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婆工厂：跨国抗争中的绚烂彩虹 | 暗房讨论No.03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我们本次讨论的影片是纪录电影「T婆工厂」。影片聚焦于台湾2004年的一场由资本转移引发劳工抗争，记录了抗争过程中七对女同移工伴侣，包括她们的访谈纪录、参与劳资抗争的情形、工厂宿舍的集体生活和她们的情欲体验
暗房工人联谊会是由一群热爱电影和现实世界的年轻朋友组成的观影团体。实际上，不仅对电影胶片进行显影的原初之地被称为暗房，电影最初被记录下来的摄像机胶片暗盒也是暗房，作品被观众完整欣赏的影院也是暗房。在这些暗房之间，电影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变化？这是我们好奇的。无论是经典还是当代影视作品，我们尤其注意这些作品被建构的过程，其与所处的历史与现实环境之间所发生的互动。因而也可以把我们的讨论视为对电影这一现实的显影。
我们本次讨论的影片是纪录电影「T婆工厂」。影片聚焦于台湾2004年的一场由资本转移引发劳工抗争，记录了抗争过程中七对女同移工伴侣，包括她们的访谈纪录、参与劳资抗争的情形、工厂宿舍的集体生活和她们的情欲体验。
Part 1 分享（marmalade）
（许多内容来自于《移工的中介故事书》，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51954和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51955）
背景
首先说一下影片背景吧。这部电影上映于2010年。开篇镜头，移工们和TIWA的工作人员举着横幅抗议。发生了什么？
2004年底，TIWA接到飞盟125名菲律宾女性移工的申诉：老板掏空资遣，积欠员工三个月薪资，即将关厂了。TIWA一边组织她们抗争，一边记录，拍着拍着，发现里面有七对同志伴侣，就继续这样拍了下去。
移工们在飞盟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飞盟）工作。飞盟从事的是电脑主机板及介面卡等加工、制造、买卖，是备受台湾政府税赋优惠保护的高科技电子产业。2004年初冬，飞盟管理高层掏空公司资产，西进另起炉灶。公司并非倒闭亦非破产，仅是以公司利益考量的投资转向。
TIWA
TIWA全称是台湾国际劳工协会，1999年10月成立，是全国第一个以移工为服务对象的本地民间组织，关怀对象包括移工与外籍配偶。协会成员来自社会进步人士、劳工组织工作者以及本地工会干部，除了发展本地劳动者与移工的劳动经验交流之外，也积极倡议移工权益，发展移工自主组织，近年来分别协助成立了菲律宾劳工团结组织（Kasapi）和印尼在台劳工联盟（Ipit）。同时，有鉴于台湾社会充斥的种族/阶级隔阂与偏见，积极办理文化活动，以转化台湾社会对于外籍劳动者的认识，进而实践尊重、包容与平等的社会公义。
2003年，TIWA串联相关移工团体组成“家事服务法推动联盟”，以民间立法方式主张家事服务业劳工应受劳动法律保障。2007年，家事服务法推动联盟改名为台湾移工联盟。
它是推动台湾移工运动最重要的力量。主要做三方面的事情。一是自助培力、发展组织，包括法律咨询、劳资争议协处、劳工教育、组织移工自主团体、移工庇护。二是文化交流、弱势发声…包括诗文、电影、歌舞交流，移工摄影与写作，文化导览，社区派对。三是政策辩论、行动倡议，包括团会游说，抗争游行，国际串联。
抗争时间线
2004年12月5日，飞盟国际电子公司积欠员工两个多月的薪水，即将关厂，300多位劳工人心惶惶，其中120多位菲律宾移工更是不安。
2004年12月初，移工们向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求助。台湾关厂事件很多，但很少有移工集体抗争。TIWA接下了这个劳工申诉案。
