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杂想

（本文系在台北交换时 影视与性别课程的作业 故采用繁体）

I Killed My Mother : 一點雜想

澤維爾.多蘭（Xavier Dolan）今年30歲了，比大我10歲。I Killed My Mother據傳是他16歲那年寫成了的，19歲時的他把文字影像化了，自編自導自演，20歲的那年震驚了整個坎城影展，令無數人汗顏。也就在我的年齡，作為我的peer，多蘭完成了他的處女作。當然這裡不是在他作為peer，講述他對於我的peer pressure，而是單純做一個有著相似經歷的同行者（兒子、同性戀者、電影的學習者、甚至可以說是藝術的業餘愛好者）來討論多蘭的作品帶給我的共情體驗。因為共情太深，我無法逼迫自己用所謂的理性與客觀來分析他的作品，這一心得只能是心得，也不過是我的觀影所成的一點雜想。

兒子，同性戀者。在我的觀影經歷中很早就聽說過多蘭的名字。不早於我所的摯愛Andrew Haigh，也不晚於早已盲目崇拜的的Derek Jarman和Pedro Almodovar。（為什麼沒有女性導演呢？因為觀影經驗少啊。）比起Jarman在純電影對影像本身的思考與自身同志身分的神話隱喻（遺作《藍》對影像的創新，《塞巴斯蒂安》、《卡拉瓦喬》等對於同性愛的思考）。Almodover熱衷於挖掘自己被壓抑記憶中“傷痕”的表現，他與母親相依為命的童年，被神父一度侵害的童年，以及他對於電影的，文學的，藝術的熱愛轉換成了在Almodover電影中不可缺失的元素。他的電影充滿了熱烈的性、暴力與不可否認的自我認同。如果有誰影響到了多蘭的創作，我想一定有Almodover的身影吧。和他一樣，多蘭對於自己經歷的挖掘都不曾停止。可通過對於他們電影的比較，其實不難看出，比起同志多蘭更看重兒子的身分，Almodover永遠是藝術與電影元素的創作優先，讓剩下都歸結到“創傷”中去吧。他還未從“創傷”中恢復，多蘭和當代多數的同志們一般都認為“同志”只是他們的生活罷了，回歸到日常敘事來。前段時間大熱的電影《愛你，西蒙》就是一個很好例子。在很多新聞報告中，它被當做了所謂“後同志時代”的標誌。何謂“後同志”？即當“同志”這個身分在後現代語境中被解構。“同志”有什麼“同志”的本質或是特別之處嗎？還不都是人。當下的多數人早以不為這個身分所感到震驚和獵奇了。在如今同志婚姻通過的台灣（雖然是專法），同志開始思索是自己同一般順性戀的生老病死，自我認同早已不是一個很成問題的問題。多蘭的電影就是如此，I Killed My Mother中的于贝尓的同志身分從來沒有帶給他困擾。母親知道了也只不過是怪他沒第一時間告訴自己。很多校園霸凌都基於性別。在片尾中的霸凌橋段卻也不是因為同志身分。作為同志，多蘭回歸日常。

