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从电影《红潮风暴》探寻分歧的根源及其处理模式

搬运来源：

原创作者：梅谱

公众号：说点政事

群发时间：2018年7月27日

搬运说明：因为喜欢这个电影，不时想起来就随手在微信搜索一下，看到这篇看得好过瘾啊！就忍不住搬运一下。。如有侵权还请通知我删除哦。PS. 感到知网看影评也不错的亚子（但特地到知网搜索一下没找到这篇。。

从电影《红潮风暴》探寻分歧的根源及其处理模式

原创 梅谱 说点政事 2018-07-27

摘要：分歧是行为体之间互动时常见的现象。然而对于分歧产生的根源及其分歧处理的基本模式，目前学术界并没有统一共识。本文以电影《红潮风暴》为切入点，核心关注的问题是：导致以舰长为首和以副舰长为首的两派对于同一情境产生分歧的原因是什么？双方针对这种分歧可能会有哪些处理模式？各种处理模式的生成机制是怎样的？为什么最终哗变不可避免？结局中为什么双方对错难分？本文在分析既有行动逻辑的基础上，坚持实践性逻辑，认为分歧的根源在于背景性知识的差异性，而最终哗变的动因在于背景性知识的差异性随着两个及以上行为体在具体情境中的互动而不断扩大到双方都无法容忍的程度进而爆发冲突。所谓背景性知识，是指无意识的、非表象的、无以言明的知识。这种知识主要来自行动者的经验知识，是行动者通过长期的自身经历获得的知识，是长期实践过程中的自然积累。背景性知识的差异性在实践中根据A、B双方是坚持己见还是妥协，有互相妥协、A容忍接受、B容忍接受、爆发冲突等四种分歧处理模式。电影《红潮风暴》的故事叙事为这一核心假设提供了强检验。基于此，本文认为，弥合分歧的关键在于信息的共享，在实践中理解彼此，进而弥合分歧，实现坦诚合作。

关键词：实践性逻辑；背景性知识；分歧；信息

《红潮风暴》是一部虚构的电影，描写的故事情节是：美国一艘叫“阿拉巴马号”的核潜艇在执行对前苏联高加索地区武装叛乱分子控制的核弹基地进行核打击时，得到指挥部发来的电文，电文内容为准备发射核弹命令。在准备中意外遭到敌舰攻击，在攻击中，指挥部再次发来电文，关乎是否最终确定发射核弹。然而，由于阿拉巴马号核潜艇为了躲避敌潜艇而下潜太深，通讯设备也因躲避鱼雷遭到损坏，国家指挥中心再次传来的电文只接受了一半，指令并不完整。此时，舰上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这再次发来的电文是要他们继续发射核弹还是停止发射核弹，艇长与副艇长就是否立即发射核武器打击敌方目标的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舰长Ramsey担心俄方会发射核弹，应该先发制人继续执行核弹发射程序。而副舰长Hunter则认为电文内容不全，需要重新确认，也许电文的命令是停止发射核弹，而俄国或许也已经停止了发射程序，如果这样冒然继续执行发射程序，极有可能导致核战争，致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舰长Ramsey与副舰长Hunter为此坚持各自的看法，在封闭的潜艇内展开了斗争，直至兵戎相见。基于此，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导致以舰长为首和以副舰长为首的两派对于同一情境产生分歧的原因是什么？双方针对这种分歧可能会有哪些处理模式？各种处理模式的生成机制是怎样的？为什么最终哗变不可避免？结局中为什么双方对错难分？简而言之，即分歧的根源及分歧处理的基本模式。

针对这一核心问题，本文拟围绕以下三部分展开：一是寻找分歧产生的根源；二是分析分歧处理的基本模式；三是提出弥合分歧的有效措施。

一、分歧的产生及其根源

什么是“分歧”？简而言之，就是对抗性差异，并由于这种差异产生了对抗性行为。电影中舰长Ramsey和副舰长Hunter一开始在做事风格、喜好等方面就呈现出了差异性，后来对战争的态度上逐渐表现出分歧，甚至发生争执(厨房失火+紧急演习事件)，这难道仅仅就是性格、习惯与看法的冲突吗？同样作为军人的他们，共享了军人“严格遵守上级命令” 的统一共识(不在艇员面前质疑对方，引发混乱)。然而，正如军事法庭最后的裁决：“在这个叛变事件中，你们两个都对。同时，你们两个都错。”这是一种两难之局。那么，导致最终哗变发生的原因究竟何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既对又错的矛盾局面？

