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的前世今生
当年轰动上海滩的“郑萍如丁默村案”,在经过张爱玲、李安的两度演绎后,成为一段全球闻名的情色事件。一样的“色,戒”,一样的情节,有着三种文本、三种气场、三种内容不同但程度相当的惊心动魄。
1939年,上海名媛郑萍如刺杀汪伪特务头子丁默村未遂,惨遭杀害。
郑萍如生于1918年,父亲郑钺早年留学日本,大力支持孙中山、黄兴的革命事业;母亲木村花子来自于一个日本很有地位的武士家族,多次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丈夫的革命事业。抗战初期,郑钺夫妇回到上海,他们的女儿郑萍如很快成为十里洋场上的名门闺秀。
郑萍如绝非寻常美女。由于父亲与重庆国民党中央政府特务部门关系密切,她十几岁就已成为情报人员,凭借美貌与智慧周旋于血雨腥风之中。她曾将汪精卫准备叛逃的情报通知了重庆方面,也参与过绑架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闾的儿子近卫文隆的行动。不过她最著名、也最惊心动魄的壮行,是行刺汪伪特务头子丁默村。
根据史料记载,郑苹如通过美人计赢得丁的信任,两人频频约会。1939年12月的一天,丁默村电邀郑苹如晚上一同赴宴,郑趁机撒娇说要买一件大衣,将丁诱进海静安寺路戈登路口(今南京西路江宁路口)一家名叫“第一西比利亚皮货”的店堂内。然而,老奸巨滑的丁默村在郑试穿大衣时发觉有异,借掏火点烟之际夺门而出,疾奔扑进停在对面马路的防弹座驾,幸运地逃过一劫。
郑萍如由此暴露了特工身份和行刺目标,很快就被76号逮捕,不久之后被押赴沪西刑场。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行刑当天,郑苹如打扮得如花似玉,穿了件金红色的马海毛羊毛衫,披了件毛皮的大衣,头上还插了一朵花。面对行刑队,22岁的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打我的头。
1979年,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在作家落笔29年之后,终告出版。
《色,戒》刚发表的时候,学界就指出这个故事取材自当年的“丁默村郑苹如案”,极少写文章为自己作品辩护的张爱玲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羊毛出在羊身上》,指明这个故事“是有来历的、有背景的”,由此默认了这个说法。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些热血的大学生在沦陷后的上海试图刺杀汪精卫伪政府汪伪政权某当权人物易先生。王佳芝使出美人计,经过两年的布局,几经周折,行动即将成功。然而关键时刻,王佳芝在易先生为她买钻戒时突然发觉,“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于是放了易先生一条生路。易迅速以铁腕手段枪决了包括王佳芝在内的所有当事人——“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过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
张爱玲将女主角刺杀汉奸未遂的原因解释为“爱情”,如此安排让小说《色,戒》从诞生之日起便备受争议。不过从张爱玲本人的经历出发,人们很容易找到她之所以这样写作的原因。毕竟,她深爱过的胡兰成,就是在汪伪政权中任职的高级汉奸。
更何况,张爱玲从来没有被家、国、民族等大概念的迷障所引诱,她关注的始终是在滚滚红尘中穿行的男人女人——他们哀伤的命运,他们卑微的抉择。她熟悉大都市的繁华与畸形,漠视乱世中熙熙攘攘的人群,众人眼中慷慨激昂的宏大事件,在她看来只有平淡无奇的男女之情。
不过小说《色,戒》并没有太多的拥趸者,即使在“张迷”之中。如果说在《金锁记》等早期作品中,张爱玲描述男女之情时有一种精致的聪明和刻骨;那么在《色,戒》中,她已完全认定了爱情的绝望与荒芜。在小说的最后,张爱玲安排易先生意识到自己爱上了王佳芝,但仍然要将她处决,因为他觉得,“他们是猎人和猎物的关系,是虎和伥的关系,是最终极的占有。只有这样,她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如此冷酷而残忍的爱情断言,在中外小说中都是罕见的。
一万字的小说写到尽头,是,没有爱。
2007年,著名华裔导演李安的新片《色,戒》亮相威尼斯影展,惊世骇俗。
张爱玲在原著中蜻蜓点水般几笔带过的爱欲情节,成为电影《色,戒》中最浓墨重彩的部分。将近三十分钟的露骨情欲戏,让美国人给这部电影贴上了“NC—17”的分级,让威尼斯影展上见惯了欧洲情色片的外国记者乍舌不已,让中国的娱记们戏言:“以后一说到蔡明亮,李安笑了”。
