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片尾那一束黄色郁金香
翻译自导演自传散文集「まっすぐ」后记，有误的地方请指正！如转载请注明出处。
***
电影《恋人们》的最后一幕——演职员表播送完毕后黑色画面转亮，映出主人公淳（アツシ）窗户大敞的房间。在此之前一片狼藉也没人在乎的栖身地被收拾得清爽整洁，走廊上洗过的衣物随风摇曳。镜头在这样的房间里慢慢推进，尽头是此前一直紧闭的空间。那里摆放着不幸横死的妻子的牌位。如今却有明亮的阳光洒进来，牌位旁边是妻子儿时便喜爱的郁金香，在花瓶里盛放。
尽管主人公积郁的悲伤与痛悔并未消逝，也无力就此走出，但至少这个画面暗示着，他正在一点一点重返停滞的人生、失去的生活。
我想象着电影中始终未曾露面的妻子，带着明亮的微笑对丈夫说“阿淳，加油啊”的模样，拍下了这一幕。
有好几次我收到观众提问，“为什么是黄色的郁金香呢？也有其他颜色的不是吗？”要解释的话实在说来话长，只能简单答道，“因为是那位太太喜欢的花。”其实是有一些缘由的。
《二十岁的低烧》（「二十才の微熱」1993）拍摄完不久，我受到了柏林电影节的邀请。那时我刚刚三十出头，第一次去海外，第一次参加电影节，手忙脚乱地办了护照，飞机上还在反反复复记着导游手册上的英语单词。
“May I have a coffee？”一对外国老夫妻听着类似的自言自语，表情写满了不可置信，“这孩子居然在看这个啊。”
抵达柏林的我，完完全全是个刚进城的乡下人。也不会说英语，于是也没去观光，所有时间都用在了观看电影节上映的影片上。其中某些作品如果在本国上映，导演大概会立刻被捕吧？或者说，我从画面感到导演的鲜血在流淌。“啊，我自己是以这样强韧的心态在创作吗？为什么能与这样的作品一同受到邀请呢？”我惭愧地想着，同时也是第一次意识到拍出电影送到这个世上的自觉与责任。
电影节期间每天晚上都有各种各样的聚会召开。
一次聚会上我与巴乌塔（バウター）相识了。我三十岁，他三十三岁。荷兰人，新闻记者，任职于电影发行公司，红发的同性恋者。荷兰人的名字发音很难，这里只记下名字。
一进入会场，我与巴乌塔目光交汇，那个瞬间我就明白他对我有意思了。我装作听不懂英语的样子（事实上也确实不懂），对频频搭话的他不停说着“thank you, thank you”——原因在于他不怎么是我喜欢的类型。
《二十岁的低烧》在当年的影展上大受欢迎，我也受到了很多邀请。那时候年轻，只要是受邀的电影节基本上都去了。赶趟似的一场接一场的，换成现在一定要累死的（笑）。每一场电影节，都一定会有巴乌塔在场。
“这个老外在干嘛啊！”每次他过来打招呼，我都用“thank you”含糊过去。这样的情景接连上演了两年。
1995年《流砂幻爱》（「渚のシンドバッド」）拍摄，次年在荷兰鹿特丹影展上获奖。巴乌塔当然也在，向我表达了热烈祝贺，但不是理想型也没办法。于是我果断甩开诱惑前往了下一站。那时候的我并非自视甚高，但确实是个固执又晚熟的人。
又参加了几场北欧的影展之后，因为某个采访当地风俗业的杂志企划，我再次回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在杂志社预定的宾馆登记入住后，我打开房间，桌子上摆着好大一束黄色的郁金香，旁边有张便条，用罗马字写道：“早安，日本！”
我一下就想到是巴乌塔，明明也没有说地址，他是怎么查到的呢？现在想想可能有点恐怖，那个时候却真真切切被打动了。
“都被追到这个份上，看来只有嫁给他了。”（笑）
之后我们交往了两年。可惜还是由于语言和距离的问题，最后我写信“以后做一对商业上的好搭档吧”向他提出了分手。
不过我们确实也如信上所述，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那之后，《三心两性》（「ハッシュ！」2001）制作完成得以参加戛纳影展，也是多亏了他尽心尽力；后来这部电影在七十多个国家公开上映，也要感谢当时在发行公司工作的他为了世界发行权东奔西走。
真的很感谢他，于公于私都是一位出色的搭档。
然后好些年过去，到了《周围的事》（「ぐるりのこと」2008）等待上映的2007年春天。我收到消息，巴乌塔被强盗刺伤了。在外国，自动取款机毫无防护措施。据说他是深夜取钱的时候，被人从背后刺中了腹部。
尽管没有生命危险，他还是住了一个月的院。
接着又过了两年。《周围的事》上映一年后的四月，有人告诉我巴乌塔去世了。
死因是沐浴中的心脏麻痹。他一向是个谨慎的人，或许还是那次事件带来的精神冲击太大了。
巴乌塔是有钱人家出身，在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沿岸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座五层高的气派宅院。但是其中四层都租给了别人，他每天就起居在四叠半大小的阁楼，真是个怪人。再加上工作狂，三百六十五天满世界到处飞，跟很多电影人交情深厚。
我想，“阿姆斯特丹一定会有一场盛大的葬礼吧。”但我却无法前往。
我一遍一遍道歉，“巴乌塔，对不起。我去不了你的葬礼。”就算已经分手，但受过巴乌塔那么无微不至的照料，我却连他的葬礼也无法出席。
这件事让我无比自责。“我做人太失败了。”
然而并不是因为我不想前去。
这次连载（本书最初作为散文集连载）里多次提到过，最后也成为《恋人们》（「恋人たち」2015）主人公的原型，当时的我精神上正疲乏得走投无路。
姑且称其为A吧，这个A，长年以来盗取我的财产，为了不被暴露做了很多隐蔽工作，无数次对我进行人格羞辱。《周围的事》获得各种奖项的时候这种压迫更是非比寻常，我甚至连一分钟享受获奖喜悦的喘息时间都没有。
你一定会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当时的我也在想，“为什么是我要遭到这种对待？”然而无论怎么想也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后来我也明白了，为了不暴露侵吞财产的罪行他必须将那个“桥口亮辅”践踏在地。）
从友人处得知巴乌塔的死讯后，A马上给我打了电话。
我很快就猜到是关于巴乌塔的事。“就是因为你不讲道理的折磨，我才连参加葬礼的力气都没有！”我愤怒地朝电话吼道。
那一头的A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巴乌塔死了啊。”
那一刻我第一次尝到了血液逆流的味道。大概为了往我伤口上撒盐，A才特地打了这通电话。A施加在我身上的，就是这样一桩接着一桩阴险恶毒的暴行。
几个月后，我冷静下来，终于识破A的企图，在心里做了决定。
提出起诉，让A得到应有的惩罚。等一切结束以后，抱着一大束黄色郁金香，去到阿姆斯特丹巴乌塔的墓前。
会不会有点浪漫过头呢？
不过这个决定还未完全实现。所以至少在电影里，摆上一束黄色郁金香吧——这就是我拍摄《恋人们》最后一个镜头的理由。（2016年2月，桥口亮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