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采访稿子
“电影导演在每一次创作时都应向自己发问：怎么拍？直至他生命和创作的终点。这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首要义务。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导演因为找不到自己的风格而崩溃，而是他如此轻易地在以往的电影中找到了俗套并告诉自己，我会拍了。电影艺术的堕落，根源于此。”
杨超和他的《旅程》
《旅程》梗概：1993年夏天，中原地区的一个小县城。郭萍（常洁萍饰）和陈思绪（耿乐饰）第四次高考落榜了，他们一起上了复读班。但是陈思绪已无法忍受年复一年看不见希望的考试，他说服了犹豫的女友郭萍，两个人一起踏上了离家之路，他们要去追寻一种神奇的灵芝培育术，以青春热血赢取数不尽的金钱，以及世界的尊重……
杨超，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长片处女作《旅程》刚刚获得第57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特别奖，这是本届戛纳唯一一部得奖的中国影片。6月6日晚，《旅程》作为首届上海大学生电影文化节的闭幕片，在复旦大学相辉堂进行了国内首映。编剧导演杨超、主演耿乐、监制田壮壮、出品方保利华亿总裁董平等悉数到场。
和电影院相比，校园礼堂的放映条件并不好，一次还出现了银幕错格。这是杨超呕心沥血两年的作品，《旅程》在本土电影中的优秀显得非常独特，它不是《十面埋伏》这样的商业片，也不是贾樟柯似的“新现实主义”，它的诗意是青春的残酷诗意，它描绘了中国青年的一种普遍现状：煎熬和绝望，自由和反抗，妥协和挣扎。
去戛纳就是一个胜利
e时代周报：祝贺你在戛纳获奖。本来《旅程》去年就要去戛纳？
杨超：对。因为非典的关系没来得及去。
e时代周报：这次收获大吗？
杨超：戛纳是专业电影周，地位很高，入围甚至比得奖更难。56部片子有10来个奖，但这56部却是从3500多部电影中挑出来的。《旅程》去戛纳，本身就是一个胜利。
戛纳表面是丰富繁华的，但它也有专业性、内在的一面，我是2001年开始对戛纳有好感的，我很景仰那地方。他们非常尊重导演，准备了红地毯，进场之前，观众都坐好，导演和演员在掌声中向观众致意。
《旅程》在戛纳放了6场。因为我们找了家不错的国际代理公司。有不少专业媒体采访，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国外比在国内有名。（笑）之后我就有空在戛纳逛逛、看电影、赶酒会的场子。戛纳是个小天堂，那里有猛烈的阳光，漂亮的沙滩，友善的人群。
这次我们看到了韩国电影的真正崛起。《老男孩》非常好看，好的电影能让你百感交集，完全不同于好莱坞。导演花样百出，很见功力。韩国有一个很好的电影机制，一是分级制度。一是肯投钱给年轻导演拍戏。他们用了5年时间原始积累，练内功。而中国人拿着锋利的宝剑耀武扬威，却被人追上了。
好导演应该是市场和观众的眼睛检查出来的。中国的情况是，成功只是个案，不可重复。导演只有杀出一条血路，或者听天由命。拍《十年埋伏》的钱不如投100个处女作。
e时代周报：《旅程》花了多少钱？
杨超：330万，低成本，但在艺术电影中算高的了。
e时代周报：为什么叫《旅程》？
杨超：一是我喜欢一个人在天地之间走路的那种感觉。二是起源于一个朋友的真实经历。《旅程》有100多场戏，转场非常频繁，也很累。常常是拍好这个镜头就收拾东西去下一个地方，这也造成时间上的预算不足。我们辗转3个省6个县城，行程超过1万公里。因为是公路片，在国道上拦车是个大问题。有警察帮忙还好些，有时得靠自己。制片站在2公里以外的地方拦，我们用对讲机联系。这是非常危险的活。有一次眼看最佳光线转瞬即逝，我就拿着大喇叭跑过去，亲自拦车。然后很愤怒地对制片说：“我不是拦住了？”
e时代周报：有人认为《旅程》在中国晚了十年，你如何评价？
