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一点儿依赖 贪一点儿爱 —— 关于电影《阮玲玉》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一张张黑白照片闪过眼前，一个美丽女子的身影却深深印进心里。
她是阮玲玉。她只为爱而生。
阮玲玉，三十年代上海最著名的电影演员，16岁出道25岁便香消玉殒，在她生命最灿烂的时候让时间停止前行。她的死，关乎时代，关乎社会，但追根究底，关乎她自己，关乎爱情。
张达民、唐季珊、蔡楚生。这三个男人，杀死了阮玲玉。
“演员应该是疯子，我就是一个。”
阮玲玉这样说道，她将她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电影，她将她对命运的理解赋予电影，她将自己的全部感情寄托于电影，可她不知道，电影终究只是电影，只是一场黑白灰三色的梦。
从影最初的阮玲玉大多扮演一些风尘女子或是富家太太，然而从《野草闲花》中的苦命母亲形象开始，阮玲玉开始了她从“花瓶”走向演员的转变，这是她对于命运的抗争的开始，更是她一切不幸的开始，只是当时的她绝不会料想到。她开始学习如何融入角色、主动研究体会角色的情感，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个飞雪中趴在冰冷地面上将手臂当作孩子轻轻抚摸、眼神哀怨而迷茫的阮玲玉。
此时，她在与张达民的感情问题上陷入了深深的犹疑之中。张达民是标准的富家少爷、花花公子，家道中落后依旧好赌成性，竟需要依靠阮玲玉来过活，并从不为此感到丝毫羞耻。影片中有个镜头很有意思，一天晚上，张达民回到自己和阮玲玉同居的家中，两人在楼梯上相遇。阮玲玉站在高一级的台阶上，张达民则站在低一级的台阶上，一番对话后阮玲玉拿出自己买的戒指，要给张达民戴上。通过这个镜头，我们清楚的了解到在这段感情中两人所处的位置，即阮玲玉真心地不计较得失地为张付出，而张却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或许他是太过相信两人的感情，又或许他根本并不在乎这种感情，对他来说，阮玲玉不过是个美丽的钱包而已。这也正是阮玲玉为何犹疑的原因所在，一方面张达民恐怕是自己的第一份感情，经过了这些年她格外地想珍惜，而另一方面，面对这样一个随时都会跟别的女人幽会的男人，她又无时不刻不充满了不安和恐惧。甚至她去问六嫂关于生小孩的事情，她是真的很想和张达民在一起吧，可正是这个男人，将她推上绝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上海的革命气氛空前浓厚。《桃花泣血记》之后，阮玲玉第一次主动找到导演请求出演《三个摩登女性》里一个与自己以往形象反差极大的受迫害、受委屈、敢于反抗的女工角色，为此她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身价名誉作为赌注。作为演员，她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转型，可作为一个女人，她的生活却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为了“钱途”，张达民留在了香港，而阮玲玉也最终没有抵挡住烟草大王唐季珊的追求，两人走向结合。阮玲玉是否爱唐季珊，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明知道唐季珊老家已有妻室、明知道唐季珊曾和自己的前辈张织云在一起，明知道唐季珊并非是能和自己白头偕老的男人，但阮玲玉还是义无反顾地和唐季珊同居了。她只是“贪一点依赖，贪一点爱”。的确，比起张达民的幼稚、冲动、做事不计后果，唐季珊事业成功、成熟稳重，又懂得如何欣赏女人、疼惜女人。唐季珊给了阮玲玉她在张达民那里永远也得不到的身为女人的幸福、被爱的幸福，即便唐季珊是颗毒药，孤独、寂寞的阮玲玉也不计后果地吞了下去。事实证明，他真的是颗毒药。
在《城市之夜》中，导演故意将阮玲玉幼时丧父的经历加入剧情，为了演好这出戏，浑身的湿冷被她通通忘在了脑后。《小玩意》时的阮玲玉已经可以开始给其他演员讲戏，演技上升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一边是事业上的成功，另一边，与张达民的分居彻底粉碎了她对于真挚简单爱情的美好幻想。她觉得自己已经彻底沦为了张达民的财源，每月一百块，这就是她之前所付出一切的回报吗？在这一份协议的签署过程中，只有唐季珊一个人是心情愉悦的，每月一百块，买回了全上海最著名的电影演员，何尝不是一笔稳赚的生意呢？接着导演安排了一个很有味道的镜头：签署协议后的张达民独自一人行走在铁道上，动作神情像个孩子，可延伸到天边的铁道与夕阳却渲染出一份浓浓的伤感。张达民也是爱着阮玲玉的吧，无论如何。大概到了此时他才明白阮玲玉之于自己的重要性，才知道什么叫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可正如张达民的扮演着吴启华所说的，这是个“无药可救的男人”，失去爱人的痛苦并没有让他成熟起来，他将这些痛苦，通过记者、报纸，通过无数大众的口舌无数倍的放大，再将他们通通回击到了阮玲玉的身上。
