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顶上的人——重看《无悔追踪》

拍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公安反特题材电视剧《无悔追踪》，尽管出自著名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还有着公安部这样特殊背景的官方背书，却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在国内引发太大的反响。多年以后，当这部当年被埋没的精品剧作被有心人重新发掘，人们发现无论是对共和国史见微知著的描绘，还是在理想主义化角色的塑造方面，它都做出了国产电视剧中少有的深入探索。

《无悔追踪》的故事由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北京土唐刀胡同的民警肖大力在巡逻中发现辖区内一位名叫冯静波的小学教师形迹可疑，为了查清冯的真实身份，肖与冯展开了数十年的较量，在这期间，新中国在风雨坎坷中奋力前行，两个人以及他们各自家庭的命运也因此历经种种辗转反复。然而尽管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却始终都坚守着各自的初心和信仰。

一、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按照主旋律作品的传统创作规律，最稳妥保险的做法是为典型角色立传，塑造一位遍布闪光点的正面先进人物。但《无悔追踪》却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使用了“一正一反”的双雄对决模式来编纂故事。剧中为民警肖大力设置了一位缠斗数十年的“对手”——小学教师冯静波，冯静波这一“反派”的特殊之处在于，除了特务之外，他还兼具知识分子的身份。而如果对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的历史稍有了解，便会意识到这样一位身兼双重身份的“反派”角色，注定将呈现出一种与过往同类作品截然不同的复杂性。

作为一部主旋律“命题作文”，本剧创作的本意自然在于歌颂肖大力式的，忠于共产主义信仰，为了探求真相矢志不渝，甘于清贫淡泊名利的基层民警，但由于剧本的创作者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加之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在建国后数十年的社会运动中遭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冲击，这就让编导在有意无意间将自身对于过去历史事件的种种反思，自我思想变化的轨迹，自我性格弱点的批判，包括对理想化人格的想象，统统投射到了冯静波这一角色身上。尽管冯在剧中未免被塑造得有些过于全能（ 虽然他最初只是一名普通的小学地理教师，但他却在文学、语言学、历史、经济等方面均显示出一定造诣，甚至对自然科学和手工发明也极为擅长），但他在剧中数十年间种种细微的心理变化，的确反映出了跨越新旧两代社会的一批知识分子真实的生存状态。这一点，在剧作的前半部分体现得尤为明显。

事实上，整部剧作所抱持的知识分子视角（主要是前半部分）与所呈现出的知识分子气质是相当明显的。这点一方面体现在编导对于各种特定历史时间段与历史事件的高度敏感，该剧的剧本创作始终保有一种强烈的自觉书写历史的意识，通过各种方式（主要是人物的语言）将新中国四十年的历史浓缩其中，表面看来是胡同里几位街坊的琐碎日常，实际上却已暗暗写就了一部国史。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对历史见微知著的还原，其实是沿袭了《茶馆》的叙事传统，为老舍先生的这部名作进行了一番续写。倘若对共和国成立后数十年的风风雨雨有所了解，对片中那些看似无心实则有意的插笔闲话，就会更加感同身受。

另一方面，剧作在角色对话中还安插了大量各种对于语言学、文学、古典音乐、美术等方面知识的展示，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卖弄学识“掉书袋”的嫌疑，但在这些桥段其中，也不乏编导从知识分子视角出发，借助“旧人”之口对“新世”之事所发表的独到见解。

通过片中有限的线索加以还原，可以看到，冯静波属于典型的民国知识分子，他既怀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救民兼济苍生实现天下大同的宏愿，同时又在青年时代接受了三民主义的熏陶，将实现民权民生作为自己更为切实的奋斗目标。于他而言，在新旧政权交替之时“不合时宜”地接受“委任”，伺机反攻，过一种“演员”和“苦行僧”的生活，本质上是对自我信仰坚定与否的极致考验。但当他走入新社会，亲身经历了建国初期各项社会运动的洗礼，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他开始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思想与他最初的信仰事实上存在相当多的重合之处。出于一种自我认识水平上的革新，也同时出于一种追求世俗层面个人幸福的需要，他试图坦白真相，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但随后一系列更为剧烈社会运动所带来的震荡打破了他的幻想。期间种种社会运动的残酷景象，加上他始终未曾公开的特殊身份，让他反而要比身边的人更加懂得如何安然度过一次次冲击，坚持到新时代的来临。

