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历史的天空》细节分析
说起《历史的天空》，这部电视剧和与其同为革命战争题材的《亮剑》有着很大的区别，它是以战争为外衣，以波谲云诡的党内政治斗争为主线，着重描写了党的内部环境和人性，彰显了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集中反映了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我军内部不同出身历史和不同指挥系统的干部之间微妙的关系。
如果你把电视剧和原著结合来看，你就会发现这部作品的主要角色中几乎没有绝对脸谱化的人物。“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少有永远的好人和坏人，少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里面几乎每个主要角色都是多元化人格，每个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道路抉择。
和简单的“坏人整好人”的逻辑不同，这部剧中不乏出现“好人整好人”的现象。时间和环境改变人，好人有时会做点坏事，坏人有时会做点好事，坏人成为好人不一定因为本性好，好人成为坏人也不一定因为本性坏，昨日兄弟今日反目成仇，昨日敌人今日荣辱与共...好与坏、黑与白都是相对的，多的是灰色，只有自己的切身利益是绝对的。一个目不识丁的军阀作风流氓无产者，通过五十年残酷的党内政治斗争而掌握了斗争的艺术，成为了笑到最后仰望历史天空的英雄。由此可见，该剧及其原著的深度厚度、对人性的探索和刻画以及对党史一定深度上的还原、挖掘和思考是不容置疑的。这其中，有人性的善恶交织，有人心的深险难测，有斗争的波谲云诡，有路线的针锋相对，有世俗的利益纠葛，有智慧的嬗变升华，有历史的大势所趋，也有往事如烟、千帆过尽的历史沧桑感。当革命者的革命理想、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和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利益面前所表现出的动摇和妥协交织缠绕在一起时，用悖论式的人生际遇抛却了人物的脸谱化设定，为我们呈现出了立体多元的观感，也许能让我们从中更深刻的认识到“革命”和“人性”的深邃。
我个人认为这部剧编剧水平很高，对于原著的改编是基本合理的，在大篇幅保留原著精华的基础上对原著的部分人物和故事情节进行了重新的删减和整合，从而让故事更加紧凑精炼，几个由编剧添加的新情节也是可圈可点。
这部剧的几个主要故事情节比如杨庭辉对主人公的培养、东方闻英和主人公的爱情、陈墨涵和主人公的恩恩怨怨以及国民党方面的一些故事，因为网络上已经有很多朋友讨论，所以我已经不必过多赘述。下面，我想结合原著内容来谈一谈这部剧中比较有价值的十几个党内政治斗争的细节。
细节1：初次见面，张普景冷漠态度暗示矛盾由来已久。
姜大牙（后改名姜必达）和朱一刀（后改名朱预道）参加新四军麒麟山抗日游击支队，但初次见面时支队政治部主任张普景对二人态度就不冷不热。姜大牙说了麒麟山民众对支队司令员杨庭辉的神化传说，请大家注意张普景的表情。
朱一刀说张普景是钦差大臣，这就引出了背景。读过原著的就会知道，杨庭辉曾经是中央红军的团长，长征时被上级派遣到位于鄂豫皖地区的麒麟山（原著为凹凸山）建立根据地，在当地拉起了一支武装。而杨庭辉在麒麟山的直接上级——江淮军区，是四方面军转移到川陕地区时留下的部分部队组建的，二者分属不同的指挥系统。江淮军区和党的江淮分局为了加强对这支武装的控制，下派窦玉泉、张普景、万古碑（原著为江古碑）、李文彬还有被编剧删减掉的原著角色朱疆到麒麟山工作，可以说他们带有着特派员的工作性质，是带着监督和掣肘的特殊使命来到麒麟山的。看明白了这一层，杨庭辉为何多次在风口浪尖上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力保主人公平安无事的深层次原因也就自然而然浮出了水面：当他正在面临着包围和架空的时候，内心苦闷之际，姜大牙这个愣头青的横空出世让他眼前一亮，他一定要扶持培养这个铁皮脑袋不怕打的糙汉，以此来切实牢牢掌握住武装，因为他需要有只听命于自己的枪杆子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筹码，掌握了武装才不会被架空。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联系背景历史来挖掘这部作品的深层次内涵：抗战初期是我军的哪支部队在鄂豫皖一带活动？是高敬亭领导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其前身隶属于四方面军。
鄂豫皖、四方面军、高敬亭、四支队...作者创作这部作品时为什么要暗示我们这些潜在的信息？作者是否在为故事情节的发展设置暗线？
该作品把开头的时间背景定在了抗战初期，把故事背景地定在了四方面军的发源地鄂豫皖，并说明“江淮军区”是四方面军向川陕转移后留下的部分部队（也就是红二十八军，后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组建的。作者设置这些信息，直接把剧情和抗战初期发生在新四军的某次党内重大政治事件（内部处决原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联系了起来，并牵出了中央同四方面军之间的历史渊源，为整部作品的明争暗斗奠定了基调，是有其深刻内涵的。
原著中提到，当姜大牙说出了这段荒诞不经的对杨庭辉的神化传说时，屋里除了张普景之外的所有人都笑了。而张普景一脸严肃的表情，暗示了他与杨庭辉矛盾其实已经由来已久，也暗示了他本人对于从这段神化传说中传递出来的唯心主义、个人崇拜以及未来可能会在姜大牙身上发生的宗派主义思想的深恶痛绝，为后文中双方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埋下了伏笔。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矛盾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之间造成的，而是长期累积的结果。更何况，他们各自代表的是在党的一段特殊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关系莫可名状的两大指挥系统。
