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时尚及其背后
这篇剧评可能有剧透
近日，一部意大利电视剧《Made in Italy》（意大利制造）在国内收获了不少关注。这部以讲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时尚发展历史为题材的剧集，意外地为中国观众打开了一扇认识和了解“意大利制造”的大门。
不同于以往将时尚作为主题的影视作品，这部剧用扎实的历史考据、具有说服力的故事情节，以及大量设计师的vintage原作服饰吸引了众多时尚从业者和爱好者的赞誉和关注。即便你对时尚一无所知，它依然可以成为一部值得追的好剧。
在《Made in Italy》中，隐含着许许多多与当时历史背景相关的线索，正是这些看似不经意的设计，生动地为我们编织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社会图景。
在第一季共八集的叙事中，贯穿着三条交叉的主线：一是女主角及其他配角的个人发展和家庭/感情问题；二是意大利时尚（高级成衣）的崛起过程；三是其间风起云涌的历史背景。
故事始于1974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米兰发生了一场剧变。人们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为了获得离婚权举行全民公投；曼左拉与里维拉（均为意大利足球运动员）的精彩决斗让圣罗西体育馆群情鼎沸；迫于石油危机，米兰人周末只能骑自行车出行；恐怖分子肆虐，滥杀无辜。一场革命拉开了序幕……”
以上是在整部剧正式开始前，由女主角叙述的一段旁白。作为一名当代的中国观众，即便我们之前对此一无所知，通过这段铺垫的声音与画面，也能对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意大利那段动荡的历史建立一种直观的认识。
事实上，成就一部优秀的文学或影视作品，精彩的故事逻辑只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需要一种“隐形”的基底作为支撑，那就是关于背景的知识架构。
《Made in Italy》之所以能够不落俗套和打动观众，就是因为它拥有这样的架构。接下来，假如你有兴趣，就请随我一起揭开那些只在剧中轻轻带过，但却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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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序的故事开始于女主角——艺术史系学生Irene Mastrangelo的毕业答辩。在对卡拉瓦乔的名作《砍下荷罗孚尼头颅的犹滴》的看法上，年轻一代的Irene与老教授出现了分歧：
“我们知道卡拉瓦乔于1599年创作了这幅画，正是在他观看了Beatrice Cenci被处以断头刑后，这个女孩长期遭受父亲的暴力和性侵。通过这幅画，我们可以看出卡拉瓦乔当时的心理；看到Beatrice Centi，看到女性的尊严和力量，这些都画在了Giudtta的脸上……”面对三位男性评审，女主角Irene慷慨激昂地陈述道。
然而，还没等她说完，中间的老教授就打断了她的话：“是谁告诉了您这些胡言乱语？这年头是流行给任何话题里都塞点心理学吗？卡拉瓦乔之前已经被研究过了……这里是大学，不是混乱的社团组织。您上我的课，背诵课上的内容，然后来这考试，应该重复您背过的内容。”
以上就是在故事开端发生的故事。它看似随意，但事实上每句话都富含的信息量极大。这段简单的对话不但反映出主配角各自的价值观和所处状态，它同时还“不经意地”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时代下的复杂信息。
Beatrice Centi是16世纪的一名罗马贵族女性。在历史上，Irene口中那段关于她的复仇传奇曾无数次地启发了诸多文学艺术作品。就在与剧中年代相近的1969年，恐怖片导演卢西奥·弗尔兹（Lucio Fulci）还将Centi的故事搬上了大荧幕。
事实上，Irene将《砍下荷罗孚尼头颅的犹滴》与Centi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并不是完全在凭空臆想。卡拉瓦乔的“追随者”，西方艺术史上被人遗忘的杰出女性艺术家真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也曾以相同母题绘制过两幅作品（分别为1610年和1620-21年），这两幅《朱迪斯杀死荷罗孚尼》也成为了她在这一题材上超越卡拉瓦乔的杰作。真蒂莱斯基与Centi有着相似的经历，17岁时，她被父亲的朋友阿戈斯蒂诺·塔西（Agostino Tassi）强奸，尽管法庭最终以其他理由判决将塔西赶出罗马，但这一决议却从未执行。
即使是在四百年后的今天，对类似的事件我们依然不感到陌生——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但即便刨去带有同理心的看法，单纯从画作的技法上看，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真蒂莱斯基的强大与卓越，与Centi一样，她的复仇精神令其拥有了超越自身时代的现代性。
因此，将这一题材的画作作为整部剧的开头，也显现出编剧的意味深长。显然，Irene是一个生长于新时代的“反叛者”，而老教授则是代表着旧时代父权制的一张脸谱。Irene的反叛，不仅体现在对待一场权力对比悬殊的考试上，更体现在当时新女性要求的各个方面——工作，家庭，感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的时刻，在欧洲、北美等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掀起了大规模的女权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力，认为当时虽然有女性有了选举权、工作权和受教育权，但表面的性别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这次女性运动的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并把这种差别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女性主义》，李银河）
