍不通，简直是不识数。我尽力在这一塌糊涂的局面中理出个头绪，但是时不时就又会发现新的漏洞。拍部电影解决一下问题的可能性，无论他那方面还是我这方面，短期内都没有指望。最后我们只好交给一个家庭理财顾问——一个退休的老稽查员，由他每月发给我们生活必需的最低数额。我不止一次设法同马尔库斯联系，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他的意思和情况全由他哥哥约阿基姆转达。约阿基姆倒是表现得很友善、很通情达礼。马尔库斯同意与伊莎贝尔在“中立地点”见面。任何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统通被他一口否决。大卫字斟句酌地给马尔库斯写了一封信，要求双方共同分享监护权，我附了几句话，要求或者更确切说是恳求与他面谈。结果那信原封未动退了回来。有一次我们还受到民政局来人的一番盘问，简直就像是一场闹剧。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士——自称彼特拉·霍尔斯特——往沙发上一坐，先对介入我们的家庭事务表示歉意，并说“为了执行公务”不得不询问几个令人讨厌的问题。她了解的情况多得令我们吃惊。她首先询问了大卫，详细察问了他第一次的婚姻，尤其是子女的情况和他与子女的关系，这个话题十分让人尴尬，因为大卫和他的几个儿子实际上根本不见面。然后问题转向“经济状况”。在这个问题上她比大卫了解得还要清楚，连大卫自己都笑了。他对她说，他的经济状况已经不能再糟，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所改善。他承认，12年前一出未能上演的戏使他背上了大约40万克朗的债务。人家立刻纠正他说是47.5万克朗。最后彼特拉·霍尔斯特询问大卫对以后的生活怎样设想。大卫依然微笑着回答说，我们准备结婚，并建立“稳定的关系”，我可不知道他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沉默下来，接着换了另一种语气补充说，他非常喜欢伊莎贝尔，伊莎贝尔也非常喜欢他。“我们从来就很要好。”他微笑着说。民政局女士也微微一笑。大卫有一种讨人喜欢的特别本领，只要他愿意就能做好。随后，这位彼特拉·霍尔斯特转向我，询问起在巴黎度过的那三周，以及回程中的情况，还有伊莎贝尔为什么几乎全部时间都跟着姥姥的。她不厌其烦地要求我详细叙述我“离家出走？”“不顾一切地”搬到大卫那里去的理由，以及把伊莎贝尔交给她姥姥“长期寄养”的原因。大卫很不客气地要求霍尔斯特太太注意自己的用词。民政局女士有些慌神，她道了声对不起（为此她额头都涨红了），但仍然坚持要我尽可能详细地叙述我的动机。大卫问她我是不是还得汇报性高潮次数和做爱姿势。谈话忽然陷入僵局。窗口射来的一束光线反射在彼特拉·霍尔斯特的眼镜片上，使我无意中看到了她两鬓处涨得通红。那种流遍我全身的恐惧感又闪电般突然发作。我忽然觉得很不舒服，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想吐。彼特拉·霍尔斯特目不转睛地直视着我说：“我跟你母亲深入交谈过。我请她详细说说伊莎贝尔现在的心理状态和她以前的情况相比有什么变化。你母亲深感焦虑。伊莎贝尔的行为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睡不好觉。经常在噩梦中惊醒，哭醒。没有食欲。心情烦躁。学习时精神不集中。她的老师主动向家长打了招呼。”彼特拉·霍尔斯特把她跟老太太的谈话记录念给我们听。然后抬起眼睛透过闪动着反光的眼镜看了看我和大卫。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哭，因为她的话使我愤怒到极点。彼特拉·霍尔斯特收拾起她的公文包、笔记本还有一块红色小纱巾，和气但例行公式地道别。我问她往下将要怎样，她说，很遗憾的是这方面无可奉告，主要要看“事态的发展和对现有事实的评估”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浑身发抖，不断地哭泣，尽管我极力控制自己。这一切令人多么屈辱……

我们终于痛苦地意识到，我们这件事是彻底地弄糟了。面对这一切我们完全无能为力，只能以言语互相慰藉。然而任何言语都是无济于事的。谈话变得异常紧张，充满恐惧，但又毫无意义，因为已经造成的伤害如此之重，我们越是互相安慰，却越是感受到深深的刺痛。不过，尽管心乱如麻，我们还是得出结论：需要聘请律师。我想起了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名叫安娜·伯尔格。我在最近的一次校庆聚会时见过她，她说她在一家很好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专门处理家庭婚姻问题。我试着给她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正是她，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第二天我们就见了面并且从各个方面对问题做了长时间的讨论。安娜表示乐观，不知是确有把握还是出于一种职业的习惯。

……转眼之间夏天来到了。早已疲惫不堪的演员们敷衍地搞完最后几周的排练。剧院坚持演完剩下的场次。大卫暂时放下了他那项改编阿尔姆克维斯特的大工程，因为首演预计不会早于11月底。我终于得到了一次拍片的机会，角色很让人讨厌，不过能挣些钱。大卫开始写一个电影剧本，对它抱着相当的希望。在大卫他们那个人数众多的、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大家族中，有一个叔叔叫卡尔·奥凯布鲁姆，快90岁了，娶了一个德国裔的富婆。我忘记了她的姓名。她叫什么来着？不管它吧。这位叔叔（他既不是我的，也不是大卫的叔叔，不过人们都这么叫他），这位卡尔叔叔要带着妻子到慕尼黑以南一个叫斯坦伯格的地方去探亲。然后还计划在巴特拉格茨做一次长时间的治疗，所以他们的别墅将会空置三个月。大卫问能不能让他暂住，叔叔很高兴地同意了。我们在夏至前后搬了过去，只有我和大卫两个人。马尔库斯要求让伊莎贝尔跟他的家人一起过这个夏天。8月份再到我们这里来。经过了一个特别可怕的冬天以后终于来到了夏天。开庭的事显得遥远得很，好像不是真的。老房子的环境也对人的心情产生着影响：一座19世纪末的古老建筑，从未经过修葺，也几乎完全没有现代人观念中那种陈设和设备。花园里一派荒芜，全无人工修整过的痕迹，一片慢坡伸向海湾。我和大卫如同到了伊甸园，深深沉浸在无忧无虑、如梦如幻的境地，无限地享受着清静悠闲、遗世独立的快乐。住宅里最大的一个房间满是书籍，我躺在松松垮垮的摇椅上读一会儿书，睡一会儿觉，醒来再读，然后又睡。大卫的作息比我要有规律得多，他每天上午写作三个小时。午后我们一起度过，在房子里四处察看，或在花园里寻寻觅觅。我们在接连不断的打击下居然有了这样一段幸福美好的时光。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我和大卫都有一种特别的本事：把一切烦恼抛在九霄云外。7月底我发现自己怀了孕。不管按理智考虑这会带来什么问题，都阻止不了我们喜出望外的快乐。我甚至有些奇怪，我是不那么容易受孕的，所以我们（我）也就没有特别注意采取避孕的措施。我也许在下意识里希望有一个大卫的孩子。而且，我正处于那样一个年龄，对于……算了，不必说它了。总之，我们简直是沐浴在无忧无虑的快乐之中，而我因为终于生活在大卫身边，感受着他的欢乐而特别幸福。开庭审理我们的案子的日期确定之后，我们的律师安娜·伯尔格来访问了我们。她开着一辆相当贵的“阿尔法—罗蜜欧”在午餐前来到。我们在席间有说有笑，畅叙旧谊。餐后咖啡时我们的“胖妞”突然一变而成为精干的法律专家了。窗外悄悄下起了绵绵细雨。我们移坐到装有玻璃的露台的藤椅上。安娜·伯尔格点燃一支小雪茄，我不知是不是这个叫法。我请求她不要抽烟，因为我一闻到烟味就很不舒服。