细节2：姜大牙大队长任命问题的会议让人发现了很多人的性格特点。
姜大牙参加新四军后，因作战勇敢、屡建奇功，分区准备提拔任命姜大牙为陈埠县县大队大队长。但是姜大牙却很不满意自己的几个兄弟（朱一刀、陶三河、曲歪嘴）均只被组织上任命为副中队长，不仅如此，组织上还准备安排几个老红军骨干来分别当三个基干中队的中队长。姜大牙认为这是上级不信任他，是掺沙子，并且还对杨庭辉大发雷霆，说：这个大队长老子不当了！
还说了一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姜大牙原本准备投奔国民党（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因为阴差阳错的走错了路，撞到新四军麒麟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怀里才参加了新四军。把这个背景和这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联系起来后，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开始浮想联翩。
在关于姜大牙任命问题的会议上，能让我们发现麒麟山军分区高层中每个人的性格。
万古碑（分区副政委兼特委副书记）总是过早暴露火力，提出矫枉过正的建议，导致被杨抓住了弱点而击破，最后妥协投降，体现了这个人的短视、冲动的性格和人格的缺陷。会上他抓住了姜大牙“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句话的把柄，过早的提出秘密处决姜大牙，直接把自己放在了被动的位置上，让杨庭辉抓住了他的弱点。
张普景（分区政治部主任）总是盲目附和打头炮的万古碑，体现了张这个时候缺乏斗争经验和政治头脑。这一点，与他日后写针对杨庭辉的汇报材料又不直接送给上级领导，导致最后材料被盗、自己白白担了小人名分一事形成呼应，体现了此时此刻张普景还不够成熟老练。但是值得称道的是，张普景党性原则性强，做人正派，万古碑提出杀姜大牙是为了怕杨庭辉如虎添翼和保卫爱情（姜大牙对万古碑一直暗恋的政治部宣传部长东方闻英表现出了明显的爱慕），而张普景提出杀姜大牙是因为他不想把队伍交给他眼中的投机者，他认为姜大牙不具备革命者的素质，这与他日后两次保护姜大牙形成呼应，他的一切想法都是出自公心，而非一己私利。在他的身上，你几乎看不到政客的狡黠，因为我们能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纯粹党性和浩然正气。虽然他有时也会做点“卑鄙”的事，这一点后文会提到。
窦玉泉（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总是默不作声，或者顾左右而言他，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因为他知道，恶人别人会做，他不必暴露自己的火力。总是先借他人之手投石问路，自己再伺机而动，体现了这个人城府极深的一面。原著里曾经提到过，窦玉泉在川陕红军（四方面军）肃反时期曾被上级当成肃反对象、险些命丧黄泉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某些问题上窦玉泉私下发表过他个人的一些主观意见从而犯了某位领导人的忌讳。剧中杨庭辉有一次与他单独谈话时，提到了窦过去在川陕红军肃反中挨整的历史，暗示了窦曾经经历过党内政治风浪，斗争经验丰富，所以才凡事轻易不发表意见。
每临大事，王兰田（分区副政委）总是能“抛砖引玉”定下基调，最后杨庭辉（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特委书记）出马抓住所有人的弱点。在姜大牙任命大队长的问题上，杨庭辉面对这几位带有“特派员”性质下属的步步紧逼，在形势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后发制人，有条不紊地据理力争，抓住所有人的弱点并各个击破。可以说在麒麟山，这两个斗争经验丰富的领导者显然牢牢的控制住了局面。杨庭辉作为麒麟山军分区的党政军绝对核心，其战略眼光、远见卓识、思维缜密程度、演讲煽动才能以及作为领导者的逆境转圜能力，绝非张普景、万古碑和李文彬三人可比。
最聪明的人，总是让别人不能发现他们的聪明。杨庭辉、王兰田这二人相比，杨庭辉往往在明面掌控大局，而王兰田虽然表面上来看是杨的附庸，但实际上王兰田同样是一个深藏不露的角色，而且很容易被我们忽略。古人云：“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王兰田的聪明，甚至比窦玉泉的明哲保身式的聪明更加的深邃。窦玉泉的“聪明”，在于他经历过多次党内政治风浪后的谨小慎微，是“以退为进”；而王兰田的“聪明”，在于他凡事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同时秉持不愠不火的态度和“拙诚”的处世哲学，是“以进为退”。换言之，窦玉泉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他不行。抛开窦玉泉，双方对峙态势是2：2（杨庭辉王兰田：张普景万古碑），所以窦玉泉总是选择坐山观虎斗，观察形势后顺势而为。但是如果王兰田保持沉默，那就直接让杨庭辉的身躯暴露在了张普景和万古碑两个好战分子的火力下，窦玉泉也会趁势加入这二人的阵营，那就大势去矣，王兰田是在用“进”来牵制窦玉泉的“退”。正因为他时刻紧跟杨庭辉，让很多观众都误以为他是一个没有主见的龙套角色。王兰田曾经是一名教书先生，走上领导岗位后长期领导地下工作并单线指挥绝密的对敌统战工作，在他曾经的学生里有国民党和汉奸，所以他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分区副政治委员，更是一个众多机密的收藏者和众多秘密关系网的轴心点。王兰田不是手里没有杀手锏，而是引而不发、韬光养晦，通过在表面上做好杨庭辉的辅助工作来掩饰自己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网络上，有很多朋友认为李文彬的被俘变节是出自王兰田手笔，这一点后文会提到。