显然，Irene对卡拉瓦乔那番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解读刺激到了掌握权力的一方。电视剧的第二集里，Krizia的设计师Mariuccia Mandelli也对她说道，“大学里最重要的位置永远属于男人，我太清楚了”。
除了Irene的解读，在这场对话里，老教授的回答也很关键。
首先，是“心理学”（psicologia）这三个字，这似乎让他很介意；而他又提到了社团组织——这是为什么呢？
联系到当时女权主义运动的背景，这个问题就可以被轻松破解。
这里的心理学，指的不是泛泛层面的心理学——而是特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这里的社团组织，说的也不是别个，而正是当时的女权主义者。
那么，弗洛伊德和女权主义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我们都知道，作为有史以来最知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为人类在认识自身上做出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但是，由于其所处地域和时代的局限性，他提出的诸多理论也在后世为人所抨击，比如其著名的“阴茎嫉妒论”。
1949年，波伏娃的《第二性》出版，这部著作在接下来的十几二十年中深刻地影响了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在《第二性》中，波伏娃对弗洛伊德的“厄勒克特拉情结”（恋父情结）提出质疑，“父亲的至高权威是一个社会层面的事实：弗洛伊德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随后，她又在第二卷的开篇正式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她那本石破天惊的著作《女性的奥秘》（The Mystique of Female）中也提到：“女性的奥秘从弗洛伊德的思想中获得了力量，因此，正是弗洛伊德思想引导妇女和研究妇女问题的人们对她们的母亲所经受的挫折和沮丧，对她们的父亲、兄弟和丈夫表现出的不满和怨恨，对她们自己的感情和人生道路上可能作出了错误的解释。弗洛伊德思想已经牢牢地溶入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之中，正是他的思想，在今天，使千千万万个美国妇女陷入了困境。”
有趣的是，编剧似乎也间接地提醒着观众：女主角Irene就是作为事实上的女权主义者。第一集中，Irene穿着被设计师Walter Albini“改造”的裙子回家，而母亲见到她时，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你这不是变成那些女权主义者了吗？”
女权主义者们也出现在Irene罢考后的一幕。校园外，她们一遍遍地高喊着口号：“颤抖吧，颤抖吧，女巫回来了！” “颤抖吧，颤抖吧，女巫回来了！”……
相信这句口号给不少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童年的记忆，这的确是超越我们自身背景之外的东西——女权，为什么要和“女巫”联系在一起呢？
事实上，女巫与女权的关系可谓由来已久。甚至有人说，“女巫、荡妇和女权主义者象征着女性的自我意识、性自由和思想自由。”(《Witches, Sluts, Feminists: Conjuring theSex Positive》Kristin J. Sollee）。
在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中，作者Dan Brown向我们揭示了“处死女巫”的历史阴谋：“由天主教裁判所发行的《巫婆之锤》无疑堪称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出版物。它向人们灌输‘自由思考的女人给世界带来威胁’的思想，并教导神职人员如何去识别、折磨并消灭她们。教会所指的‘女巫’包括所有的女学者、女祭司、吉普赛女人、女巫师、自然爱好者、草药采集者以及任何‘涉嫌对自然世界过于敏感的女性’。……在追捕女巫的三百年中，被教会绑在柱子上烧死的女性多达五百万。”著名的圣女贞德就曾以异端和女巫罪被判处火刑而处死。
从中我们得知，所谓“女巫”，只是历史上以基督教作为统治工具的父权制掌权者对拥有独立思想的女性所进行的污名化描述，这其中体现的正是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 “权力”问题的思想。
即使是最资深的女权主义者也难逃父权制话语的“污染”，弗里丹就曾在1973年与对手Phyllis Schlafly辩论时失语：“你是个女巫，上帝，我真想把你绑在火刑柱上烧死。”（And you are a witch. God, I’d like toburn you at the stake!）这经典的一幕也在近期由Cate Blanchett主演热播美剧《Mrs America》中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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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权为背景的内容我们就说这么多。接下来，会集中谈到本剧的主题——意大利时尚产业的崛起。