2004年12月24日，在台北县政府劳工局开劳资协调会。本劳、移工协议后，到劳工局与资方进行了几次的协调。但是资方一再地不遵守承诺，几次会议下来，积欠的薪资仍是一块钱也没还。
移工们基于居留期限和债务利息的时间压力，和本劳做了多次讨论，决定在12月28日，至劳委会陈情，强调需要薪水、资遣费、转换雇主、想回家的人的机票。劳工代表进入劳委会协商。
2005年1月12日，第二次到劳委会陈情。
2015年1月20日，转换雇主。
2005年2月3日，第二次转换雇主现场，终于有英文翻译。
四个月后，领到了积欠的工资和资遣费。
2005年5月29日，因为中介忘了帮她们延长居留证，移工被迫回国。
因为飞盟移工的抗争，劳委会在2005年12月改善了移工转换雇主的作业程序：雇主至少要事先以书面清楚地交代工作内容和劳动条件、明订了劳工有限的选择雇主／工作的权利。移工可以有两个月时间选择，劳动条件不喜欢的地方不去，等待其他转换机会，可是两个月之后没找到工作就会被送回国。
转换雇主（两次）
转换雇主会导致移工伴侣被拆散。她们希望可以被分到一个工厂。被分到一起的移工伴侣会觉得非常幸运。
八点左右，中介的车来了，将人员一批批地带到就业服务站进行转换。移工们等待转换雇主协调会的开始，她们不知道自己会去到哪里。有个移工说“不喜欢去高雄”。
到了就业服务站，没有双语人员的说明，移工们分别抽了号码之后排排坐，等待不知从哪里来、带着什么工作机会的中介公司代表们抽号码。抽号、叫号，走人。移工的命运和待选的奴隶没啥两样。
移工不能自由选择雇主，移工被奴隶化。行政机关主办转换雇主协调会，移工们像货物一样，毫无自主权，等待被中介挑选。每个公司有自己需要的移工人数，时间到了以后，公司只需要报出自己需要的移工编号（每个移工没有姓名，她们被贴上编号）。移工无权表达意愿，也不知道自己会被转去什么样的工厂。中介当场办理手续，完成转换程序。转换结束，移工们就要搬去新的宿舍。
转换雇主以后，一些移工被转去非常苦的工厂。转换后的一天凌晨，TIWA不断接到求助的电话。「我是飞盟的工人，我在淡水，他们要我做砖块，全厂只有我一个女生……」、「我是飞盟的工人，我们有三个人，现在在彰化，这裡全部都是男生，他们用好大的机器做水泥。他们说，如果我们不做，就要把我送回菲律宾，请帮帮我们……」、「我现在在机场，他们要送我回菲律宾，请帮帮我……」。TIWA三个负责人的手机，整晚没停过。于是TIWA和劳委会一起救人，移工们重新汇聚到了办公室。
台湾移工政策规定，雇主聘用移工有一定的配额，为了取得配额，不论工作性质是否适合，雇主都会先抢到配额再说。抢到了配额，招到了人，如果不合适，比如一些女性移工没法在铁工厂里干活，这个时候有两条路。第一种是最常见的，当这些被承接的劳工做不下去时，中介／雇主借着整个制度的设计，逼她们主动离职，回国。那么，这些因为承接而获得的聘雇移工名额，便可以再重新用来从国外招募他们真正需要的劳工／男工。第二种就是转换雇主。如果雇主同意了让这些非其真正所需的劳工转换雇主，那么雇主将损失其好不容易得到的聘雇名额。为了讨好雇主、赚到下一个移工引进时可以获得的利润，每个月都会向移工收取服务费用的中介，在这个过程中，站在移工权利的对立面。
TIWA和移工开了新闻发布会，终于得到一次比较受尊重的雇主转换会。2005年2月3日，第二次转换雇主现场，终于有英文翻译。现场每个人有张纸，写着19个不同的工厂，如果移工同意那样的条件，她们就可以选择去那里。她们第一次像人一样被尊重和对待，她们选工作而不是被工作选。
中介
1989年台湾专案引进移工，蓝领移工来台湾工作就一直绕不开私人中介。
三十多年来，私人中介对移工收取巨额中介费，克扣不明款项，超收，然后每个月收服务费……这是金钱方面。另一方面，私人中介制度对移工的剥削、掌控和歧视，不仅是钱。私人中介威胁要将移工遣返，扣留移工财物，甚至对移工进行身体上的凌辱、虐待等等。