杨庭辉为什么任命姜大牙大队长时，把宋上大、马西平两个保卫干部派到陈埠县工作？保卫干部的工作是有特殊性的，甚至可以说带有一定的秘密的间谍性质，需要对党组织绝对忠诚老实，并且原著提到过宋上大做过锄奸科长，个人认为这是作者的一处暗示，体现了杨庭辉当时对姜大牙也是且用且防，这两个人带有双重的特殊使命（《亮剑》中李云龙发现团部保卫干事朱子明持枪失踪后马上命令紧急集合，能让我们感受到保卫干部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和对于军队的特殊意义）。一方面，杨庭辉深知虽然这伙人没有成功阻止对姜大牙的任命，但是他们也会想方设法往陈埠县县大队安插眼线、掺沙子，所以必要的时候，这二人可以保护姜大牙；另一方面，姜大牙性格桀骜不驯，这次又公开违抗命令，要挟上级。这个时候，他就像杨庭辉攥在自己手里的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扔出去能炸别人，反过来也能炸自己。杨庭辉也很怕他一旦再做出过火的事来，给自己惹大麻烦，所以这二人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监视姜大牙的作用。姜大牙若走上正轨，这二人可就近护驾；姜大牙若离经叛道，这二人便可持尚方之剑对其采取果断措施。杨庭辉原先准备安排三个军事骨干担任县大队三个基干中队中队长从而制衡姜大牙的构想已经无法实现，于是便安排了两位保卫干部直接进入县大队领导层从而加强陈埠县县大队的政治保卫工作，这二位身上所担负的特殊使命不言而喻。
果不其然，张普景也交给了即将赴任的东方闻英一把手枪，暗示东方闻英如果发现姜大牙做出了背叛党的利益的行为，可用此枪将其直接处决，一切后果由张承担。
这个时候，姜大牙还不是能算是故事的主人公，只能算是一颗装着火药的“棋子”，自爆事小，伤及两伙对弈的下棋人才事大。
细节3：杨庭辉为什么在和窦玉泉聊天时提及窦过去的历史？
杨庭辉有一次跟窦玉泉单独聊天，杨提到了窦过去的历史，并鼓励他忘掉过去，今后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觉得，这是杨庭辉大公无私、团结同志的光明磊落之举，或者是杨庭辉对窦玉泉的拉拢，希望窦能够“改换门庭”。
前文中我已经提到，这二人之前分属不同的指挥系统，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并且窦玉泉等人来到这里工作的本质就是掣肘杨庭辉。杨庭辉不仅仅是一个百战沙场的军事指挥员，更是一个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成熟的政治工作者，难道他真的会天真到去跟一个城府深险难测的“政敌”交心？
我的判断是，杨庭辉提到窦玉泉过去的这段历史，并说“你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表面上来看是团结同志，但实际上等于以“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方式变相的揭穿了窦玉泉明哲保身的真正原因，翻开了窦玉泉的底牌，有提醒窦玉泉注意“前车之鉴”的深层次用意，是一种无声的震慑。换言之，这是杨庭辉对窦玉泉说的反话，翻译过来就是：你不要忘了，你过去就是因为爱说话而差点送命的。
原著里曾经提到过，窦玉泉曾经确实非常有主见，他在川陕红军肃反中差点送了性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当时私下发表过一些对某领导人的意见。剧中窦玉泉在开会时总是故作深沉的端着烟袋吞云吐雾，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是真的没主见吗？“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发表什么意见？发表支持谁的意见？在恐怖血腥的川陕红军肃反中，曾中生、旷继勋和余笃山这样的四方面军高级领导干部都没有逃过走上历史祭坛的悲剧命运，心有余悸的幸存者窦玉泉想必已经意识到了革命的复杂和残酷，认识到了斗争的本质，他还会盲目的发表什么意见？无为而治，对他来讲就是最大的作为。
一个成熟的政客，说话办事就要有明确的目的。以杨庭辉的城府心计而言，不可能天真的奢望窦玉泉“改弦易帜”从而为他所用，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只要窦玉泉继续默不作声，即使他不能为己所用，他的明哲保身对张普景和万古碑这些原四方面军的干部也是一种巨大的牵制。
换言之，你抓好部队的训练和作战，别的事您少操心。
细节4：姜大牙和李文彬吃面鱼，暗示矛盾。
这是一处看似很平常的场景，所以很容易被忽视，但看的出来编剧是动了脑筋的。
面鱼如果我所料不错，其实就是我们常吃的疙瘩汤，这个贯穿全剧的食物原著里没有，是编剧添加的，颇具匠心。
姜大牙在一次军事行动前没有请示政治委员李文彬（陈埠县县大队政治委员兼陈埠县县委书记，在1942年9月之前政治委员对军事行动有最后决定之权）的意见，在李文彬还没开始批评姜大牙时姜大牙说：我就爱吃家乡的面鱼，好吃，你多吃点。
换言之，我是杨司令的人，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而李文彬是外地人，对这碗面鱼明显毫无兴致，只是拿筷子拨弄了几下，就放下了筷子。
此时此刻，编剧用这本乡本土的食物面鱼暗喻麒麟山以杨为首的本土派，用李文彬对面鱼的不感冒暗喻了双方的矛盾，编剧是在用双方饮食习惯的矛盾暗喻这几个下派干部与本土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
细节5：通过这个“日语八级”的情节，我们看到了编剧的“善良”。
姜大牙搭救了一个日本小女孩，用自己的“八级日语”去尝试和小女孩交流，为我们带来了一丝轻松和欢快。
小女孩的日本军官父亲，为了表达对姜大牙的感激之情，设宴宴请姜大牙，并对姜赠予自己家传的武士刀和二百块大洋。
此举可谓彰显了人性的光辉，并且这也是我军在百团大战时的真实故事，当事人是聂荣臻元帅。
但是，很遗憾的告诉没有看过原著的朋友，编剧设计这段情节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掩盖一个丑陋的真相。
请跟随我的思路继续往下看。
姜大牙一行数人在返程的过程中，突然想起了当天是对自己有再造之恩的干爷朱恽轩的寿诞。
可朱恽轩当时已经接受了伪职，是蓝桥埠的维持会长。
到达朱二爷家后，姜大牙随即把日本军官送给他的二百块大洋转赠给了朱恽轩作为寿礼。
后来的事，就无需我继续赘述了，李文彬定是得到了内线的汇报，将此事捅到了军分区，姜大牙受到了冲击。
看过原著的朋友会知道，在原著中姜大牙送给朱恽轩的二百块大洋，是直接在县大队内部挪用的公款......
