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分析

悲剧母题与现实主义的叠化

--《一江春水向东流向东流》剧作分析

蔡楚生的剧作为《一江春水向东流》注入了厚重的情感及血肉，早已被忽视的左翼电影，摒弃繁杂的形式与精致的技巧，它单薄悲怆却又情真意切，为早期的多线叙事蒙太奇和对比影像而叹观，失足于重庆窝点骄奢淫逸的陈世美，历经磨难寒屋避雨的苦发妻联结对比，尚觉人性与命运的苦痛。

中国剧作不乏此类人物形象及关系的建构，可动容之处在于创作者将人物犹如滚滚长江汇入于家国的历史变迁中，将苦难赋予更深层次的意义：“把家庭作为社会的窗口来展现整个时代，百姓在战争中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但是胜利之后他们不仅一无所有，甚至陷入了更大的苦难中”。一位热血抗日分子的陨落与左翼揭露的政治图景密不可分，影射之处不言而喻。

悲剧史诗在于将现实主义的细碎光影悉数搬运，月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受喜爱的天体在剧作中一共出现七次，本以为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却不想镜头里的圆月变为尖月，南唐后主的诗句“一江春水向东流”将愁苦的悲剧故事化作现实主义的滚滚长江，涟漪叠叠，问君能有几多愁，随着那散落满江的思念消失散尽。

本篇文章将从五个方面来分析《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剧作结构及艺术形式。

一，片名 兼容功能性与艺术性的表意形式

该剧本的片名选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一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意思为要问我心中的苦痛有多少，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以水喻愁的名句，显示出愁思如春水的汪洋恣肆，奔放倾泻；又如春水之不舍昼夜，长流不断，无穷无尽。悲慨之情如冲出峡谷、奔向大海的滔滔江水，一发而不可收。作为国君，李煜无疑是失败的，蔡楚生与郑君里取家国破灭双关之意作为片名，奠定剧作的基调与悲怆的意境，但是这句诗就可以将观众引入独特的情调中，使观赏者一眼道出片名背后蕴藏的悲剧母题-“愁”，可谓妙哉。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片名表意鲜明，并且统筹了所有聚集成整体剧本的元素。兼容功能与艺术形式值得品味。

二，个体人物的性格形象建构与交互关系

家庭伦理影视文本中女性形象塑造惯常是素芬这类的“贤妻良母”，她是祛魅边缘化的地母，将自己的爱情与希望全部寄托在张忠良身上，她上侍婆母，下育孩童，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年间独自承担起家庭的生活重担，她的忠贞是创作者赋予人物的鲜明特征，从始至终她都没有背离过自己的爱人与家庭，反而任劳任怨的付出与奉献自我，这也是剧作能够引起共情的一点。正如《芳华》中的一句话始终善良的人却最不能被善良以待。这种命运与性格节点引起共情与怜悯。

也与丽珍，文艳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王丽珍与何文艳的形象建构则更为迷乱复杂，她们是不变的潘多拉式情人，盒中跳出的红颜祸水，如同希腊神话故事中潘多拉魔盒打开后灾难降临人间一样，男性主人公一旦与其建立情感关系那么灾难也将接踵而至。王丽珍娇媚任性又毒辣果断，她贪图享乐，在国家存亡之秋毫无顾忌，反而任由自己沉溺在饮食男女般的生活中，比起素芬她对张忠良的情意，在依赖与爱中更多了利用和控制，眼前的男人并非她心口的朱砂痣，只不过是寂寞孤独时尚且可以依赖的傀儡。王丽珍的人物建构为剧作提供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以及悲剧走向，她为张忠良放下堕落的云梯，她口口声声毒骂素芬，甚至不惜一切手段摧毁这个家庭的最后一点希望，逼迫张忠良与素芬离婚。

何文艳的人物建构则是创作者的高明之处，她并非是像王丽珍那般鲁莽毒辣的上流物化女，她将阴险隐匿于心，反而以柔媚示弱俘获张忠良的心，她细腻机敏懂得察言观色韬光养晦，于暗中操纵一切，加之上官云珠皮相赋予的算计与妖艳这个女性形象甚至比王丽珍更胜一筹。她并非重复的形象，她的建构只是为了揭示张忠良的陨落，一个充满理想抱负的人一旦在历史的洪流中迷失方向那么他将不再坚定初心，王丽珍是张忠良的第一次背离，那么何文艳就是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堕落只是悲剧的开始，被同化的过程才是延续不断地滚滚愁水。