但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要将视野扩大一点，先来看看意大利在二战后究竟是何面貌。
在罢考后，沮丧的Irene回到家，却遭到了父亲的严厉斥责，他对女儿怒吼道：“我们这样的人是不读大学的。”这句话的含义并不仅仅包括Irene出生在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从后面的剧情中，我们得知，Irene的父母并不是米兰本地人，而是在Irene出生之前（早于1951年）从意大利南方移民过来的。
1945年，二战后的意大利可谓满目疮痍。尤其在南方，原本就不发达的小农农业让这里的人民饱受艰辛。即使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意大利从许多方面来看仍然不属于发达国家。”（《剑桥意大利史》，Christopher Duggan）——“大多数意大利人生活水平依然低下。政府1951—1952年度的一次调查中显示……270万户家庭被归为‘贫穷’或‘贫困’，相当于人口的1/4。对生活最感绝望的，也许是南部的日工，他们的工资往往不及北部的一半。”
在意大利的历史上，南北方巨大的差异问题一直是一道难解的课题。其原因笼统地总结下来，即南方多农业，北方重工业；南方看人情，北方讲效率；南方人重视地位，北方人在乎财富……类似的原因使南方在经济上一直很难真正发展起来。甚至就连南北方人的长相也不太一样：金发碧眼的多是北方人（比如Irene的室友），黑发肤深的多是南方人。当然，以上也并不绝对。
在美国推出重振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后，北方的工业获得了迅猛发展，这钟由发展不平衡导致的需求致使大批来自南方的廉价劳动力涌入北方，“1951—1967年，米兰的人口增加了40万；都灵的情况亦是如此。”（《剑桥意大利史》）。据悉，在1947到1951年，意大利接受了来自美国超过2.5亿美元的援助，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同时，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也让意大利受益良多，后者也在1957年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六个创始国之一。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意大利摆脱了落后国家的身份。工业继续发展，制造业投资在1958—1963年内均以14%的速度增长……工业产值以每年14.4%的速度增长……这种非凡的成就——意大利几乎在一夜之间从农业国变成了现代工业化国家……”（《剑桥意大利史》）不过以上的“奇迹”大部分还是发生在意大利北部，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方式也为这个国家后来的历史进程埋下了许多隐患。
来自美国的影响不只体现在意大利本土的发展上，工业化进程也让许多意大利人选择移民海外，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说：“从1951年到1971年，农业就业人数由人口的55%降至30%；有些去了南部和北部的城市，但许多人离开意大利，前往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此外还有社会指标的巨大改进，如识字和婴儿死亡率，使其时的南部与19世纪时相比，不那么像‘非洲’了。”他的这番话，不禁让人想起2019年的奥斯卡最佳电影《绿皮书》。其中主角的身份设定就是一名意大利移民。在他为黑人音乐家挺身而出时，对方辱骂他：“你自己也是半个黑鬼。”
从以上这些资料，我们能够看出，除了拥有大学生的身份外，作为南方移民后代的Irene实际“出身卑微”，但她并没有因此而贬低自己——这也使她的个人奋斗经历更加鼓舞人心。
工业化带给意大利时尚产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首先，意大利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之内都具有面料制造和加工的传统，工业化为这种传统注入了强大的新生力量；第二，工业化业促进了成衣（prêt-à-porter）的加速发展，并很快让意大利时尚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令其成为唯一能够与巴黎抗衡的一股势力；第三，意大利的新生代设计师们也从这种趋势中获利，并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了与工业伙伴们的紧密联系，并很快登上了国际舞台。
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关于意大利时尚，还有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这段故事也与美国有关，并且在片中曾多次被提及。人们说，那才是意大利时尚开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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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佛罗伦萨贵族兼商人Giovanni Battista Giorgini在自己家中的别墅内组织了一场小型时装展示，虽然到场的人数不多，但来宾各个都是美国时尚行业内的关键人物。事后，有关这次活动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当时的美国版《Vogue》编辑Bettina Ballard的耳朵里。3月，她在给Giorgini的信中说：“我听人反映说你的秀很好。每个人似乎都对意大利很有兴趣，《Vogue》也一样，我肯定我们能在将来一起合作点儿什么。”
