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形为恐惧赋形

（文/杨时旸）

从某个角度去看，恐怖片是一种“政治”，或者反过来讲，政治本身都有着恐怖片的要素。这种电影类型天然适合表达意识形态。一段时间以来，恐怖片终于找到了一种新的创作范式，它脱离了那种老式的血浆血块与一惊一乍，将自己有效地迭代，比如名噪一时的《逃出绝命镇》聚焦种族议题，《我们》则问向更广阔的美国历史和自身身份认同，小众的《阴影之下》写极权之幕笼罩下的女性窒息，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改观不亚于当年推理小说史上的社会派变革，为沉溺于自我重复的本格推理找到新的出路。

没错，恐怖类型和政治议题天然搭配，看看著名的《美国恐怖故事》第八季，对于特朗普权力系统的PTSD的描述，形式和内容真是相得益彰彼此成就。而最近火热的这两部电影，更是如此，西班牙的《饥饿站台》把一个世界压缩成为立体监狱，《隐形人》则将女性遭遇的家庭暴力处境幻化成为了一桩奇情犯罪。

《隐形人》从一场出逃开始，西西莉亚摆脱了控制狂男友，从那幢孤独大宅中奔逃而出，她慢慢适应新生活，尝试外出，努力找一份工作，但却发现似乎总有人躲在暗处窥伺着自己。她向旁人诉说，人们都觉得她神经过敏，更何况，有消息传来，那个控制狂已经自杀身亡。但事情逐渐失控，她确信那个隐形人的存在，而她自己也被搞到众叛亲离。

与其说《隐形人》写了什么故事，不如说它写的更像是一种状态、心理、感受与处境，那种处于家庭暴力和扭曲的控制关系中的人，所面对的周遭不理解的眼光、觉得当事人大惊小怪的嘲讽，这让受害者自己都陷入一种对自我的怀疑和否定之中。

如果非要把这部电影当做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悬疑片去深究，《隐形人》当然充满bug，先不说片中古怪的技术能否真的能实现，就说那个隐身人一次次出没在房间、餐厅、医院甚至警局，随便想点办法就能让周围的人相信他的存在，但这世上似乎众人皆醉唯有女主角独醒。所以，我们需要换个角度去看待这样的作品，《隐形人》以及类似的类型是一种“写意”的方式，而非写实，不能按照硬科幻、本格推理的标准去探查技术设定的实现可能性与诡计的草蛇灰线是否布置得恰到好处，它更多的在于展现一种氛围、场以及最重要的——隐喻。没错，如今的这类故事都在通过某些带有科幻色彩和幻想色彩的设定抵达那个隐喻的终点，比如《蒙上你的双眼》，比如《饥饿站台》，都和《隐形人》是一样的。

“无形”是这个故事的题眼和戏核，它所暗指的女性处于的一种弥散性的暴力窥伺之中，有时显形而有时隐遁，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旁人只会将女性的战战兢兢当做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经质反应，危险的“无形”特征让被受害者处于一种“不可诉说”的诡异境地，而不可诉说就意味着无法得到保护。施害者的“无形”导致了被害者的“孤立”。这样的方式成为了从历史到当下整体意义上女性在隐性暴力之中尴尬处境的普遍书写。

《隐形人》的整个故事，无论是那些夸张的隐身设备，残暴的杀人犯罪或者与警察介入之后的纷争，从常理推断，都布满瑕疵，但它显然不想着力于此，它想做的是将生活中可以感知，普遍谈论，但难以描摹的感受，利用一种方式重新赋型。用“无形”进行“赋型”是这部电影最有趣的地方，它看上去悖反却实际上精准。

伊丽莎白·莫斯——《使女的故事》主角的那张脸，太适合出演这种题材，她扮演的西西莉亚恐惧、战战兢兢，有一点扭曲以及深藏的坚韧。这故事能变得如此热门，说到底，除了那些对于恐惧的精细描摹，还在于结局那一场欣快复仇，一个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女人，摇身一变用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私刑复仇的快慰成为了诸多现实弱者的心理抚慰。恐怖和悬疑的类型应该会在这条路径上持续拓展，这个门类注定不会只停留在感官刺激的层面，它有着太多可以开掘的空间。

（本文首发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