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历史买单？
在《纽伦堡审判》长达3个小时的观影过程中，这个问题如同滚滚岩浆在我脑中翻腾急于寻求一个得以冷却的出口，结果却只是持久而深刻的思索。我们所熟悉的法律有着完善的理论系统，准确的使用范围和不容质疑的高度权威性，是作为既成事实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配套存在着的。可被拉入历史的范畴后，法律的框架性定义发生了偏移，有些甚至是完全的颠覆，此时是该违背人性去服从体制下的“正义”，还是在偏执的公众意识形态下坚持理性的思考？当法律与道德准则甚至是人性中的正义发生冲撞，对待历史便也不能够果断地一锤定音。
纽伦堡审判是1945年11月20日到1946年10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国际战争犯罪审判。它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侵略战争的组织者、阴谋者、煽动者和计划实施者进行的国际审判，开了将战犯押上国际法庭接受法律惩处的先河。纽伦堡审判虽然清算了纳粹体制，达到了暂时的目的，但纽伦堡法庭最理想的目标———使战争成为非法，为审判侵略战争提供一个国际法庭———引起了持续到今天的争论。然而，无论如何，纽伦堡是国际关系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为当代世界留下了一套处理战争问题的行为准则。在此后长达三年的时间中，美国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城对在纳粹德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机构与组织中身居要职的177名被告进行了12项后续审判，影片《纽伦堡审判》正是根据其中之一的法官审判（针对利用法律迫害犹太人和纳粹党反对派的高级司法官员)改编而来，因为是两种不同法律形态和法律意识的直接碰撞而在一系列的审判中显出巨大的争议性和戏剧性。
拍于1961年的影片汇集了当时一线实力派明星，成功塑造了主审法官Dan Haywood，控方检察官Tad Lawson上校，辩护律师Hans Rolfe和德国前法学家大法官Ernst Janning等人物形象。同时更凭借其跌宕起伏的剧情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编剧奖。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基本上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唇枪舌剑的交锋和大段大段证人的呈堂供述，而传统的黑白影像无论在场景调度还是声画处理上都远达不到现在的审美要求，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看上去枯燥乏味的影片却最终吸引着我去接触这段遥远而特殊的历史。
片中的审判围绕实施纳粹德国《种族净化法》过程中的一个智障绝育案和一个绯闻死刑案展开。Haywood法官面临的不是穷凶极恶的直接施暴者，以Janning为首的被告们都是熟谙条规的法律界精英，在第三帝国的体制中他们恪守职责地为国家制定并且维护法律，他们用不屑和沉默来抵制审判，因为和其他战犯的负隅顽抗不同，他们有着维护正义的无罪信念和被迫服从国家机器而减轻自身责任的侥幸心里。以Janning的辩护律师Hans Rolfe所提出的辩护意见为例，这个Janning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援引赫尔姆斯法官于巴克诉贝尔案指出绝育手术在美国早有先例，以此说明绝育法在德国施行的合法性；通过与证人的对质证明当时法官有理由认定被告确有智障和不正当性行为，以此说明当年案件的判决具有公正性。而在控方放映关于德国集中营大屠杀的记录证据后，辩护律师不仅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抗议法庭采用，还为了维护被告而指出德国法官对大屠杀并无知悉和过错，这也涉及到了本片的争议点之该不该由个人承担国家责任，和该由谁来承担。当把国家责任强加给个别人，势必会扩大这种责任的波及面，正如辩护律师最后指责美国军火商、签订《苏德友好条约》并参与瓜分波兰的苏联、与希特勒签订宗教协定的罗马教廷、曾在绥靖演讲中称道希特勒的丘吉尔首相等都应当承担战争责任……这段反诘不仅反客为主震慑住了控方检察官，也将观众由单方面的主观正义感引导至对胜败双方之于战争的深度思考。