场景

安娜·伯尔格马上在烟灰缸里把小雪茄掐灭，抬眼注视着玛丽安。大卫端来了咖啡。

安娜：很抱歉，我要问你了。你怀孕了吧？

玛丽安：我还不能肯定。大概，已经一个多月了，尽管我还不能确定。等大夫休假回来我就去看他。不过现在老是反胃想吐。

安娜：你准备要吗？再次抱歉。

玛丽安：绝无其他考虑。

安娜：开庭时你就该有四个月了。这一点必须绝对保密。至少是不能让法庭方面知道。有人知道吗？

玛丽安：我不能不向剧院说明。第二套剧目里有我一个角色。

安娜：那就保不了密了。是的，是的。另外，我有个坏消息……

玛丽安：民政局方面的？

安娜：民政局方面经过特别长时间的考虑之后决定支持马尔库斯作为唯一的监护人。

玛丽安：这是没道理的。

安娜：你要知道，民政局的意见仅仅是一个建议。不过事实上往往就是以这个为准了。但我可以对你说，这种建议相当没有道理，在庭审过程中有可能改变。

玛丽安：完了……（绝望地）没指望了。

安娜：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你们的境况有很大的改善。你们有很好的房子，有很多朋友支持你们，你们准备很快结婚。当然，伊莎贝尔的姥姥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玛丽安：哎呀，恰恰是妈妈把我们给害了。

安娜：你不要生老太太的气，她没想到会有什么危险，她还以为霍尔斯特太太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呢。

玛丽安：就在安娜·伯尔格这样心平气和地说着话的时候，那股恐惧的感觉重又袭来。那种恐惧和恶心一度似乎消失了，但实际也许只是潜伏下来。这时，这一切重又来了，这一切的谈话显得那么古怪。我哀求安娜，也看得出她在想尽一切办法使我平静下来。大卫一言不发，他坐在摇椅上，看着窗外的雨。我还毫无觉察的危机已经像一匹阴险的小兽在我脏腑里开始搅动。古老别墅引起的梦幻般的不真实感已经一扫而光。安娜走后，我们没有深入地去设想将要发生的情况，但它确实已经存在，像是一堵无形的墙壁把我们两人隔开。伊莎贝尔在约定的日子来到我们这里，她极力使我觉得我如愿以偿地看到我的女儿仍旧那么爱我。但实际上在她心中没有欢乐，她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而且变得那么反常：不惜一切地利用这种情况满足自己的欲望。另外，她对大卫突然表现出强烈的敌意，这当然使大卫非常伤心。我试着跟她谈谈，但她立刻做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眼含泪水不知所措地直望着我——简直是一场极出色的表演。我始终无法判断，哪些是做戏，哪些是真的。关于马尔库斯，从她嘴里也听不到任何情况。忽然有一次，她不再装模做样，又变成了原来的伊莎贝尔，她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怎么回事。”

玛丽安：到了该搬回城里去的时候了，又得回到那处别人的房子，使用别人的家具，习惯别人的气味。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恢复正常的作息规律，想出一些振作自己的方法，但是收效甚微。我没有排练任务，只在秋天开始上演的一出戏里每周演一两场。我们的律师打来电话，说她已经同马丁·戈德堡——就是马尔库斯的那位律师——详细交谈过。令她感到惊奇的是，戈德堡小心翼翼地劝说马尔库斯接受共同分享监护权的方案，并设法达成和解。但马尔库斯一口回绝，否定了任何形式和解的可能。而因此，两周以后，开庭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来得特别突然。那天是星期二，大约晚上10点。我们正在看电视，伊莎贝尔已经睡了。是的，就是在10点钟，电话铃响了，我去大卫的书房里接的电话。是马尔库斯打来的。他先打官腔地为这么晚打搅我表示抱歉。但说他不愿错过时机——因为他也可能改变主意。沉吟片刻后，他以心平气和的、实事求是的口气说，他已经对这种僵持的局面感到厌倦，希望看看有没有摆脱这种境况的办法。这也是为了伊莎贝尔好。我还以为他喝醉了（他这个人是不是喝了酒，无论从他的声音和他的样子上向来都是看不出来的）。他仿佛猜到了我的怀疑，说他绝对没喝酒，只不过是找到了一个“可能作为相互谅解的基础的办法”。他就是这么说的：“相互谅解的基础”，这个用词对于马尔库斯来说是相当奇怪的。我除了表示感谢之外无话可说。我不得不极力克制自己不要哭出来。事情显得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平静的、熟悉的声音，一丝突然迸出的戏谑语气，而结果呢，却把你窘住了。我问他怎么做。他沉吟了一会儿，仿佛仍在思考。然后说，他想单独同我见面。“明天晚上7点行吗？我在你们门口坐在车里等你。咱们先兜兜风，然后找个可以谈话的地方，或者回咱们家里去——由你决定，咱们临时安排。”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对，对，对。好极了，马尔库斯，咱们是应该直接面谈一次。“那就说定啦。”马尔库斯说，打官腔的口气完全没有了，“把这场噩梦彻底了断才能真正舒一口气。伊莎贝尔比什么都重要嘛。在这点上咱们没有分歧。”说到这里他突然道了声“晚安”，没等我应声就挂断了电话。我站在写字台旁，望着窗外，外面下着雨夹雪，楼房里远处有人在弹钢琴。最后，我走到大卫身边，关掉电视机，直直地站在他面前，告诉了他电话里的交谈。结果是一场空前的大爆发。我以前看见过几次（很少几次）大卫发脾气，有时是我惹起的，有时我只是旁观。他的脾气来得非常突然，完全没来由，超出任何的理性限度。一个好好的人，本来我认为是我非常了解的人，一刹那间忽然变成一个疯子，或者是……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总之是可怕极了。他绝对禁止我和马尔库斯单独见面。我气愤地说，他根本没有权力禁止我干任何事。

场景

玛丽安：你没有权力禁止我干任何事。

大卫：你听着，你要是去跟马尔库斯见面，咱们就一切了结。你不要抱任何幻想。

玛丽安：那就了结好了。我早就受够了。现在刚有了一点解决问题的希望，你却横加阻拦。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你那份混帐的嫉妒心。