鉴于这样的影响，Giorgini又在同年7月举办了第二次活动。这一次，地点选在佛罗伦萨的Grand Hotel，来自多个意大利时装屋的时装展示进行了整整三天，连巴黎的设计师也不禁对此侧目。
1952年，Giorgini成功地申请到佛罗伦萨的地标建筑——皮蒂宫（Palazzo Pitti）作为秀的举办场地，在“白厅”（Sala Bianca）内，美国人充分领略到了自美第奇时代遗留下来的意式奢华。更有趣的是，深谙客户心理的Giorgini还在其间组织了盛大的舞会，并且保障有大量意大利贵族出席。显然，此举十分奏效，到1955年，参加Sala Bianca活动的国际买手和媒体已多达700人。
由此，这项活动在很多年里都是意大利时尚的头等大事。电视剧中，Missoni夫妇在接受Irene的采访时说：“ ‘他们（Missoni）想把皮蒂宫变成疯马俱乐部！’可是他们再也没有邀请我们去佛罗伦萨的时装秀。”同样，在第六集中，也提到了关于Valentino与佛罗伦萨的的历史：“在皮蒂宫举办的时装发布会上，他们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出场。当时有传言说Valentino在发布会上展示了非凡绝伦的服饰，留下来的买手们，当他们看到模特的时候......剩下的故事就不用说了，历史性时刻。”
但这一切都被一个人打乱了。而他，也是那个时代的第一位“设计师”。
Walter Albini——一个如今已被人遗忘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却是那个最初的时代里真正的主角。就连作为一个刚入职的外行，Irene也知晓Albini的名字。“你知道吗，之前根本没有‘时装设计师’（stilista）这个词，人们为了形容他而专门创造了这个词。如果没有他，时尚仍会被囚禁在精品店（boutique），供人品头论足。”在故事的第一集中，Irene的顶头上司Rita告诉她。
之所以被称为“时装设计师”（designer），是因为英语中并无与意大利语“stilista”含义相似的词汇（就像英语里也没有与“couturier”对应的词一样）。从语法上看，与之对应的英文单词应该是“stylist”，但其所代表的内涵却完全不一样。因此，一定要把stilista翻译成中文的话，或许我们可以用“风格缔造者”来形容。
为什么说Albini是意大利的“第一位”设计师呢？
在他之前，分布在意大利大大小小的面料和服装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并没有多少“高级成衣”的属性。而佛罗伦萨主打的时装秀仍旧是以高级定制为主。Albini作为“风格缔造者”的身份将美学、设计和工业工艺紧密地结合到一起，《WWD》曾用“Put It Together”来形容他的创造。在剧中，Albini的台词甚至包括：“配饰永远是第一位的，甚至可以说，服装是次要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注重服装，而是在他眼中，整体的造型才是关键——是他“发明”了所谓的“Italian Look”。
在当时的年代，Albini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为他人做嫁衣”上，他以独立设计师的身份为不同品牌和企业打造走秀系列，并冠以“Walter Albini for”的标签。但由于各种原因，他始终都没有机会真正发展属于自己的品牌，除去英年早逝的事实（Albini死于1983年，年仅42岁），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他的名字无法被大众所知的原因。
也是他，开启了在米兰办秀的传统。1971年4月，Albini将他为五个不同品牌设计的系列组合到一起，发布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个人时装秀。他的选择也影响到包括Caumont、Ken Scott、Krizia和Missoni等品牌，它们纷纷也在米兰举办了自己的时装秀。日后，佛罗伦萨渐渐势微，米兰登上历史舞台——直到今天。
剧中，还有一条与意大利时尚紧密联系且非常重要的线索——Irene的新男朋友。在米兰的酒吧里，Irene邂逅了一位颇有魅力的男性。然而，在错失了他提出的于Armani秀场再次见面的邀约后，她试着打遍了黄页薄上的十几个同名同姓之人电话，也没能找到这位“Davide”。后来，当他们于一场时尚活动上再次邂逅，Irene才得知，他所在的区域并不是米兰，而是在同属伦巴第大区的科莫（Como），他是一名面料生产商。
这样的剧情设计是很特别的，刚开始，我们会好奇，为什么Davide会邀请她在Armani的秀场见面呢？他为什么会认识刚刚成名不久的Armani呢？但当他作为一名面料生产商而出现IdeaComo的展会上时，一切疑问便迎刃而解了。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像“科莫”这样的地区在“意大利制造”中的意义。
众所周知，来自中国的丝绸最早经由中亚被带到罗马，这条路也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后来，丝绸制造的秘密也流出中国。而早在13世纪，已成为丝绸生产“基地”的科莫就将丝绸就出口到欧洲其他地区。丝绸制造业在科莫的兴起和发展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条件密不可分。至今，虽然大部分的丝绸生产回到了中国，但科莫依然是世界顶级丝绸制造的中心。
不单是科莫，在意大利的许多地区，都有着“专营”某种面料的传统。比如比耶拉（Biella）、普拉托（Prato）和威内托（Veneto）的羊毛；与科莫同属伦巴第大区的布斯托-阿西齐奥（Busto Arsizio）和贝尔格蒙（Bergamo）周边的棉花和亚麻。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给予了传统面料生产大规模发展的可能性，超过2千万资金被注入这一行业。相比之下，法国的面料产业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援助。
