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与黑》原著书评和影评，一些中肯的观点（待更）

1、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座坟墓，是用来埋葬所爱的人的。 2、我的梦想，值得我本人去争取，我今天的生活，绝不是我昨天生活的冷淡抄袭。 3、谦卑地聆听那些让人站着都能睡着的蠢话。 4、一个具有天才的禀赋的人，绝不遵循常人的思维途径！ 5、两性中不忠实的差别是非常实在的：有关恋爱中的女人可以原谅一千次男人的不忠行为，而一个男人就不可能！ 6、做一个杰出的人，光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头脑是不够的，人还要有一种强烈的气质！ 7、理智的人面临危险，会急中生智，可以说，比平时更聪明！ 《红与黑》是法国19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其副题是“一八三○年纪事”。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代为背景，以平民知识分子于连•索黑尔与贵族资产阶级上层社会顽强曲折的斗争为主线，着重描写了他从18岁到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开始，到23岁因枪伤市长夫人，但为了不在贵族面前失去平民的尊严，拒绝上诉，走上断头台，短短5年间的生活历程。 A、于连的阶级地位和所受教育，决定了他的英雄主义热情和虚荣心。 B、于连的性格是矛盾的。受压迫后就反抗，当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后就妥协、投降。 C、于连的平民阶级意识并未完全泯灭。 D、人物形象的局限性。 1、本身英俊，有讨女孩喜欢的气质，而且很有学识。 2、拒绝被轻视，反而敢于轻视傲慢的玛特尔小姐。虽然出身低微，但不卑躬屈膝，做人有尊严有态度。 3、她一直希望有一个勇敢和勇于挑战阶级的男人，而于连具备这种特质，所以被吸引。 4、用了手段。于连很聪明，很了解玛特尔小姐。同时，俄国伯爵出招，让他先去追另一位元帅夫人，以求影响玛特尔的心态，还抄了60封情书给他参考。 于连出生在小城维立叶尔郊区的一个锯木厂家庭。他幼时身材瘦弱，在家中被看成是“不会挣钱”的“不中用”的人，常遭父兄打骂和奚落。卑贱的出身又使他常常受到社会的歧视。少年时期的于连聪明好学（会拉丁文，能够背诵整部《圣经》），意志坚强，精力充沛。他接受了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无神论思想，并在一位拿破仑时代老军医的影响下，崇拜拿破仑，幻想着通过“入军界、穿军装、走一条‘红’的道路”来建功立业、飞黄腾达。然而，在他14岁那年波旁王朝复辟了，平民可以平步青云的拿破仑时代过去了。于连不得不选择“黑”的道路，幻想进入修道院，穿起教士黑袍，以便将来成为一名“年俸十万法朗的大主教”。 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于连，便以追求市长夫人来报复市长。他与市长夫人的关系暴露后，被迫进入了贝尚松神学院，依靠院长彼拉当上了神学院的讲师。后因教会内部的派系斗争，彼拉院长被排挤出神学院，于连随彼拉到巴黎，当上了极端保皇党领袖德•拉•木尔侯爵的的私人秘书。他因沉静聪明、惊人记忆和善于谄媚，得到了木尔侯爵的器重；以渊博的学识与优雅的气质，又赢得了侯爵女儿玛特儿小姐的爱慕。尽管不爱玛特儿，但他为了抓住这块实现野心的跳板，竟使用诡计占有了她。得知女儿已经怀孕后，侯爵不得不同意这门婚姻。 他不甘屈服，不甘忍受时代和上层社会的拨弄，用拿破仑的英雄主义武装自己，为维护自己的个性而奋起反抗，时刻处于凛然不可侵犯的战斗状态，与整个社会作战。“在这个奇异的年轻人心里，差不多时时刻刻都有暴风雨”。他憎恨做奴仆，要求与上流社会的人平起平坐，以保持自己的尊严。然而，正是这种自尊心理使他赢得了尊敬、友谊和爱情。 于连骄矜自持，自视甚高，这种自尊心理一旦面临恶言劣语、霸道行径的袭击，就使其隐藏着的仇恨心理爆发出来并大胆反击。即使在爱情这样的人类最细微的感情方面，于连感到的往往不是幸福，而是自尊心满足后的喜悦和骄傲，并把这种胜利看作是拿破仑式的胜利。 在德•瑞那市长家，于连是为了报复市长大人对自己的轻蔑，粉碎他的骄傲心理，而带着战斗的情绪走进市长夫人的房间的。即使在与德•瑞那夫人进行热恋时，于连的这种仇恨心理和反抗也从未停止过。他始终把爱情看成是他对贵族阶级的报复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愿望。这一点，也在于连和玛特儿侯爵小姐的交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敢于轻视傲慢的玛特儿小姐，并曾这样想：“我知道保持我的自尊心，我没有向她说我爱她。”当他收到玛特儿小姐的爱情告白信时，首先想到的是他终于战胜了情敌柯西乐侯爵，可以平等地与木尔侯爵坐在同一条凳子上。他立刻自豪地得出结论：“侯爵和我的价值，已经过去了，结果是汝拉山的穷木匠占据了重要的一面。”这哪里是什么谈情说爱，简直就是一场斗争，而斗争的目标便是贵族阶级的荣誉和地位。 于连并不仅仅把她们作为女人去“占有”，而是当作一个阶级去“征服”。他占有她们不在于肉感，而在于满足他那平民的、要求尊严的灵魂。 