大卫：你难道不懂你是在冒什么危险吗？我看你是疯了，居然答应跟马尔库斯单独见面！鬼知道，你怎么能想得出！

玛丽安：马尔库斯的话是友善的、和解的，也许他的确厌倦了。也不排除是有哪位头脑清醒的人把他给说服了。

大卫：随你说我是出于嫉妒心，或是别的什么。反正我认为，马尔库斯的用心……

玛丽安：是要报复？怎么个报复法？你天真得以为我就看不出你平素是怎么跟人打交道的。我对你那些心计早就烦透了。为什么你就不能——哪怕破天荒地——实事求是一回呢：马尔库斯想通了，这样下去对伊莎贝尔不好，他不想在我们已经造成的伤害上再进一步地制造伤害。所以他希望做个了结。你好好想想，马尔库斯根本不是一个阴险的人。你以为他整天价净在思谋报复的计划吗？马尔库斯不是那样的人，他心里也不好受，跟你我一样，跟伊莎贝尔一样。他要把伊莎贝尔夺去是为了刺痛我，这很可能。但是，他为了伊莎贝尔宁肯牺牲他在国际上出名的机会。说明他多么看重伊莎贝尔。而且你和我是知道这点的。问题不是非常简单嘛，大卫。

大卫：可他这么长时间不露面，这就不算是个事了？就都一笔勾销了？他给你制造的那些痛苦、担忧、屈辱，都没事了？就是说，我们经受过来的这一切，都不算数了？就仅仅是因为他忽然大发善心说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他为什么不能在电话上把这个办法说出来呢？

玛丽安：我觉得，他想要单独和我见面，不要律师们在场，也不要当着你的面，这是很自然的。我跟他毕竟共同生活了11年。我很了解他。

大卫：可是你并不了解今天的马尔库斯，而且根本不知道他抱着什么目的。你这种轻信简直是荒谬的。一个对你表现了那么大的仇恨，给你制造了那么大的屈辱，简直是把你推入地狱的人，你却如此轻易就相信了。

玛丽安：可是反过来想，我们又给他造成了多大的屈辱？你想过没有：我们对他的伤害有多大？

大卫：我想过。而且现在还在想。但是依我看，不能指望有什么好事。真见鬼，玛丽安！你怎么就不能理解，这个人对你有极大的危险。你一点都不懂（沉默不语）……

玛丽安：我有个想法。

大卫：又有什么想法？

玛丽安：咱们给律师打个电话。

大卫：还有什么律师？

玛丽安：就是安娜！伯尔格呀。几点了？11点半了。太晚了点？

大卫：打打试试吧。也许她能给你出点好主意。你有她的电话号码吗？

玛丽安：我记在我的电话本里。不行，这儿只有她工作单位的。

大卫：电话号码簿里总该有吧？

玛丽安：号码簿，号码簿……哦有了，安娜·伯尔格，律师，663-3555。好了。你打还是我打？她家大概有录音电话，反正不用直接……

大卫：当然应该是你打。

玛丽安：我打就我打。663-3555。没人，没人接，录音电话应该开着吧，这个时间。

安娜的声音：我现在不在，有事请留言，回头我打过去。不过也可以往我办公室打，15-2932，平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星期五除外。

玛丽安：我是玛丽安。我有一点要紧的事……

安娜：我来了，是你吗？我在浴室里，我听出了你的声音。有什么情况？

玛丽安：真抱歉，这么晚打搅你。

安娜：没关系，我还没睡哪。

玛丽安：因为我答应马尔库斯的一件事，现在我跟大卫正在激烈地争论。我们想你能给我们出个主意，怎么办更好些。

安娜：那好，请讲。

玛丽安：马尔库斯来了个电话，要求跟我见面，但只单独跟我一个人，你明白这意思。

安娜：他说要怎么样了吗？

玛丽安：他只说他对处理监护权问题有一个建议。他口气听起来很友善。要知道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通过话了。

安娜：那么他说了什么具体的意见没有？

玛丽安：没有，具体的想法没说。但是我觉得他想把这件事……

安娜（打断她）：你怎么回答的？

玛丽安：我说我当然愿意跟他面谈，而且越快越好。定在明天晚上。

安娜：在哪儿见面？

玛丽安：他开车来接我，然后……他说随我决定。

安娜：大卫是什么意见？

玛丽安：他大发脾气，说禁止我去。我说他没有权力禁止我做任何事。这样就陷入了僵局。所以决定打电话给你。

安娜：你是想听我的意见？

玛丽安：是的。我会，我们俩会非常感谢你。

安娜：好吧。应对这种情况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我可以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明这条规则。现在我就对你再说一遍：任何有经验的律师在处理离婚案件时都决不会建议女方去同愤怒中的男方会面……尤其是单独会面。这样做十分危险，有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所以我的意见是，绝对不要单独见面。

玛丽安（沉默了一阵之后）：可是我已经答应了。

安娜：可以由我打电话给马尔库斯或是他的律师，取消这个约会，如果你自己不好意思打。我可以说是我劝你改变主意的。

玛丽安：天哪，这未免太可笑了。我是了解马尔库斯的。

安娜：应该说是：你过去了解。

玛丽安：要是我不按你的意见办，你会生气吗？

安娜：你说什么。不，我不会生气。不过，在我看来，你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十分危险的。何况你还得考虑大卫的感受。

