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冒犯、客观、与纪录片

目前在first看的唯一一部纪录片，其实看到豆瓣简介的时候就已经有强烈的预感这部片是一部同时具有participatory mode和performance mode的影片。

整个纪录片可以看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被拍摄者本身，他们的创伤和他们与创伤共存的过程，简单而言就是social actors的生活本身；另一部分则是关于导演与被摄者之间的互动，或者用周浩的话来讲，这个冒犯的边界在哪？关于“冒犯”本身的电影并不少，去年在课上或者私下看的铁西区、北京的风很大、在上海等影片都具有某种形式冒犯，只是他们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冒犯。在上海和铁西区都用一种observational mode形式，通过拍摄具有拆解隐私性的影像达成冒犯（不过我个人觉得在上海相较于铁西区是处在一个更加他者的角度来完成observational mode）；而北京的风很大则是直接通过暴力的participatory mode直接入侵了被拍摄者的生活本身。

孤注这部影片，相较于前面几部来讲，则使用一种performance mode的形式去探讨冒犯本身。整部影片，特别是后半部分，能更加直接地看到导演通过语言展现了subjectivity and his enactment in the film itself。导演本身也成为了social actor，而我们观众自己，成为了导演。

我不喜欢用“客观”来评价这部影片，纪录片的“客观”永远是一种相对和永恒矛盾的状态和课题。而且最具有危险性的一点则是在普遍观点中客观则是真实本身，这是基于人们对于scientific facts的信仰所产生的偏见本身。但有趣的是，这部片，像北京的风很大这些片一样，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具有主观性的影片就不是真实的？Bill Nichols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则是纪录片的解读是基于个体每个人自身的生命体验，从观众角度来讲是这样，从纪录片角度也是这样。客观本身在纪录片角度来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诡辩。有趣的事，当佟梅梅提到了自己奔溃的情绪，想要自杀，让周浩直接拍自己火化的镜头的时候，对于被摄者本身的痛苦在观众眼中形成了某种黑色幽默，这也印证了bill nichols的观点。

关于消费。影片提到了纪录片对于被拍摄者的消费，这是关于纪录片伦理的一个问题。以往我们会提到纪录片制作者去通过各种形式compensate for social actors。但这部影片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social actors和director之间存在的互相利用关系。小雨拍完中国城之后在课上说到自己在拍摄完服务生的生活之后没有再联系她，这始终让她觉得自己在消费或者说利用这个服务生。但被摄者意图通过拍摄的过程达到某种救赎也好，释放也好，其实都是利用纪录片这个形式的本身。有趣的是，这个消费本身影射的是被摄者和拍摄者之间的距离感。距离感其实可以拓展出两个问题，拍摄者与被摄者的距离，观众和纪录片（主体）的距离。当佟梅梅提到距离这个词的时候，镜头由medium shot切换成了close up，似乎想要在语言和镜头之间产生一个矛盾。距离是什么？是镜头的距离或者是其他？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另一个距离感的一点则是最后尚德提到自己想要终止拍摄的时候，导演切掉了diegetic sound，似乎从两个例子中都体现了声音和镜头对于观众与距离感之间产生形式的探讨。关于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距离，其实李红在回到凤凰桥中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拍摄回到凤凰桥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哑口无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