1934年，阮玲玉拍摄了《香雪海》和《神女》。
《香雪海》中，阮玲玉扮演一个为了祈求丈夫、亲人平安归来而自愿皈依佛门的尼姑，心灵上，她是超脱而平静的，可即使面对佛祖，那种发自她本性中的对于丈夫、亲人的爱恋和思念最终化作了泪水倾泻而出。演完这场戏的阮玲玉独自跑到一边，止不住地流泪。是啊，就连一个尼姑都忘不了那些深情，何况是自己呢？她是电影圈里的红星，她总能吸引最多的人走近电影院，甚至拍得好不好需不需要重拍都由她自己决定，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在生活中的无助与孤寂，她根本无法像控制角色那样控制自己的生命。而她只是个脆弱的女人，她不懂得如何反抗，她也不敢反抗，或许她可以在舞厅里自在地独舞，但曲终人散之后，她还是被卷进了命运的洪流里，任青春被消磨殆尽。
“你坐在桌子上就是反抗，抽烟也是反抗。整个的姿态都是反抗，但她的力量太薄弱了，我希望从你的眼光中可以看到。”于是我们看到了阮玲玉最经典的一段表演：神女带着桀骜的眼神走向桌边，一下子坐到桌上，手抚了抚旗袍边角，示意流氓给她点烟……她微抬起头，双眼直视上方，那不是一个反抗的眼神，那是祈求，祈求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救赎。那不是反抗，神女无力反抗，阮玲玉也无力反抗。那是挣扎，那是神女的挣扎，也是阮玲玉的。
此时，阮玲玉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出现了，他是蔡楚生。他们的相识是因为电影《新女性》，它讲述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教师、女作家在周遭人的不公对待下沦落，最终死于舆论压力的故事。主人公的经历和阮玲玉的惊人的相似，所以在片尾，弥留之际的韦明坐起来高喊道“救救我，我要活，我要活！”这部电影充分地反应了那个时代新女性的心声，而通过韦明的口，阮玲玉也喊出了自己心中的绝望，韦明最终还是死去了，而扮演她的阮玲玉在此时泣不成声。因为她明白，在这样的时代里，无论她如何声嘶力竭地呼喊出怎样惊世骇俗的言语，都是苍白无力的。面对记者们的口诛笔伐，面对禁止放映的窘境，就连导演蔡楚生也畏缩了，或者说，蔡楚生也只敢在电影中反抗而已。
《新女性》拍摄完毕后，张达民将自己、阮玲玉和唐季珊三人的事公之于众，舆论将全部的压力压向整个软弱的女人。此时的唐季珊对阮玲玉的态度已经急转直下，留住自己的脸面成了他急需处理的事情，他开始经常打她。：“你有老婆，还有张织云，你是奸夫；我有张达民，我是淫妇；如果我们不分开，穿得再漂亮也是奸夫淫妇！”得到的回答是唐季珊的两个巴掌。对于阮玲玉来说，蔡楚生代表着新思想、代表着反抗的力量。蔡楚生喜欢蹲在地上，和那三分之二的中国人一样地蹲着。“蹲着等人，蹲着休息，蹲着等地主在后面扇你脑瓜。”蹲着，就是蔡楚生的软弱。他说：“人有时候是软弱的，但我们都希望看到坚强的人。”可在某种程度上，阮玲玉却比蔡楚生更加坚强，这一次她以为蔡楚生可以给她全新的生活，蔡楚生是她改变命运的最后稻草，可很显然，阮玲玉又选错了人。
她问蔡楚生：“你可不可以带我走，我们去香港。”
蔡楚生却说：“去了还是要回来的。”
她知道一切都该结束了。
所以在接到六嫂的电话时，她笑得那么的抚媚，所以在逐个敬酒时，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如诗般婉转。
人言可畏，可她何罪可畏？
她只不过是——贪一点儿依赖，贪一点儿爱。
她是阮玲玉。她只为爱而生。
阮玲玉，三十年代上海最著名的电影演员，16岁出道25岁便香消玉殒，在她生命最灿烂的时候让时间停止前行。她的死，关乎时代，关乎社会，但追根究底，关乎她自己，关乎爱情。
张达民、唐季珊、蔡楚生。这三个男人，杀死了阮玲玉。
“演员应该是疯子，我就是一个。”
阮玲玉这样说道，她将她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电影，她将她对命运的理解赋予电影，她将自己的全部感情寄托于电影，可她不知道，电影终究只是电影，只是一场黑白灰三色的梦。