二、一个“轴人”

在剧作的前半部分，整个故事的叙事重心更偏向于冯静波。肖大力虽然贵为本剧的第一主角，却更多是以冯的对立面与追逐者的形象而存在，其个人性格中的独特闪光点并未有过多的呈现，此时的他只能算是一个尽职热心的基层民警。直至剧情推进至大跃进、文革等社会运动渐次发生，肖大力这一角色的亮点才逐渐显现，整个故事的叙事重心也开始向肖转移：在一个理性渐失全民癫狂的非常时期，他却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质疑放卫星浮夸风。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被红卫兵围攻，进而被诬陷为国民党潜伏特务。被错误下放后仍然不放弃对冯案的追索，从而不幸遭遇家庭的巨大变故与个人身心的巨大痛苦。文革结束后放弃对于名利的追求，甘心扎根基层，将探寻真相作为自己的毕生心愿。他将对责任心的坚守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首要原则，哪怕为此落后于时代，过一种物质清贫的生活。

与时常因为自我反思陷入痛苦纠结状态的冯静波不同，出身于底层，成长于体制内的肖大力属于那种认死理一根筋的“轴人”，支配他种种语言与行动的原则是对于探求真相本身的执着以及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无限忠诚。在建国伊始的十余年，这种原则普遍的存在于社会中，肖的面目与芸芸众生并无太大分别。但当社会运动的飓风将众人尽皆席卷其中，人性深处的恶之花被浇灌后肆意绽放，造化弄人，肖大力没能抓到冯静波，反而自己却莫名其妙成为了被追捕的对象。飓风结束之后，以反思为名，曾经神圣的信仰大厦尽数崩塌，此时坚持留在“原地”的肖大力反而成为了不合群的一个。如果说，剧作前半部分是藉由对社会运动的切片式微观展现来反思历史，到了进入八十年代的后半部分，剧作的反思对象则变为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社会的迅即转向带来人们身份的巨大变化，肖大力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但他周围的人们却选择了与时俱进。当年的国民党特务摇身一变，成了需要团结的爱国统战对象，当年迫害自己妻子的人，成了教育局局长夫人，海外关系不再需要遮遮掩掩，出卖肉体成了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人们疯狂的向“钱”看齐，肖的“迂腐”反倒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肖大力（包括冯静波）由一系列社会现象生发出强烈的失落感与疑惑感，所指向的其实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在追求物质富足成为主流话语的当下，信仰与理想这些精神层面的追求是否还有价值？这一问题曾经在上世纪末引发过一次社会性的讨论，譬如造导弹与卖茶叶蛋哪个更有意义？尽管今天看来，当年那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不言自明，掌握知识早已成为这个时代谋求物质富庶的主要途径。但如果我们将“导弹”从知识进一步引申为精神世界，那么当年的讨论仍然并不过时。

三、山顶与山间

可以肯定的是，本剧成功塑造出了两个看似价值观截然相反，但又都具有高度理想主义色彩的主角。肖大力和冯静波，他们之间追逐者与罪人的人物关系设置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维克多·雨果的经典之作《悲惨世界》。冯静波正如犯下无心之罪的冉·阿让，以兢兢业业从事教育工作的方式“洗罪”，用大半生时间完成了自我的灵魂改造，实现了对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由本能的敌视抗拒到发自内心接受认同的巨大转变，但在内心深处，他同时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所应坚持的底线和操守。另外一边，肖大力则如将法律和正义视为无上之物的沙威，终其一生对自己的对手冯静波穷追不舍，坚信“他当一天王八就得驮一天碑”。和沙威一样，肖大力的信仰在剧中也经历了来自外界与内心的种种冲击，但与因被冉·阿让搭救导致信仰崩溃，最终自杀的沙威不同，肖经受住了这些考验，把追逐真相作为了自己人生最后的追求。但他的追逐又不完全是不近人情，没有丝毫烟火气的。经过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肖家和冯家这对街坊邻居，早已从两家活成了一家。肖追逐冯，是因为他心中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和对公安事业的热爱，但他不去主动揭发冯，是因为他始终坚信执法必须基于明确的证据，不能用无端的主观揣测加以定罪。更为重要的是，与冯一样，肖在内心中同样保有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良知，这种良知因为社会运动本身呈现出的非常态得以被激发。剧作尾声，冯静波的妻子柳叶眉告诉冯，肖大力其实一早就知道冯的真实身份，但肖不忍心毁掉一个与自己同为邻里数十年的家庭，最终选择隐忍观察，而这一等，就是足足四十年。