《移工的中介故事书》里，移工们讲述了自己和中介之间发生的故事。私人中介收取高额费用，过程不透明，说多少就要付多少；之前说好了是去工厂做工，但台湾中介实际上以看护工为由为移工填写了信息，而看护工家政工是不受劳基法保护的非正式工，如果移工抵抗，只能选择回去（但回去又是不可能的）；交给中介的钱是月薪的六七倍；工厂没有各种保障，而且非常劳累；如果受不了工作，一些移工选择逃跑，被抓住就会被遣返，身上背一堆债；如果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签证过期就会被遣返，所以一些移工只能被迫接受并不想做的工作……
（关于遣返：在外劳的聘雇许可有效期间内，假如外劳和雇主有争议，或者和中介有争议，劳工就很有可能被强制遣返，受了工伤也强制遣返，没拿到工资也强制遣返。）
钱进大陆，债留台湾
移工们抗议时喊了这句口号。因为时间一长，资方就会逃离台湾，所以得赶在资方还有人在台湾的时候，争取到所有相关手续的处理——限制雇主出境、要官方押着资方限期缴清积欠工资垫偿费用及劳保费、要官方尽快进行歇业认定，等等。这么做不一定可以从资方手中拿回被积欠的工资、资遣费或退休金，而仅是通过资方的配合，才能加快行政手续的办理，尽快领到政府的补贴。
飞盟的劳工组成
飞盟的劳工，有移工，也有本劳。
本劳上百位，大部分是女性，平均年资超过10年，有的更达20多年。本劳中性别与阶层的差异，非常符合典型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男性劳工没几位，比起大部分的女工，年资不算长，但是在公司的位阶，有的做到领班、有的是课长、科长等管理阶层；女性劳工，多是中年妇女、妈妈们，在公司的年资都不短，但位阶都不高。
移工都是菲律宾籍，也上百位，清一色女性。有的刚来几个月，有的做了好几年。
本劳和移工面对问题时的不同态度和处理方式
本劳对于抗议行动议论纷纷。少数年轻、资浅的，已经开始对外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认为没有必要白花时间打事倍功半的仗；年资长、中年女工们，已经尽其所能地收集了公司的各种资料，认为应该以集体的力量，尽快成立自救会，给资方压力；男性课长主导的一小撮人则主张，先以个人名义寄存证信函给公司、向劳工局申请协调会，不行的话，再聘律师、打官司。课长一再企图说服大家：大家都在公司这么久了，不要给公司太难看，应该给公司机会。
平时表现在公司内部人事安排上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在危机时期呈现为既有的不平等性别关系加上衍生的阶层不平等关系，双重负面地作用在本劳的团结可能与行动可能上。明明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课长建议的方式没有保障，时间拖得越久，赢的机率越小，大家也会撑不下去，而且年关将近，就要没法过年。但是，基于对这位课长惯有的服从，对年轻男性意见的尊重，中年女工们显得对自己不是很有信心，反复犹豫，因为举棋不定而更加焦虑。
移工们则是不论先来后到，对于如何处理这么巨大的困难，都一概地毫无头绪。每个人心里充满太多不知该如何面对的问题——担心眼前没钱买饭的问题，担心被积欠的工资拿不回来，担心在菲律宾按日计息的债务该如何偿还（她们为了到台湾，往往借了债，越晚偿还就越贵）、担心中介讲的「回国」是不是就要成真，要拿什么面对家人……找过各种渠道无效之后，在TIWA来到公司现场跟大家说明、详细回答每个问题、提供法令解释、分析后续风险和可能后，移工们虽然没法停止担忧和紧张，但是，眼神里渐渐带着要奋力一搏的决心和勇气。
大家终于决定在2004年12月28日到劳委会陈情，请中央主管机关出面协助。然而，就在陈情前一晚，主张要给公司机会、顾及资方颜面的少数本劳，纷纷打电话给每个本劳同事，放出风声说，明天的陈情行动取消，到劳委会仅是劳工代表和资方开会，大家无需全员到场。所以，隔天到劳委会陈情的本劳，不到半数；而移工，带着自制的布条、手举牌，依据日前的约定，准时到达劳委会门口，一个都没有少。
