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季竹青：纯艺术的东西，我做不来，那也不是我

这篇作文发在全历史上，这是第二版，留作纪念

不考虑票房号召和审查，《加害者，被害人》可能是本届FIRST影展竞赛片中最适合上院线的片子之一。

这是一个有关校园霸凌的故事，当中还涉及到性少数、网络暴力等元素。它没有影展其他竞赛片那么晦涩难懂，在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导演很好地完成了五段表达，分别是表象、事实、真实、结果、反思。开篇，同班同学刚子的残酷死状吊起了观众的胃口，在之后的剧情里，导演再层层揭开真相，完成加害者和被害人之间双重身份的互换。

类似的探讨校园暴力的社会题材作品，已经证明了其市场号召力。周冬雨和易烊千玺主演的《少年的你》，至今仍然是常被提起的现象级作品。再往前数，还有岩井俊二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全世界的青少年都在面临残酷的成长过程，但真正能拍好少年少女难受且压抑的青春心事的，却并不多见。

《加害者，被害人》的题材和去年大热的影片《少年的你》类似，但剧作层面上做得更满，也更大胆。在创作全然自由的情况下，导演季竹青往片子里增加了更多的“动因”——我们为什么霸凌，以及我们为什么沉默。在电影里，无论是优等生，还是转校生、口吃的学生，有同性取向的学生，都成了被霸凌的对象，这似乎更展现了“少年之恶”的普遍性。在观影过程中，有时我甚至会憎恨导演的“残忍”，因为部分不加掩饰的镜头的确让人感觉到压抑、窒息。

影片的视听方面也是下了功夫的，这也使得它更适合在大银幕而非电脑屏幕上观看。《加害者，被害人》的摄影师、后期声效设计师都是季竹青在美国认识的“酒友”。摄影师Eunsoo Cho是韩国为数不多的女性摄影师之一，Sung Rok Choi则是奉俊昊电影作品《雪国列车》的音效设计。了解到季竹青在拍摄自己的第一部长片之后，两位朋友几乎是以“材料费”的价格加入到团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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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映结束后，有观众站起来，泣不成声，说片子勾起了她的伤心往事。还有人加了季竹青的微信，给她发消息说，回酒店的路上，她一边想着一边哭了一路。

但这样一部更有“商业味”的片子，在FIRST这个地方却显得格格不入。观众们给出的评价两极分化严重，有人觉得导演技法成熟、剧本厚实。当然也有人指责，片子视听呈现“像八点档电视剧”，台词“像青春疼痛小说”。

走过两场放映之后，季竹青终于打开了片子的豆瓣评价。她看到了这些意见，当然也在乎。聊起这个话题时，她突然从活泼的状态转向严肃，并向我聊起自己的创作意图，以及对“艺术范”的看法。前一天，她还在朋友圈发了一条长文，言语间有些激动，也很严厉。她说，自己“搞的不是艺术范儿，是语言。”

“我也可以拍一部全片手持、色调灰暗的电影，可能没那么艺术，但至少可以向那个方向靠拢。”但问题是，拍那样作品的她就不是她了。

初审时，策展人曾问评委：“为什么不能允许FIRST上出现商业片呢？”采访那天，坐在我对面的季竹青，也多次重复自己拍电影的初心——她希望观众在走出影院之后，至少是“带着点东西出去的”。这是她的选择，她就想用一个商业的方式，去表达一个独立制作的话题。

想象中，FIRST影展的电影作者，应该都是有着特立独行个性的艺术家。但季竹青告诉我，她不是，她的电影是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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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片的走向来看，《加害者，被害人》无疑是一部强叙事的商业片。但实际上，片子接近结尾的部分仍然有偏向“写意”的表达。例如结尾女孩的独舞，不知道是否有受到《燃烧》的影响，这支象征内心释放和自由的现代舞，给全片画上了一个堪称“高光”的句号。

在采访中，季竹青自己也承认，无论是作品中，还是生活里，她都存在着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的“摇摆”。这与她的成长经历和求学经历有关——1988年出生的她，正好处于韩流席卷中国的时期，她追的明星是东方神起，看的是韩国的影视剧、综艺。“我常说我没有办法成为艺术家，就是因为我从小接触的不是诗歌、古典文学，而是看着韩剧、好莱坞电影长大的。”

