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独立的冲决与温情

巧合之下，还是去看了这部有意回避的电影。 电影的姐姐是一个相当巧妙的身份选择，在包含了父权结构的社会中，女性既是这个环境中成长的女儿，长姐如母，又带有扮演或者尝试母性角色的意义。尤其是在电影设置的极端环境中，“姐姐”处于女儿和母性的角色自处与纠缠之中。而除开这些身份，她更是一个独立的人或者她渴望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但这种渴望，在电影设置的极端环境下，成为拷问与纠缠。这是人成长中的必经，在这个以父权结构为前存在的环境中，对女性而言，更是困难而又惨烈。电影中的呈现，则真实而又窒息，它缠绕着女性生命中的时时刻刻。

姑妈是过去某种定式的写照，或者说，是这种社会规训的合格者和牺牲者。但电影并未将其置于“失败”或者批判的案例，更多的展现出了一种温情。姑妈是坚韧而又柔和的，她身上充满了所谓“传统”需要的某种典型女性的弧光，电影触及姑妈有一种悲悯。我们要反抗结构性的不公，但是却并不苛责属于过去的那些善良的女性。姑妈最后那句“套娃并非都要在同一个套子里”，使得新旧时代有了骨的连接，也是电影再次给予的温情。

电影中的每一位女性，他们都在父权的前存在语境中苦苦挣扎，而男性，同样也是这种结构性不公的受害者。对于结构的无力，使得每个人既被压迫，又异化成为压迫的一部分。而电影每每行文至此，有意的减少了尖锐的对立展现，无论是因为重男轻女被养成废物的舅舅，还是家族压力下的男友，可恨可怜亦可叹，人物的多元属性，弧光变化，都能看到一种女性主义视角的电影人的温和力量。

电影结尾的处理争议颇多，就剧情自身发展而言，结尾是合理的。对于有着不同接受框架和接受需求的观众而言，结尾的差异化评价显而易见。不管姐姐最终是否选择弟弟，都是在经历了束缚和冲决之后的决定，她在这里不仅是父权社会下的女性，也是一个人，不管是抛却过去的亲情寻求新的世界，还是承续自己与父母的牵绊接过弟弟，从独立的人的角度而言，都无可厚非。的确，我们见证了太多不公、压抑和驯化，很多观众期待着银幕上有一个符合他们理想化模式的形象，不过电影想展现出来的，可能是更为广泛的思考，从这一点来说，结尾是成功的。正如导演所说，我们不是告诉女性该怎么做，更多的是支持。结局也正是在这种视角的关照下，显示了一种温和的延伸。

此外，电影中，张子枫分手后在阳台顶着父亲的遗物皮衣唱着“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这是整场电影最让我触动的一幕。一方面，作为父权结构下的女儿,姐姐，她的种种不甘，痛苦，具象化的表征于成长中的父亲。另一方面，在原生家庭成长下，她又渴望着亲情和认同。这种复杂是真实的，使的皮衣既是象征与父亲的复杂联系，又包含了某种希冀的托庇。那种原生家庭一朝倾塌后的彷徨，自由，痛苦，追逝，都在这一件皮衣里。但是毕竟不再了，太阳依旧能够爬上来，作为冲决者，自己要爬上来。

本来，长久对于女性主义的关注使我并不愿意，或者并不试图去观看《我的姐姐》，其剧情设置在性别意义上的的争议性，让我更愿意将电影悬置，从抽象而非具细的角度去思考。那怕是这篇影评，在某种潜意识上，对具体的情节我也有所回避。因为一旦进入电影本身，其争议性必然迫使接受者由此进入对自身意义认知的拷问。当然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的精魄，但也是迷影人有时试图暂且延宕的。作为父权结构的获益者和冲决者，电影带来的内心拷问甚至令我有些无所适从。 但是也感谢电影，中止了思考惰性的延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