杨超：那是电影学院的老师杜庆春说的。他认为《旅程》还是前现代主义的青春，但我认为题材不是主要的，怎么拍，而不是拍什么，才是艺术家唯一的问题。导演能不能提供非常个人化的视角很关键，我非常自信地说，我称职地做到了这点。如果观众用心看，会发现我提供了很多视觉力量。
e时代周报：110分的片子用了90多个镜头，都是长镜头，你的电影风格是怎样的？
杨超：一个导演的风格是生活感受、音乐、读书、童年经历等决定的。说到精神生活，我听音乐很杂，古典摇滚，还有死亡金属、黑暗金属。我是个饕餮之徒，黑暗压抑的音乐才能满足我的审美。我偏爱极端金属的音乐，我以为它最接近古典音乐。阅读就更杂了，当代文学有韩东，还有波普尔、佛教、武侠小说、神怪小说、美学我都看。思考是一种乐趣。
看了2000多部录像、3年考上电影学院
e时代周报：《旅程》里有很多你的个人印记。比如考大学。你是怎么考上电影学院的？
杨超：我是河南信阳人。爸爸在铁路上工作，我妈是老师。我一直成绩都很好，考上我们那里的重点高中。但我喜欢上了看录像，第一本片子是王晶的《至尊无上》，谭咏麟、刘德华演的。其中一个细节非常让我震撼，硬币在空中翻跟斗，那是摄影机高速跟拍的。我在那里看了2000多部小录像，大都是香港枪战片。钱？就从饭钱里省下来。那时1元钱可以看四场，就是6个多小时。我几乎不去上学，逃课。你知道那种录像厅环境很肮脏，投影设备也很糟糕。有时看了5分钟才发现屁股底下是口香糖，后来我就拿报纸垫。当你迈过一个个小流氓小心翼翼坐定之后（看清楚屁股底下没有口香糖），我知道它必然会带我进入另一个世界。对高中生平庸的生活方式而言，这绝对是一个小天堂。
我们那里100个人中你只要前70名都能考上大学。但到高三，我已经是倒数30名了。家长着急，第一年考理科，当然没考上。第二年重读文科，我语文、政治很好，但看录像的毛病改不了，喜欢那个虚幻的世界。万一再考不上怎么办？对我这个一向来成绩很好的人来说太丢人了。别人跟我说起电影学院在招生，我就想不妨试一下，凭着看过的2、300部录像，而且我文学青年的底子打得很好，小说散文都能写。我就给电影学院招生办公室写了封信，询问怎么考。他们给我回信，还寄来免费资料。现在这些资料都要钱买了。
92年电影学院招编剧，全国一共12个。我瞒着家人凑钱报名。他们觉得我太离谱，一共才12个，凭什么是你考上。我就写了封信给家里人，把自己的想法一说。我发现写东西是我的长处，总能解决许多问题。结果晚上回来，父母很平静，只能接受了。初试我过了，很得意。但复试没过，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重大打击。你不可能置疑考试，只能置疑自己，这是信心的毁灭性打击。结果我上了武汉的一所铁路电大，学微积分、会计，十分痛苦。1年后，我就面临不及格补考。
那是1993年2月，在武汉寒冷的空气中，我决定不妨再考一次电影。那年招导演，是6年来首次招生。我用省下来的钱报了名。父亲陪我去北京赶考。15天艰苦的日子。我通过了专业考试，逐渐恢复起信心。3次发榜，公共场合看榜绝对是悲喜剧的地方。我一下子感到很轻松，不再亏欠这个环境什么，重负甩掉了，非常轻快。父亲和我坐着车在北京二环飞驰，收音机放着《星星点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我觉得自己超越了那个平凡的层面。
这是人生第一个重大转折，我凭自己的努力战胜了环境，为了交报名费我只吃馒头不吃菜。第一次凭自己的意志去做事并最后取得成功，这对我后来影响很大。
e时代周报：在电影学院情况好转了吗？
杨超：大学一二年级，我成绩并不好。上表演课，我根本不会表达自己站在舞台上，觉得自己非常丑陋。像上，刑一样，我对表演充满了畏惧情绪。可能我是来自小地方的，豁不开，术语叫天性解放。大戏里面我也只演了一个中等角色。
大三拍10分钟的胶片作业，我一下子得了全班第一名，树立起信心，最可怕的莫过于个性的萎缩。那片子叫《灯》，我们的系主任郑洞天用过誉的口气赞美它：“什么是电影？你们在摸索了几年之后，这就是电影，这就是导演系的传承。”当时在班里非常震撼，对我也是，这是一个重大启示。后来我很容易拿到了毕业作品的拍摄权。12个人只有4个名额，毕业作品是国家出钱，每人15万元，拍30分钟的短片。这就是《待避》。待避是铁路行车术语。从摄影师到录音师都是我们那届最好的班底。