玛丽安：我第一要考虑的是伊莎贝尔的感受。

安娜：对，对。那你自己决定吧，我只是提供建议。事后你立即给我打电话好吗？我要知道你的情况。

玛丽安：当然会给你打电话。晚安，安娜。

安娜：晚安，玛丽安。你即便不听从我的建议，但你也尽量不要跟大卫争吵。我想你会跟他好好谈的。顺便替我向大卫问好，他大概就在旁边吧。晚安。

玛丽安：是的，他就在这儿。他也问你好。晚安，再次谢谢你。（放下电话）我不能依她的主意。

玛丽安：第二天是星期三。入秋以来一直很温和的天气忽然变得雾蒙蒙的，下起了阴冷的雨，还夹着雪。经过我们之间一个无眠的夜晚之后，清早大卫说他今天全天都有事，晚上就在他原来的住房过夜（他最后一次在那里住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了）。我觉得他这样安排很好。这样可以使我们避免不必要的磨擦。尽管我们之间的敌意已经消失，但是心头仍然感到沉重。大卫甚至强迫自己为昨晚的粗暴态度道歉——真难为他了。他出门时我们互相道别并答应随时通电话，等等，一点都不勉强，而是非常自然。我现在极力回想我那一天的感觉，但我只记得我去了眼镜店，配了副新眼镜。当然还有，妈妈打过来一个电话，其实她差不多每天都来电话，所以我已经习以为常。关于我要跟马尔库斯见面的事我一点没有向她说。她一直深深懊悔，不该无意中对民政局的人说了那些话。我在电话里主要谈的是我答应给她和伊莎贝尔搞两张儿童剧院星期日的戏票。不，我实在不记得我那天有什么感觉。是的，有一件事显得有些可笑：我费了半天功夫琢磨穿什么衣服。马尔库斯从来都很注意我的装束，他对服饰有很高的鉴赏力。我反复试了几种方式，因为我们没有说定见面的规格。最后，我觉得已经确定了比较可以满意的穿着方式，就靠在床上，随手拿起一本书来看，不过我记得，根本读不进去。显然我的心情十分紧张，是的，的确如此。差10分7点时我朝窗外望了望。马尔库斯的车已经在下面。当我已经打开房门准备走出去时，我忽然觉得要小便。我在卫生间的镜子里打量了一下自己，发现尽管费力地化了妆，样子还是难看极了。是的，实在看不得。马尔库斯下了汽车，样子似乎很高兴看见我，我们很不自然地拥抱了一下。他拉开车门，于是在相互断绝一年多之后我们又坐到了一起。马尔库斯说先往里尔—扬斯库根公园方向兜兜风，路上再商量上哪儿度过这个晚上。我的情绪变得很坏，没有任何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截至这时，一切顺利，没有争吵，甚至还相当愉快。马尔库斯说他录了一张新唱片，是阿尔沃·皮亚尔特的清唱剧，并问是否可以送给我一张。我用有些夸张的高兴语气连忙称谢，但心里不由想到对于这样的礼物大卫会做何反应。我们当然也谈起了伊莎贝尔，但是没有涉及与她有关的纠纷。这样交谈之中，马尔库斯已经把车开到了菲斯卡托普附近。周围很黑，没有街灯。马尔库斯把车拐进一条小路停住，没有熄火，只是拉上手刹。他开亮了司机头顶上的小灯，转身向我说：“也许你想先知道我的建议，然后再往前开？”当然，我当然想知道。就在这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个坐在我身旁的人，这个名叫马尔库斯的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陌路人，一个显然想要加害于我的人。他的话说得缓慢、平静，甚至还带着笑容。我看不见他的眼睛，小灯的微弱光线只在那里照出一道阴影：“你如果让我干一下，监护权就归你。”我像忽然一下子跌入万丈深渊，心中全都翻搅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他扭过头去，熄了火，车内立刻静下来：“咱们可以回我家去，或是找个好点的旅馆，要么就在车里，后座上，咱们以前也这样干过的，不是吗？”从他的声音里完全听不出任何的语气。“我怎么能相信你会兑现你的诺言呢？”——我终于挤出了一句话。“当然不能相信，但是为什么不冒险试一下呢？代价并不高嘛。”——“我怀着孕哪，马尔库斯。”他没有应声，深深叹了口气，沉默了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我回到家已是深夜1点半。希丽雅在门厅留了个条子，说伊莎贝尔跟她去睡了，因为今晚情绪很不安宁。伊莎贝尔老是哭，却不愿说或是说不出为什么。我走进客厅，开亮了沙发旁的壁灯，倒了一杯红酒，点燃一支烟。呆呆地坐在那里，像一尊雕像似的，头脑中空空的，没有任何想法，也不想做任何事情。如果说还有一些想法的话，那也仅仅是偶尔迸出一两个字眼。比如：“拒绝”。9点半剧院要上台词课。于是闪过一个字眼：“淋浴”。还有两个词，好像印在书页上的，在眼前浮动：“人生剧变”。这是布兰代斯（注12）论《李尔王》的话。那出戏说的就是一场人生的剧变。正在这时卧室门打开，大卫走出来在沙发上与我并排坐下。他穿着大衣，脸色灰暗。过了很长时间，才开始说话。

场景

玛丽安：你不是准备回你那儿去睡的吗？

大卫：是准备那样的，但是快到11点的时候开始焦虑不安，就到这儿来了。站在窗前，看着街上。大约两个小时。你们12点半回来的。然后在车里呆了整整一个小时。

玛丽安：谈得很久。

大卫：结果满意吗？

玛丽安：马尔库斯同意监护权归我。不附加任何条件。总算达成了和解。

大卫（略一停顿之后）：那很好啊。

玛丽安：是的，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大卫：简直可以说是太好啦。

玛丽安（困倦不堪地）：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大卫：你去了马尔库斯家里？

玛丽安：是的，我去了马尔库斯家里。

大卫：没有发生什么麻烦？

玛丽安：什么麻烦？讨论定具体的问题之后，我们谈了谈我们现在的关系。在断绝了这么久之后，谈起这个问题应该是很自然的事。

大卫：后来呢？

玛丽安：后来？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现在，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他又可以继续跟底特律联系了。人家请他去做音乐总监，他原来回绝了的。

大卫：再没别的了？

玛丽安：他还提到有了一个女朋友。但说得很简单。我觉得那人好像是有丈夫的。

大卫：那就是说，他们没有住在一起？

玛丽安：看起来是没有。

大卫：我去倒点酒。

玛丽安：给你我这杯。我不喝了。

他把酒杯添满，看得出他的手在抖。

大卫：困了？

玛丽安（几乎要哭出来）：困得要命。

大卫：7点钟的时候你们直接去了马尔库斯家。在那儿呆到12点。后来又在大门口坐在车里谈。谈到1点半吧？

玛丽安：起先我们去了里尔—扬斯库根。我们两个都很激动，所以说好先平静一下。这一点都不奇怪。不过，你干吗像审问我似的？我没有跟马尔库斯睡觉，你想知道的是这个吗？

大卫：我没有任何怀疑，玛丽安。不过，老实说，我非常担心。

玛丽安：我明白，我可怜的人。可是我现在困极了。你要愿意的话，咱们明天接着谈。你问什么我都如实回答，请你原谅我刚才的态度（想要吻大卫一下，但大卫避开了）。

大卫：稍等一分钟。

玛丽安：你说。

大卫：我求你一件事。

玛丽安：这回是认真的了。

大卫：毋宁说是可笑的。

玛丽安：明天不行吗？

大卫：把内裤交给我。

玛丽安沉默不语。

大卫：我让你把内裤交给我。

玛丽安：你疯了。

大卫：我想看看你内裤上有没有留下什么。因为我认为，你在一个重要问题上撒了谎。我认为，你跟马尔库斯上了床。你给我说实话，用不着等我找证据。

玛丽安沉默不语。

大卫沉默不语。

玛丽安：我跟马尔库斯上了床。他说只要我跟他睡一次，监护权就归我。

大卫：在哪儿干的？

玛丽安：在车里。马尔库斯说要上他家。可是我想尽快了结。就在后座上……后来，我们穿好衣服，去了他家，喝了几杯红酒。他说我们应该完全脱光。于是我们就脱了衣服，然后在地板上做爱。我就在不自愿的情况下达到了高潮。我本想叫辆出租车，可是马尔库斯想要上床躺下，像从前那样紧紧拥抱着躺一会儿。于是就躺了一会儿。然后他开车送我回来，我不愿意下车，因为我看见你站在窗口。我让马尔库斯开着车在小区周围转一转，但马尔库斯说就让你等一会儿也没关系，让你看见我们坐在车里友好地交谈，这对你有好处。我就继续坐着，尽管心里什么都明白。临别时他吻了吻我，说这是长时间敌对关系的良好终结。