通过编剧的处理，好像就等于是在说：这钱不是姜大牙在县大队骗出来的公款，而是日本军官以私人身份赠予给他的，他送给朱恽轩只是转赠...去给汉奸拜寿也没有任何“预谋”，完全是突然想起来的事情...
编剧之所以设计这个“日语八级”的搞笑情节，目的就是为了形成一个连锁事件，掩盖了原著中的一丝丑陋。
无规矩不成方圆。早在1938年6月，新四军军部在行军途中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确定了战时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制度与领导方式等基本问题，要求部队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坚决实行不拉夫、不收款、不扰民的“三不”政策。同时，军部还对红军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了修改，制定新的“三大纪律、六项要求和十项注意”，发布了一系列条例、布告、纪律、军规、制度、守则、公约，形成了一整套教育、监督、预防、惩处并重的廉政建设制度体系。1942年，新四军苏中分区交通站站长陈新因私卖公家的一条棉裤，被军直党委开除党籍；1943年5月新四军五师三十八团的一个连长因贪污6元钱被绳之以法。
编剧很善良，也很聪明，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丑陋和黑暗的同时，给予了我们观众阳光和温情。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停下来做一个短暂的思考和总结：姜大牙作为一级武装的军事主官，多次对政治委员李文彬进行人格侮辱，破坏他的威信，这次甚至直接发展到了给汉奸拜寿的程度上。杨庭辉对于姜大牙的过度宽容，这里面究竟有没有自己的私心？张普景在杨庭辉面前质疑姜大牙的种种越轨行为时，杨庭辉反驳的论据是否存在着脱离了政治工作的单纯军事观点？是否用实用主义完全取代了政治原则？
在杨庭辉的棋局之中，姜大牙现在是最不可或缺的棋子，他是武装和枪杆子的代名词，代表着杨庭辉斗争的底牌和底气。要杀，早就杀一百次了，既然不杀，就要力保。
可能杨庭辉自己也没有想到，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伟大力量和个人人格魅力的感召真的把一个流氓无产者改造成为了内心深邃无垠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将，甚至自己最后倒台了，而姜必达可以笑到最后。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董建昌发出过这样的感叹：我原以为自己是个伯乐，没想到却成了千里马的草料了。
细节6：张普景有他的一个“卑鄙”职业习惯，他也是这个棋局的局外人。
张普景写了一份矛头直接指向杨庭辉的材料，但他却没有直接把这份材料交给上级，而是先“幼稚”的去跟杨庭辉交换意见，这体现了他和万古碑的本质区别：他是一个君子，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出自于公心，他不懂得除恶务尽、杀人要杀死的道理。
张对杨说姜大牙的种种劣迹，和对杨的个人崇拜，杨问他是怎么知道姜大牙说的话的，张停顿了一下，含糊其辞的回答：基层同志反映的。
原著里对于这句话解释的很清楚，张普景喜欢用特务盯梢的方式在基层安插自己的眼线，监视自己的同志，听小报告。原著曾经交待过，张在红军时期做过保卫干部，我想这就很好理解了，这是他的一个比较“卑鄙”的职业习惯。
但是他和别人不同的是，他以这种特务盯梢的下流方式来监视同志，出发点是为了捍卫革命的纯洁性和党的利益。并且，他重原则重证据，没有证据的小报告他不听，无论你的小报告打的水平多么高超，只要拿不出绝对的事实和证据，那么同志就还是同志。
如果不是张普景坚持原则，抵制万古碑和李文彬的建议，纯洁运动里姜大牙已经被秘密处决了。
张是个君子，但是不代表君子就没有“卑鄙”的一面，好人也会做点坏事。
杨庭辉在与张普景争论过后，居然自己退了一步，提议让政治部将这份对自己极其不利的材料抄写几份，让大队营级以上干部阅读并参与讨论。
对于这个建议，张普景居然以“争论面不宜过大，会引起混乱”拒绝了，建议只在分区和特委班子成员之间小范围讨论。
通过这个细节，我们不难看出，杨庭辉这招“以退为进”奏效了。他提出让军分区大队营级以上干部阅读这份矛头直接指向自己的材料并集体讨论，除了彰显自己的心怀坦荡、反将了张普景一军的同时，也未免有一点“钓鱼”的意味：他可能是想借张普景的这份材料来试探所有人对自己的态度。
麒麟山这盘大棋的双方对弈势力背后，暗藏的是双方各自代表的旧指挥系统之间多年来盘根错节的微妙关系，而张普景在其中却始终是一个“不明棋局”的局外人。
细节7：姜大牙让朱预道清理“家贼”。
姜大牙的心腹、二中队中队长朱预道和二区区长岳秀英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李文彬交给了姜大牙一份针对这件事的详细材料。
之前就已经有过征兆，姜大牙给汉奸维持会长朱恽轩拜寿一事完全是临时突发行为，但是这件事居然会被李文彬侦知。这一次，就连平时朱预道说的梦话，都在这份材料里被记录的清清楚楚，说明这些人的眼线真的是无孔不入，甚至就在姜大牙和朱预道的身边。姜大牙让朱预道查查是谁“卧底”，必要的时候“采取果断措施”。
什么叫果断措施？我想我们都明白，历史将永远湮没这渺小的一粒尘埃，悄无声息...可能也不会像李特黄超一样，在几十年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个同样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深入浅出的显示了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革命是残酷的，人性是复杂的，“政治”二字一定程度上来讲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细节8：李文彬本性和万古碑有本质区别。