到1960年代中期，科莫的丝绸已经在欧洲建立了稳固的地位。并且，在这一地区，旧的工厂在不断翻新，新的工厂也被不断建造出来，以便于打造制造产品的全产业链。科莫最大的丝绸制造商Mantero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剧中，创始人Riccardo Mantero也出现在Krizia的设计师Mandelli身旁。
除了工业本身的大力发展，行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剧中的IdeaComo便是由意大利丝绸制造协会（Associazione Italiana Fabbricanti di Seteria）组织的重要展会，《WWD》曾形容：“如果Interstoff（由法兰克福展览公司举办的面料展）是面料的超市，那么IdeaComo就是馥颂（法国顶级美食品牌）。”
第六集中，与Rita见面并勾勒出IdeaComo未来雏形的中年男性Beppe Modenese是意大利时尚发展中的重要人物，他也是现如今米兰时装周的官方创始人以及意大利全国时装协会（Camera Nazionale della Moda Italiana，简称CNMI）荣誉主席。1978年后，米兰时装周正式确立后，他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意大利时装大使”。
在Beppe与Rita会面时的一幕，前者说：“像Armani这样成功的人，他们把规则改了。”——这其中的改变，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彼时的意大利，设计师与企业家们拥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从Albini开始，并在Armani身上发挥到了极致。正是源于设计师与企业家的这种“亲密关系”，才使“意大利制造”真正得以壮大和名扬四海。
1975年，Giorgio Armani与终生伴侣及事业合伙人Sergio Galeotti在米兰创立了自己的公司（Giorgio Armani S.P.A.）。同年7月，Armani展出了第一个男装系列（1976春夏）；三个月后，1976春夏女装系列在米兰杜莫广场（Piazza del Duomo）的一家老餐厅举行；1976年3月，又发布了1976秋冬系列。
在Armani推出了第三个时装系列后，品牌也迎来了急速扩张期。来自美国的买家们对这位重新定义了的优雅的意大利设计师抱有极大的热情。那些需要出现在办公室里的新女性发现没有谁比Armani更了解她们的需要。在Barneys将Armani引进美国市场后，仅在1976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9万美元（6年后飙升至240万美元）。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品牌扩张亟需大量资金。就在这时，一段新机缘出现了。
1978年，Giorgio Armani与都灵的服装企业GFT（Gruppo Finanziario Tessile）正式签订了一部“无与伦比的合约”，这部合约的到来改变了游戏规则，也间接地帮助意大利时尚产业完成了系统的转变。
由于首先引进了美国的成衣尺码系统，GFT在二战后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但在石油危机到来时，家族继承人Carlo Rivetti开始思考如何能为企业找到一条可持续的新路。最终，他选择了为意大利的成衣制造引进一种新的元素——时尚。此举重新定义了“意大利制造”，开启了时尚与工业化手段强强联合的历史篇章。
Carlo Rivetti在后来回忆：“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这就是我们所说‘意大利制造’（Made in Italy）的产生过程。但在意大利，我们甚至没有一个现成的词汇对应这个词语，至少在意大利语里没有这样的原创词汇。我们没把自己当成特许经销商，也没有把Giorgio Armani看成设计师，甚至连许可权的问题都从未谈过。”
到1978年，意大利时尚已经完成了这一系统性的转变，一个崭新的时代真正到来了。《范思哲传奇》（The Versace Legend）的作者Minnie Gastel在书中写道：“米兰已成为时尚成衣产业的聚集地，这一产业在意大利方兴未艾。时尚成衣行业的新贵都纷纷来到米兰，佛罗伦萨皮蒂宫的白厅门前一下子变得门可罗雀。这些新贵们为工业化制造商设计出前卫的服饰……这些服饰的风格介于高级定制和大众成衣之间。”
她接着描述道：“在1976年至1978年的短短两年时间里，在意大利全国时尚协会的官方记录上，时装公司的数量已经从14家增加到52家，而这个数字还是在严酷的竞争淘汰掉了数百家竞争者之后的数据。此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也多达数百名，从世界各地赶来的买手则有成千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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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剧中，蓬勃发展的意大利时尚产业如同初生的阳光，给人以生机和希望。但在现实中，彼时的意大利正经历着一段政治的黑暗时期。
“您不觉得在这个戏剧性的年代，从事像时尚这方面的工作，是完全被边缘化了吗？”在Irene参加记者资格考试时，考官向她这样发问。对此，Irene的回答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但就在她话音刚落之际，街上的混乱打断了这一切，这里的剧情同时提醒着我们——此时，黑暗也是真正存在的。