场景

大卫的特写镜头。几年以后。

大卫：玛丽安已经不在了，因此我永远也无法挽回我那夜的罪过了。当我——在事过这么久之后——回想我当时的行为时，我深深为自己感到羞耻。我想不出别的词语来。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段极端可怕的时刻。我已无力支撑，心上压着一大块石头。这不是企图为自己辩解。也许这只能稍稍说明为什么我……（停顿）那一夜闹得天翻地覆，罪过完全在我。玛丽安回到家时已经完全崩溃——她经受了那样的屈辱，但仍有足够的勇气讲出所发生的一切，源源本本。她没有哭，但承受着巨大的恐惧。她没有哀求，没有乞求原谅。也许她指望我会以一个成熟的人的态度对待。不知道她指望什么，想的是什么。现在，她已经不在了，我才明白——已经太晚太晚——不是她背叛了我，而是我，以最可耻的方式背叛了她。我在我们共同生活中最紧要的关头背叛了她。她只说了一句：“请你理解我。请你拿出一点点善良吧，我已经伤得这么深了。”可是我完全失去了理智。那一通宵我疯了似的追问她，这场追问——每当我想到，而现在我常常想到——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似的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脑子里闪过，出奇地清楚，包括说过的那些话，我说过的那些话。我接连几个小时地追问着，就像中了魔症。有一点我要说明：我有一种所谓追究既往的嫉妒心。在巴黎我们相爱得如胶似漆之中我就曾以戏谑的口吻问起她过去的体验。她毫无防范地中了我的圈套，甚至还因为我的好奇而深受感动，详细讲述了她和马尔库斯的关系，在某种情况下怎样体验到了在那以前和那以后都再没有体验过的强烈感觉。这些深深刺进了我的心里，成了一个不大的、但始终不消退的伤疤。在那一夜，那个剧变之夜，这个伤疤绽开了，我完全失去了控制。我现在还清楚地看得见自己的样子，玛丽安的样子，她的面容。我没有喊叫，没有打她。我语气平静，甚至彬彬有礼，但硬是坚持要求她源源本本地把一切细节全都讲出来：“你有了要求，从你们的动作里感受到了快乐，你和马尔库斯一切都像过去一样，都像你在巴黎时给我讲过的一样，是吧？你根本没想到肚子里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被你们玷污了，被你给玷污了，是吗？你把任何良心的责备都抛在了一边，是吧？也许良心的拷问反倒成了你的快乐的一部分，是吧？你们当即约定好下次再来，是吧？也许你觉得同时有几个情人才正合你的心思，是吧？也许这样才更能刺激你的欲望，是吧？也许现在，就这会儿，你还想跟我再来一次，是吧？为什么不试试呢。这不是很刺激的嘛，是不是？算是一次高级神学的实验。”如此等等，我一刻不停地追问着，接连好几个小时，玛丽安一语不发。我现在还记得她的面容。她直视着我，一刻也不曾把目光避开，她没有哭泣，只是低低地说：“好了，说够了。你就一点也不理解吗？求你发一点点善心。让我去睡觉吧。我都支持不住了。别用那样的话说咱们的孩子，这太可怕了，这会伤害他的。求你了，大卫。”但我不管不顾，继续折磨着她。这种罪过，这种愧悔，我是永远逃不脱的。回想起来，最可怕的是，玛丽安丝毫不为自己辩解。她只是定定地看着我。目光定定的，大概里面充满了仇恨。她将终生记住我那时的声音，我那些话，我那张面孔。她永远都不会忘记。她怎么能那样克制着自己的？她已经意识到，我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刻背弃了她。但她一点也没有责备我，一点也没有表示出伤心。然而她是恨我的……（沉默）我多么愿意忏悔，承认我的背叛，给我严厉的惩罚，只有那样才能抹去我的罪愆。但这惩罚也许其实已经降临，这是一种终生的惩罚。这种惩罚我无法逃脱，因为玛丽安已经不在了。

说明

这里需要做一点说明。在大卫说出这一段独白的时候，玛丽安是在这里，在我的书房里的。她依然坐在窗前的安乐椅上，一副漠然的、与己无关的样子。大卫看不见她，这是确定无疑的。他不会看见那个玛丽安——那个被我从记忆中唤起的玛丽安，她与坐在窗前椅子上临时充当这个角色，帮助我进行这一番回忆的这一位玛丽安，只在某些方面是相符的。

玛丽安：由于某种原因——我忘记是因为什么——离婚案件的审理一拖再拖，直到11月11号才开庭。马尔库斯全然不顾我们之间的约定。（难道我能指望他会不这样吗？）我则没有勇气提起这事：这太令人感到屈辱。我和大卫对于发生过的事绝口不提。我们像往常一样交谈，但加了一份小心。我们试图弥合俩人的共同生活。但快乐已经一去不返。灾难迫使我们互相扶持，我们痛惜某种失去的东西，从而形成了终生不渝的友情。我们尽力不要彼此伤害，有些话题是我们之间的绝对禁忌。我没有征求大卫的意见，去做了堕胎手术。他当时正好出差，为某个小城市一处医院的建设做纪录拍摄。他认为是一桩极其烦人的差事，但出于经济考虑不得不同意去做。他回来以后我告诉他堕胎的事。他沉默了片刻，而后只说了一句：“可怜的玛丽安。”我立刻哭了出来，以前我是不哭的。那个夜晚之后我就已经决心堕胎，以便摆脱某种可怕的、像癌一样危险的东西。他拥抱了我一下，我也回应了他一个拥抱。“这回我们可真的完了。”——他说。我们更紧地互相拥抱了一下。在我看来，这对于我们毕竟是一种解脱。终于等到了开庭的一天。我们之间的关系被追问到每一个细节。马尔库斯沉默不语，面色苍白，我们见面时彬彬有礼地寒暄，后来又同样彬彬有礼地道别。裁决终于宣布：我得到了全部的监护权。噩梦似乎已经过去，但事情并未了结，问题还时不时冒出来，虽然并不明显。我们约定，马尔库斯可以随时把伊莎贝尔接走，多长时间随他的意愿。但是有好几个月他一次电话也没打。伊莎贝尔多次吞吞吐吐地问起，马尔库斯是在外面巡演，还是干脆不愿意见她。伊莎贝尔使我非常担忧。倒不是有什么事，表面上一切正常。学习努力，心情好像也很平和。她又开始和她那些小朋友们来往。但在我面前却绝对是莫测高深。我联系过一位儿童心理专家，人家说可以同她直接谈谈，但被她一口回绝。她对我说她自我感觉良好，不愿意同生人谈话。又说最好买条狗。于是我们给伊莎贝尔买了一只小狗。最终，我给马尔库斯打了电话。他很客气地、有些不好意思地替自己辩解说，他这段时间身体不大好。不过现在他一定要看看伊莎贝尔，而且今后会定期接她。他祝愿我们一切都好，并说他工作特别忙。工作对于他来说就是最好的“良药”，这是他说的。我们说定，让希丽雅把伊莎贝尔送到马尔库斯家去吃午饭，然后他们一起去看电影。那天是星期五。

场景

马尔库斯和伊莎贝尔一起吃饭。

伊莎贝尔：姥姥家房子后面是一片草地。有好些羊在草地上吃草。那些羊不是姥姥的，是附近一个农民的，姥姥同意让那个农民在这块草地上放羊。有一回，我想去摸一摸羊，人家都说不行。说羊害怕生人。我拿了一块剩面包给一只羊，又给另一只羊，但是我刚一走近它们，它们就走开了。不管我多么小心地往前走，它们总是躲着我。

马尔库斯：结果你就不耐烦了？

伊莎贝尔：没有，我没有不耐烦，因为我决定要这么做。我想，要是我不去追那些羊，而是拿着面包找块石头坐下，一动不动地等着它们，也许它们就会觉得好奇，就会走过来看看是什么人在这儿坐着。

马尔库斯：你就坐在石头上等它们啦？

伊莎贝尔：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呆了好几个小时。姥姥出来喊我回家吃饭。我说我有事哪，姥姥就没再管我，回家去跟费边和艾尔莎阿姨吃饭去了。

