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我们该如何铭记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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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于【幕味儿】，原文有删减。
文/李镇
近日来，一部由Channel 4出品的单集剧《援助》（Help）引发关注。
影片讲述了在英国新冠疫情初期，利物浦一家受到极大冲击的疗养院中，年轻护工莎拉与罹患早发型阿尔兹海默症的住户托尼的命运，因为疫情而永远改变的故事。
女主演朱迪·科默（Jodie Comer）近年来凭借电视剧《杀死伊芙》和大热电影《失控玩家》广受关注。《援助》中，她再次凭借精湛演技，为我们塑造出一个兼具叛逆气质与奉献精神的年轻护工形象，获得观众认可。
作为当下为数不多的反映新冠疫情的影视佳作，《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后的影视创作者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疫情叙事范式，也提醒着我们，该以何种姿态来铭记这段全人类的苦难史。
01 以小见大
《援助》在时空设置上，突出了一个“小”字。
时间上，影片聚焦于英国疫情爆发初期；空间上，它集中在一家不景气的疗养院，晴空疗养院。
对于一部90分钟的单集剧来说，“小”意味着极致，意味着创作者可以有充足的空间来对“新冠疫情”这一议题进行纵向挖掘。但同时也意味着创作者需要寻找到一个极为巧妙且具有典型性的故事切入口，能够让人观一隅而知全貌。
《援助》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为何选择在疫情初期？因为当全社会都面临一种快速蔓延的未知灾难时，它的反应速度最能体现一个社会机制的运转效力。
又为何是疗养院？因为作为不受国家医疗服务系统重视的“隐秘角落”，疗养院在疫情之下的境遇最能反映一个社会机制的运作能力，以及当局者的人文关怀。
观看《援助》，会让人自然联想到前段时间在国内引发争议的同题材电影《中国医生》。
不同于《援助》的“以小见大”，《中国医生》则对新冠疫情进行了全时段、全景式地描摹。
创作者颇具野心，在两个小时里塞入了自己搜集到的一切现实素材。小到“人民英雄”张定宇罹患渐冻症依然奋战在抗疫前线，大到国家组织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彰显“中国速度”。
每一件事都很有分量，都足以唤起国人的情感记忆。
这种宏大叙事本无可厚非，但当创作者把电视剧《在一起》用20集体量才能阐述清楚的内容，浓缩进短短两个小时，弊端也显而易见：叙事变得松散化、碎片化。
《中国医生》里，人物和事件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观众无法抓住剧情主线，只能被一个个叙事碎片不断牵引着，刺激着，以致到影片结束时，只剩下观感疲乏与情感麻木。
而这种过分追求广度的宏大叙事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影片深度挖掘不足。
在促狭的叙事篇幅里，创作者无暇顾及人物的情感肌理，更没有给事件以充分的探讨空间，矛盾冲突的解决多是简单化、理想化的，如上一秒医生们还在为物资紧缺而发愁，下一秒便有大批防疫物资涌向医院。
尽管这也符合事实，但难免会被观众诟病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02 关注个体命运
《援助》聚焦于小人物莎拉在疫情面前的命运浮沉。创作者通过大量生活细节，为我们塑造出一个立体可感、个性鲜明的护工形象。
莎拉并非《中国医生》里拥有过硬专业技能的医务工作者，而是一个没有多少护理经验的“菜鸟”。她之所以能被留下，是因为她是这家疗养院唯一的应聘者。