本劳间二元性别关系不平等，本劳间的互动关系也是非常等级制的。移工们在性与性别上是多元包容的，而在互动上也是更加开放和民主的。
对拉拉的歧视
有移工认为，在菲律宾，Gay比较好，可以到处去，身为Lesbian的她，被男人呛过声，也听过各种Lesbian的危险，包括喝醉后被强暴的事件。
另一个移工表示，以前华硕面试的时候，看起来像Lesbian的人，不会通过，所以大家都会留长发，等过了，再剪短。
TIWA的工作人员说，这听起来很像台湾T常见的高中经验：穿裙子过校门，进到学校，就立刻换短裤。又有一个移工说，在她以前的公司，如果舍监看到女生睡在一起，就会把她们送回去菲律宾。如果被知道是一对，舍监还会特意把她们的房间调开。在这一点上，飞盟舍监相对较好，舍监会帮忙换房，安排情侣住在一起，比较有隐私。
电影充分政治化了移工的情欲经验
原本纯粹想纪录抗争，从中看移工被扣钱、超时加班等问题。后来在拍摄抗争的过程中，导演发现这些移工里面有七对女同志的有趣现象，所以也拍她们卿卿我我，她们也很大方地在镜头前表达她们的爱。「拍片中期就决定用爱情故事来当抗争的软化剂。」导演陈素香说。
就算这其实是个缩衣节食、充满压力和紧张的抗争过程，但是，在生活互动中，还是可以看见移工间对于同性关系的自在和亲密。
提到身体，移工说“我给你全部的身体”，非常有意思、直接的表达，尽管她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们会上旅馆，但是，一次要好几百，所以，也很少去」。马上有人问，「你们去的是佳乐福对面那一家吗？那一家，多少钱？」大家也会在这个时候迅速地交换起讯息来。
辛苦经营的感情关系，因为一种奴隶般对待的转换雇主的方式而破灭。台湾社会没有给予过她们机会与自由，去充分发展一个可能的稳定、长久的情爱关系。同时，宿舍环境对亲密关系也有限制。（宿舍里人很多，她们讲述如何在在宿舍环境里完成性生活。）
飞盟的拉拉移工，在劳工身份上，无法避免地成为廉价劳动力，成为奴工，失去成为「完整的人」的自由。但是，在性别身份上，透过国界的跨越，脱离了母国生活圈的界限，在飞盟移工群体间，却获得了实践性别展演的自由——成为拉拉，也得以自在地进行同性性行为实践。再一方面，正因为性别得以自在地被实践，所以，在囚牢之中开展出另一个超越囚牢界线的生活社群、生活圈——或许跨国籍、或许跨母国生活圈的同性之间的连结。
但是这种超越和联结，是脆弱的。因为移工是用完即弃的人，她们随时可能被强迫移动，强迫离开，飞盟群体对拉拉的接受与开放状况，仅是一个偶然，下一个空间，她们可能再度被锁进性别主流框架中。移工在台湾并非完整的人，她们是许多需求不被看见。
阶级、种族与同运
2007年同志大游行期间，TIWA工作人员陈述移工拉拉在台湾的痛苦处境时，发现台下数千名男女同志们并不感兴趣。尽管同运在台湾搞得有声有色，但似乎仍大抵局限在一种中产情调里，缺乏足够的阶级与族群内容。（这种困境在大陆也是存在的。）
拍摄者与移工的关系
TIWA和移工的关系真好。看了以后更想去TIWA工作了，哈哈。导演说，惟有置身运动事件之中，才得以毫无边界地获得移工的信任和接纳。（转换雇主之前，移工把自己的钱给了TIWA，这是她们的血汗钱。）
Part 2 讨论
风风：关于影片里两次劳资协调会，具体的运作方式是？
marmalade：劳委会负责协调劳资争议，招人涉及三方：移工、雇主、中介，中介在其中充当连接的作用（但会站在雇主一方）。在第二次劳资协调会中，移工向TIWA求助，再由TIWA向劳委会和中介协调，促成协调会。两次劳资协调会，虽然程序有些类似，但是第二次是移工们抗争的成果，正是因为抗争，移工才得以相对自由地选择工作。
小五：台湾允许独立组建工会是吗？TIWA在工会系统里面是什么位置？需要去政府部门注册吗？
