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黄建新：《1921》和《建国大业》是两种电影

（上映前、看片前做的采访，原标题“黄建新的辩论和进取”，后来调整了下，辩论就没了。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辩。）

如果问近十几年中国主旋律影片的代表人物是谁，灯光和目光会自动聚焦在黄建新身上。

从《智取威虎山》《建国大业》，到《我和我的祖国》《1921》，黄建新一直在这条路上开拓。跟八九十年代相比，他创作风格的转变，也仍然是媒体和影迷讨论的长久话题。

黄建新自己似乎并不认为是转变，他在做的，依然是拍电影。他认为自己拍的电影，也并没有那么特殊。

一个月前，《1921》的面纱尚未揭开，凤凰网娱乐Ifeng电影独家专访导演黄建新、联合导演郑大圣和制片人任宁，聊了聊《1921》的创新和制作，也听黄建新讲了他的进取和辩论。

导演黄建新、制片人任宁

联合导演郑大圣

第二篇章

2009年已经是十二年前，《建国大业》在9月上映，172位明星在138分钟内轮番登场。史无前例的全明星阵容，震撼了当年的观众。

影片最终拿下4.3亿票房，成为那一年的国产片票房冠军。

《建国大业》在各方面都是昂扬的进取姿态，突破了许多模糊的界限。观众得以见到伟人毛主席踹翻洗脚盆，周总理掐着腰、扯着嗓子批评下属“没脑子”，那是冯玉祥将军遇难后的一场戏。

这部电影讲述了1945到1949年之间的风云变幻，如此恢弘，也留下了许多细腻时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建国大业》似乎一直是同类题材的天花板，后来者难以超越。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跨度8年，中国电影市场急速发展，但3部票房都在4亿档。从叙事上看，“建”字头的影片也涵盖了我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大部分时间段。

《1921》带来了变化。

前三部都是纵向的，用了编年史结构。《建党》从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开始，写到1921年，跨度10年。《建军》是两年，1927年四一二开始，写到1929年的古田会议。《建国》从1945年抗战胜利写到1949年。

《1921》就是1921年。

时空变化，带来叙事推动力的变化。黄建新说：“《1921》是以人物为核心构置的电影。”

“编年史影片”涉猎历史人物众多，角色是节点人物，而不是贯穿人物。《建党伟业》直到影片中部才开始出现共产党人物，因为毛泽东1917年才到北大，所有的人物都是线性的点状表达。

黄建新解释：“比如袁世凯宣誓就职（建党伟业），他想当皇帝，跑到天坛去祭拜。我给他一个行为你就理解了，他只用这个行为。《1921》是以人物为中心，角色的丰富性、心理活动、行为逻辑、个性表达，都要有。他得是一个综合、立体的角色表达，跟线性点状对比，这是两种电影。”

《1921》的制片人任宁补充：“《1921》会有更多历史重要人物的生活化、年轻化的一面，更多的是细节化、真实化的挖掘。”

黄建新：“《1921》我们的目标就是冲这个去的。为什么历史的重任落到这批人身上？怎么没落到别人身上？这里面是有道理的。”

选演员、打草稿

在《1921》的前期筹备中，剧组花了九个月的时间选演员。

他们在办公室的墙壁上贴了电影涉及的历史人物的照片，演员的照片不停贴在旁边对比，正面、侧面。特效师还会进行模拟化妆，预测妆发能够带来多少加成。

制片人任宁告诉Ifeng电影：“比如说张国焘是方脸，我们不会去找一个圆脸或者尖脸的演员，这样一来就会发现（合适的）很少，然后再去选。”

联合导演郑大圣认为比相貌更重要的是神采：“你看黄轩很斯文，干干净净的，但是他的斯文底下有耿介，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

即便做了种种筛选，演员仍然需要一个个面聊。

跟黄轩的沟通持续了几个月，他饰演李达，要把头发剪成板寸，拍摄周期三个月。作为贯穿全片的人物，必须全程在组。黄建新说：“演员要做出很多牺牲。”

