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ve me image, give me death

在1979至1980年间，Anton Corbijn曾是Joy Division的舞台摄影师。这是一个真正见过Ian Curtis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塑造了Ian Curtis的人。正如本片所展现的那样，每一个乐队都必须寻找属于自己的名字（从Warsaw到Joy Division），寻找属于自己的专辑设计封面（从最初的朋克图腾到后来著名的极简主义黑白山丘图像），在现代唱片工业与乐迷文化中，乐队名字与专辑封面设计都极为重要，因为正是这些因素构建了乐队的形象、音乐风格定位与受众群体。同理，一个乐队需要一个形象，一个与之匹配的形象，一个看似看得见摸得着其实却看不见摸不着的影像，只有拥有了这个形象，一个乐队的神话才能被建构起来。对于Joy Division来说，他们的形象就是Ian Curtis。他苍白的脸庞、瘦弱的身体和抽搐的舞台表演与乐队冗长、压抑、绝望的乐章相得益彰，彼此辉映。
在07年，两部音乐传记电影必将改变此类型电影的走向。一部是现在说的《控制》，另一部则是以崭新手法展现Bob Dylan人生的《我不在那里》。把这两部电影稍做比较将是个有趣的事情。《我不在那里》把Bob Dylan分裂成几个不同的人物，每个人物都象征着他性格或人生履历中的一个侧面：这个“真实的”Dylan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的形象；而《控制》虽然仍然用比较传统的手法让一个新演员饰演Ian（而他的表演达到了惊人神似的程度！），但看完本片之后，我们（至少是我，当然，我了解到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但哪个所谓的艺术家又不孤独呢？）仍然无法了解到Ian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这并不是说《控制》拒绝我们进入Ian的内心。电影中有大量静止静音的长镜头，仿佛是拒绝我们进入人物内心的一种手法；但本片同样有许多特写和正反打。因此，我个人觉得，导演这种手法的目的在于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无法进入Ian的内心，正是因为他本人也无法进入自己的内心。Ian能在了解自己的路上走多远，我们也只能走多远。在这里，导演Anton Corbijn对人物的尊重是难能可贵的，他并没有试图去阐释人物的古怪行径，并没有想为观众提供一些符合逻辑的解释，黑白粗颗粒的画面如同纪录片一般记录下Ian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但并不用任何心理分析、精神分析的手法来圆满这个本来就圆满不了的故事和人物。
作为传记电影，《控制》更加难得的是它并没有想一个“故事”的形式来容纳人物一生的企图，换言之，它并不想讲述一个有开端、高潮和结尾的故事，它并不想虚构一个人物的成长和衰亡。《控制》是一个反情节化、反高潮式的电影。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围绕着一个重要事件的起因和结果，却见不到这个真正重要的时刻。片中甚至没有一个让情感暴发和让情节陡回的时刻。例外当然是展现Ian舞台肢体的那些细节。但仍然，我们无法捕捉到联系日常生活与舞台之间的纽带。这是一部呈现断裂的电影。
说到断裂，也许是身为摄影师吧，Anton Corbijn在本片中的许多镜头一开始看起来都像是一桢静止的照片。在这些镜头中，时间仿佛被抽空了一样；突然之间，人物轻微地动作打破了沉寂，而我也相信，这部电影之所以如此有力，正是因为这些静止和运动不断变换的影像，以及它们之间的断裂。
日常生活中的Ian，舞台的上的Ian，还有不断在旅行中的Ian。旅行对于《控制》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情节，电影中无数次地展现了在车中一起旅行的乐队。他们不是在去演出的路上，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可这条路却从来没有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