马尔库斯：那后来呢？

伊莎贝尔：后来有一只很大很大的老羊，浑身毛蓬蓬的，带着两只小羊。起先它看了我半天，然后很快地跑过来，朝我这里（指着自己的胸脯）拱了一下，叼起面包嚼了起来。我一动不动，只是时不时跟它和那两只小羊互相看看。这时我伸手放在老羊头上，它停了一会儿就走开了。

马尔库斯：第二天它认识你了吗？

伊莎贝尔：没有，第二天还和从前一样。它让我走近它，但是我刚一伸手要去摸它，它就走开了。我也觉得不好玩了。姥姥说是因为我身上有狗的气味。

马尔库斯：听着，伊莎贝尔，我有话要跟你说。

伊莎贝尔：咱们今天不去看电影啦？

马尔库斯：改天再去。

伊莎贝尔：改天也行，可是今天去多好啊。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能有时间哪。

马尔库斯：咱们明天晚上就上这家电影院，还是这部片子。这样更好——明天是星期六。

伊莎贝尔：那你可别忘了，不然你老是爱忘。

马尔库斯：我保证，决不会忘。

伊莎贝尔：到底有什么要紧事，今天不能去看电影，你不是保证过的吗？

马尔库斯：你应该知道现在的情况是怎么回事，伊莎贝尔。你已经是大孩子啦，你能理解。

伊莎贝尔：可我要是不愿意听呢。

马尔库斯：咱们从来都能谈得很好的。

伊莎贝尔：就算是吧。

马尔库斯：我得事先告诉你，我要说的话可能会让你感觉痛苦。但也只能这样。就好像看医生，先得让你疼，然后你的病才能好。你懂得我说的意思吗？

伊莎贝尔：干吗非得先疼呢？

马尔库斯：问题是因为，我已经不能给你当爸爸了。法律决定我不再是你的爸爸了，而法律是必须服从，必须接受的。咱们不能想什么时候见面就什么时候见面。咱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得由别人来定，你明白吗？

伊莎贝尔：那由谁来定呢？

马尔库斯：由你妈妈定。也许还有大卫，确切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别人。我要想明天晚上带你看电影，那还得得到允许才行。

伊莎贝尔：我觉得这很奇怪。

马尔库斯：这确实让人觉得奇怪，因为这就是奇怪。尤其是如果考虑到，你妈妈对此似乎并不太……怎么说呢，并不太感兴趣。

伊莎贝尔：感什么兴趣？

马尔库斯：譬如你知道，她跟大卫去了巴黎，把你搁在姥姥家。你那回生了病，得了流感。可是你妈妈却不想回家照顾女儿，她更愿意留在巴黎跟大卫在一起。然后你还要知道，你姥姥——她当然非常善良、非常疼你——但她已经年纪大了，没有那么多力气了。她很吃力，明摆着的。她没法天天照顾你和费边。而且，希丽雅就要结婚，就要回芬兰去了。我呢，又没有权利照料你，这是法律决定的。我要是硬把你接过来，咱们一起去一个什么地方，人家就会把我抓起来送进监狱。我干什么事都得小心谨慎，才能保住看你的权利。你当然知道，你妈妈和大卫不喜欢我。我的存在本身就让他们难以忍受。所以我不能如我所愿地那样疼你爱你，不然连看看你都不准了。你大概也知道，你妈妈曾经怀过一个孩子。知道吧？

伊莎贝尔：不，不知道（她开始一阵阵地打着寒噤）。

马尔库斯：的是，你妈妈怀过一个小孩，小孩的爸爸就是大卫。可是大卫不想要小孩，你妈妈也只要有大卫就够了。所以大卫就让医生用刀子和镊子把小孩弄出来。小孩就死了。我向你说这些，是因为我为你担心。你会变得非常孤单，伊莎贝尔。你会发现，变成一个孤单的人有多么痛苦。问题是，在你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你可以信赖的人。最令人难过的是，不再得到别人的爱。人生中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我这样说是预先提醒你，好让你慢慢地看到事情的真相。你最好能够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你明白吗，伊莎贝尔？

伊莎贝尔：我不知道。我想我能明白（不停地打着寒噤）。

说明

伊莎贝尔在23岁时结婚。家庭生活很幸福，很快怀了孕。分娩后过了几个月，她忽然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多次住进医院，并长年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父亲同她谈话的印象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上面描写的那个场景事实上肯定从未发生过，但这是根据伊莎贝尔和她父亲历次见面的情形推想出来的。伊莎贝尔不能说明她对那些谈话的反应，但恍惚记得她受到的惊吓。她本能地感觉到，父亲是在说谎，是在有意地给她造成伤害，尽管他一再声称他如何爱她，说他是唯一真心爱她的人。

玛丽安：堕胎后过了几周，我便回剧院上班，很快就随便给了我一个角色，其实那个角色更适合于年纪比我大些的演员。不过我还是很感激。很长一段孤独的日子不可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与大卫偶尔的来往既不正常又不踏实。我又开始一阵一阵地感到恐惧，尤其是为伊莎贝尔担心。她依然是表面上亲切实际上不容接近。我重又投入到剧院的有规律的活动中，这多少是一种慰藉。而且，我真心喜爱分配给我的那个角色：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中的歌队队长。歌队的排练很紧张，因为我们既有歌唱，又有舞蹈。每次与乐队指挥或舞蹈编导一起单独排练时，就占用剧院顶层一个宽敞的大厅。那天天色阴暗，大雾迷漫。我熟记我的台词；那段台词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

“那逃避了海上的风浪，进了港湾的人有福了，那战胜了困苦的人有福了；一个人的财富和权力可以在各方面超过别人，但成千上万的人都各有不同的希望，其中有一些为凡人，美满实现了，有一些却消失了；我认为只有一生快乐的人才是有福的。”（注13）