张忠良是剧作人物设置的浓墨重彩之笔，他名为忠良实则是一个讽刺，他不忠不良，背叛发妻，背叛继任夫人，他忘记曾经艰辛的生活，斥责上街卖报的孩子（他的儿子），放任自己失足在迷乱复杂的上流生活中。个体形象的性格和命运建构使剧本通过性格来完成社会的悲剧，通过素芬，丽珍，文艳，张忠良等人物的刻画来揭示主题。

三，强烈的对比手法与影射密语

对比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常用的一种手法，在对比中阐述主题，塑造人物，抒发情感，蔡楚生将这种对比手法运用到《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把贫与富，悲与喜，善与恶，美与丑等对立人物形象及环境场景，组接成富有对照意义的镜头，产生不可抗拒的艺术感染力。例如孝顺的素芬侍候婆母吃药，婆母见素芬白天做工，晚上还要为自己这般操劳不禁老泪纵横，剧本的下一个场景，在富贵华丽的卧室里，张忠良和王丽珍交颈而卧，他们共饮美酒放浪形肆。再如受伤挨饿的抗儿在母亲的怀里抽泣，素芬哭着对抗生说等爸爸回来一切都好了，可是下一幕的爸爸张忠良却在一片骄奢淫逸的享受自如。一幕幕场景建置与人物形象对比都使剧作的内核丰厚且具有张力，对比不仅是两种物体的横向比较，也是人物的垂直对比，例如张忠良刚来重庆时尚未被纸醉金迷的生活吞噬，他计划凭借自身才干发一份力，去理发店时还让造型师把头发梳平，自己受不了这些浮华张扬的造型，可是后来在人物性格进行转变后他开始主动要求理发师梳这种老板做派的发型，张忠良在饮食男女中逐渐变成了一个大腹便便的油腻商人，昔日少年早已不复。重庆场景的拍摄，也以龙虾，螃蟹这些细小的道具揭露重庆政治的腐败与贪婪，浑浊的铜臭味弥漫在这些薄情的资本家身上。强烈的对比揭示政治图景，影射密语不言而喻。

四，深邃的意境追求

意境是中国古典诗文追求的一种情与景，意与境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这种艺术手法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蔡楚生的文学审美可见一斑，长期浸润在传统文化中才创造出了《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现实与韵味兼具的艺术作品。剧本对月亮的造诣达到极高，月亮作为传统文化中最受欢迎的天体，古往今来被被不计其数的文人墨客所赞颂。剧作中的月亮一共出现七次，每一次都起到了对文本环境的渲染和人物内心情感的寄托作用。在张忠良和素芬定情的夜晚，忠良把自己比作月亮，把素芬比作星星，象征他们浪漫又梦幻的爱情，第二次月夜挥洒，那轮圆月反而增添了几许离别与凄清之感。第三次忠良被抓，仰望圆月倍增勇气，他思念妻儿，决定凭着这轮圆月去逃离，第四次忠良与丽珍靠在窗前望着一轮圆月心事重重。第五次同一个夜晚素芬凭借圆月苦苦思念忠良，乌云遇皎月预示着不详，第六次素芬遥望圆月痛苦抽泣，第七次月亮出现在抗战后，忠良已沦为社会的寄生虫。剧作的古典韵味与深沉之处由此可见。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典型的戏剧结构，它没有正面描写抗日战争，而是紧紧抓住家庭离散，在三条线上组建结构剧情，第一条是素芬如何在沦陷区苦受煎熬，第二条线写张忠良如何在国统区腐化堕落，第三条线写爱国战士如何坚持抗日游击，前两条是主线，第三条是辅线，三条线索相互交叉以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向前推进，张素夫妇的走向本身就是剧作的悬念之处，小悬念中又包括冲突矛盾，张弛有济，环环相扣，脉络清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剧本具有坚实的逻辑基础与故事弹性，悲剧母题与现实主义糅合反差使《一江春水向东流》成为血肉剧本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