单次面聊时间最长的是张颂文，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认识，黄建新和张颂文聊了7个小时。“就是聊所有的理解，有时候是聊戏外的。聊完了以后大家就知道，我们其实很容易朝一个方向努力，能攒到一起。”

刘昊然饰演刘仁静，几乎是最早定下来的。

黄建新对Ifeng电影说：“已经有很多表演经验，但岁数很小且优秀的演员并不多，一般都得二十七八岁了，刘昊然那时候才22岁，像他这样的很少。”

任宁认为刘昊然有很天然的少年气，适合当时年仅19岁的刘仁静。黄建新也很赞同，笑着说：“对，他眼睛一亮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不是个小孩吗。”

人物众多、演员众多，拍摄也充满挑战。

联合导演郑大圣介绍：“排期表就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这么多演员同场同框，每一个人的档期、行程，包括路途时间的计算，都得双向来调。黄导就看监视器、看期表、看电脑，很多时候他要自己来排。有些戏是不能改的，但有些得调整，戏随人。日夜、内外，哪怕是机位的变化，黄导都能够腾挪。”

电影在拍摄时就已经同步进行剪辑，但直到Ifeng电影采访时，剪辑上还在做微调。

郑大圣透露：“黄导特别重视节奏，他一直跟我说，主流电影的灵魂是情感的、心理的拍点。剪辑的时候，你就看到黄导在那帧帧计较，有时候增减两三帧，感觉上就有很大差别。”

黄建新也罕见地分享了他对电影创作流程的理解：“写文章拿笔，电影到了拍摄才是真正开始写草稿，前头（的剧本）都是提纲，都没到电影叙述的位置上。因为视觉叙述跟文字叙述有巨大差别，所以全世界才会打XXX导演作品。”

他认为后期剪辑，才是一部电影真正开始创作：“转换成视觉思维的时候，才能算完成电影。很多电影不太具备电影属性，它是一种文学描述，但剪辑、取舍，它的对位不是文学剧本，对位的是视觉打草稿的过程，是它拍完的素材。当代电影，摄影机都是主观的，摄影机是那支笔，它跟文学描述就分家了，电影本质是这样一个东西。”

“如果两种情绪并行了，有时候为了主旨，剪辑上你要舍去一个。这对导演很难，大家舍不得扔的就是这个。”

不特殊，但也确实特殊

话题终究要聊到“主旋律电影”。

从黄建新主导的作品来看，主旋律矩阵里，除了重大历史革命题材，近两年还出现了像《我和我的祖国》这样的短篇合集式、小人物视角影片，《长津湖》又从战争类型片上做了补充。

黄建新不认为这是一种刻意的模式，而是认为这是市场发展的表现。

“你看60年代的电影，主要是革命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的表达，很少有别的。现在是中国电影类型最多的时候。我们所拍的是其中的一个，可能占据篇幅相对较大。我就看五月份上的戏有50多部，什么都有。所以就很自然，百花齐放。”

但《1921》这朵“花”确实受到了重视和帮助。

任宁介绍，《1921》最早在2016年就有了规划，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部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电影集团。2021年恰是建党一百周年，任宁说：“这么一个时刻，我们每个电影人，一辈子只会遇到一次。”

《1921》去年七一开拍，“疫情期间，进行这个拍摄是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是我们外景地的协调，还是到各个地方，公安局、武警，包括我们有小学生来出演艺术团，都给了很多支持。”

一大在上海的会址、展览馆，也对剧组做了开放。

任宁说：“以前是不允许任何的剧组进去拍摄的。没有中宣部、国家电影局、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支持，我们是完不成这样一个电影的。”

黄建新补充说：“全世界的电影都是这样，没有支持，你就还原不到历史的真实。美国部队系统还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是给电影支持的，《壮志凌云》就是美国空军支持的。”

采访的最后，他总结近年来的主旋律电影，《智取威虎山》《湄公河》既是主流的，也是商业类型的。《建国》《建党》《建军》是用了“史诗”的拍法。《我和我的祖国》是短片合集，有一个国民心态的结合体。

“所以它（主旋律电影）实际上是多样化的，有无数种方法去做电影，《1921》只是百花丛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