莎拉与家人的关系也很糟糕。从小学习差劲、不断制造麻烦的她，得不到家人的尊重与支持。父亲在得知莎拉应聘成功后，甚至冷嘲热讽道：“估计干个五分钟就搞砸了。”
所以，莎拉在疫情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在疗养院工作，并非受到医护工作者“救死扶伤”的天职指引，而更多是出于私人情感——只有在疗养院中，她才能得到尊重，实现自我价值。
也正因如此，莎拉独自一人在疗养院值夜班的经历才能引发观众强烈共情。因为她让我们看到一个小人物陷入泥潭时绝望地挣扎，和在极端境遇下闪烁的人性之光。
片名《援助》（Help）不仅指莎拉对疗养院住户的悉心照料，也意味着莎拉通过护理和抗疫工作，心灵得到救赎与升华。这是一种令人动容的个体成长。
而影片中无处不在的浅焦镜头，不仅能放大莎拉的孤独、焦虑、无助情绪，让我们产生强烈的观影代入感，也向我们表明，相比于疫情大环境，创作者更加关注的，是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
除莎拉外，创作者也不忘着墨于那些疗养院住户，笔力精道地描摹出他们的迥异性格。
如英语教师波莉，她时常温柔且深沉地注目着周围的世界，念诵着艾米丽·迪金森、爱德华·代尔等诗人的作品，把枯燥的生活过出了悠远的诗意。
如赫尔克里斯，这位神志不清醒的老人因为害怕戴假牙，打翻了莎拉送来的早餐，过后又像犯错的孩子般，满脸歉意地握住莎拉的手。
再如身形庞大的肯尼待人热情，但也会逮住一切机会找人拌嘴，以排遣心中孤寂。
对配角的细致刻画，也体现出创作者关注个体命运的强烈意识。唯有让这些住户鲜活起来，他们在影片中的逝去才会真正牵动观众的痛觉神经，而非只是冷冰冰的死亡数字。
反观《中国医生》，在这一方面则要逊色许多。
由于创作者过分强调集体主义，所以尽管影片中人物繁多，但几乎都是面目模糊的符号式人物。我们在影片中很难看到“中国医生”们独特明朗的人物个性与成长弧光，只能通过口罩下的扮演者来勉强区分角色，更遑论对他们产生情感认同。
病患亦然。无论是他们在病床上点赞的手势，还是痊愈后感谢的话语，都是一种近乎程式化的表演。
而影片中取代个体形象刻画的，是创作者刻意安置在人物身上的金句与煽情段落。这便让影片缺失了一种生动自然的情感褶皱，而呈现出人工斧凿痕迹过重的廉价塑料感。哪怕观众最后流下眼泪，也并非是因为故事震撼人心，而更多是出于人们对这段黑暗岁月的唏嘘感伤。
虽然《中国医生》整体成色不及《援助》，但仍有两处细节令我印象深刻。
一是张小枫的父母在疫情中双双去世，得知这一消息的她没有撕心裂肺地哭闹，而是平静地接过遗物，问了一句：“一个人没有爸爸妈妈的话，该怎么办？”
这句发问如匕首般扎向观众心头，它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渺小个体在灾难面前的手足无措，无能为力。
二是医生文婷想给孕妇小文做剖宫产，其他科室的医生都极力反对，只有陶峻医生站出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么拖下去，小文挂掉以后，只是多了一个新冠的死亡病例，但如果我们帮忙的话，我们就要背锅了。”
这句诘问无比犀利，也成就了陶峻医生的人物高光。它让我们看到在“命题作文式”的国产电影中，难得一见的质疑精神，以及对个体命运发自肺腑的尊重。
03 敢于质疑
片名《Help》除了意指莎拉与疗养院住户间的双向援助外，还有第三重含义，即“得不到的援助”。
《援助》是一部底色苍凉、内核尖锐的作品。影片中充满了对英国当局草台班子一般草率、不作为的疫情防控举措的质问，以及对政客们视底层人民生命如草芥的虚伪冷漠态度的无情讽刺。
难能可贵的是，创作者并没有让这种质疑喧宾夺主，而是在出色地完成了叙事和人物塑造的基础上，将这一连串问号与惊叹号巧妙安插在各处细节中。
如莎拉在经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惊魂一夜后，打开广播，却听到当局公然宣称自己“一直在致力于保护疗养院住户”的谎言。