张普景没有把矛头指向杨庭辉的材料送上去，并且把材料毁掉了。但是这份材料，却离奇的出现在了上级江淮军区负责人的手中，江淮军区派遣特派员来调查此事。
这真是活见鬼了！
后经张普景确认，是他的底稿被盗了，他的正直彻彻底底的被别人利用了。这个盗窃材料并上交给上级的人真是阴险至极，达到了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小人的恶名却让张普景来担。对这件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一件事，张普景只能自认倒霉，也明白了革命的复杂性。
（文革中万古碑对张普景非法用刑，张被折磨致疯，开始说疯话，疯话中他说这份底稿是被窦玉泉盗窃并送上去的）
随后，“纯洁运动”开始，杨庭辉离职到西北学习，王兰田靠边站。
剧中信息显示，纯洁运动的时间为“民国31年”，也就是1942年，这代表着纯洁运动的时间与我党历史上某次重大内部运动的时间相吻合。原著作者把纯洁运动的时间背景定在这个年份，可以说是有其深刻内涵的。
姜大牙和朱预道被这些人抓起来了，被关押在了特委社会部的改造院里，万古碑指使军区锄奸科和特委警备队对二人非法用刑，大搞逼供信。此时此刻，作为代理司令员的窦玉泉却对如何处置姜大牙不表态，因为他想借刀杀人，让万古碑和李文彬出头，自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窦对李说的比较露骨，那就是要秘密处决姜，对万则是在书上划了“放虎归山终为患”这样一句话来暗示。这说明什么？说明窦对李的信任要超过对万的信任，他深知李比万人格上单纯干净的多。
李文彬觉得，根据姜大牙的“罪行”来看，按照正常程序完全可以判死刑，不必冒险去秘密杀他。而且纯洁运动是为了治病救人杀一儆百，让大家提高思想意识和觉悟，这充分说明李的本性跟万有本质上区别。
李文彬看见窦玉泉态度暧昧，于是他对万说：这次运动，咱俩怕是要吃大亏啊！
这句话说明，其实这个小团体的几个成员互相之间都保持着充分的警惕性和防范意识，窦玉泉意欲借刀杀人、以邻为壑的险恶用心已经被李看出了端倪，他也不愿意做窦的杀人工具。
二人又找到代理政委张普景，张普景坚决反对杀姜大牙。两个主官，军事主官态度暧昧，政治主官反对态度强硬，二人便失去了底气，于是此事一来二去耽误了下来。本来万古碑准备孤注一掷，已经布置了两名锄奸干事去秘密处决姜，结果这个时候老杨突然从西北回来了，并且带来了中央最新的精神，那就是停止矫枉过正的纯洁运动。
这伙人到底还是放虎归山了。
因为纯洁运动，根据地大批干部被处决，出现了大量的岗位空缺，于是中央向根据地增派了一批干部，麒麟山军分区的任务是接应这些人安全过路。但是这些人却在途中被国民党设计伏杀，这可是通天的大事，而且明显是因为麒麟山军分区忙着搞纯洁运动，对这批干部保护不力造成的。李去找窦汇报，但是窦不表态，把责任推到万身上，让李去找万汇报。万怕承担责任，表示要装作不知道的好，于是李文彬说：那那些同志不就死的太冤了吗？
李文彬的本性比万古碑良善的多，即使不是绝对的好人，也绝不是垃圾人，他是有一点做人的良知的。
李文彬的被俘变节，是一个悲剧。实际上这几个人刚到麒麟山时，李文彬的革命热情超过了所有人，甚至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陈埠县工作。姜必达当上分区司令以后，他的信仰彻底崩塌，他一直以正宗的布尔什维克自居，不愿意看到组织上把队伍交给一个草莽。信仰的崩塌，加上内部的倾轧，都间接导致了最后的变节。仅仅把李文彬定位为叛徒而一踩到底，是有失公允的。
细节9：李文彬是被谁出卖的？
李文彬秘密来到崔家集见他的情妇，却会被突然出现的日伪便衣人员俘虏。这件事原著写了，对方对情报掌握的准确程度十分惊人。
李文彬到底是被谁出卖的？看过原著的都明白，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执行者是朱预道。而策划者，有人说是窦玉泉，有人说是王兰田。
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其根据和瑕疵。 
说是窦玉泉的根据：
原著里窦玉泉借礼堂时对朱预道说，李文彬的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不知地不知，还是你知我知。
知人隐私者危。纯洁运动中，窦玉泉曾经对李文彬比较明确的说要把姜大牙杀掉，对万古碑却只是书上划了一句“放虎归山终为患”来暗示，所以窦玉泉此时最忌惮的是李文彬，因为划书一事他可以不认账，说万古碑歪曲了他的意思。
而李文彬实在是不知趣，非要在窦玉泉面前提及窦玉泉当初想杀人灭口的想法，让窦玉泉不寒而栗，所以说窦玉泉出卖李文彬是绝对顺理成章的事情。
加上当时李文彬的警卫员是窦原先的警卫员高铁锁，张普景的推断也是窦所为。
瑕疵：纯洁运动中，朱预道刚刚被窦一伙人整完，差点死在了特委社会部的改造院里，他为什么要和窦玉泉合作？为了各得其所？
原著中还有这样一个情节：文革结束后，李文彬当年的情妇崔二月（李文彬被捕当天被日伪杀死）的弟弟找到了军区，告诉了陈墨涵一件事，那就是文革期间万古碑和窦玉泉曾经回过李文彬被捕的地点——崔家集，他们在那里对当年的事情进行了调查。
万古碑回去的动机，自然是想做姜必达在李文彬事件上的文章。但是如果窦玉泉真的是主谋，这件事他避之唯恐不及，他为什么也要回去？
我的分析是，他是想在李文彬事件的蛛丝马迹中提取出一些关键信息，然后将其作为自己关键时刻的护身符和杀手锏。这也是他在文革中保护张普景的原因之一，他很想从张普景口中的疯话里捕捉到一些往事的蛛丝马迹。窦玉泉对朱预道说的那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能就是因为他通过回到崔家集走访调查后掌握了朱预道出卖同志的证据，说明了出卖李文彬的幕后主谋不是窦玉泉。
说是王兰田的依据：
