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车
人物、事件的组合关系和聚类关系
《停车》这部影片之所以能在众多台湾电影中脱颖而出，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突破传统的叙事结构。导演钟孟宏在人物的建构以及情节的设计上十分大胆。虽然影片的主人公是陈莫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相比较传统的围绕主人公展开情节的叙事方式，《停车》这部影片更像是以主人公陈莫为线索，以他为中心，展开描述了台北社会各色小人物的生活轨迹。
乍看之下，错综复杂的人物角色，缺乏逻辑和主线的事件散布在整个影片中显得杂乱无章，但是对每个人物和事件进行分析和归纳之后，便能发现其中的共同点和内在关系，这就要求观众去思考与联想。一旦摸清这些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关联，其背后蕴含的更深刻的内涵自然会浮现。如果以结构主义学理论解释，这种通过将各种散布的人物与时间串联起来，产生某种化学反应以表达内涵的叙事方式，便是建立在元素的组合关系和聚类关系之上的。
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中，一切都是以语言的横组合关系和纵聚类关系为基础的。组合关系和聚类关系，被称为索绪尔结构主义的两根轴。其中的组合关系，是指构成句子的每一个语句符号按照顺序先后呈现所形成的相互间的联系。而聚类关系，也就是“联想关系”，它是指特定句段中的词与没有在这个特定句段出现但与出现的词有许多共同点的词，在联想作用下构成一种集合关系。[1]
索绪尔的这一理论在电影批评中被广泛运用，他所提到的组合关系，在电影《停车》中，便可体现为在同一时间下，陈莫遇到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发生在这些人物身上的事件的组合关系。而所谓聚类关系，则是以时间轴为纵向线索，追溯这些人物过去的经历。
首先分析《停车》中各元素之间的组合关系。影片一共涉及到以下几个主要人物：陈莫，与结婚四年妻子小镁因为不孕不育产生争执，他为了逃避这种境遇迟迟没有回家。李薇，曾是抚顺的一名女工，失业后因欠债被迫来到台北，以卖淫为生。杜汶泽，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去广州闯事业，却落下一屁股债被黑帮追打。理发店老板，曾是黑帮一员，受伤后金盆洗手，开了一家理发店谋生。 除了这些主要人物之外，还有一些其他角色，虽然描写的笔墨不多，却都是构成影片这副群像图的元素。失去了儿子的老夫妻以及他们的孙女妮妮，掌控着李薇的皮条客阿宝以及他的跟班，黑帮老大疯狗，甚至是卖蛋糕的老板娘，想当飞行员的出租车司机，路边捡蛋糕的老奶奶。这些形形色色的角色，哪怕只是勾勒两笔，晃过几个镜头，也都是经过导演精心设计，所塑造出的有意义元素。
虽然这些人物从身份到性格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作者的塑造之下，观众似乎总能看到相似的影子。李薇因欠债被迫来到台北，杜汶泽曾经为了改变人生离开台北，却也落得一身债务；理发店老板曾被一个叫小四的混混打断了手，而如今那个叫小四的竟也生病挂了；妮妮一夜之间失去了父母，成为孤儿；而陈莫和小镁，却因为精卵排斥而无法生育。这些看似截然不同、毫无关联的人物，在导演的建构和组合下，似乎都牵扯上了丝丝缕缕的联系。观众在这些不同的人物身上，看到的是相似的无奈感，受命运摆布，受时机操控的无力感。
除了人物之间的联系外，事件之间的联系也隐约编织成一张错综复杂的网。未经构建之前，影片中的很多情节和细节似乎都略显唐突——莫名被老夫妻当成儿子的陈莫，被理发店老板和杜汶泽无意吃掉的蛋糕，马路牙子上的红色内裤，掉进马桶的鱼头。这些在影片中散布的事件乍看之下毫无逻辑，甚至有些荒诞，但是随着整部影片逐渐被建构起来，这些无厘头的事件之间似乎也牵扯出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陈莫和小镁因为无法生育陷入生活的僵局，此时的他偶然间遇到那对老夫妻，以及失去了父母的妮妮。原本准备送给妻子的蛋糕却被理发店老板和杜汶泽无意间吃掉了，但是转眼陈莫带着妮妮踏上了归途，相比蛋糕，这个孩子对于陈莫和小镁来说，似乎才是最好的礼物。陈莫的车第一次被挡住时，在路边看到的红内裤，最后被塞进了挡他车的阿宝嘴里。而那条经过粪尿洗礼的大鱼头，最终被端到了陈莫的桌前。这些事件看似荒诞无厘头，却仿佛存在某种前因后果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又或许并不能说是因果，而是偶然，是命运，将这些事件组合排列，产生联系。
正是影片中各种不同的人物之间的联系，前后看似无关的事件之间的联系，逐渐构建起一张错综复杂的横向叙事网络，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横组合关系。在这个横组合关系的作用下，观众获得了一种宏观上的感知——每个小人物都是那么被动，无奈。任何的小举动，时机的微小偏差，都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那么影片对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作何解释呢？导演在构建横组合关系的同时，纵向展开了索绪尔提出的纵聚类关系——时间线上的追溯。