marmalade：允许组织工会，有整个行业的工会，也有某个公司/机构/单位的工会（比如某医院工会）。但是台湾的工会大多关注本地劳动者，移工实际上是被排除在这个系统之外的。TIWA主要关注移工这个群体，TIWA和其它工会也有合作。虽然介绍里说，TIWA成员中也有本地工会的干部，但是TIWA依然是相对独立的。机构需要注册为民间组织，但不是工会。个人感觉，移工组织（如TIWA）在台湾社会更加边缘（毕竟移工本身就是被边缘化的）。
小五：TIWA如何创建的？初始成员属于知识分子，还是本身与移工有一些联系？她们和台湾左翼的关系？
marmalade：1999年10月由一些关注移工的人组建的，但具体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吴静如出现在了这部影片里；还有《我们》的作者顾玉玲（《我们》写的就是台湾移工的故事）。一些学者也与TIAW有合作。上次听说有菲律宾女工成为TIWA的工作人员，她们做移工工作其实有很多优势（比如语言交流，比如生活经历）。其实我曾经问过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对陈映真的看法（我觉得陈映真是一个代表），我个人感觉她们的思想倾向是相近的，另一方面，她们可能对大选、对政党政治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不太感冒。
小五：主流的工会和哪个现有政党/政治派系更亲近？
marmalade：我觉得是民进以及相关的小党吧，一些工会的办公室会挂相关政党的旗子。
小五：这是不是有其背景？（新的政党政治的运动、自组织）
marmalade：ta们有一句话：“胖虎打了大雄，你应该帮谁？”，一些人认为，帮助蔡是帮助大雄（弱势力），总之一定要在其中做一个选择；但是TIWA可能会觉得大熊和胖虎两个都不好，但是这样的政党政治限制了更多选择。另外，政党对同性恋者的态度会影响年轻人对两个政党的观感。
小林：总体来说，我觉得电影信息量相对小，不过时间的跳跃性很大，这就使部分事件环节有些跳跃，对运动的刻画也有些缺失（例如对移工积极性激发的刻画）。但是影片提出了一个有趣且有探讨意义的有关社会运动的问题：为什么最后会是“边缘的边缘”群体中出现更多的运动积极分子？
marmalade：的确看过之后会感觉，越边缘越有力量，而本地的工人会被分化。
小林：另外我还对一些影片没有拍摄到的情况比较好奇。移工的抗争行动是否会对本地劳工有影响？本地工人有接收到拖欠的工资吗？（marmalade：有，最终本劳同样拿到了拖欠工资）移工的胜利除了对本地劳工物质上的影响，有促成他们观念上的变化吗？（marmalade：这个真的不太清楚，都没有提到，但是想一想应该是会有的吧？毕竟由于移工的抗争才获得了权益。）
小五：本地劳工在厂子关闭之后，应该也是分散到了其他工厂吧？
marmalade：是的，所以其实大家的权益都受到了侵害，但是移工会更加积极和团结。
小五：大陆好像也有类似的事情。不过不是关于外劳，而是关厂解散、迁移厂址时，如果厂方没有给足赔偿或者提前通知，也会产生集体事件。国企私企都有发生过。
另外，可以具体分析一下之前说到的那个“边缘”问题。如果我们谈到特殊性层面， 每个个体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不过如果我们以群体的身份来看，也有可以分析的客观基础。比如我们看性少数。（虽说相对于男同志，拉拉会更倾向于领结婚证）总体来说，同性恋婚姻还是比异性恋少很多。同性恋的人生轨迹会很不一样（是否养小孩、是否养房子、是否有很多家务事等等），这个特点其实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赋予他们一定的抗争优势。
黑人群体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很多时候，白人的宗教传统比较倡导家庭的主流价值观，而黑人族群的家庭相对来说更不稳定（这有历史因素：奴隶制导致家庭容易被拆散，就像影片中被挑选的工人们）。这个历史形塑出来的结果，本身又可以转换为反抗优势，因为相对来说顾虑少一些。