我是一个比较慢，比较认真的人。创作对我来说是唯一的难度。但我觉得当时我不懂电影。我不知道怎么拍，非常困惑，这个机位为什么摆在这里不是那里。这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难度。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丑的导演。现在回头看，《待避》有太多矫情的处理。后来我做梦都会梦见一些场景的处理，令人悔恨。
1997年我毕业了，论文和毕业作品都是第一名。
最大感受就是我的一生可以在拍摄中生活了
e时代周报：后来《待避》怎么去的戛纳？
杨超：毕业后我一直在打杂，赚生活费。有时接些广告，我不是特会公关，但也饿不死，朋友有时会给我点活。《待避》我没拿给任何人看，如果一直这样，我也拍不了《旅程》了。一天他们跟我说，我被戛纳看中了。选片人到学校看片选中的，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嘛。但《待避》太灰色，“不许出国”，对此我也不是太恼怒，因为觉得这本片子还有很多缺点不够好吧。后来一个朋友知道了，骂我怎么能把戛纳放弃了，太SB了，“去啊，那地方能改变你一生”。于是我开始忙碌，通过各种办法终于第二年去成了戛纳。
那是2001年的第54届戛纳电影节电影基金会竞赛。我是97年的片子，一般人家不收，只收去年的。我是破格吧。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台阶。那时我已经写好了《旅程》，到处给人看。我花了两年时间融资。要感谢李博伦、董平、田壮壮，他们促成《旅程》的诞生。前两位是保利华亿的老总，最终拍板的人是壮壮。当时我的剧本被很多公司PASS了，田壮壮和董平他们很熟，他看见了，说给我瞅瞅，“很好呀，为什么不做”。我挺走运的，就这样我有了钱可以拍电影。
这次去戛纳的最大感受，就是我的一生可以在拍摄中生活了。我获的是金摄影机特别奖。我很感谢这个奖。我想他们设这个奖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这个导演。我可以继续我的电影旅程了，我看重的是这个继续，而不是下一步电影花多少钱。我的目的就是要继续下去。千万不要停下来，要继续下去。
e时代周报：下一部电影会是什么？
杨超：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关于信使，就是长江上运输物资的船工。一个神秘人物的预言，让一个男孩把东西交到重庆一个女孩手中，说它会改变你的一生。另一个是商业片，剧情暂时保密。
e时代周报：获奖了，对你的生活状态改变大吗？
杨超：我一直比较贫穷。但吃得不错。（笑）忠实于自己的生活状态。不看重物质生活。看书，有朋友聊天，挺好的。这时代已经饿不死人了。
e时代周报：上网吗？
杨超：上网。不过没怎么聊过天，论坛我去关天茶舍、新青年，还有黄色网站（笑）。
后记：
我是在电影放映前采访的杨超，这给提问留下了遗憾。幸运的是，我在第一时间看到了《旅程》，它的全国公映至少要到今年年底。实际上杨超和《旅程》已经是两个平行的主体，可以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比如长相酷似刘蓓、据说人和角色（杨超称郭萍这个角色“是一个精灵，一个哀歌天使”）一样天真、拒绝去戛纳的女主角常洁萍，比如除了两位主演，其余都是群众演员，诗人麦子演的公路劫匪一句“我也是学生”的台词让人印象深刻，演郭萍哥哥的是一位天津的电影爱好者，那个毒打妹妹痛哭流涕的镜头可以和《喜剧之王》中的周星驰媲美。他们参加拍摄，几乎都是由于对电影的热爱。
杨超的成长经历让人想起《天堂电影院》，只不过前者更有中国特色。在录像厅里成长，被枪战片启蒙，我们隐约看到了费里尼的影子。但杨超的电影语言更低沉，要知道，他学习的大师是塔尔科夫斯基。