纯洁运动中，王兰田险些被打成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双料特务，这个时候他要报复这些人。这些人里，其他人都在军分区，只有李身处陈埠县相对孤立，新任大队长朱预道又是自己的心腹，加上掌握了李文彬在崔家集有情妇这个重大的线索，找机会让他掉进日本人的彀中不是难事。王兰田原先是教书先生，他的学生里有国民党，有汉奸，加上他长期领导统战工作，是秘密关系网的轴心点，与敌人有联系，之前王兰田在做伪军三大队反正工作的时候正是朱预道代表王兰田在周柳树家与伪军方面接洽。这个时候王兰田完全可以指使朱预道把李文彬的行踪透露给日伪，因为他们知道李文彬是一介书生，经不起日本人的严刑拷打，必然变节。王兰田想通过卖掉李文彬，让这几个人抬不起头，帮助姜大牙巩固自己的地位，从而加强他和杨对麒麟山分区的控制。
原著里高秋江把李文彬的遗书交给了主人公，主人公说李文彬在遗书中写主谋不是姜，不是窦，不是张，至于是谁，主人公没有明说。
读过原著的，还会知道这样一个情节：在姜必达和窦玉泉在故事最后竞争军区司令员时，突然出现了一份匿名材料，材料内容是关于李文彬被俘事件的。
作者在这里着重强调，王兰田对最终人选的意见举足轻重。这个匿名者在这个时候打出这张牌，有“威胁”王兰田的意味。
根据我的判断，这个送匿名材料的人是高秋江，而不是原著文中暗示的姜尚武。高秋江在原著中是一条作用至关重要的暗线，她在执行处决李文彬任务之前就收到了一张神秘字条：走投无路时去找姜大牙。由此可见，原著中她在处决了李文彬之后应该被主人公秘密保护了起来，保管着李文彬遗书的高秋江便成了主人公手中的杀手锏。可惜高秋江这条暗线的作用在电视剧中被编剧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对李文彬遗书的下落也没有做进一步的交待。
李文彬被俘后，朱预道来到洛安城中的我党地下谍报人员韩春云和小于的住处告知韩春云李文彬被俘一事，为什么在朱预道和韩春云谈话时小于要在门外偷听？为什么她的神情鬼鬼祟祟？之前的剧情中，王兰田曾对韩春云说过他是小于的表舅。作为王兰田外甥女的小于，她和韩春云一起潜入洛安州从事地下谍报工作的同时，会不会身上还担负着什么王兰田向其单独赋予的特殊使命？是不是可以间接的印证王兰田和李文彬被俘事件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民党方面的高秋江经常和韩春云小于三人联合行动，而高秋江和韩春云曾经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旧相识，小于是不是担负着监督监视韩春云的任务？小于这个人物虽小，但却是万万不能忽略的。
如果出卖李文彬的主谋真的是王兰田，那只有一种解释：作者之所以之前一再暗示是窦出卖的，是故意卖的破绽转移读者视线，为了掩盖真正的主谋王兰田，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写法。但不能确定的，是杨庭辉有没有参与此事。
真的如此的话，那么这部作品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让很多人都忽略了王兰田这条至关重要的暗线。
瑕疵：杨庭辉和王兰田上调江淮军区，自己的心腹姜大牙已经当上了分区司令员，李文彬对他们已经构不成什么威胁，这个小团体已经成为了灰溜溜的丧家之犬，何必冒如此大的风险去急于报复？
王兰田本就是坚定支持姜必达担任司令员的，又何必多此一举的去“威胁”他？
这两种可能性，我觉得一定程度上都说得通，也都有各自的不合理之处。
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没有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
调皮的去李文彬的扮演者郑玉老师的微博下面调侃了一下。
细节10：后期的两处暗语。
文革中，张普景被万古碑监禁并非法用刑。万古碑在“倒姜”之前先整张普景的目的，是想先从张普景这里打开“倒姜”的突破口。因为万古碑知道，张普景是一个斗争性很强并且收藏过众多机密的政治主官，张普景手中关于姜必达、杨庭辉和王兰田等人的历史材料绝不是万古碑手里掌握的那些上不了台面的“陈芝麻烂谷子”所能比拟的。但是刚正不阿的张普景一直拒绝做伪证，被万古碑折磨致疯。
张普景被万古碑手下的造反派带走以后一直杳无音讯，窦玉泉来管万古碑要人。
老窦，放虎归山终为患，这是我在你的书上学来的。
换言之，“杀人要杀死”这个真理是你教给我的，这是血的教训啊，我还能第二次放过姜吗？谁阻挡我杀姜就是死路一条。
再换言之，你老窦也不干净啊，你是有过执行错误路线、过左的黑历史的，别让我揭你老底啊。你再挡我杀姜必达，你和张普景结局都是为姜必达殉葬。
在窦玉泉的世界里，凡事没有对错，只有利弊。曾经想杀姜必达的是他，现在保护姜必达和张普景的也是他。丰富的斗争经验让他在运动中应对自如，有着自己充分的主见。众所周知，一个记牌能力再强的斗地主高手也不可能百战百胜，拿到烂牌时能充分利用自己现有的牌与敌斡旋、借力打力，懂得不能胜时“少输当赢”的人就是高手。窦玉泉此时此刻已经经历了这三十余载间的多次党内政治运动，已经是一个驾驶经验丰富的“老司机”。血的教训告诉他，不能做快车手，容易跌落悬崖；也不能做慢车手，容易被追尾。想当一个好司机，就需要该加油时加油，该刹车时刹车，一慢二看三通过。
滑稽的是，川陕红军时期窦玉泉开了快车，险些丧命。从那以后他一直心有余悸，放慢车速驾驶，却一再的被追尾。
原著中写的很清楚，通过自己的运动经验，窦玉泉深刻发现了凡是党内政治运动，轰轰烈烈之后，终会偃旗息鼓，该甄别的甄别，该平反的平反，哪怕是这场声势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万古碑这种品格低劣而且短视浅薄的人，绝对不会有好下场。所以，他要保护老战友，保护他曾经想杀的人和陷害过的人。
原著里他保护张普景，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他想从张普景的疯话里收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和一些往事的蛛丝马迹，从而作为自己的护身符和杀手锏，张普景也是一个众多机密的收藏者。 