marmalade：《T婆工厂》的续集《彩虹芭乐》，也是TIWA拍的，追踪了这群拉拉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她们的人生轨迹真的让人产生很多感叹。
小五：所以我们说性少数的群体身份、社群身份的确认，对工人阶级的解放有很大益处——如果缺少社群认同，性少数不一定可以把刚才说的那些客观条件转换为反抗基础；相反，他们可以被很好地吸收到主流叙事中来。
从新闻报道来看，性少数运动做得比较好的地区（台湾、一些欧美国家等）由于有这种社群身份的积累，性少数可以更好独立地建立自己的人生轨迹，更多地远离主流生活方式，由此为自己的抗争提供更多空间。相对来说大陆就没办法这样（再加上资本逻辑控制），一方面也会去追求主流的生活（一定要去代孕、要有孩子等等）；并且，即便家长接纳了你的性取向，但是一般依然坚持你要过一个主流的生活模式（核心家庭）。
marmalade：我想到之前看到的同志机构的推文——活动都好贵啊。整体感觉是比较中产的，场所也是。
小五：这种情况我觉得情有可原。90年代的妇女大会后，NGO开始在大陆兴起，很多都是参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人力培训、资金支持），因此这样的情况很正常。直到现在，性少数公益组织和（美欧）大使馆也保持着很亲密的联系。TA们会把性少数和阶级等其他议题割裂开来，认为性少数议题是独立的。这个观点和现在西方主流性少数运动比较接近，这确实是一种缺陷（但也有其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他们关注底层，首先没这个视野，其次可能也没这个能力（官方也不会支持）。不过他们现在做中产，也无法得到很多人认可。大城市难做，更不要说小城市、工厂工人了。
不过这并不是说TA们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资源。之前有人翻译了《社会主义与同志解放》（英国历史上一个左翼同志写的）这本小册子，大陆的一些机构也有这本小册子。因此TA们和其它议题之间还是有联系的，但是这个联系很弱，TA们也不倾向于把这个作为自己主要的工作方向。
包括大陆的女权运动也有这个讨论吧？即关于“要在中产方面做更多工作，还是要和底层更好地结合”的讨论。她们认为中产能够发出更强的声音，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更值得去做。
小五：还有一个和台湾有关的问题。台湾移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规模、发展趋势是怎样的，会逐渐扩大吗？
marmalade：89年台湾引进移工。趋势我了解不多。
小五：在安倍执政期间，日本有逐步扩大外劳比例、节省企业成本的倾向。
marmalade：目前来说移工的确是可以节省企业成本的——这一点从本劳对移工的敌意中也可以看出来，本劳会认为移工抢了他们的工作。因为雇主的确会更倾向于使用移工（便宜）。
小五：中介都是私人机构吗？
marmalade：是的，而且会比较肆无忌惮。《我们》《移工的中介故事书》这两本都可以看一下。
风风：中介应该具有某种群体特征？例如和政府有关什么的？
marmalade：和政府有关，或者和公司企业有利益联系的。中介帮助雇主找人，从中获取高额费用。之前提到一个移工，为了从印尼来到台湾，给了中介十万多台币。（《移工的中介故事书》里有提到）
小五：之前有朋友说可以做一个中介合作社，不过他说的不是外劳中介，就是劳动力的中介，有点像介绍工作的人力资源公司（有点类似《三和人才市场》里面的中介，虽然他们是黑中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