李安其实有其它的选择。张爱玲区区一万个字的小说原著自然很难扩展成一部电影,但他完全可以向故事原型——“丁默村郑苹如案”——的时代中寻找素材。那个年代的上海,鱼龙混杂,群雄逐鹿,上海滩三大巨头——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76号三大天王——李士群、丁默村、吴四宝,个个都非等闲人物;再加上中统和蓝衣社以及其身后军统,王亚樵的暗杀队,其多方厮杀的惨烈程度丝毫不让正面战场。如此一个宏大神秘的背景,完全可以为一部电影贡献丰盛的人物、情节与种种旁支细节。
然而,李安没有那么做。
他固执地扎根于张爱玲的文本中,并通过自己的理解扩充原著中欲语还休的内容。许多导演能将一个宏大的故事拍成一部90分钟的电影;而李安擅长做的恰恰相反。他喜欢拍摄一个短小的故事,抒情而缓慢地将这个故事扩展为一部人性的史诗。
张爱玲的小说原著,对于李安来说,只是一个起点,或者说只是一个工具。他自己毫不讳言地说:“我不像中国读者那样对张爱玲有着天生的崇敬,所以提出修改意见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顾虑。”他最欣赏《色,戒》小说的一点,是张爱玲将女子性欲的愉悦写入一个充满男人气概和大男子主义的战争故事中,那“虽然是小小的一滴油彩,但是却泛起了大大的涟漪。”李安看重的就是这一滴油彩,并利用影像工具极力渲染那“大大的涟漪”。
对于性的欲望与压抑所产生出的扭曲力量,李安一直就是个精明的观察者,这一点从他过往的作品《断臂山》《冰风暴》《喜宴》和《理智与情感》中均可见一斑。不过他对于性的表达从来没有像在《色戒》中那般泼辣。按照李安的说法,张爱玲小说中那个看似轻率、没有理性的爱情故事有着不能忽视的神秘性,因此刺激了他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的“情欲”。
于是,李安比张爱玲更淡漠那个“动人心魄的美人计”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型,而将大部分的精力投注于对狂暴的性爱场面的刻画中。王佳芝和易先生,只是一对绝望而自恨的男女,他们对彼此的情感摇摆于爱与极端的厌恶之间。他们出于本能不信任对方,又无法掩饰彼此之间纠缠刻骨的迷恋。他们的做爱方式是强迫性的、毁灭性的、带有强烈虐待狂色彩的。似乎只能通过最狂野、最极端的性,他们才能释放出本身最深刻的动机和最真实的人性。
于是,“色戒”就有了三个版本——郑萍如,用生命呈现美艳的青春与凄艳的牺牲;张爱玲,以曲笔写下爱情的解读与绝情的判词;李安,用镜头诉说黑暗的欲望与阴暗的人性。艺术家的两度诠释,将原本一个有关正义、热血、激情的革命故事,转变为一个关于爱情、人性、欲望的晦涩寓言。
在这个信仰渐失的年代,这种转变是如此的转变和必然。它越来越指向最基本的人性,但同时也暴露出最无奈的空虚。
1939年,上海名媛郑萍如刺杀汪伪特务头子丁默村未遂,惨遭杀害。
郑萍如生于1918年,父亲郑钺早年留学日本,大力支持孙中山、黄兴的革命事业;母亲木村花子来自于一个日本很有地位的武士家族,多次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丈夫的革命事业。抗战初期,郑钺夫妇回到上海,他们的女儿郑萍如很快成为十里洋场上的名门闺秀。
郑萍如绝非寻常美女。由于父亲与重庆国民党中央政府特务部门关系密切,她十几岁就已成为情报人员,凭借美貌与智慧周旋于血雨腥风之中。她曾将汪精卫准备叛逃的情报通知了重庆方面,也参与过绑架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闾的儿子近卫文隆的行动。不过她最著名、也最惊心动魄的壮行,是行刺汪伪特务头子丁默村。
根据史料记载,郑苹如通过美人计赢得丁的信任,两人频频约会。1939年12月的一天,丁默村电邀郑苹如晚上一同赴宴,郑趁机撒娇说要买一件大衣,将丁诱进海静安寺路戈登路口(今南京西路江宁路口)一家名叫“第一西比利亚皮货”的店堂内。然而,老奸巨滑的丁默村在郑试穿大衣时发觉有异,借掏火点烟之际夺门而出,疾奔扑进停在对面马路的防弹座驾,幸运地逃过一劫。
郑萍如由此暴露了特工身份和行刺目标,很快就被76号逮捕,不久之后被押赴沪西刑场。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行刑当天,郑苹如打扮得如花似玉,穿了件金红色的马海毛羊毛衫,披了件毛皮的大衣,头上还插了一朵花。面对行刑队,22岁的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打我的头。
1979年,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在作家落笔29年之后,终告出版。