文革中，和姜必达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参军，风风雨雨一起并肩战斗的朱预道，为了自己的平安，出卖了姜必达。
朱预道的人格里，有单纯善良的一面，有贪婪短视的一面，也有狡黠阴暗的一面。
张普景被万古碑放出来了，但是已经被折磨致疯，满嘴疯话，吵嚷着要在军里召开会议。
为了满足“精神病人”老张的愿望，万般无奈之下，已经“靠边站”的副军长窦玉泉找到因出卖战友而当上了代理军长的朱预道，想借用礼堂给张普景“开会”用，但是胆小怕事的朱预道不敢言借。
窦玉泉对朱预道亮了底牌。
老朱，你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换言之，做人留一线，你忘了自己以前和姜一起挨整的时候了？你不怕姜东山再起？
老朱，你对同志是有过不光彩的行为的。
换言之，你出卖李文彬的事想让我抖搂出来吗？
朱预道的头脑和底蕴还远远比不上窦，心理防线直接崩溃。
一个跟姜必达可以说是过命兄弟的人，在危难时刻出卖了他曾经最亲近的人。
一个曾经有欲杀害同志、出卖战友嫌疑的“坏人”，在危难时刻保护了他曾经想杀的人。
说到这里，我们要再提一下杨庭辉这个人。杨庭辉是这部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他用其高超的驭人之术将一个草莽英雄改造成了成熟的革命者，但即使如此你也无法否认在故事的初期杨庭辉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姜大牙在故事的初期一再违背组织纪律，违抗上级命令，要挟上级，挪用公款并率领武装人员进入敌占区给汉奸维持会长拜寿，这些都不是小事。面对着这些严重问题，杨庭辉却一再对其迁就重用，只奖功不罚过，用姜大牙出身的特殊性和麒麟山革命斗争形势的复杂性完全取代了政治原则的严肃性，让姜大牙成为了火箭式干部，从而使其对自己感恩戴德，坚决维护着以杨庭辉为绝对核心的领导体系，用“抓住枪杆子”这一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对抗原四方面军的力量。无论如何，你也否认不了这是宗派主义思想的事实。当然，在当时内外强敌环伺的情况下，谁是组织？谁有话语权？谁掌握了武装，谁就是组织，谁就有话语权。杨庭辉只有培植自己的军事骨干力量才能在麒麟山的复杂斗争形势下生存，才能避免原四方面军干部对自己的架空，别无善法。
好人不代表没有私心和卑鄙的一面，坏人不代表不会做点好事。“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事而制”，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
人性，就是这么的复杂。
细节11：《历史的天空》多次通过细节来着重强调政治委员在军队中的作用和地位，甚至再现了当年的红四军内部争论。
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没有政治斗争的配合，军事斗争是不可能取得完胜的。他批评了为战争而战争的单纯军事观点，批评了把战争孤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将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全局上综合考虑。
在1929年12月末，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胜利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系统回答了党和军队建设一系列根本问题，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由此定型。
在军队建设方面，古田会议决议案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案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
在党的建设方面，古田会议决议案着重地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指出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办法。决议案在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又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并且提出了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等要求。
古田会议决议系统总结了自1927年以来我党创立红军的斗争经验，强调用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党和军队，划清了人民军队同旧军队的界限，确定了无产阶级的建军路线。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决议确定了一套实现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和措施，规定了政治工作的任务和内容。决议指出党要成为部队的“领导中枢”，“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二、深刻论述了党的思想建设原则，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决议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作了具体的规定。