在巴黎，自担任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以来，他地位骤变，环境巨变，在都市风气严重腐蚀下，虚荣心恶性膨胀，个人的雄心壮志开始向个人野心逐步转化。 进入巴黎时，于连的心情是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他憎恨巴黎的一切，认为“巴黎是阴谋伪善的中心”；另一方面，他又因“终于要在伟大的事业的舞台上显露身手”而高兴。在他的内心深处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真诚与虚伪、自尊与虚荣的激烈搏斗之后，他鄙视上层社会的纨绔子弟，却又欣赏他们的“文雅有礼”，逐渐陶醉在上流社会的美女、音乐和鲜花之中。他十分仇视侯爵巧取豪夺、大发横财的行径，但当领悟到侯爵有意识把自己栽培成“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时，却又甘心为侯爵效力。在维立叶尔，于连从未曾想过“怎样去奉承人，怎样去替人家说话”；到巴黎后，他却在野心的驱使下，为了替极端无耻的“老蠢材”谋取美差，竟利用职权之便挤走了正直的葛斯先生。事后，他良心发现，对自己的恶行惊叹不已。但随机又为自己辩解道：“如果我想成功的话，我还要做许多不公道的事情。”然而，即使在堕落的过程中，于连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平民的自尊，个人反抗未尽泯灭。他在侯爵面前的从不卑躬屈膝，以及在侯爵的责骂伤害了他的尊严时的傲然离去，使得老奸巨猾的侯爵深感这个平民青年的“性格的根本处有可怕的地方”。他的这种自尊是“贫民骨气”的一种表现，任何情况下凛然不可侵犯。正如彼拉神甫和玛特儿小姐所说，于连虽出身低微，但意气高傲，心中燃烧神圣的火焰。他最不能容忍“别人的轻视”。自尊，是他个人奋斗中用以自卫的唯一武器。 从于连的整个奋斗过程来看，他为实现自己的幻想，靠的是自己出众的才能和顽强奋斗，而不是他人的施舍。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荣誉和尊严。他所追求的是靠自己的力量赢得的。他曾先后拒绝市长夫人、木尔侯爵的钱财，靠着他的高傲和才能，征服了市长夫人和侯爵女儿。 他不需怜悯，也不容玷污爱情，而希望像拿破仑那样靠个人的力量和奋斗来取得功名。他争的是骨气而非虚荣。正是为了雄心和骨气，他才给自己规定了反抗上层社会的责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于连的奋斗和抗争“是除了个人尊严和出路而别无他想的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是个野心家。在作者笔下，他的“野心”，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敢于在复辟时代对现实表示不满和反抗；敢于在才智、勇气和人格上压倒包括大资产阶级在内的上层社会；“敢于在大事业舞台上大显身手”，为自己赢得和拿破仑一样的命运。作者声称于连是“野心家”即表达了对复辟时代的不满，也隐晦地赞美了于连的反抗精神。 于连是王朝复辟时代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其反抗是基于社会对他的压制和他个人的野心。他追念大革命时代，因为像他这样有才干的青年会有数不清的机会可以大显身手。可是，在这个扼杀一切生机的王朝复辟时代，他只能扮演“一个逆叛的平民的悲惨角色”，成了与“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他憎恶教会的虚伪卑鄙，蔑视贵族的“合法的权威”，鄙夷资产阶级的“污秽财富”。于是他对复辟社会进行了报复性的绝望的反抗。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对复辟社会的抗议情绪，但由于其是孤军奋战，缺少明确的政治理想和目标，所以必然遭到失败。另外，于连的奋斗和抗争伤害了大贵族、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根本不准许出身低贱的于连跨进他们的营垒。最后贵族和教会勾结，策划逼迫德•瑞那夫人写告密信揭发于连，断送了他飞黄腾达的前程，致使于连枪伤市长夫人而被推上断头台，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于连的悲剧，是一个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无从发挥、野心不能实现的悲剧。 总之，无论从时代背景、主题、艺术构思，还是从于连性格形成发展的全过程着眼，于连都不是野心家，而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代表，是悲剧英雄。尽管他有出自野心的功利打算，但平民的自尊和对统治阶级的本能反抗始终是他的主导方面。虽然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不可取，但我们不应该用现代的尺度去苛求一个特殊时代的人。在一个半世纪前封建复辟时代的法国，个人英雄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不满现实、要求改变地位的愿望，客观上对反动统治阶级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