（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种行动逻辑

探讨哗变发生的原因，首先需要分析行动的逻辑。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为典型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可以归为探索国际行为体的行动逻辑，这三大流派分别以权力结构、国际制度、国际文化作为自变量。当然，随着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实体性原因因素开始缓慢地转向知识性原因因素，“从表象性知识转向背景性知识、从理性主导走向实践本体”[]是最近十年以来国际关系理论中出现的最重要的转向。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种行动逻辑为解释行为体的行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自变量。

1.理性主义理论与结果性逻辑：利益决定行动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遵循的都是结果性逻辑，即：“行动者采取行动的基本动因是利益权衡。”[]遵循理性人的假设，认为行为体在面临决策情境时，能够通过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将手段和目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选择那个收益最大化的手段，并采取行动。

2.建构主义理论与适当性逻辑：规范塑造行动

对于建构主义者而言，其行动逻辑是适当性逻辑。所谓适当性逻辑，就是行动者采取行动的基本动因是对行动是否合乎社会规范的思考，亦即规范决定行动。在一个存在规范的社会环境中，行为者会根据自身角色和身份来确定自身的利益，并采取行动。从长期来看，社会规范会内化为行为体的行动规范。

3.实践理论与实践性逻辑：实践引导行动

实践理论最初为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内容，其研究成果在20世纪之后开始进入国际社会领域。实践理论引入国际关系领域最初肇始于伊曼纽尔·阿德勒以及巴内特关于安全共同体的研究。2008年文森特·波略特《实践性逻辑：安全共同体的实践理论》一文在《国际组织》上的发表则标志着实践理论受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学界的关注。2011年伊曼纽尔·阿德勒和文森特·波略特主编的《国际实践》则系统阐述了实践理论。实践理论突出的就是“实践选择”。“行动者的行动不是单纯的利益权衡使然，也不是单纯的规范思考使然。这种实践就是与行动者资质相符合的日常行动。”实践是物质和理念之前的桥梁，没有实践，物质不能产生意义，理念也无法成为行动。

在实践中直接驱动行动的就是实践意识，而这种实践意识是“行动者对自己如何进行某种博弈的直觉把握，当行动者遭遇一个社会境遇的时候，过去的经验就会被激活，呈现于现在，并自动地告诉行动者应该怎样去做。”[]实践性的逻辑是行动者会依照实践的经验采取行动，而实践理论从一开始就突出了背景性知识。

（二）背景性知识的差异性：分歧产生的根源

究其实质，分歧的根源在于背景性知识的差异性，而电影《红潮风暴》中这场哗变的动因在于背景性知识的差异性随着两个及以上行为体在具体情境中的互动而不断扩大到双方都无法容忍的程度进而爆发冲突。所谓背景性知识，是指无意识的、非表象的、无以言明的知识。这种知识主要来自行动者的经验知识，是行动者通过长期的自身经历获得的知识，是长期实践过程中的自然积累。

关于背景性知识的重要意义，可以追溯到韦伯、怀海特、维特根斯坦和图尔明及其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就一个人的背景性知识而言，两个主要的假设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假设是一个人的价值理性塑造着其行为的长期偏好，包括是否认为做某事具有正当性，而这种适当性信念是由他们以往的经验和近期的现实遭遇所塑造。第二个假设是何种策略占优的工具理性影响着一个人对于某种情境做出反应的具体取向。根据韦伯的定义，价值理性是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一方面，工具理性具有优先性，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前提；另一方面，价值理性更为本质，为工具理性提供了终极价值，工具理性受到价值理性的制约。

适当性信念决定了一个人行为偏好的总体方向，塑造着一个人行为的长期偏好；后果性预期则决定了一个人行为偏好变化的程度和速度，影响着一个人行为的具体取向。布迪厄认为习性是“持久、可传输的性情体系，它每时每刻将过去的经历和行动结合起来，使之成为认知、判断、行动的坐标，使人们得以应对千差万别的情景”。当习性和场域互动时会产生一种引导行动的意识或者说是通过一种潜移默化所把握的明示或者潜在的游戏规则。实践理论继承了这一点，认为背景性知识使得行动者能够自动地、不假思索地应对所面临的情景，并作出自己的决定。实践使得适当性信念和后果性预期在长期趋势和具体情境中呈现出动态性特点，串联起一个人行动的总逻辑。

“实践者”或者“经验人”代替了“理性人”，背景性知识的差异使得行动者之间出现了不一致性，即分歧。这种不一致性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差异性，当这种差异性累积到了无法容忍的临界点，冲突就会爆发。