那一刻，莎拉愣住了。她从未想到人竟然可以虚伪到如此地步。
再如影片中，公职人员和医务人员只有在往疗养院运送老人、搬运尸体及抓捕莎拉时才会出现。
而当莎拉问他们运送来的老人是否患有新冠时，得到的答复却是“那不是我该管的事”；护工琼向前来搬运尸体的公职人员索要防疫物资，他们却只留下一个扬长而去的冷漠背影。
全片的重头戏当属莎拉在疗养院独自值班的那个夜晚。
床上，感染新冠的肯尼奄奄一息，焦急的莎拉打遍了所有官方救援电话，却始终等不来一辆救护车。
当莎拉按照网上的急救知识，和托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肯尼翻身后，托尼欣慰道：“有的日子里我感觉自己很清醒，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样，还有些日子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但如果我能帮上忙，那就太好了。”
此时，莎拉终于忍不住眼泪，背过身去哭起来。这泪水中有感激，有如释重负，有历经无助后的委屈，更有对体制之恶的无奈与憎恨。
除“援助”外，影片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尊重”。
前来求职的莎拉在被主管斯蒂夫羞辱后，气愤地离开疗养院，但最终让她决定留下来的，是托尼冒险追出来为她送上的一杯热茶。那一刻，她感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尊重。
无法帮肯尼翻身的莎拉，不得已向睡梦中的托尼求助。但她知道这也许会让托尼陷入危险境地，所以坚持要征得托尼同意。这是莎拉对托尼生命权的尊重。
莎拉的父亲年迈瘦弱，却也想去疗养院工作，因为他无法忍受食物赈济处向他分发圣诞饼干时的傲慢无礼。说明他希望通过劳动，为自己赢得一份尊重。
然而讽刺的是，这种对于尊严和体面的坚守，只存在于底层人民之中，而来自于英国当局的，只有冷漠、无视与谎言。
同时，作为一部抗疫题材作品，《援助》罕见地设置了一个黑暗结局。
在莎拉和托尼“飞跃疗养院”，在郊外共度过一段浪漫惬意的隔离时光后，警察前来抓捕莎拉。尽管莎拉哀求不要把托尼送回疗养院，影片最终依然定格在了托尼在斯蒂夫的“陪同”下再次走进疗养院幽暗的长廊，以及莎拉绝望的面孔。
虽然影片没有进一步交代，但二人之后的命运可想而知：莎拉将受到指控与审判，而托尼要么感染新冠身亡，要么被斯蒂夫喂药，成为一具没有自由意志的行尸走肉。
这是创作者打向体制之恶的一记响亮耳光——灾难面前，底层个体无论再如何奋力自救与彼此援助，终逃不过被无视、被抛弃、被牺牲的悲惨宿命。
正如影片结尾处，莎拉在警车内振聋发聩的质问：“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生命不再平等了？”
04 余论
《援助》并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影片第三幕暴露出了创作者的思维局限。
一是托尼对莎拉的表白十分突兀。
影片中托尼与莎拉的关系十分复杂，二人既是病患与护工，也是共患难的生死之交。尽管从日常点滴相处中不难看出，托尼与莎拉互生情愫，但二人“飞跃疗养院”并不能简单定义为私奔，而是一种夹杂着友情、爱情、感恩、救赎等复杂情感的被迫逃亡。
遗憾的是，创作者并没有将这种情感归于混沌，而是选择格式化为爱情。如此，便让影片失去了一份耐人寻味的朦胧意境。
二是莎拉的控诉太过直白生硬。
如前所述，创作者在影片前段一直保持着冷静克制，对体制的质问和讽刺都隐藏在细节之中。而影片结尾处，莎拉打破第四面墙般对着镜头控诉，既冲淡了影片精心营造的浅声低语的氛围，也损害了莎拉的人物形象，使她成为创作者宣教的传声筒。
但瑕不掩瑜，《援助》依然是当下为数不多描写新冠疫情的精品佳作。
它的出现提醒着今后的艺术创作者，在历史苦难面前，我们不要忘记伤痛，不要忽视个体，更不要惮于质疑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