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一种崭新的实验

人人都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起于五四，五四运动则离不开《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与新文化运动的积淀；鉴于上述一切活动都发生在北京，故包括《建党伟业》《觉醒年代》等一众主旋律影视作品均把创作的时代背景放在了北京，更详细的说则是主要刻画了以蔡元培校长领导的北京大学进步师生与以袁世凯、段祺瑞等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守旧势力在一战后中国是否应该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割让山东半岛主权之间的矛盾张力。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青年的牺牲无疑最令人心痛。至于史书所记载的“五四运动后续”:6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由北京学生转为上海工人；陈独秀等与李大钊分别，携《新青年》编辑部奔向上海以便与远在广州的南方政府领导人孙中山会晤；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在上海筹备召开中共一大，中共二大在上海正式召开等等。这些发生在上海的回响，则往往作为一种“重大历史事件的既定结果”，鲜少有人表现它们发生时具体的过程。

因此《1921》的诞生真可谓是石破天惊！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转而以五四后的上海为背景，反映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如何在内忧外患的乱世中探索出结合中国国情，联合工农大众，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新主流电影；且联合导演之一的郑大圣作为著名女导演黄蜀芹的儿子，伟大戏剧家黄佐临的外孙，是名副其实的“上海之子”，想必他对这座城市一定怀有深沉的热爱。

影片主线故事为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商议以何种理论纲领指导上海工人与施行高压统治的反动派及其鹰犬之间作斗争；副线则力图涵盖上海租界的众生相:高唱《马赛曲》的法国人，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美国记者，来自苏联共产国际朝气蓬勃的代表们，甚至还有被右翼顽固派追踪也始终坚定信念的日本共产党友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探索真理的过程总是出人意料的艰辛，但奇怪的是直到影片临近尾声看到一行人坐在嘉庆南湖的游船上，群情激昂地背诵《共产党宣言》，我却并没有收获想象中的热血，恍神之间总感觉缺少了一些东西。仔细思索后，私归纳了以下几点原因。

一、全片从始至终没有展现任何一个真正的“穷苦大众”，与当时积贫积弱的国情严重不相符。 戴锦华老师曾经说过“一切拍历史的电影其实反映的都是当代”基于《1921》的观影过程我切实对此话有了新的感悟。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终于富起来了，每个国人的心态或多或少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因此本片总体展现的竟然是一个堪比菲茨杰拉德笔下1920s“爵士时代”美国般富庶的上海。不论是豪华奢靡的大使馆，抑或锦衣玉食的洋人。连男主角李达所居住的也是标准的“中产之家”，与会代表人人身着干净整洁的旗袍、中山装。也许有人会说当时的租界区就是这样的，但回顾中国电影史名作《马路天使》便不难看出，真实的上海其实是一个阶级分化异常严重的残酷世界。《1921》的世界里没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处处悬浮的历史细节反而给人一种架空戏说的不真实感，直接导致结尾胜利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二、年纪小与“不谙世事”并不可以简单粗暴的划等号。纵观上世纪20年代的海派文学便不难发现，当时的青年人普遍情绪消极，为找不到救国的出路而黯然伤神。但在影片《1921》中，除了青年毛教员在看到法租界的卫兵粗暴把中国群众隔离在繁华宴会的大门之外，看到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却任人宰割，处处受限而激动的在大街上奔跑之外；北京代表刘仁静（刘昊然饰），济南代表邓恩铭（王俊凯饰）等则直接简化为一群“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贪玩孩子。当他们在上海的大街上无拘无束的逛街，看戏法的时候，我的思绪竟然瞬间跳脱到同样由刘昊然饰演的白龙在《妖猫传》的极乐之宴上类似欢快游玩的镜头。但这里背靠的不是大唐的盛世，这里是满目疮痍的中华民国。主旋律影片不是不可以青春化，显然主创们对人物心理的挖掘有失偏面。国将不国，本该严肃的会议却显得有几分过家家，闹着玩的色彩。

三、《1921》的核心问题本应为，我们到底该走一条“中国特色”的路还是完全听任共产国际的话，不假思索的照搬苏联模式。万万没想到主创们居然用几个拌嘴般不痛不痒的辩论镜头就草草交待，实在让人觉得不过瘾。此外依旧存在:人物特色不鲜明、人物脸谱化较重、令人耳目一新的支线全废、视角混乱（实在想不明白蒋介石出场的情节设计到底有何意义）等问题，所有一切导致本该铿锵有力的结局有些一记重拳击在棉花上的意思。片尾又突然回归传统主旋律电影的红色叙事模式更是割裂如两部电影，令人无话可说。

说了这么多不足，仍然要热情的肯定《1921》的大无畏创新精神，与其复刻一版《建党伟业》，我宁愿看一遍《1921》。马克思曾说“事物发展的过程是螺旋上升的”，希望中国新主流影视作品“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