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说说

不知不觉中，中国的古装片已经到了极尽奢华的境界。大抵从李安的《卧虎藏龙》之后，中国的武侠片便进入了一个视觉怪圈，导演们拼了命的在视觉效应上砸钱，而对电影本身所讲述的东西心不在焉。这种怪圈像非典病毒一样流行蔓延，一发而不可收拾。在观众们纷纷慷恺解囊走进电影院的同时，实在是无法分辨这种病毒的蔓延是主动还是被动的。电影院里，我们看到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受了丰富的色彩对比，宏大的场面和快节奏的剪切，眼睛和思维几乎跟不上镜头的转换，一时间实在是无法分清是我们在看电影，还是“电影”坐在萤的面袄，当鸟儿从阴沉的太阳光中飞来时，影片内外透着一股令人绝望的黑色。陈可辛和奚仲文对影片色彩基调的定位可以理解成一种风险中寻求到的突破。奚仲文完全放弃了《如果爱》和《黄金甲》华丽的色彩，这种冒险不见得在多大程度上还原历史，但一部《投名状》反而将中国古装电影从天上硬生生的拽到了地上。

陈可辛说他要将刺马故事变成战争片，他巧妙的安排了故事中的角色，使三大主角的戏份即平分秋色又相互支撑（李引导刘、金二人完成了由匪变关的过程，刘则是因为其匪性不改而与李发生原则上冲突，而一直好似配角的金则在影片最后完成了刺李的高潮戏份），而徐静蕾的角色不仅是还原了刺马的故事，更是保持了影片内在的平衡。战争是残酷的，陈可辛也没忘在故事中向前辈们致敬，片子围苏城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西线无故事》，战争的残酷不在与战斗的过程中血肉横飞，而是在战争的僵持阶段，人性的流露。战壕外战友在哀嚎，用尽最后一口气痛苦死去，而你只能在战壕里讲圣经里的“五饼二鱼”（影片中的五张大饼，两只肥猪）来自欺欺人，就像无数越战电影里表现的那样无奈。

尽管程小东不用威亚；尽管刘德华留起胡子；尽管金城武不在耍帅；尽管李连杰的武戏减少；尽管内地上映时耶稣变成了“黄大人”，抢娘们变成了“抢地盘”；尽管也没能看到金城武手提人头的英姿；尽管最后还是没看到如何立“投名状”，但别忘了我们还有陈可辛值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