现在，杨超被称作“新生代”中的黑马，获奖让他格外忙碌起来。之前他常常空闲着和朋友打羽毛球，伙伴们亲热地叫他“超儿”。这个看上去很中原，有点匪的人，在底下却是一个思想成熟的年轻人，一头长发梳成自创的侠客头，采访时总在力图精准的表述，那些行云般的文学语言。有人说：杨超缺的就是一个机会。但他抓住了唯一的机会，并充分发挥了作为一个大师的潜质。这次他干得不错！
2004年
杨超和他的《旅程》
《旅程》梗概：1993年夏天，中原地区的一个小县城。郭萍（常洁萍饰）和陈思绪（耿乐饰）第四次高考落榜了，他们一起上了复读班。但是陈思绪已无法忍受年复一年看不见希望的考试，他说服了犹豫的女友郭萍，两个人一起踏上了离家之路，他们要去追寻一种神奇的灵芝培育术，以青春热血赢取数不尽的金钱，以及世界的尊重……
杨超，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长片处女作《旅程》刚刚获得第57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特别奖，这是本届戛纳唯一一部得奖的中国影片。6月6日晚，《旅程》作为首届上海大学生电影文化节的闭幕片，在复旦大学相辉堂进行了国内首映。编剧导演杨超、主演耿乐、监制田壮壮、出品方保利华亿总裁董平等悉数到场。
和电影院相比，校园礼堂的放映条件并不好，一次还出现了银幕错格。这是杨超呕心沥血两年的作品，《旅程》在本土电影中的优秀显得非常独特，它不是《十面埋伏》这样的商业片，也不是贾樟柯似的“新现实主义”，它的诗意是青春的残酷诗意，它描绘了中国青年的一种普遍现状：煎熬和绝望，自由和反抗，妥协和挣扎。
去戛纳就是一个胜利
e时代周报：祝贺你在戛纳获奖。本来《旅程》去年就要去戛纳？
杨超：对。因为非典的关系没来得及去。
e时代周报：这次收获大吗？
杨超：戛纳是专业电影周，地位很高，入围甚至比得奖更难。56部片子有10来个奖，但这56部却是从3500多部电影中挑出来的。《旅程》去戛纳，本身就是一个胜利。
戛纳表面是丰富繁华的，但它也有专业性、内在的一面，我是2001年开始对戛纳有好感的，我很景仰那地方。他们非常尊重导演，准备了红地毯，进场之前，观众都坐好，导演和演员在掌声中向观众致意。
《旅程》在戛纳放了6场。因为我们找了家不错的国际代理公司。有不少专业媒体采访，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国外比在国内有名。（笑）之后我就有空在戛纳逛逛、看电影、赶酒会的场子。戛纳是个小天堂，那里有猛烈的阳光，漂亮的沙滩，友善的人群。
这次我们看到了韩国电影的真正崛起。《老男孩》非常好看，好的电影能让你百感交集，完全不同于好莱坞。导演花样百出，很见功力。韩国有一个很好的电影机制，一是分级制度。一是肯投钱给年轻导演拍戏。他们用了5年时间原始积累，练内功。而中国人拿着锋利的宝剑耀武扬威，却被人追上了。
好导演应该是市场和观众的眼睛检查出来的。中国的情况是，成功只是个案，不可重复。导演只有杀出一条血路，或者听天由命。拍《十年埋伏》的钱不如投100个处女作。
e时代周报：《旅程》花了多少钱？
杨超：330万，低成本，但在艺术电影中算高的了。
e时代周报：为什么叫《旅程》？
杨超：一是我喜欢一个人在天地之间走路的那种感觉。二是起源于一个朋友的真实经历。《旅程》有100多场戏，转场非常频繁，也很累。常常是拍好这个镜头就收拾东西去下一个地方，这也造成时间上的预算不足。我们辗转3个省6个县城，行程超过1万公里。因为是公路片，在国道上拦车是个大问题。有警察帮忙还好些，有时得靠自己。制片站在2公里以外的地方拦，我们用对讲机联系。这是非常危险的活。有一次眼看最佳光线转瞬即逝，我就拿着大喇叭跑过去，亲自拦车。然后很愤怒地对制片说：“我不是拦住了？”
e时代周报：有人认为《旅程》在中国晚了十年，你如何评价？
杨超：那是电影学院的老师杜庆春说的。他认为《旅程》还是前现代主义的青春，但我认为题材不是主要的，怎么拍，而不是拍什么，才是艺术家唯一的问题。导演能不能提供非常个人化的视角很关键，我非常自信地说，我称职地做到了这点。如果观众用心看，会发现我提供了很多视觉力量。
e时代周报：110分的片子用了90多个镜头，都是长镜头，你的电影风格是怎样的？