影片另一争议点是如何定义法律中缺失人性的正义，这在激烈的庭上交锋中表现得并不明显，而是以暗线的形式体现在主人公Janning身上。从一开始的沉默抵抗到最后出于良心和自责当庭认罪并忏悔，他的变化是隐没在充斥全片的陈述与论据之后的，但比较之前责任归属的争辩，人性与法律的矛盾才是贯穿影片甚至是有永恒争议性的问题。片中有一段是Janning的老师所作的证述，其中提到了希特勒帝国时期国家机器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官开始要服从客观正义之外的东西，首要考虑变成是对抗国家的惩罚条例而不是对案件本身的客观考虑。作为维护国家机器的需要，法律被干扰的现象一直存在，即使是在美国这样标榜司法高度独立和公正的国家，三权分立表象下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但片中纳粹德国不仅是司法行政权落入独裁者手中而从根本上破坏了司法系统的公正性，更因其 违背人性的导向作用而造成了人类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从片中可知，在法律出台和实施过程中德国当局像Janning这样的司法界高官也是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有一部分人遵循了自己的良知而被迫辞职甚至遭到当局迫害，而另一部分则是违心地选择接受并逐渐认同了在这个国家形式下的职业道德。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许还会犹豫踯躅，但是当判断的天枰倒向人性所代表的主观意识的对立面，Janning们也就能够超脱于内心的怜悯去机械地维持“公正”。可以说，他们不是单纯地迫于政治压力，而是有一部分站在客观立场上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在纽伦堡审判中必然是要被否决的，也是为他们招致罪责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因此当最后Janning声称自己确实不知道他们的判决会带来如此多的杀戮、死亡时，Haywood法官的回应是“当你判第一个人死刑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这一点了。”一个人的生命和所有人的生命，从人性的角度来衡量是没有区别的，Janning们在否认这一点的时候不是说没有想到可能导致的后果，而正是因为害怕去想不愿去想才干脆在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概念，掩耳盗铃的自欺心理罢了。
影片除了对法律和人性进行了深刻探讨外，我认为最大的魅力在于它选择还原历史的角度和方式。对待这种宏大的历史题材，首先要遵循的必须是事实，但这不意味着只是历史事件的重现和拼接（那将与一般纪录片无异），而是要向观众传达创作者的思考所得并且让观众信服产生共鸣。《纽伦堡审判》以Haywood主审法官的视角展现审判的整个过程，在控辩双方夺人眼球的激烈交锋下，主审法官却一直保持着旁观者的中立姿态，这也很自然地将观众带入一个相对客观的观影立场。在占主导的法庭戏之外，电影穿插他与德国高级将领遗孀Madame Bertholt相识的这条支线也有它的深刻用意。Madame Bertholt的高贵与风情万种深深吸引着Haywood法官，同时她出于维护丈夫及前德国上层社会尊严又极尽所能地影响Haywood改变对德国民众的看法。透过主审法官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努力忘却战争伤痛，甚至不惜以相对卑微的姿态去求得保全的德国，战争带来的灾难是相同的，无论胜败双方都要寻求复原的可能。这也能解释为什么Haywood会花时间阅读Janning的法学著作，会在法庭争执尽中一次次给予被告方辩解的机会，他所能做到最大限度的同情和理解是抵制住超出理智的民愤给控辩双方同等的陈述自由。值得玩味的是后来Haywood也遇到了类似Janning的难题，由于整个审判拖的时间过长，而美国急于取得德国民众支持来抗衡苏联的政治威胁，美国政府向法庭施压要求从轻处理这些非主要责任人，此时Haywood却顶住强压就案论案地对被告进行了有罪宣判，而这恰恰是Janning当初没有做到的。就此，两大法官的在正义上的较量也得出了结果，无怪乎Janning虽然被判重刑，仍然向Haywood表达了由衷的叹服，颇有惺惺相惜的感觉。而影片在表达了足够的同情和理解后，最终还是回归到客观的正义上。
《纽伦堡审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年中国所拍的《东京审判》，但无论在角度还是深度方面前者都是后者所无法企及的。还是标题所提出的那个问题，谁为历史买单？我想这不是几个人，甚至都不是什么组织、政权能够负担得起的。联系到近几年国人普遍高涨的反日情绪和伴随而来的复仇心理，《东京审判》里出现的压倒性爱国情绪反而让我有了隐隐的担心，我们学习历史不只是为了记住，更需要从中提炼出适应当代生存法则的前车之鉴。换言之我们需要理性地爱国，前提不仅是记住国家遭受的灾难，还有灾难背后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控诉的时候学会自省，铭记的时候懂得宽恕。
