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与疫情下的中国
事实上《他乡的童年》我只看到了第三集，但正是在讲印度教育的这集中，我在弹幕里看到了和现在谈论各国处理疫情思维非常相似的言论。
片中提到了印度学生在课堂上会与老师辩论，挑战老师是课堂上重要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之后介绍了一个被称为云中学校的项目——在贫困的村子里安装电脑，让孩子们能通过互联网了解世界、与世界交流。这时弹幕里有人说“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很棒啊”，“很让人感动！”，而紧跟着就出现了“在这里感动的人去了印度回来就知道中国的好了”，“去了印度的朋友同事，没有哪一个说想在那边住一段时间的”，“印度文盲人口占世界文盲人口30%，也是世界第一个文盲人口过亿的国家”等内容的弹幕。
这让我立刻联想到了关于这次疫情的讨论，当有人说“中国gov这些事做得很糟，他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的时候，就会有人反驳说“你看看国外就知道，中国gov做得其实很不错”。我认为这两者的思维很相似，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应试教育对国人思维的影响。
其一是竞争意识。我想这部纪录片的目的既不是向我们展示世界各国最真实普遍的教育现状，也不是大肆批判国内教育，而是向我们展示他乡与中国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希望我们可以从中学习或者说只是可以多思考一下是否可以对现在教育方式有所改进。然而，当前者在讨论“这一点很好，值得学习”的时候，后者却在说“你没看到他们其他地方都很差，我们比他们好多了”。前者做的是纵向比较，跟过去的自己比去思考如何能做得更好，我们在疫情中做出过错误的决定，我们需要反思然后做得更好；后者做的是横向比较，我比别人强，我是班级第一，你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如今国内舆论遍地的“ 某国连抄中国作业都不会抄！”。因此前后者之间的对话简直就是在鸡同鸭讲，后者的思维充满了竞争意识，他们只想拿“班级”第一，而前者却想让中国成为更好的自己。
其二是“实体论”思维。《成功，动机与目标》这本书的第二章中提到了学习的“实体论”和“渐进论”。“实体论”者相信聪明程度是天生的、遗传的，没什么方式可以改变它，而“渐进论”者相信聪明程度可以通过时间从经验和学习中得来，即人在任何人生时期都能变得更聪明。在应试教育下，我们在老师和家长对我们或周边同学下判定的同时，就被潜移默化地灌输了“实体论”的思维方式。学生一旦被老师宣判说“你很笨”、“你数学很差”、“你不适合学理科”，他就仿佛被盖上了钢印，似乎再也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去改变些什么。这时，即使被宣判的那个只是我们的同学，但害怕同样场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我们就会变得过于在乎别人的肯定。既然聪明程度无法改变，那么就必须要抓住一切机会去向他人证明自己的聪明，并掩盖自己显得不够聪明的地方。我们可能会害怕去做难题，因为一旦解不出就意味着“原来我也并不聪明”。相比之下，“渐进论”者会更注重培养自己的智力，犯错误不代表笨，而是会提供更多帮助自己学习进步的信息。
而“实体论”和“渐进论”并不只存在于人们对聪明程度的看法，它存在于各项指标，比如掌握真理的程度、对于公共事件的决策水平等。“实体论”者认为自己要么掌握真理要么不掌握真理；“渐进论”者认为真理越辩越明，自己能在公共讨论中逐渐接近真理。“实体论”者认为自己天生伟大、光荣、正确，所以他们只会通过种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决策水平是最高的。他们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他们的“实体论”思维告诉他们，一旦犯错就意味着他们不伟大、不光荣、不正确，而不会认为他们能够通过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逐渐从不那么正确变得更接近正确。他们不会去思考自己能如何借鉴历史、借鉴别国的经验，更不要说反思自己。所以“实体论”者是不会进步的，他们的故步自封会使得他们在“渐进论”者拿着59分的卷子时在旁边举着100分的卷子洋洋得意，而当他们发现身旁的“渐进论”者已经被民众送上了象征着1000分的风筝时，他们手上拿着的还是那张他们为自己批阅的那张100分答题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