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U：不是名垂青史，就是遗臭万年

文/笑意

公众号：抛开书本

我在柏林电影节，看了8个多小时的DAU，经历了过山车版的观影体验。

DAU在柏林首映之后，似乎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个“真实版楚门秀”。为了帮助大家了解这个备受争议的电影项目，我觉得有必要谈论一下电影的内容本身。

以下剧透预警。

娜塔莎

入围主竞赛的影片《列夫·朗道：娜塔莎》，从五十年代苏联某神秘科研机构餐厅的两个女侍应Natasha与Olga的生活切入，Olga年轻美貌，Natasha则已半老却犹然风韵十足。

我们看到她们白天在餐厅接待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与警官，还有他们的家属，似乎游刃有余，井井有条；而晚上却一杯又一杯互相灌醉，借酒消愁。

两人在谈起什么是真爱的话题后，Natasha突然因为无法忍受Olga不懂爱的真谛而开始斥责她，Olga则用自己的年轻来讥讽Natasha青春已逝。Natasha终于爆发了，命令Olga清扫柜台。Olga此时也决心刚到底，坚持要回家。两个女人相互撕扯。这一幕撕逼大戏长而不冗，一气呵成，张力十足。

后来她们与一些机构成员和法国科学家Luc一起彻夜狂欢，一杯一杯灌下伏特加，用鱼敲打着桌子，跳上桌子拥吻。

镜头不加掩饰地记录下在酒精作用下Natasha与Luc的做爱全过程，镜头太生猛，一扫在场观众的困意，小至Luc试图解那个年代的纽扣bra却解不开的细节都让人看得兴味盎然。看着银幕上一对老鸳鸯真枪实弹的缠绵，谁不目瞪口呆？

此时Olga与Natasha的关系就很有意思了，两个人似乎又亲如闺蜜，Natasha还会把Olga拉到床边给Luc翻译，又把Luc抛在床上，在浴室一边洗澡一边和Olga比较与身边男人们不同的情愫。

而第二天白天，她们又衣冠整齐地招待餐厅的客人们，到了晚上，又开始一杯接着一杯对饮，斟满白兰地饮尽，之后一口伏特加一口啤酒，吐完了继续喝，甚至试图用啤酒来解酒。。。战斗民族果然都是用生命在喝酒。

看到这里，大家都以为这部影片只是苏联时期的生活小品，呈现苏联人民是怎么撒酒疯的。没想到正片才刚刚开始。

突然镜头一转，Olga躺在浴缸里被KGB(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泼水醒酒，Natasha随后被带到审讯室，拷问关于她与外国科学家luc的关系，一步一步被KGB的头子Vladimir进行生理与心理的折磨——剥去衣衫，披头散发，用方才喝过的白兰地酒瓶凌辱侵犯。

但这个过程又不是我们想象的纯粹的残酷折磨，Vladimir似乎熟稔“打一巴掌给一颗糖”的审讯策略，给Natasha斟酒，命令其吃沙拉，又反复提起要和Natasha做朋友。Natasha的反应也很让人玩味，她在被凌辱后，还能收拾衣装正襟危坐，并施展她作为女人的魅力，试图取得Vladimir的好感。

男-女，强-弱，审讯-被审讯，在这种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下，高压的控制欲与反抗的求生欲的对峙，显得如此层次分明，甚至在Natasha与Olga这两个女人的关系中也反映出类似的状态。

究竟是怎样的极权统治，让人逐渐陷入这样的卑微与疯狂？在影片巨大的张力与冲击力之下，我几乎像丢了魂魄一样走出影厅，一时不知道如何评论。

同时，我们也抛出一个疑问：影厅里的观众都难以平复这部电影在两个半小时内带来的心理创伤，那演员们呢？在审讯室受尽凌辱、性虐待的Natasha呢？

在崩溃边缘的Natasha，她的痛苦不是演出来的

出了影院，媒体们开始惊呼这部作品“伟大”“改变电影史”，我才开始了解DAU这个项目。它最大的特点，不是三年的拍摄，六年的剪辑时间，也不是8000小时的对白，3700万的文字，甚至不是400个非专业出身的主要演员。DAU最让人惊诧的是在这一个庞大的项目中，重构了苏维埃社会，这些“演员”是切切实实生活在里面的。