纽伦堡审判是1945年11月20日到1946年10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国际战争犯罪审判。它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侵略战争的组织者、阴谋者、煽动者和计划实施者进行的国际审判，开了将战犯押上国际法庭接受法律惩处的先河。纽伦堡审判虽然清算了纳粹体制，达到了暂时的目的，但纽伦堡法庭最理想的目标———使战争成为非法，为审判侵略战争提供一个国际法庭———引起了持续到今天的争论。然而，无论如何，纽伦堡是国际关系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为当代世界留下了一套处理战争问题的行为准则。在此后长达三年的时间中，美国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城对在纳粹德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机构与组织中身居要职的177名被告进行了12项后续审判，影片《纽伦堡审判》正是根据其中之一的法官审判（针对利用法律迫害犹太人和纳粹党反对派的高级司法官员)改编而来，因为是两种不同法律形态和法律意识的直接碰撞而在一系列的审判中显出巨大的争议性和戏剧性。
拍于1961年的影片汇集了当时一线实力派明星，成功塑造了主审法官Dan Haywood，控方检察官Tad Lawson上校，辩护律师Hans Rolfe和德国前法学家大法官Ernst Janning等人物形象。同时更凭借其跌宕起伏的剧情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编剧奖。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基本上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唇枪舌剑的交锋和大段大段证人的呈堂供述，而传统的黑白影像无论在场景调度还是声画处理上都远达不到现在的审美要求，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看上去枯燥乏味的影片却最终吸引着我去接触这段遥远而特殊的历史。
片中的审判围绕实施纳粹德国《种族净化法》过程中的一个智障绝育案和一个绯闻死刑案展开。Haywood法官面临的不是穷凶极恶的直接施暴者，以Janning为首的被告们都是熟谙条规的法律界精英，在第三帝国的体制中他们恪守职责地为国家制定并且维护法律，他们用不屑和沉默来抵制审判，因为和其他战犯的负隅顽抗不同，他们有着维护正义的无罪信念和被迫服从国家机器而减轻自身责任的侥幸心里。以Janning的辩护律师Hans Rolfe所提出的辩护意见为例，这个Janning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援引赫尔姆斯法官于巴克诉贝尔案指出绝育手术在美国早有先例，以此说明绝育法在德国施行的合法性；通过与证人的对质证明当时法官有理由认定被告确有智障和不正当性行为，以此说明当年案件的判决具有公正性。而在控方放映关于德国集中营大屠杀的记录证据后，辩护律师不仅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抗议法庭采用，还为了维护被告而指出德国法官对大屠杀并无知悉和过错，这也涉及到了本片的争议点之该不该由个人承担国家责任，和该由谁来承担。当把国家责任强加给个别人，势必会扩大这种责任的波及面，正如辩护律师最后指责美国军火商、签订《苏德友好条约》并参与瓜分波兰的苏联、与希特勒签订宗教协定的罗马教廷、曾在绥靖演讲中称道希特勒的丘吉尔首相等都应当承担战争责任……这段反诘不仅反客为主震慑住了控方检察官，也将观众由单方面的主观正义感引导至对胜败双方之于战争的深度思考。