杨超：一个导演的风格是生活感受、音乐、读书、童年经历等决定的。说到精神生活，我听音乐很杂，古典摇滚，还有死亡金属、黑暗金属。我是个饕餮之徒，黑暗压抑的音乐才能满足我的审美。我偏爱极端金属的音乐，我以为它最接近古典音乐。阅读就更杂了，当代文学有韩东，还有波普尔、佛教、武侠小说、神怪小说、美学我都看。思考是一种乐趣。
看了2000多部录像、3年考上电影学院
e时代周报：《旅程》里有很多你的个人印记。比如考大学。你是怎么考上电影学院的？
杨超：我是河南信阳人。爸爸在铁路上工作，我妈是老师。我一直成绩都很好，考上我们那里的重点高中。但我喜欢上了看录像，第一本片子是王晶的《至尊无上》，谭咏麟、刘德华演的。其中一个细节非常让我震撼，硬币在空中翻跟斗，那是摄影机高速跟拍的。我在那里看了2000多部小录像，大都是香港枪战片。钱？就从饭钱里省下来。那时1元钱可以看四场，就是6个多小时。我几乎不去上学，逃课。你知道那种录像厅环境很肮脏，投影设备也很糟糕。有时看了5分钟才发现屁股底下是口香糖，后来我就拿报纸垫。当你迈过一个个小流氓小心翼翼坐定之后（看清楚屁股底下没有口香糖），我知道它必然会带我进入另一个世界。对高中生平庸的生活方式而言，这绝对是一个小天堂。
我们那里100个人中你只要前70名都能考上大学。但到高三，我已经是倒数30名了。家长着急，第一年考理科，当然没考上。第二年重读文科，我语文、政治很好，但看录像的毛病改不了，喜欢那个虚幻的世界。万一再考不上怎么办？对我这个一向来成绩很好的人来说太丢人了。别人跟我说起电影学院在招生，我就想不妨试一下，凭着看过的2、300部录像，而且我文学青年的底子打得很好，小说散文都能写。我就给电影学院招生办公室写了封信，询问怎么考。他们给我回信，还寄来免费资料。现在这些资料都要钱买了。
92年电影学院招编剧，全国一共12个。我瞒着家人凑钱报名。他们觉得我太离谱，一共才12个，凭什么是你考上。我就写了封信给家里人，把自己的想法一说。我发现写东西是我的长处，总能解决许多问题。结果晚上回来，父母很平静，只能接受了。初试我过了，很得意。但复试没过，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重大打击。你不可能置疑考试，只能置疑自己，这是信心的毁灭性打击。结果我上了武汉的一所铁路电大，学微积分、会计，十分痛苦。1年后，我就面临不及格补考。
那是1993年2月，在武汉寒冷的空气中，我决定不妨再考一次电影。那年招导演，是6年来首次招生。我用省下来的钱报了名。父亲陪我去北京赶考。15天艰苦的日子。我通过了专业考试，逐渐恢复起信心。3次发榜，公共场合看榜绝对是悲喜剧的地方。我一下子感到很轻松，不再亏欠这个环境什么，重负甩掉了，非常轻快。父亲和我坐着车在北京二环飞驰，收音机放着《星星点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我觉得自己超越了那个平凡的层面。
这是人生第一个重大转折，我凭自己的努力战胜了环境，为了交报名费我只吃馒头不吃菜。第一次凭自己的意志去做事并最后取得成功，这对我后来影响很大。
e时代周报：在电影学院情况好转了吗？
杨超：大学一二年级，我成绩并不好。上表演课，我根本不会表达自己站在舞台上，觉得自己非常丑陋。像上，刑一样，我对表演充满了畏惧情绪。可能我是来自小地方的，豁不开，术语叫天性解放。大戏里面我也只演了一个中等角色。
大三拍10分钟的胶片作业，我一下子得了全班第一名，树立起信心，最可怕的莫过于个性的萎缩。那片子叫《灯》，我们的系主任郑洞天用过誉的口气赞美它：“什么是电影？你们在摸索了几年之后，这就是电影，这就是导演系的传承。”当时在班里非常震撼，对我也是，这是一个重大启示。后来我很容易拿到了毕业作品的拍摄权。12个人只有4个名额，毕业作品是国家出钱，每人15万元，拍30分钟的短片。这就是《待避》。待避是铁路行车术语。从摄影师到录音师都是我们那届最好的班底。
我是一个比较慢，比较认真的人。创作对我来说是唯一的难度。但我觉得当时我不懂电影。我不知道怎么拍，非常困惑，这个机位为什么摆在这里不是那里。这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难度。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丑的导演。现在回头看，《待避》有太多矫情的处理。后来我做梦都会梦见一些场景的处理，令人悔恨。