也就是说，在里面发生的压迫与侵犯，都是真实的。

媒体发布会上，影片的主创们反复解释，演员始终拥有喊停、离开片场的自由度，镜头也始终不是隐蔽的。他们自己选择了留在DAU的世界，继续他们的生活与拍摄。

退变

在看完《娜塔莎》之后，我感到这一部作品可能仅仅只是DAU宇宙中的冰山一角，毕竟它的切入点太小了，只截取了1952年餐厅女侍应的生活片段，而整个项目跨越了30-60年代的历史阶段。项目的主人公——DAU，也就是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在《娜塔莎》仍旧只字未提。

《娜塔莎》都已经这么牛逼了，那么另外13部作品会是怎样？带着巨大的好奇心，我又走进了《列夫·朗道：退变》的影厅。

《列夫·朗道：退变》一共有6个小时，分为上下两部分，故事时间设置为60时代末。由于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马拉松式观影，我甚至已经做好了睡过去的心理准备，事实证明我想多了。

影片密集地重现了苏联秘密机构中一群人的生活，包括机构组织的会议，科学家穿梭于妻子与情人之间的生活，年轻人的饮酒与狂欢，神秘的人体试验。。。DAU宇宙其他影片可能出现的人物也一一亮相，是一场复杂而精彩的群戏。

这六个小时情节层层递进，把制度的恶和人性的堕落呈现到淋漓尽致，极其准确地折射了历史与当今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可怕的事情。

其中KGB的头子，也就是上一部折磨Natasha的Vladimir,在这部电影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我们熟悉的诸多独裁者的影子：除了迷恋权术、控制、施虐、自恋这些特质，他的人物形象更是鲜活而多面的，甚至有时候还是“可亲的”。

Vladimir在拳击场上忍不住小试身手

论及掌控与凌辱，身处高位的Vladimir还是手到拈来，一点不输上一部在《娜塔莎》里的表现。看不惯年轻人文艺气息的衣着打扮，便让人给长发的青年全剃光了头。这一幕很熟悉对不对。

这些青年也是机构中秘密试验的受试者，试验目的是创造出完美的“超级人类”。他们后来都光着头，只允许穿一样的白背心、素色衬衣与西服，并接受各种训练，从热爱艺术与西方文学的文艺青年变成了做爱只会机械啪啪、唱着走调的歌糟践艺术品的糙汉子。

KGB的影响渗入研究机构内部之后，这个封闭的社会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放任自流到高压控制，团体内部也逐渐开始腐烂，种族主义滋生，人开始疯狂地作恶。

影片看到后半段，我的内心是边大呼WTF边给它极高的评价的，它对社会制度以及人性的描述太过真实与深刻。一场场群戏又如史诗一般地展开，惊叹一阵接着一阵。

但我永远也无法原谅接近尾声的那一幕。它让我看到纯粹的恶，而这个项目的实质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那一幕是这样展开的：一位美国心理学家进入机构测评受试青年的心理。那群青年此时已成为一个充斥着极端思想的光头团伙，早就看不惯这个美国人，想把他骗到猪圈和他“玩玩”。最后因为餐厅工作的女伴的阻止，似乎没有侵犯成功，只是把他吓到了。

几乎被性侵的美国心理学家

光头青年们大概是觉得不过瘾，随后就去猪圈拎起一头猪来羞辱，我们看到猪被他们蒙住了头，身上被写下“shame”等字，又被驱赶到餐厅里，大声地发出叫声，听得出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其中一个青年突然操起斧子向猪身上剁去，把还在挣扎的猪头生生地砍了下来。餐厅的女伴失身痛哭起来，其余的众人也在惊诧中沉默着，看着青年们又把猪腿撕扯了下来。

极大的生理与心理不适在此时一并袭来，把我先前对此片的敬仰崇慕一扫而光。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原谅。