电影《红潮风暴》中舰长Ramsey和副舰长Hunter的设定从一开始便是两个对立面般的存在，他们的分歧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1） 适当性信念：执行命令VS. 全面考虑。舰长Ramsey，作为经历二战的将领，有着坚定的传统军人性格——极度服从上级命令。他的世界保持在最简单的程度，身边只有一只狗，离婚，一身都奉献给军人事业；对下属是强势激励，用“你如果不是最好，你应该参加空军”等话语诱发下属的优越感，增加下属的信心。作为将领，他坚信“年轻的士兵培训要做一些对后果不能想象的任务，需要给他们坚定的信念：正在做正确的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是他适当性信念的来源，更是支撑了他这种适当性信念。在战争过程中，这个适当性信念能令所有队员成功的机会更高。在潜艇这个封闭的空间，是单向接受命令。遭遇战时，更是只能按预先学习的应对、依靠抽象的仪器做决定。在舰艇，这些决定，赌博的成分很高，因为全面掌握资讯是不可能的。稍一犹豫，大有可能一切完蛋——副舰长Hunter对漏水仓密封的命令，就是有了犹豫。没有令全舰牺牲，可以说有些幸运。

副舰长Hunter，是个战后婴儿潮一代：教育背景更强，对家庭、地球、战争有着更深的了解，明白战争是最大悲剧，尤其是核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作为年轻一带，他的个人素养和军事训练成绩无疑是优秀的。他对战争理论研究较深，对核武器的影响，想得更深。再者，他美满的家庭无法承受核战的结果，他对 “按钮发射” 这个动作，有着清楚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核战争有着灾难性的后果，对整个地球和人类来说并不可取。他有着自己的适当性信念——对地球的爱、家庭的爱、人性中的爱。绝对正确，绝对“理想”，无论舰长Ramsey如何深入研究副舰长Hunter的档案，他都不可能在短时间理解Hunter的对抗。深入理解Hunter的决定，是需要时间和大量背景信息的。而并没有写在Hunter档案的，是他对地球的爱、家庭的爱、人性中的爱。这种爱，实际上也是Hunter的适当性信念，也貌似是难以理解Hunter的死结。在核武器、涉及整个地球生死的核战争威胁面前，他的这种适当性信念更多源于他自身的背景性知识以及对于发射核弹之后的后果性预期。

（2）后果性预期：如果对了我方遭受的灾难性后果VS.如果错了双方遭受的灾难性后果。舰长Ramsey遵循着军人执行命令的天职，认为如果错过了时间，对方先发制人，则我方会承担灾难性后果。而副舰长Hunter则认为，如果第二份电文是取消发射命令，那么发射则会导致核战的爆发，整个结局是人类和地球无法承受的灾难性后果。正如副舰长Hunter对无线电修理兵所说：“你就是Captain Kirk……你需要负起全人类生死的责任……”，要他透彻理解任务的重要性和后果，是站在人的角度，要他有肩负责任的承诺。坚信“我肩负着的，是个重要的巨大的任务。”

这种背景性知识的差异性在实践中不断扩大化：从最初关于Lipizzaner Stallion的不同认知来看，这种差异仅仅是差异，并未激化为分歧。Lipizzaner Stallion这种马是世界名马，产于西班牙，最神奇的是它在小马驹时是黑色的，长大后就变成了白色的。再到对于队员为了滑浪队争执的处理方式，Hunter设身处地理解他们，正面地鼓励他们负起自身的军阶职责。相反，舰长Ramsey是采取强压手段：“任何人觉得承担不了这个战争的压力，可以马上离开潜艇。”再回过头来想一想艇长Ramsey与副艇长Hunter的这两次对话，就是一个典型的“背景性知识差异”。舰长Ramsey认为皮鞭和刺激就能让人就范，年轻的Hunter认为自我觉醒和思考才使人蜕变。这种“背景性知识差异”在是否发射核导弹时完全被激发出来，最终演化为哗变。

二、分歧处理的基本模式

既然背景性知识已经呈现差异性，并在实践中不断扩大化，演化为分歧，那该如何处理这种分歧？这就涉及一个“分歧处理”模型（如表1），这个模型给出了4种处理分歧的策略：互相妥协、A容忍接受、B容忍接受、爆发冲突。这4种处理策略的关键在于：A、B双方是坚持己见还是妥协。