“对于意大利，尤其是后来成为时尚之都的米兰来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确实是一个困难时期。不仅如此，正如意大利时尚记者Natalia Aspesi所述——当时的意大利，还存在着社会动荡和政治斗争以及其它冲突。”《Being Armani: A Biography》的作者Renata Molho写道。“在那个时期，没有人关注时尚，当然，时尚也无法吸引新闻和大众媒体的目光。Aspesi在回忆录中写到：‘在这样糟糕的商业环境中，时装设计师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没有用武之地的说法似乎夸张了一些，但这也说明，即使此时意大利时尚发展得再繁荣，在普通人眼中，好像也只是发生在一个小圈子里的事情。
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Miuccia Prada在她职业生涯的最初，将从事时尚看作是一件“羞耻”的事情。的确，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革命理想才是青年人所真正奉之为上的“事业”。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意大利社会受到一系列运动的冲击。从某种层面来说，这是一代人对共和国的评价，人们尤其感到，对于这样一个在过去十年经历了沧海桑田的社会，政治家没能满足它的需求和期望。”（《剑桥意大利史》）
“1967-1968年，社会动荡首先爆发在大学生团体中。……一开始，学生运动是自发形成的……他们对组织起来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并不感兴趣。然而，到了1968年下半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无数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团体应运而生，它们都做好了用武力达到目的的准备。……这些团体共同组成了意大利的‘新左派’，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活跃程度上都超过了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类似的运动……20世纪70年代，他们中的某些人在绝望中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寄希望于通过暴力来达到凭借笔杆无法实现的目的。”（《剑桥意大利史》）
关于这一群体人物的形象，电视剧也花费了一些笔墨来为我们呈现：Simone——Rita的儿子是这条支线的隐形主角。在前七集的剧情中，他似乎一直是一个行为偏执的少年。直到第八集，在同伴开枪执行刺杀任务后，他似乎才得以醒悟，不再做违背自己天性的事情。
虽然剧中一直没有明确说明Simone具体属于哪个组织，但将其成员行为与出现在第二集开始前的一幕联系到一起，我们可以推测，他应该就是左翼组织“红色旅”的初级成员。
在前往IdeaComo展会的途中，Rita对Irene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我发现我一点也不了解我的儿子，他是个出众的男孩，想当记者，后来他开始想，光是写作还不够，还得要付诸实践，而我什么都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改变了理想，改变了观念。”另一幕中，Simone的同伴对Rita说，你这样的人令他恶心。被中产阶级知识分子Rita带大的Simone为什么会背叛自己的身份，选择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呢？
“‘红色旅’是1970年一群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在米兰创立的，他们认为革命即将来临，坚信人们最需要的是唯意志论……最早的恐怖主义者包括理想幻灭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激进分子。……‘红色旅’受到外国恐怖主义的启发……他们也将自己的斗争视为抵抗运动的延续。然而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行动主要局限于政治宣传和搞破坏，直到1974年，暴力才有所升级，发生了第一起暗杀事件。这种性质的转变和‘新左派’……纷纷加入‘红色旅’有关。”（《剑桥意大利史》）
可想而知，还是一名学生的Simone必定在那个时代深受左派思维的影响。因此，当他在时局变换时采取越来越激进的行为也可以说是情理之中。所以，当我们还原1970年代前后意大利的那一危机时刻，也不难理解作为资产阶级小姐的Miuccia Prada为何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
《Made in Italy》对我们的启迪不应只流于表面，它除了是一部时装剧、职场剧、历史剧，更像是一部历史的检索目录。当你带着由它提供的线索去重新发现那个时代，会找到许许多多掩藏在细节中的故事，这些隐藏起来的故事甚至会比剧情中的故事更加精彩。所以，当我们再看一部电视剧、电影或者小说的时候，换一种思维方式，用一种新的眼界去探索，就会发现一个全然不同的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将引领我们突破“常识”所带来的局限，真正认知事物的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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