你们说你们凌辱的演员在片场随时可以离开，但猪就可以随便虐杀了吗？你们的底线在哪儿？

我甚至怀疑，这个项目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导演拍摄的动因是什么。

他真的是在反思，还是只是单纯地复制与呈现这种恶？还是在拍摄这种恶的同时自己得到释放内心恶魔的快感？

矛盾

看完《退变》，我又开始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DAU这个做着大型社会实验的艺术项目。

首先它已经超出了复制苏联社会体系的范畴，因为在项目中生活的演员，是拥有双重身份的现代人。他们拥有现代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又被这个苏维埃式的体制所扭曲。他们带着自己的名字，融入DAU的宇宙，穿着特定的服装、戴着旧时代的造型生活，放飞、迷失、再重新定义自我。

当真实与虚假的边界早已模糊，他/她在被侵犯的时候会作何反映？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着一场梦，随时可以逃离吗？

诚然导演向观众解释了这个项目的虚构性，拍摄开始前导演会与演员沟通，确保他们对于拍摄计划有足够认知。演员们也并没有被关在DAU机构中，比如Natasha每天“下班”之后会返回哈尔科夫的家里。

然而矛盾的是，导演又在其他采访中透露，拍摄并没有剧本，而是直接拍演员们的生活，随后在整理素材时，挖掘其中有趣的故事线，把它们剪成了电影。电影中呈现的Natasha与Olga相爱相杀的关系，就是她们现实中的关系。

而其他的一些报道中也显示，他们当中的许多演员是24小时生活在项目中的。

演员们对摄影机的意识也是一个矛盾点。

DAU电影的拍摄并没有用传统的打光手法，而是打造了一套定日镜系统装置，把阳光以固定方向反射到房间中，达到自然照明的效果。摄影机都不是隐形的，但摄影师拍摄时会被黑布遮盖。

德国摄影师Jürgen Jürges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他们拍摄时的场景。“有时，我拿着大相机，站在离一对夫妻一米远的地方，他们相互争执，大喊大叫，好像我不在那儿一样。”

也就是说，也许演员们对摄像机已经熟视无睹，因为它并不妨碍他们吃饭、睡觉、做爱、争吵，摄影机的存在也成了习惯的一部分，他们并不会去想“现实生活”中被纪录、被播放，而是在“DAU的当下生活”中活着。

最让我怀疑的是演员们的态度。Natasha的女主角娜塔丽在记者会上强调，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自主支配着自己的感官与情感”。

曾在DAU项目担任选角助理的阿宾娜·科瓦廖娃则认为导演“残酷地操纵”了一个关于唐氏综合征婴儿的实验。

《退变》的实验室里就有从乌克兰孤儿院带进DAU的婴儿

好像这些不会自己发声的婴儿就可以任人操控，就像实验室的动物任意被宰割一样。

我又查到一年前法国《世界报》就采访过《退变》中饰演美国心理学家的美国演员。他在拍摄中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难以谈论当时的情景。

在那一幕中，他是差点被强奸了的。施暴的“演员”，是受导演邀请的真正的新纳粹分子，包括因殴打别人而入狱的罪犯。

我想，导演作为幕后的操纵者与人性的观察者，大概是不会承认自己玩脱了吧。

大厦的筑起

在DAU的世界中，可以说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从上帝视角揭露人的罪恶与制度的腐化。

他知道自己正在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playing a big game. 这大概也是让诸多主创人员欲罢不能的原因。

导演自己出身于艺术世家，祖父是一位艺术家和演员，父亲是一名享有声望的导演，曾执导苏联第一部被禁电影《玻璃琴》，母亲是一名语言学家和编辑。

导演也有着浓厚的苏联情结，至今依然把自己视为“苏联人”。

他第一部执导的电影《4》在欧洲激起了一阵水花，在鹿特丹拿了金虎奖。这为他后来创建DAU项目打下了根基。

后来他想拍一部关于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DAU）的纪录片，剧本基于DAU的妻子的回忆录。