在《红潮风暴》，这4种模式不同次数都出现了，处理方式各有不同，最严重的演化成了冲突。

关于“A容忍接受”，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为副艇长根据核武器发射条例解除了艇长的职务并将其关押。副舰长Hunter采取程序保护，在正职违规时，职务自然解除，由副艇长自动接替职务。在没有解除命令，发射命令仍然生效的情况下拒绝同意发射。理论上新命令没接收全且真假不辨，作为军人应该执行原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副舰长Hunter的这种做法是一步险棋，但他的决定是合法的，虽然具有极大风险。舰长Ramsey固执地违法坚持发射。双方争执中，舰长盛怒下解除副舰长职务，企图以绕过副舰长的办法发射核弹，这一举动违反了海军法核弹发射条例，反被副舰长抓住把柄依法解除了其职务。艇务长感情上不认同，但依然依法办事派人囚禁艇长，舰长妥协，指挥权合法落入副舰长Hunter的手中。

关于“B容忍接受”，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艇长发动哗变关押了副艇长。在成功消灭敌潜艇，本身故障逐渐排除的时候，忠于艇长Ramsey的中级军官们，发动了叛乱(尽管他们自己认为是平叛)，武装夺回了控制权。副舰长Hunter妥协，被关入用餐室内。

关于“互相妥协”，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即5分钟等待电文接收。

关于“爆发冲突冲突”，即3次军事行动：舰长2次，副舰长1次。舰长Ramsey执意遵循第一条命令发射核弹，副舰长Hunter坚持等待第二条命令并阻止核弹发射。这种双方各自坚持己见的分歧使得冲突爆发。

三、结语

哗变是这部电影的主题，也是最大的看点。先是副艇长根据核武器发射条例解除了艇长的职务并将其关押，后是艇长发动哗变关押了副艇长，再后来是副舰长发动哗变重新进入控制室，再后来又是舰长二次发动哗变进入了控制室，双方暂时妥协，等待电文接收。三次哗变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发生在阿拉巴马号核潜艇里的哗变却体现了美国海军的优良传统，也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行为。艇长命令立即发射核弹打击敌人，是为了防止延误战机和不使美国本土受到敌人核武器的攻击。副艇长要求停止发射，继续上浮核潜艇，是为了确实弄清国家指挥中心命令的完整性，防止不可挽回的核战争发生。所以，他们两人的行为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而才有了结局中军事法庭最后的裁决：“在这个叛变事件，你们两个都对。同时，你们两个都错。”这是一种两难之局。当然，最后的电文证明还是副艇长判断的准确，叛军已经投降，并停止了向美国本土发射核武器的行为，所以国家指挥中心也命令立即停止发射核武器。真相大白，全员欢呼，甚至被证明做错了的人也松了一口气(没人愿意发生核战)，艇长Ramsey宣布副艇长Hunter接管控制室，默默走回舱房，那个曾经关押他的地方。而令真相大白的正是信息：双方在冲突中暂时的妥协使得第二份电文顺利地完整接收，战争局势和国家指挥中心的命令完整呈现，使得分歧得以弥合。分歧的根源就在于背景性知识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随着两个及以上行为体在具体情境中的互动而不断扩大到双方都无法容忍的程度进而爆发冲突。这种背景性知识主要来自行动者的经验知识，是行动者通过长期的自身经历获得的知识，是长期实践过程中的自然积累。这种差异性是现实存在且不容忽视的，在舰艇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通过舰长和副舰长对于核弹发射这样一件重大事件展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的结尾是美国海军调查委员会对发生在阿拉巴马号核潜艇里的哗变行为进行调查。没有想到的是，艇长Ramsey不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主动要求提前退休并推荐副艇长Hunter接任艇长职务。这种思想意识和精神境界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当然《红潮风暴》作为一部好莱坞大片，这意味着必须要有完美的结局——Ramsey和Hunter的冰释前嫌，达成谅解。这是个美好的愿望：“坦诚合作”，一方用事实说服了对方，赢得了他的理解和支持。实际上，这种结局不仅仅是美好的、是理想的，也是最困难的。因为需要在合适的情景中经过长时间的互动来不断理解对方。只有当在实践中理解了彼此，进而弥合了分歧的时候，才能实现坦诚合作。

本文关于分歧产生的根源及其处理模式，虽然仅仅是依据电影《红潮风暴》得出的结论，以该电影的叙事得到了强检验，但是这一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分歧根源及其处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国家之间分歧的常态化和相互理解的困难度，契合了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对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的作用以及建构主义关于互动文化的强调。当然，一方面，关于分歧产生的根源及其处理模式的适用性有待依据具体国际现象进行检验；另一方面，国家和个人的行动逻辑毕竟存在差异，背景性知识的差异在个人层面的体现更加明显，但是对于国家而言，这种实践性逻辑的作用有待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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