三、阐述了党的组织建设原则，明确指出了“历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重要性。一方面领导机构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另一方面，要保证党员的充分民主权利，使党员能对党的工作尽量发表意见，提出批评。
四、阐述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原则，强调要重视党支部的作用。同时还规定了健全支部生活，严格党的纪律等项措施。
“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这一定程度上来讲可以说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尤其是在1942年取消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之前。
“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又派来个练嘴的白面秀才！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
《亮剑》中李云龙的身上的缺点是很多原四方面军干部的共性问题，比如：不重视文化学习、轻蔑于正规战术、不讲政治纪律、缺少组织观念、贬低政治委员制度重要性、对“党指挥枪”的懵懂茫然...…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
刘伯承同志发表在1935年12月16日的四方面军政治刊物《红炉》第1期上的文章，题目是：《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
刘伯承指出：余天云的错误思想行动主要表现，第一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教育。余天云说：“只要打得仗就够了，还说什么政治工作政治生活？土地法令打不得仗也是空事，政治文件用不着看，政治军事也用不着学，进学校就是坐保卫局。”所以他入党几年来才参加过一次党会，他在当36团团长时骂散过团总支大会，反对政治工作。这种军阀作风流氓无产者不知道我们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争取唯一领导的重要，我们红军更应该加强党的领导教育，作为领导战争的先决条件。单就上述不说政治，不看文件，不愿学习的现象来说，那党的领导和教育又从哪里去实现呢？
通过这次对话，我们从中可以捕捉到一些历史细节，对话充分说明此时此刻我军已恢复党委制。1931年11月，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下，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决定取消红军中的各级党委员会，党委制由此中断，政治委员的地位和权力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高。1942年，由于雪村战斗的惨痛教训，我军取消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党的各级委员会，军队党委制开始逐步恢复。
“这里没有民主，唯你杨庭辉同志马首是瞻，你一身兼任三职，给同志们带来了很大压力。”
“特殊的斗争环境里，权力要保证在高度的集中。”
在杨庭辉和张普景这段关于“民主集中制”和“集权制”、“家长制”的争论中，我们似乎隐隐约约看到了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内部争论的一个缩影和延续。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思想的碰撞和斗争在所难免，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充满艰辛的革命实践，寻找到了一条伟大而正确的道路。
细节12：从两处对话细节挖掘这部作品的批判性。
从剧中人物当时刚刚开始佩戴军衔并结合其他剧情时间点来分析，这段对话应该发生在1955年到1959年之间。
这段对话发生在文革期间，姜必达和陈墨涵在农场劳改时。
结合这两段对话发生时的历史背景，不得不说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批判性。
细节13：残酷中的几处温情。
通过剧中出现的“集团”、“俱乐部”这些关键字眼，我们可以判断出杨庭辉在50年代末期受到了某次党内重大政治事件的牵连。原著中提到，他因为当时为某人鸣冤叫屈而被免去一切职务，并被下放到了三线某工厂改造，最后自杀身亡。 
剧中，在他临走的时候，所有人都来车站为他送行。这里面，不仅仅有他的朋友，也有他曾经的“敌人”。 
万古碑偷偷到东方闻英的墓前放了一束花，拿出了那支当年没能送出去的钢笔，唱起了《教我如何不想她》...他对爱情也有忠诚的一面，小人也有着自己的真情实感。
姜必达反思自己没文化，和李云龙不以为耻的“学个屁”对应，这是他逃出生天后对自己的深刻反思，是他涅槃重生、开始掌握斗争艺术的开始。姜必达笑到最后，而李云龙的结局是悲剧，这中间不是没有原因。原著中主人公姜必达人格的复杂性和历经沧桑后深邃无垠的城府，被编剧淡化了很多。与此同时，王兰田和高秋江这两条暗线的作用也被编剧弱化了。
文革结束，姜必达和窦玉泉拥抱，恩恩怨怨烟消云散。（原著后期还在搏杀）
姜必达去看望晚年朱预道，一笑泯恩仇。（这段原著里是没有的）
姜必达刚刚被任命为大区正职，却给上级打了离休报告。他深刻的反思了因为“那些年”的耽误，自己对未来战争一无所知。为了国防事业的蓬勃发展，让军中青年才俊早日进入阵地，自己选择了急流勇退。
登临远望，千帆过尽。金戈铁马，往事如烟。
真正的英雄，笑到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