颜艺无敌的苏联天才物理学家列夫·朗道，敢公然挑战爱因斯坦

据说最初的剧本由俄罗斯著名作家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编写。索罗金也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作家。他的作品被称为“颠覆传统文学的另类文本”，他的代表作《蓝色脂肪》，在俄罗斯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三本书中名列第三，涉及克隆人、军事实验、时空交错、二战、苏联体制等等题材，备受年轻人喜爱。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深挖一下，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索罗金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作家

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为了让演员体验苏联时期人们的心理和情感，就萌生了还原苏联研究所真实场景的想法。

他在欧洲找了联合制片人，并靠着《4》积累的声誉与人脉找了许多制片公司与基金会投钱。

盘点一下欧洲给DAU投资的公司和机构吧：德国的Essential Filmproduktion公司，柏林-勃兰登堡媒体促进协会，德国WDR/Arte，法国Arte电影事业部，中部德国媒体促进公司MDM，瑞典电影协会，Film i Väst公司，欧洲委员会基金Eurimages，鹿特丹休伯特巴尔斯基金，乌克兰文化部，德国X Films Creative Pool Entertainment公司。西方显然对重建苏联机构的想法很感兴趣。他们的资助让项目开始起步。

俄罗斯文化部当时也给DAU投了钱，但在2015年因为项目未按期完成而要求DAU项目退回之前投的34万美元，并大力斥责DAU的电影是色情宣传。

欧洲电影机构的这些投资很快在DAU不断扩张的规模下很快被用掉了。资金链断裂，项目也将面临夭折。在这个时刻，金主爸爸出现了。

金主爸爸名叫谢尔盖·阿多涅夫Serguei Adoniev，是一位神秘的俄罗斯富豪。他是导演之前影片《4》的粉丝，在项目实行的十三年里投资了数千万资金给DAU项目，并且不过问拍摄事宜，不需要任何回报或挂名，全心信任支持导演。

富豪本人的背景也很有意思，深挖的话能挖出不少大料。他是俄罗斯电信业寡头，Yota公司创始人之一，前几年普金亲自安利送金砖国家领导人的手机YotaPhone就是出自这家公司，后来又在Yota走下坡路之前把股份卖给香港公司，成功套现。他和普金交往甚密，曾经因为贩毒、经济诈欺被FBI调查。他本人持有的保加利亚护照被撤回，但这根本限制不了他，因为他的夫人也早已加入保加利亚籍。

2011年的阿多涅夫与普金

资金的保障，让导演一心扑入这项他坚信能改变历史的项目中，逐渐构建起这座大厦，坐着私人飞机腾飞。

实验与未来

DAU结束拍摄之后，它的社会实验并没有结束。

导演是怀着巨大的野心的，他准备在柏林、巴黎和伦敦分别策划DAU的沉浸式艺术展。

2018年，DAU团队来到柏林。他们要做一件挑战德国人底线的事情：重建柏林墙。他们选择了柏林市中心的一个街区，试图建造一面柏林墙的复制品，给参观者提供冷战时期那种失去自由感的沉浸式生活体验。在墙内的区域会有一个向外眺望柏林的平台，对比冷战时从西柏林窥视东柏林的平台。

这种揭伤疤的行为，最后当然被柏林市政府冷酷地拒绝了。毕竟亲历过冷战历史的许多中老年人还活在创伤中，更别提制造创伤了。

2019年初，他们来到巴黎重构了DAU的苏维埃小世界。和原本在柏林的设计一样，参观者必须购买“签证”，进入区域时必须交出自己的手机，换取另一部导览手机，包含了纪录片、展览与音乐会。展览中还布置了苏联时期的房间和用具，1:1还原电影人物的蜡像展。

巴黎展入口处交手机

DAU演员蜡像

如今在柏林电影节两部影片的展映，也为DAU项目积聚了世界各地的许多关注。《列夫·朗道：娜塔莎》在主竞赛拿到杰出艺术成就奖（摄影银熊奖），掀起巨大的争议，但也给将来其余12部电影的推出造了一波声势。

摄影师Jürgen Jürges拿了银熊

据导演透露，未来他将“建造一座5000人规模的实验性城市，这5000人来自全世界，这个城市的一切将会被记录，一切都将是公开、透明的”。

野心勃勃的他，不是名垂青史，就是遗臭万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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