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军号》：主旋律电影的突围之作

作者：郭松民

注：本文作者郭松民老师，在豆瓣刊发此文是为了让更多人学习到郭老师的点睛之语，教育更多人。原文转自微博。

一

2017年，当《建军大业》热映的时候，我曾经开玩笑说，何必叫“建军大业”呢？叫“三河坝阻击战”不是很好吗？因为在《建军大业》中，和“建军”有着决定性关系的“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并没有得到任何表现（只是在影片结束后的“彩蛋”里象征性地提了一下），反而是和“建军”并无太大关系的三河坝阻击战得到了浓墨重彩的表现。

相比较而言，导演陈力为自己执导的新片起了一个非常低调朴素的名字：《古田军号》。这个名字朴素得就像一件洗得发白散发着肥皂清香的军上衣一样，但讲述的故事却是真正的“建军大业”！

因为红军就是在古田的军号声中，被注入了灵魂，确立了一系列最基本的建军原则，从此，这支军队就成了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百战百胜的人民军队。

二

《古田军号》一开始，就很有“穿越”的即视感。在2019年春节，闽西客家人土楼火热的舞龙现场，围观的人群中，悄然出现了一个颀长的身影，他身穿灰布长衫，留着长发，含笑而立，看上去好生眼熟，他是谁呢？

他就是年轻的、当年就在闽西召开古田会议的毛泽东！

毛泽东从未离去，毛泽东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这是许多热爱毛泽东主席的人民群众愿意相信，也以此来激励自己的一个美好“愿景”，在《古田军号》的开篇，这一愿景得到了形象化的呈现。更重要的是，陈力导演通过这样一个简洁的镜头，于不动声色中建立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

历史是连续的，不是吗？

今天中国的一切幸福与成就，均和这位长衫青年领导的那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有关，也和在古田举行的那场至关重要的会议有关。没有他卓越的领导和远见，“我们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甚至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

这个镜头是浪漫主义的，体现了电影语言独特的优势，但却让观众触摸到了厚重的现实，导演在这里表现出了很强的历史感，这是那些布满历史裂隙，自我吞噬的影片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三

《古田军号》中，青年演员王仁君扮演的36岁的毛委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眼睛干净明亮，笑起来亲切迷人，非常富有感染力。

如果说古月扮演的毛泽东，演出了毛主席的从容，唐国强扮演的毛泽东，演出了毛主席的智慧和“霸气”的话，则王仁君扮演的毛委员，就演出了毛委员的热情、干练，以及“火爆”。

恍惚之间，你会觉得，不错，这就是那位刚刚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上下来的毛委员。

四

《古田军号》也非常善于用前后呼应的方式，来表现毛委员丰富的性格和情感世界。红军占领福建长汀之后，终于有条件让部队换上统一的制式军装了，但为了领章的设计，毛委员和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的刘安恭发生了激烈冲突。

刘安恭坚持要在领章上加一条宽宽的黑边，以示对列宁逝世的悼念。但这一方案遭到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反对，认为这不符合中国人的心理，毛委员也不赞成，情急之下，甚至说出了“这是中国的红军，不是苏联的红军”这样的重话。但是，等到新军装真的要下发部队的时候，刘安恭已经在进攻广东东江的战斗中牺牲了。虽然刘安恭带回的“苏联那一套东西”给毛委员造成过很大困扰，甚至一度使他失去了对红四军的指挥权，但刘安恭的牺牲，仍然令他心情沉重。

于是，毛委员主动提出，领章设计采纳刘安恭的方案，这不仅是为了悼念列宁，也是为了悼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井冈山斗争以来牺牲的同志们，包括刘安恭。毛主席的铁血柔情、与人为善、把政治分歧和同志情谊区分开来的领袖品格，在这一细节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刘安恭

五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影片看了不少，总的感觉，也许只能用乏善可陈来形容，有的可能还会产生反效果，但《古田军号》却令人眼睛一亮。

为什么呢？

在《古田军号》中，我们感受到了坚定的历史自信。

以前的一些“主旋律电影”，为什么会让人觉得味道怪怪的？重要的原因是主创人员的内心深处似乎存在某种“原罪”或“前科”意识，总是想通过剧中人物之口做一些辩解或忏悔。

比如，十年前的《建国大业》就借毛泽东之口说什么“我们不懂经济”，“我们是请人家来一起建国的”之类的话，似乎我们党对建立新中国毫无自信，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民族资产阶级身上。

再比如，《周恩来回延安》让周总理默认建国以后的政策是导致农民饿肚子的根本原因，这就把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时宣布我们已经建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给一笔勾销了。

但《古田军号》的主创人员没有这种可笑的历史失败主义情绪，影片当中也没有这种“怪怪的”东西，他们的四个自信不是挂在嘴边上，而是体现在作品当中；

另外，《古田军号》也不是一些人庸俗化地理解的所谓让领袖“走下神坛”，而是让领袖置身于尖锐复杂的党内斗争之中，从而使观众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并不是有了党，有了红军，胜利就会自动降临，没有在党内斗争中正确路线的胜利，没有毛主席领导地位的确立，就不可能有最后的胜利。

六

《古田军号》的叙事方式，也值得许多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借鉴。

陈力导演采用了一个今天的年轻人，转述“我爷爷”——一个当年毛委员、朱军长身边的红军小号手——给“我”讲的故事的方式，使年轻观众比较容易地就走近了历史，曾经只能远观的历史巨人，也由此变得可亲可敬，可感可触。

当然，和任何电影一样，《古田军号》也是有瑕疵的。比如，闪回的镜头太多，而且比较雷同，有时会让观众觉得难以区分，战斗场面为了追求壮怀激烈的效果，往往队形过于拥挤；再比如，从陈毅自上海带回中央“九月来信”到毛泽东重返红四军召开“古田会议”，正是影片的最高潮，理应是最令人感到荡气回肠的段落，但却表现得不够充分，不够畅快淋漓，结束得稍显匆忙。

但无论如何，《古田军号》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出现，是令人欣慰的，它不仅意味着主旋律电影开始突围，并且在正确的方向上找到了突破口，也意味着中国电影人的历史自信开始恢复，而这预示了中国电影的光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