《色,戒》刚发表的时候,学界就指出这个故事取材自当年的“丁默村郑苹如案”,极少写文章为自己作品辩护的张爱玲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羊毛出在羊身上》,指明这个故事“是有来历的、有背景的”,由此默认了这个说法。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些热血的大学生在沦陷后的上海试图刺杀汪精卫伪政府汪伪政权某当权人物易先生。王佳芝使出美人计,经过两年的布局,几经周折,行动即将成功。然而关键时刻,王佳芝在易先生为她买钻戒时突然发觉,“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于是放了易先生一条生路。易迅速以铁腕手段枪决了包括王佳芝在内的所有当事人——“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过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
张爱玲将女主角刺杀汉奸未遂的原因解释为“爱情”,如此安排让小说《色,戒》从诞生之日起便备受争议。不过从张爱玲本人的经历出发,人们很容易找到她之所以这样写作的原因。毕竟,她深爱过的胡兰成,就是在汪伪政权中任职的高级汉奸。
更何况,张爱玲从来没有被家、国、民族等大概念的迷障所引诱,她关注的始终是在滚滚红尘中穿行的男人女人——他们哀伤的命运,他们卑微的抉择。她熟悉大都市的繁华与畸形,漠视乱世中熙熙攘攘的人群,众人眼中慷慨激昂的宏大事件,在她看来只有平淡无奇的男女之情。
不过小说《色,戒》并没有太多的拥趸者,即使在“张迷”之中。如果说在《金锁记》等早期作品中,张爱玲描述男女之情时有一种精致的聪明和刻骨;那么在《色,戒》中,她已完全认定了爱情的绝望与荒芜。在小说的最后,张爱玲安排易先生意识到自己爱上了王佳芝,但仍然要将她处决,因为他觉得,“他们是猎人和猎物的关系,是虎和伥的关系,是最终极的占有。只有这样,她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如此冷酷而残忍的爱情断言,在中外小说中都是罕见的。
一万字的小说写到尽头,是,没有爱。
2007年,著名华裔导演李安的新片《色,戒》亮相威尼斯影展,惊世骇俗。
张爱玲在原著中蜻蜓点水般几笔带过的爱欲情节,成为电影《色,戒》中最浓墨重彩的部分。将近三十分钟的露骨情欲戏,让美国人给这部电影贴上了“NC—17”的分级,让威尼斯影展上见惯了欧洲情色片的外国记者乍舌不已,让中国的娱记们戏言:“以后一说到蔡明亮,李安笑了”。
李安其实有其它的选择。张爱玲区区一万个字的小说原著自然很难扩展成一部电影,但他完全可以向故事原型——“丁默村郑苹如案”——的时代中寻找素材。那个年代的上海,鱼龙混杂,群雄逐鹿,上海滩三大巨头——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76号三大天王——李士群、丁默村、吴四宝,个个都非等闲人物;再加上中统和蓝衣社以及其身后军统,王亚樵的暗杀队,其多方厮杀的惨烈程度丝毫不让正面战场。如此一个宏大神秘的背景,完全可以为一部电影贡献丰盛的人物、情节与种种旁支细节。
然而,李安没有那么做。
他固执地扎根于张爱玲的文本中,并通过自己的理解扩充原著中欲语还休的内容。许多导演能将一个宏大的故事拍成一部90分钟的电影;而李安擅长做的恰恰相反。他喜欢拍摄一个短小的故事,抒情而缓慢地将这个故事扩展为一部人性的史诗。
张爱玲的小说原著,对于李安来说,只是一个起点,或者说只是一个工具。他自己毫不讳言地说:“我不像中国读者那样对张爱玲有着天生的崇敬,所以提出修改意见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顾虑。”他最欣赏《色,戒》小说的一点,是张爱玲将女子性欲的愉悦写入一个充满男人气概和大男子主义的战争故事中,那“虽然是小小的一滴油彩,但是却泛起了大大的涟漪。”李安看重的就是这一滴油彩,并利用影像工具极力渲染那“大大的涟漪”。
对于性的欲望与压抑所产生出的扭曲力量,李安一直就是个精明的观察者,这一点从他过往的作品《断臂山》《冰风暴》《喜宴》和《理智与情感》中均可见一斑。不过他对于性的表达从来没有像在《色戒》中那般泼辣。按照李安的说法,张爱玲小说中那个看似轻率、没有理性的爱情故事有着不能忽视的神秘性,因此刺激了他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的“情欲”。
于是,李安比张爱玲更淡漠那个“动人心魄的美人计”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型,而将大部分的精力投注于对狂暴的性爱场面的刻画中。王佳芝和易先生,只是一对绝望而自恨的男女,他们对彼此的情感摇摆于爱与极端的厌恶之间。他们出于本能不信任对方,又无法掩饰彼此之间纠缠刻骨的迷恋。他们的做爱方式是强迫性的、毁灭性的、带有强烈虐待狂色彩的。似乎只能通过最狂野、最极端的性,他们才能释放出本身最深刻的动机和最真实的人性。
于是,“色戒”就有了三个版本——郑萍如,用生命呈现美艳的青春与凄艳的牺牲;张爱玲,以曲笔写下爱情的解读与绝情的判词;李安,用镜头诉说黑暗的欲望与阴暗的人性。艺术家的两度诠释,将原本一个有关正义、热血、激情的革命故事,转变为一个关于爱情、人性、欲望的晦涩寓言。
在这个信仰渐失的年代,这种转变是如此的转变和必然。它越来越指向最基本的人性,但同时也暴露出最无奈的空虚。
这篇影评有剧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