导演在影片中频繁使用闪回的叙事手法，对每一个主要人物的过去经历进行了描述：陈莫与妻子小镁之间是如何因不孕而产生的隔阂；李薇曾经是工厂的女工，因工厂裁员而丢了工作；杜汶泽辗转于台北，广州和香港，努力地想要改变命运；理发店老板曾是混黑帮的，被一个小混混打断了手；即使是影片的反面人物阿宝，也是被生活所迫，带着两个不会混日子的兄弟，又不忍舍弃他们。正是对这些人物展开了纵向地勾勒，交代了他们的经历与背景，影片才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纵聚类关系——人物的经历和他们现在的境况之间的关系。这种纵聚类关系将影片的主旨推向了更深刻的层面——是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操纵着这些社会小人物的命运。 正如随着时代的发展，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主要生产力，而李薇这类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工则成为牺牲品，一夜之间丢了工作，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从一个单纯质朴的乡下姑娘，转变成卑微低贱的妓女。同样的，因为社会的变迁，杜汶泽，作为一个落后于时代的手工裁缝，努力地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却以失败告终，他在各地之间辗转奔波，却始终未能找到自己的归宿。
正是这些人物、事件之间的横组合关系，以及以时间为轴追溯过去所形成的纵聚类关系，构建起了这部影片的整体叙事结构。将零散的人物和事件联系在一起，产生化学反应，让观众形成宏观上的认知——这些小人物都是被动和无奈，受命运所操控的。更进一步说，又是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操纵着他们的命运。
组合关系和聚类关系背后的隐喻
在结构主义理论中，索绪尔提出了“能指”和“所指”的概念。能指是物质方面，即构成语言表达可被感知的方面；所指是观念方面，即符号中以能指为中介所表达的构成语言的内容方面。但晚于索绪尔半个世纪后的解构主义思想家——罗兰·巴特又将索绪尔的观点进行了延伸。在巴特看来，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符号”只是符号表意的第一个层次，而将这个层次的符号又作为第二层表意系统的能指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所指。第一层次的意义，巴特称之为“所指”意义，而第二层次是“内涵意义”，也称为隐喻[1]。
在《停车》这部影片中，“能指”即横组合关系和纵聚类关系所涉及的人物、事件，“所指”便是这些人物、事件背后展现出的人物和命运的关系。但是按照巴特的理论来看，在影片的“所指”背后，还有更深刻的“隐喻”。而《停车》作为一幅台湾普通群众的缩影图，其蕴含的“隐喻”，正是产生影片中人物与命运关系的社会环境——台北的社会变迁和群众心理。
“停车”作为片名以及影片的触发点，本身就是当时台北社会的象征。据说当时台北登记的车有100万台，而车位却只有50万个，所以出现了影片中因占车位而发生争执的现象。以“车位难求”为出发点，影片中流露出的是城市发展带给人们的焦虑感。这个社会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以至于车位的建设完全跟不上车辆的增长速度。2008年的台北处在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都经历着很大的改变。但社会群众，尤其是那些底层群众，面对这样的变化内心却是焦虑和迷茫的，人们生怕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而被抛弃，同时也因为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一无所知而感到无力。
正如影片中的李薇和杜汶泽，一个是工厂的女工，一个是做衣服的裁缝，这两种职业都是典型的落后于现代化发展的象征。影片中关于这两个人物与时代之间的关系都有很明显的描述。李薇坐在前往台湾的火车上时，对自己将面临的世界一无所知。阿宝告诉她：“台北是个不大的城市，但是很现代化。”紧接着她问：“台北可以纹身吗？”李薇来到台北之前对这个“现代化”城市是满怀期待的。而纹身，对于她这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姑娘来说，是新奇前卫的，是她作为一个落后的农村女人获取都市身份的象征。但她当时并不知道，正是所谓的“现代化”、“都市感”改变了她的命运。她最终确实纹了身，成了大城市的人，但做的却是卖身这样的低贱工作，这是她在追随时代的过程中失败的代价。而杜汶泽身上表现出的，则更多的是对于未来的迷茫。他在香港时想要离开，到了台北又想去广州闯闯，最终还是事业失败落得一身债。其实他一直在努力，“他和他的父亲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父亲是在上个时代得以安稳生存的裁缝，而他不同，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中，他必须做出改变。但他也失败了，因为他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就像其他的很多底层群众一样，对于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一无所知，这种无知带来的是无奈感和无力感，让他们始终在徘徊，迷茫，不知去向。不论是李薇还是杜汶泽，或是其他更多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都是因为跟不上时代的变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被时代抛弃的牺牲者。
当然，影片的尾声部分，钟孟宏还是将影片的整体基调转向了较为积极的一面——陈莫决定领养妮妮，李薇得到了解脱，杜汶泽决定继续去大陆闯荡。至少面对命运，这些人物还能自己做出决定。只是做了决定之后的未来将如何，依然未知。影片最后，镜头是不断向前开着的车窗视角，画外音是妮妮的父亲写的信：“未来,你会碰到很多很多的挫折.也许你会哭,但是记得最后,你还是要不停的往前走。”虽然社会变迁史残酷的，时代发展是未知的，但是人们依然要面对这一切，即使焦虑，即使茫然，生活还是会继续，这便是影片结尾给观众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