如果单纯用阶级观点加以区分，肖和冯确实是身处对立阵营的敌人，但如果用人性论的角度加以分析，他们实际上却是同一种人格的一体两面。他们在骨子里都对自己认定的信仰无比忠贞，不轻易因着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站在各自所处的山巅遥遥相望，尽管起初看似相距甚远，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却在精神气质层面产生愈来愈强的共鸣，对于对方的选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种共鸣与认可所基于的，正是他们对各自信仰的忠诚与执着。

肖大力最为耀眼之处乃是对真相孜孜不倦的探寻和对所从事公安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他的固执除了是一种塑造主旋律正面角色的需要，也暗含着编导对于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后，社会物质条件迅速改善对人们精神世界严重冲击带来的深重忧虑。剧作的后半段虽然更多聚焦于基层民警，但编导在骨子里仍然忘记不了自己的知识分子本色，试图借角色之口发出重利亦不能轻义的呼吁。对信仰的执着同样也体现在冯静波身上，尽管历经多次社会运动的洗礼，但他在内心中始终坚持着一份传统知识分子式的道德操守——保持人格的尊严与独立性，不因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攀附权贵或欺凌弱者，心系天下的安危与百姓的疾苦。在多年的相处中，冯逐渐在肖的身上看到了与自己趋同的一面，意识到自己心怀的理想在一个新时代同样有实现的可能。但肖和冯对于各自内心信仰的执着，又决定了他们无法将这段敌对关系，将他们各自担负的使命真正放下。虽然他们共同携手走过了荆棘密布的山谷，迎来了阳光普照的日子，但他们仍然要对历史有一个交代，因为他们都是忠于内心的理想主义者。冯静波最后选择认罪，既是对自己过去行为的一种赎罪，让自己从数十年的压抑中彻底解脱，也是对自己的对手和朋友肖大力的一种成全，这是对他最好的一种致敬。

如果说肖和冯是两座信奉着各自信仰，不愿因外界的风吹雨打而折腰的山峰，那么在两山之间生存着的，更多是被时代裹挟着的凡夫俗子。他们有的在非常时期乘他人之危，做出落井下石的勾当，有的在他人落难之时挺身而出，不经意间闪耀出人性之光，有的善于揣摩风向永远做时代的弄潮儿，有的终其一生得不到体制信任郁郁不得志。他们如这片土地上数千年来生存着的大多数一样，秉承着利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价值观，他们的行为既可以被讥讽为见风使舵随波逐流，也可以被褒奖为与时俱进识时务者为俊杰，但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群小人物和普通人在大时代的浮沉中为了努力求生基于本能所作出的选择，无法简单的超越时代，用正确谬误的两元标准加以评判，他们各自的选择因为历史的走向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这些含义同样是这个国家历史中不容被忽略的一页。但也正因为大多数人如此，方才显示出极少数理想主义者的宝贵价值。

英雄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恰恰是因为他们敢于言庸人之不敢言，行庸人之不敢行。这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永远说着“正确”的语言，站在“正确”的立场，让自己在任何时候永远显得光辉伟大的利己主义者。相反，最欠缺也最为可贵的，恰恰是那些能够将自己认定的信仰从始至终坚持到底，百折不挠，矢志不渝的“傻子”。肖大力和冯静波对于各自理想的坚持，让他们在社会运动中蒙受了不应蒙受之苦难，也让他们于新时代被丢弃在遗忘的角落，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但他们最终战胜了这种困惑，坚守住了自己的信仰，这就是他们最为伟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