其實我一直我更喜歡直譯的電影名：“我殺了我媽”，而不是“聽媽媽的話”。後者不過在我看來不過是在行銷方為了賣片，蹭周杰倫的同名熱單罷了。我殺了我媽，如何殺？語義上的殺死。“我恨我媽，她的出爾反爾，她的粗魯，自私，自以為是，我恨不得她從我的生活中消失，所以我“殺了”她。我恨她，但是我愛她，不是一般兒子對母親的愛，而是其他的層面上的，如果有人讓她哭了，我一定會衝過去狠狠地揍他/她。”類似這樣的關於兩人關係的台詞在電影不很少見。多蘭無異是深愛著自己的母親的。這種“love”，無法用中文準確地翻譯過來，它不是簡單的男女之間的情愛，不是親情上的愛，而是一種基於人與人之間的強烈，愛的是人，不是任何一種在社會強加於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由此我會覺得多蘭想要在電影中討論的是“母職”這一議題。“母體”或者“母性”一直是人類歷史強加於女性上的一個十分恐怖的存在。人們往往會主觀地認為只有有女性就存在“母性”，擁有“母職”，作為“母體”孕育並撫養孩子。試想一下這是多麼恐怖的一件事，當女性被通通被當做“母體”，成為生育工具人。這不就是美劇《使女的故事》中講述的災難世界嗎？多蘭在電影說的自己的愛不是“母子之間的那種愛”，愛的是講他撫養長大的人，不是她在固定在母親的一個社會角色。我殺了我媽，殺的是什麼？殺的是“母親”這一形象與存在，在“母職”上做語義上的抹煞。回歸人與人之間最平等的關係當中。這也是是我為什麼這麼沈浸影片當中的最主要的原因。它讓我想起了我的母親。我愛她，但我也在某種程度上“恨”她，這種情感糾結的情緒一直存在與我的一生當中。我相信我的母親是愛我的。作為母親，她也許會為了我做任何她能做到的事，可我更希望她的愛，是建立在我是一個具有獨立的人格的人的基礎上的。再拋開“母職”之後，我的母親是否還有義務來撫養，照顧我，愛我呢？這個影片讓我思考的地方。同時我更多相信“母職”與“母性”，不過就是父權制度下用來規訓女性的一種手段，所謂“為母則剛”就像一個天然的笑話。一切包括親子在內的親密關係本質上都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縮影。就像電影的最後，于贝尔的母親開始正視了自己與孩子之間的關係，無異兩人都是愛著對方的，這是人類情感共同上的。

最後再來討論一些多蘭在電影中的技巧。雖然作為一個20歲的青年導演的處女作，本片已經很成熟了，但在10年之後的今天看來，還是有很多粗糙的地方。如鏡頭語言與場景美術方面。但是多蘭盡量在用一些隱喻的符號來完善片子。在電影中于贝尔母子與安東尼母子其實是互相對照的一組關係，他們互相作為對方的倒映。安東尼母子能在家中輕鬆開玩笑，于贝尔母子卻在餐桌上互相不爽挑刺。有一些在場景美術上的小細節，既體現了兩對母子之間關係，又展現了多蘭導演在美學上的小聰明。就是運用藝術史上約定俗成的符號。于贝尔家的客廳有掛一副愛德華.蒙克（Edward Munch）的《吶喊》，其扭曲又強烈的象徵風格，意在說明就母子兩人既有在物理空間上的嘶吼，也有在關係上有如《吶喊》的令人驚恐。安東尼房間中也有一副類似的名畫，古斯塔夫.克利姆（Gustav Klimt）的《母與子》，母親與孩子親密擁抱在一起。很明顯就得出了結論。當然在電影不止一處這樣的隱喻。多蘭的三次快切的物件特寫鏡頭，前兩次都可看作是于贝尔內心的外顯。第三次有些不同，切的是基督與鴿子的小雕塑。這是具有宗教意義的，在天主教教義中基督（Jesus）往往被看到是天父耶和華（Jehovah）投下的象徵聖靈（Holy Spirit）的鴿子在處女瑪麗亞的胎中孕育而成的，聖靈、聖父、聖靈三位一體。在于贝尔眼中生氣的母親就像流著血淚的聖母。除了這些深層的意義，或許多蘭更多是表達父親在使得母親生下孩子之後就丟下母子離開，並且為後續父親的出現埋下伏筆吧。還有一點十分有趣就是于贝尔和老師的支線，老師其實是母親的一個倒影。“要是母親就像老師一般理解自己，那該多好啊。”除了隱喻母親外，多蘭的這條支線在電影的觀看，在後續的詩集中強化母子兩人的關係：“我親愛的母親，我只信任你。。。我多想一直躲在你溫柔的懷抱裡，永遠都幸福快樂。”他運用黑白的錄像機世界與詩的力量在電影中塑造了一個想像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多蘭與于贝尔合為一體，與世界隔離，他的型態，他的詩歌都透露著一種舊時代的“哀傷與脆弱”。又是那般的美麗，連波洛克式的滴墨畫也只能淪為才華下襯托罷了。直到最後他們終於在兒時那片草地重逢。

全片中有一段台詞是我最喜歡。于贝尔在離開母親上校車問她：“如何我明天就死，你會怎麼做？” 母親平靜地答道：“我明天就死。”多蘭的靈光與才華如今依舊熠熠生彩，讓人想到下一個多蘭會什麼時候來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