1997年我毕业了，论文和毕业作品都是第一名。
最大感受就是我的一生可以在拍摄中生活了
e时代周报：后来《待避》怎么去的戛纳？
杨超：毕业后我一直在打杂，赚生活费。有时接些广告，我不是特会公关，但也饿不死，朋友有时会给我点活。《待避》我没拿给任何人看，如果一直这样，我也拍不了《旅程》了。一天他们跟我说，我被戛纳看中了。选片人到学校看片选中的，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嘛。但《待避》太灰色，“不许出国”，对此我也不是太恼怒，因为觉得这本片子还有很多缺点不够好吧。后来一个朋友知道了，骂我怎么能把戛纳放弃了，太SB了，“去啊，那地方能改变你一生”。于是我开始忙碌，通过各种办法终于第二年去成了戛纳。
那是2001年的第54届戛纳电影节电影基金会竞赛。我是97年的片子，一般人家不收，只收去年的。我是破格吧。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台阶。那时我已经写好了《旅程》，到处给人看。我花了两年时间融资。要感谢李博伦、董平、田壮壮，他们促成《旅程》的诞生。前两位是保利华亿的老总，最终拍板的人是壮壮。当时我的剧本被很多公司PASS了，田壮壮和董平他们很熟，他看见了，说给我瞅瞅，“很好呀，为什么不做”。我挺走运的，就这样我有了钱可以拍电影。
这次去戛纳的最大感受，就是我的一生可以在拍摄中生活了。我获的是金摄影机特别奖。我很感谢这个奖。我想他们设这个奖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这个导演。我可以继续我的电影旅程了，我看重的是这个继续，而不是下一步电影花多少钱。我的目的就是要继续下去。千万不要停下来，要继续下去。
e时代周报：下一部电影会是什么？
杨超：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关于信使，就是长江上运输物资的船工。一个神秘人物的预言，让一个男孩把东西交到重庆一个女孩手中，说它会改变你的一生。另一个是商业片，剧情暂时保密。
e时代周报：获奖了，对你的生活状态改变大吗？
杨超：我一直比较贫穷。但吃得不错。（笑）忠实于自己的生活状态。不看重物质生活。看书，有朋友聊天，挺好的。这时代已经饿不死人了。
e时代周报：上网吗？
杨超：上网。不过没怎么聊过天，论坛我去关天茶舍、新青年，还有黄色网站（笑）。
后记：
我是在电影放映前采访的杨超，这给提问留下了遗憾。幸运的是，我在第一时间看到了《旅程》，它的全国公映至少要到今年年底。实际上杨超和《旅程》已经是两个平行的主体，可以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比如长相酷似刘蓓、据说人和角色（杨超称郭萍这个角色“是一个精灵，一个哀歌天使”）一样天真、拒绝去戛纳的女主角常洁萍，比如除了两位主演，其余都是群众演员，诗人麦子演的公路劫匪一句“我也是学生”的台词让人印象深刻，演郭萍哥哥的是一位天津的电影爱好者，那个毒打妹妹痛哭流涕的镜头可以和《喜剧之王》中的周星驰媲美。他们参加拍摄，几乎都是由于对电影的热爱。
杨超的成长经历让人想起《天堂电影院》，只不过前者更有中国特色。在录像厅里成长，被枪战片启蒙，我们隐约看到了费里尼的影子。但杨超的电影语言更低沉，要知道，他学习的大师是塔尔科夫斯基。
现在，杨超被称作“新生代”中的黑马，获奖让他格外忙碌起来。之前他常常空闲着和朋友打羽毛球，伙伴们亲热地叫他“超儿”。这个看上去很中原，有点匪的人，在底下却是一个思想成熟的年轻人，一头长发梳成自创的侠客头，采访时总在力图精准的表述，那些行云般的文学语言。有人说：杨超缺的就是一个机会。但他抓住了唯一的机会，并充分发挥了作为一个大师的潜质。这次他干得不错！
2004年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