但要说她完全走的商业路线，也不尽然。18岁离开中国后，季竹青在美国接受了独立电影的教育。本科期间，季竹青就读的是新泽西罗文大学的广播电视电影制作和商务管理专业。后来，她又考取了哥伦比亚大学制片专业的研究生。翻看她参与制片的作品，毕业作品《月光视线》、《响尾蛇与蝴蝶》都不是话题性的片子，她参与制片的《封面有男天》，合作的导演杨曜恺后来拍出了提名金像奖和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叔·叔》。

季竹青回忆起在美国留学的这段经历，面貌还是活泼乐观的样子，讲的故事却很心酸。她经历了光鲜亮丽的留学生群体常常被忽视的另一面。为了维持生活，她做兼职、打黑工，受过不少歧视和苛待。有一次，季竹青端盘子端了7个小时，老板才给她15美元。直到后来，她找到包吃包住的宿舍管理员工作，生活才变得容易了一些。白天上课，晚上打工，即使是这样，季竹青还在本科4年多修了36个学分，拿到了“荣誉毕业”。她轻描淡写地说：“只有荣誉毕业，才有机会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

季竹青的家庭和电影并没有太大关系。“我爸爸至今都不知道我在忙些什么，”季竹青低着头说，“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干嘛呢’，我爸妈平时看我一个人在工作室，其实不是特别清楚我每天具体都在做些什么。现在看了这个片子之后，可能渐渐感觉到，我阶段性地会有一个成果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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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从哥大研究生毕业后，季竹青搬到洛杉矶写了一年剧本。

一年之后，她刚好赶上了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并入围了两个剧本。一个是在FIRST上映的《加害者，被害人》，一个是至今仍在“流产”的《六周夏天》。后者或多或少带着季竹青20岁的影子，它讲的是韩流粉丝的故事，与季竹青的“哈韩”经历相似。

那一年，《六周夏天》被北京国际电影节评为最具商业潜力的片子。很多公司都对它感兴趣，私企、国企、外企都尝试开发过，但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用季竹青的话说，是“踩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坑”。到最后，政策来了，项目彻底熄火。

聊到这个片子，出乎我意料的是，季竹青没有太多遗憾的情绪。她说，每个项目有她的命，有的项目过了命，可能真的不会有面世的机会。她也习惯了“流产”，一个本子不成功，她就做好最坏的准备——把它放进抽屉里，实在忍不住了再拿出来看看，改些东西。这是一种无数次与失望做斗争后产生的自我安慰：“你有几个两三年和它耗呢？更何况99 %的项目都会流产。”

拍完《加害者，被害人》之后，季竹青更加明白，即使项目上马，后面还是关关难过，甚至有不少困难是与技术无关的。在马来西亚拍摄时，最后那场在医院的大戏就是季竹青“装疯”换来的。那时，本早就打好招呼的医院一次次把剧组赶出来，最后季竹青才发现，负责人是想捞点油水。“但我们的预算已经不支持再找一家医院了，我就只能把对讲机摔了，像个疯子一样闹了一场。”这个场景很难想象，尤其是当你面前坐着的导演是一位温和的，留着一头卷发，穿着白裙子的年轻女导演。

因为全片由马来西亚制片方投资，在FIRST展映之后，《加害者，被害人》很有可能会率先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上线。季竹青也在积极地与国内的发行公司接触，“我觉得大家看了片子之后，都知道我们即将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但我们肯定会努力在大陆上映，即使它需要修改。任何程度的调整，我们都愿意接受。”

2019年，季竹青与经纪公司CAA签约，相比之前，她的工作变得更“稳定”了，也能将更多的精力用在真正想做的事情上。目前，她也在全身心投入到一个新项目的筹备中，她对于接下来要执导的这部小说改编的商业电影充满了热情和期待。“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些兼顾表达的同时，也能具备商业性的作品。”

“我好像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就没什么野心。”季竹青说，她想要的只是对话，而电影正是她真诚与世界沟通的媒介。“电影拍出来之后，我觉得自己终于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比我生命更长久的东西。但在它没有被更多人看到之前，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