突然灯光熄灭了，只有一缕阴沉灰暗的光线透过高大的窗户投入大厅。副导演打电话问值班室怎么回事。人家回答说，不光是我们剧院停电，附近好几个街区都陷入了黑暗。因为排戏还处在拿着本子对词的阶段，所以我们是无法继续下去了。只好等待来电。当时是下午两点。我们在黑绒线地毯上围坐下来。有人找来了蜡烛，点亮了放在我们中间。乐队指挥建议我们排练歌唱，因为歌词我们已经背会。我们就唱起来，不时打断，然后又开始。窗外下着雨夹雪，光线变得更暗了，给人一种凄凉和梦幻的感觉：十三个年纪大小不一的女人，穿着排练用的黑色长裙，互相紧紧依偎着。还有那歌声，互相依赖，亲近，关切。我记得，坐在那里，跟同伴们在一起，使我有一种满足感。我逃过了一场危机，一场劫难，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甚至还长了一些见识。现在我和朋友们开心地坐在地板上，唱着歌，注视着静静的烛光。忽然，在光线幽暗的大厅尽头，房门打开，总机接线员走了进来。她蹑手蹑脚地走到我们这圈人旁边，向我躬身。我吓了一跳，忙问是不是伊莎贝尔出了什么事，她摇摇头说，不是，不是，但是有急事要对我说。我跟同伴们打了个招呼，就随她一起走出大厅。前厅的天窗整个被雪封住。小桌上放着一个开着的手电筒。接线员随即向我说出了事情的原委。马尔库斯试图自杀。她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记着医院的电话号码和值班护士长的姓名。半小时后我已经来到了医院的急救室。护士艾琳立刻迎向我，作了自我介绍。然后简明扼要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马尔库斯是上午11点送来的，他处于昏迷状态，用尽一切办法也未能使他清醒过来。根据情况推测，他可能早在星期六晚间就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艾琳护士问我要不要同医生谈谈，说他马上就会过来。我说不必见医生了。艾琳提到，在急救车上陪着马尔库斯一起来的是一位达涅利乌斯太太。她刚刚离开，说是晚些时候再来。我要求让我看看马尔库斯，只需几分钟。艾琳拿不定主意，情况突然之间变得有些滑稽。我只好说明我是马尔库斯的前妻。她道了声对不起，打开了房门。病房很小，这时是4点，天已全黑了。床头灯扭向墙壁，窗户蒙满积雪。艾琳护士走了出去，随手关上了房门。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怯懦，我不敢去看他的脸，只注视着他的手。然后我终于决心抬眼看他的脸。脸变瘦小了，嘴微张着，呼吸很慢。头发斑白，比我印象中要白得多，胡子很长，至少有一个星期没刮了。嘴唇干裂。整个样子使人觉得死亡已经临近。（沉默）孤独。陌生。是的。我走开了，心里一片茫然，什么感觉都没有。回家的路我是走回去的，走了一个小时。艾琳护士打来电话说，马尔库斯已经死了。我走到伊莎贝尔房间，她正坐在书桌前复习功课。我告诉她马尔库斯死了。她动也没有动，只是把手放在了课本上。她一次又一次使劲地咽着唾沫，然后关掉台灯，一语不发。我在她的床上坐了一会儿，我伸手想去抚摸她一下，但她闪开了。“你大概想自己呆一会儿吧？”——我问她，她点了点头（长时间的沉默）。

……葬礼后过了几个星期，我找到了达涅利乌斯太太——某种感觉告诉我，需要做这件事。我回想起艾琳护士的话，说马尔库斯被急救车送来时有一位达涅利乌斯太太陪着。我给她打通了电话，提出和她见面，如果她不反对的话。她请我到她家去，说这样更好些。她独自一人住着一座宽敞的别墅式小楼。小楼在一片树林中间，树林边上便是海湾，周围看不到有其他房屋。玛格丽特·达涅利乌斯看起来快到50岁的样子。剪着短短的发式，光亮的头发中夹着几绺白发，五官端正，美丽，两只大大的深色眼睛，身材瘦削颀长，衣着淡雅。客厅里陈设着老式的家具，墙上悬挂着名贵的绘画。面向花园的落地窗前，是一架敞开着的三角钢琴，谱架上摆着乐谱，旁边是一个书架，上面全是乐谱。达涅利乌斯太太端上了茶点，我们就在一张漂亮但不太舒适的长沙发上坐下来。

场景

玛格丽特：我叫玛格丽特（彬彬有礼地微笑）。

玛丽安：我就是玛丽安（也彬彬有礼地笑了一下）。

玛格丽特：伊莎贝尔好吗？

玛丽安：我觉得她情况不太好。但问题是她不愿意跟我谈，或者跟别的什么人谈。

玛格丽特：伊莎贝尔是个很不寻常的小人儿。

玛丽安：你跟她很熟吗？

玛格丽特：我们见面很少。但是马尔库斯常常说起她。她在他的生活中占着很大的位置。

玛丽安：请原谅我冒昧，你是怎么认识马尔库斯的？

玛格丽特：我认识他已经20年。确切地说，到今年就23年了。

玛丽安：你很了解他？

玛格丽特：开头几年我们彼此也不是非常了解。主要是一份激情吧，或者应该怎么说呢。

玛丽安：就是说，你跟马尔库斯早就好了。你们共同生活过。

玛格丽特：不，不。我们从来没有一起生活过。

玛丽安：那你们的关系怎么维持？

玛格丽特：不太经常。马尔库斯老是外出巡演……以及种种的事情。（微微一笑）我被这一大家人牢牢拴住。三个孩子。丈夫是一个教授，学者，他喜欢排场。其实我也喜欢排场。不过现在我已经孀居了好几年，一个人住在这所过于宽大的房子里。孩子们都远走高飞了。我本应搬个住处，只是老下不了决心。（做了一个无奈的手势，微微一笑）就是这样。

玛丽安：请你告诉我，你们的关系在我们的婚姻期间仍然保持着吗？

玛格丽特：是的，一直保持着。我以为，你跟马尔库斯……不过，不，不。

玛丽安：你想要说什么？

玛格丽特：其实，没有什么。

玛丽安：你从来都不嫉妒吗？

玛格丽特：我没有嫉妒心。何况我对于马尔库斯怎么能嫉妒？要嫉妒就非疯了不可。我又不是唯一的一个，要知道。

玛丽安：那么说，你对我的情况很了解。

玛格丽特：马尔库斯从来不说你的事，我也从来不问。除非……你跟你的朋友去了巴黎那次。

玛丽安：我可以想像，你一定听了很多坏话。

玛格丽特：也不是很多。马尔库斯原来指望你跟大卫的关系很快就会过去。只是他看出这已经“无望”——他就是这么说的：“无望”……他才发生了变化（沉默）。

玛丽安：变化？

玛格丽特：他开始焦躁不安，充满仇恨——还有恐惧（看了看玛丽安，沉默不语）。

玛丽安：几年前在电台录勃拉姆斯的四重奏时你当时在场吧？你替马尔库斯翻乐谱来着，是吧？我记得，我当时还想过，坐在马尔库斯旁边的这个漂亮女人是谁呢。很快就不见了。

玛格丽特：我原来的志愿是要做音乐家的，拉了好多年大提琴，当然还弹钢琴，（手微微比划了一下）在音乐学院学了几年，后来发现没有天分，才辍学，嫁了人。

玛丽安（沉吟了一阵之后）：不可思议。

玛格丽特：是有点不可思议。（沉默片刻）你不是想要同我谈谈吗，有什么重要情况吗？

玛丽安：艾琳护士告诉我，急救车送马尔库斯来时有一位达涅利乌斯太太陪同。我很想知道事情原委，所以查到你和你的住址。马尔库斯从没有提到过你。

玛格丽特：我知道。马尔库斯有时候喜欢信口开河，但有时候也很能守口如瓶的。我们交谈的主要是音乐，还有孩子——我的孩子和伊莎贝尔。遇到长时间不能相聚的时候，我们就打电话。在电话里我们能够谈得更直率，你能明白。更直率。（她沉默下来，久久地注视着玛丽安，然后扭过脸去）我想，我们彼此从来没有说过谎。我们干吗要撒谎呢？我们本来就什么都不要求，什么都不追究。但是我决没想到……

玛丽安：我理解……

玛格丽特：我一次又一次地想：我本该料到的。我一次又一次自责：我本该想到并设法阻止他的。我心里非常难过（微微一笑）。

玛丽安：我理解，我想我能理解。

玛格丽特：你问到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我们星期六曾经在一起，呆到中午。我把手套忘在他那里。我知道星期一保姆休息，因为马尔库斯在奥斯陆有演出。所以决定去把手套取回来，我手里有钥匙。我从衣帽架上找到我的手套……