影片另一争议点是如何定义法律中缺失人性的正义，这在激烈的庭上交锋中表现得并不明显，而是以暗线的形式体现在主人公Janning身上。从一开始的沉默抵抗到最后出于良心和自责当庭认罪并忏悔，他的变化是隐没在充斥全片的陈述与论据之后的，但比较之前责任归属的争辩，人性与法律的矛盾才是贯穿影片甚至是有永恒争议性的问题。片中有一段是Janning的老师所作的证述，其中提到了希特勒帝国时期国家机器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官开始要服从客观正义之外的东西，首要考虑变成是对抗国家的惩罚条例而不是对案件本身的客观考虑。作为维护国家机器的需要，法律被干扰的现象一直存在，即使是在美国这样标榜司法高度独立和公正的国家，三权分立表象下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但片中纳粹德国不仅是司法行政权落入独裁者手中而从根本上破坏了司法系统的公正性，更因其 违背人性的导向作用而造成了人类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从片中可知，在法律出台和实施过程中德国当局像Janning这样的司法界高官也是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有一部分人遵循了自己的良知而被迫辞职甚至遭到当局迫害，而另一部分则是违心地选择接受并逐渐认同了在这个国家形式下的职业道德。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许还会犹豫踯躅，但是当判断的天枰倒向人性所代表的主观意识的对立面，Janning们也就能够超脱于内心的怜悯去机械地维持“公正”。可以说，他们不是单纯地迫于政治压力，而是有一部分站在客观立场上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在纽伦堡审判中必然是要被否决的，也是为他们招致罪责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因此当最后Janning声称自己确实不知道他们的判决会带来如此多的杀戮、死亡时，Haywood法官的回应是“当你判第一个人死刑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这一点了。”一个人的生命和所有人的生命，从人性的角度来衡量是没有区别的，Janning们在否认这一点的时候不是说没有想到可能导致的后果，而正是因为害怕去想不愿去想才干脆在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概念，掩耳盗铃的自欺心理罢了。
影片除了对法律和人性进行了深刻探讨外，我认为最大的魅力在于它选择还原历史的角度和方式。对待这种宏大的历史题材，首先要遵循的必须是事实，但这不意味着只是历史事件的重现和拼接（那将与一般纪录片无异），而是要向观众传达创作者的思考所得并且让观众信服产生共鸣。《纽伦堡审判》以Haywood主审法官的视角展现审判的整个过程，在控辩双方夺人眼球的激烈交锋下，主审法官却一直保持着旁观者的中立姿态，这也很自然地将观众带入一个相对客观的观影立场。在占主导的法庭戏之外，电影穿插他与德国高级将领遗孀Madame Bertholt相识的这条支线也有它的深刻用意。Madame Bertholt的高贵与风情万种深深吸引着Haywood法官，同时她出于维护丈夫及前德国上层社会尊严又极尽所能地影响Haywood改变对德国民众的看法。透过主审法官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努力忘却战争伤痛，甚至不惜以相对卑微的姿态去求得保全的德国，战争带来的灾难是相同的，无论胜败双方都要寻求复原的可能。这也能解释为什么Haywood会花时间阅读Janning的法学著作，会在法庭争执尽中一次次给予被告方辩解的机会，他所能做到最大限度的同情和理解是抵制住超出理智的民愤给控辩双方同等的陈述自由。值得玩味的是后来Haywood也遇到了类似Janning的难题，由于整个审判拖的时间过长，而美国急于取得德国民众支持来抗衡苏联的政治威胁，美国政府向法庭施压要求从轻处理这些非主要责任人，此时Haywood却顶住强压就案论案地对被告进行了有罪宣判，而这恰恰是Janning当初没有做到的。就此，两大法官的在正义上的较量也得出了结果，无怪乎Janning虽然被判重刑，仍然向Haywood表达了由衷的叹服，颇有惺惺相惜的感觉。而影片在表达了足够的同情和理解后，最终还是回归到客观的正义上。
《纽伦堡审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年中国所拍的《东京审判》，但无论在角度还是深度方面前者都是后者所无法企及的。还是标题所提出的那个问题，谁为历史买单？我想这不是几个人，甚至都不是什么组织、政权能够负担得起的。联系到近几年国人普遍高涨的反日情绪和伴随而来的复仇心理，《东京审判》里出现的压倒性爱国情绪反而让我有了隐隐的担心，我们学习历史不只是为了记住，更需要从中提炼出适应当代生存法则的前车之鉴。换言之我们需要理性地爱国，前提不仅是记住国家遭受的灾难，还有灾难背后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控诉的时候学会自省，铭记的时候懂得宽恕。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