场景

马尔库斯的住所。

玛格丽特：我拿了手套，就要离开的时候，忽然看见他坐在转椅上，面向着窗户。桌子上有一个空酒瓶和一个酒杯。我走过去，发现地板上有两个打开的安眠药盒。桌子上有一封信，是他的笔迹：“致有关人士”。我赶紧打了急救电话，把他送到医院。他处于深度昏迷，但是医生希望他能侥幸活过来。我在那儿等了一阵。后来回家去，读了那封信。现在就在我这儿，你可以看看，不过我想他写这信的时候情绪很坏。他的字体本来就很糟，这封信更是根本没法辨认。我用了好几天才弄明白。你要我读给你听吗？（玛丽安无言地点了点头）开头部分实在弄不清楚，往下这儿……（读信）“两位老朋友，或者确切说是熟人，结婚多年。忽然决定双双自杀，因为妻子病得很重，而丈夫绝对离不开她。他们查到，为做成这件事每人需要50来片安眠药就够了，只要没人打扰。他们吞下了药片，躺在床上，手拉着手一起死去。我希望我跟伊莎贝尔也能这样去死。我向她详细说明了我们要怎么做。她表示渴望和我死在一起。我们约定星期六上午9点钟她到我这里来。我等了她好几个小时。最后我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来。她哭着说不来了，说她害怕。我尽力安慰她，对她说，每个人都有权利改变想法，最主要的是，她绝对不要自责。我说让她把这件事彻底忘却，这个星期去听音乐会。我还说，她是这世上我最疼爱的人。不管是她或我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永远紧紧连在一起。我觉得打完这次电话时她的情绪稍稍稳定下来。至少是不再哭了。于是我就决定独自行动了。”（停止读信，沉默了一阵）再往下就几乎完全弄不懂是什么了，字迹完全无法辨认了。噢，这儿有一句：“我原来认为我活得自由自在，可是突然之间意识到，我是被关在一座监狱里。”这儿还有：“人家把伊莎贝尔从我身边夺走，现在我一无所有了。”（把手中的信纸调转了一下，看页边上写着的字）这儿写的我简直不懂：“其实，我已经死了。”没有署名。只写着：“事情就是这样，而且永远如此。”（沉默不语）

尾声

玛丽安从椅子上起来，站在我的背后。我仍旧坐在写字台前，现在看不见她的脸了。

语声：老实说，我不太满意你的这个玛丽安。留下的问题太多了（声音里听得出一种温和的抱怨）。

伯格曼：怎么是我的玛丽安？顺便问一句，玛丽安和大卫后来怎样了？

语声：马上让你知道。大卫终于得到一次拍片的机会。一部短片，成本极低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无人居住的海岛上。摄制组去到那里呆了两个月。大卫回来时晒得黝黑，心上却压着愧怍。他背叛了玛丽安，跟扮演女主角的新演员搞在了一起。他自认为这是一时的迷恋、很快就会过去，所以希望对他耐心和宽容些。

伯格曼：那么玛丽安呢？

语声：玛丽安既没有表现出耐心，也没有采取宽容。

场景

一道走廊，两边各有一扇旁门。

玛丽安（怒不可遏地）：滚蛋。见你的鬼去吧。我再也不要看到你。我嫌你肮脏。我早就没了耐心，也不能宽容。你给我滚，我不能容许你再次让我遭受屈辱，绝对不了，听见吗。我会一个人过，我决不忍受这个。你给我滚远远的。万幸终于摆脱你了，这样才好。瞧你干下的那么卑鄙的勾当。趁早给我滚开。见鬼去。带上你那个婊子，滚远远的！

玛丽安猛地把门甩上。大卫把另一扇门甩上，不见了。玛丽安失声痛哭起来。

语声：她哭了整整一个星期。

伯格曼：后来呢？

语声：后来他们成了挚友。但始终保持着距离。

伯格曼：玛丽安溺水而死。

语声：是的，几年前她死了。

伯格曼：就是说，一切完结。

语声：情况有时也就是这样吧（声音里不带任何语气）。

伯格曼：谢谢你的帮助。

语声：也许，我们还会见面吧？在剧院，或是别的什么地方。

伯格曼：谁知道呢。我现在没有任何打算。

语声：我现在无论如何该走了。

伯格曼：我会非常想念你的。

语声：谢谢你这热情的话。愿你一夜平安。

伯格曼：一夜平安。

（全剧终）

注释：

注1：朱丽叶——莎剧《罗蜜欧与朱丽叶》的女主人公；格蕾欣——《浮士德》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爱称；索尔维格——《培尔·金特》的女主人公。——译者

注2：特里斯丹和绮瑟，或译特里斯坦和伊佐尔德，原系中世纪凯尔特人的民间传说，后成为欧洲各国多种文学艺术作品的题材，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丹和绮瑟》（创作于1857—1859年，1865年首演）。故事情节大致如下：特里斯丹来到爱尔兰替其叔父康沃尔国王马克向爱尔兰公主绮瑟求婚，经历一番艰险之后顺利完成使命。但在陪送绮瑟回国途中二人误饮“爱情药酒”，陷入情网不能自拔。二人逃脱马克的追捕，遁入莫鲁瓦森林。马克在林中发现了他们，趁二人熟睡之际在他们中间放置一把出鞘的利剑，将二人隔开。特里斯丹同意将绮瑟还给马克，并离开这个国家，另娶一位名叫绮瑟的女子为妻。后特里斯丹因中毒，求绮瑟解救，绮瑟一步来迟，未能挽救情人，遂将特里斯丹紧抱怀中一同死去。死后原地长出两棵大树，枝叶连理，永不分离。——译者

注3：山精，或译特罗利，斯堪的纳维亚迷信传说中一种为害人类的怪物，早期传说中为一巨人，后来被说成是一侏儒。在现代童话中常被描写成住在桥下，不时出来骚扰行人的小怪物。——译者

注4：稍富于表情地。——译者

注5：这一段说明在最后的定稿中被删去。这只是我个人的思考。

注6：Louis Armstrong（1901—1971），爵士乐发展史上重要的小号演奏家。——译者

注7：焦尔吉奥·斯特莱勒（Giorgio Strehler，1921—），意大利著名的戏剧导演。

注8：指意大利作家、剧作家皮兰德娄（Luigi Pramdello，1867—1936）的剧本《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1921）。——译者

注9：阿尔姆克维斯特（Carl Jonas Love Almqvist，1793—1866），瑞典作家。——译者

注10：瑞典著名戏剧家J·A·斯特林堡（1849—1912）的名剧。——译者

注11：费多（Georges Feydeau，1862—1921），法国戏剧家，他所创作的闹剧一直是巴黎法兰西喜剧院的传统剧目，在英语国家也常上演。——译者

注12：布兰代斯（Georg Brandes，1842—1927）：丹麦文学评论家。——译者

注13：参见《罗念生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379页。——译者

PS：译自俄罗斯《电影剧本》杂志，2003年第2-3期合刊。俄译者为亚历山德拉·阿菲诺盖诺娃。——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