从影最初的阮玲玉大多扮演一些风尘女子或是富家太太，然而从《野草闲花》中的苦命母亲形象开始，阮玲玉开始了她从“花瓶”走向演员的转变，这是她对于命运的抗争的开始，更是她一切不幸的开始，只是当时的她绝不会料想到。她开始学习如何融入角色、主动研究体会角色的情感，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个飞雪中趴在冰冷地面上将手臂当作孩子轻轻抚摸、眼神哀怨而迷茫的阮玲玉。
此时，她在与张达民的感情问题上陷入了深深的犹疑之中。张达民是标准的富家少爷、花花公子，家道中落后依旧好赌成性，竟需要依靠阮玲玉来过活，并从不为此感到丝毫羞耻。影片中有个镜头很有意思，一天晚上，张达民回到自己和阮玲玉同居的家中，两人在楼梯上相遇。阮玲玉站在高一级的台阶上，张达民则站在低一级的台阶上，一番对话后阮玲玉拿出自己买的戒指，要给张达民戴上。通过这个镜头，我们清楚的了解到在这段感情中两人所处的位置，即阮玲玉真心地不计较得失地为张付出，而张却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或许他是太过相信两人的感情，又或许他根本并不在乎这种感情，对他来说，阮玲玉不过是个美丽的钱包而已。这也正是阮玲玉为何犹疑的原因所在，一方面张达民恐怕是自己的第一份感情，经过了这些年她格外地想珍惜，而另一方面，面对这样一个随时都会跟别的女人幽会的男人，她又无时不刻不充满了不安和恐惧。甚至她去问六嫂关于生小孩的事情，她是真的很想和张达民在一起吧，可正是这个男人，将她推上绝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上海的革命气氛空前浓厚。《桃花泣血记》之后，阮玲玉第一次主动找到导演请求出演《三个摩登女性》里一个与自己以往形象反差极大的受迫害、受委屈、敢于反抗的女工角色，为此她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身价名誉作为赌注。作为演员，她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转型，可作为一个女人，她的生活却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为了“钱途”，张达民留在了香港，而阮玲玉也最终没有抵挡住烟草大王唐季珊的追求，两人走向结合。阮玲玉是否爱唐季珊，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明知道唐季珊老家已有妻室、明知道唐季珊曾和自己的前辈张织云在一起，明知道唐季珊并非是能和自己白头偕老的男人，但阮玲玉还是义无反顾地和唐季珊同居了。她只是“贪一点依赖，贪一点爱”。的确，比起张达民的幼稚、冲动、做事不计后果，唐季珊事业成功、成熟稳重，又懂得如何欣赏女人、疼惜女人。唐季珊给了阮玲玉她在张达民那里永远也得不到的身为女人的幸福、被爱的幸福，即便唐季珊是颗毒药，孤独、寂寞的阮玲玉也不计后果地吞了下去。事实证明，他真的是颗毒药。
在《城市之夜》中，导演故意将阮玲玉幼时丧父的经历加入剧情，为了演好这出戏，浑身的湿冷被她通通忘在了脑后。《小玩意》时的阮玲玉已经可以开始给其他演员讲戏，演技上升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一边是事业上的成功，另一边，与张达民的分居彻底粉碎了她对于真挚简单爱情的美好幻想。她觉得自己已经彻底沦为了张达民的财源，每月一百块，这就是她之前所付出一切的回报吗？在这一份协议的签署过程中，只有唐季珊一个人是心情愉悦的，每月一百块，买回了全上海最著名的电影演员，何尝不是一笔稳赚的生意呢？接着导演安排了一个很有味道的镜头：签署协议后的张达民独自一人行走在铁道上，动作神情像个孩子，可延伸到天边的铁道与夕阳却渲染出一份浓浓的伤感。张达民也是爱着阮玲玉的吧，无论如何。大概到了此时他才明白阮玲玉之于自己的重要性，才知道什么叫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可正如张达民的扮演着吴启华所说的，这是个“无药可救的男人”，失去爱人的痛苦并没有让他成熟起来，他将这些痛苦，通过记者、报纸，通过无数大众的口舌无数倍的放大，再将他们通通回击到了阮玲玉的身上。
1934年，阮玲玉拍摄了《香雪海》和《神女》。
《香雪海》中，阮玲玉扮演一个为了祈求丈夫、亲人平安归来而自愿皈依佛门的尼姑，心灵上，她是超脱而平静的，可即使面对佛祖，那种发自她本性中的对于丈夫、亲人的爱恋和思念最终化作了泪水倾泻而出。演完这场戏的阮玲玉独自跑到一边，止不住地流泪。是啊，就连一个尼姑都忘不了那些深情，何况是自己呢？她是电影圈里的红星，她总能吸引最多的人走近电影院，甚至拍得好不好需不需要重拍都由她自己决定，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在生活中的无助与孤寂，她根本无法像控制角色那样控制自己的生命。而她只是个脆弱的女人，她不懂得如何反抗，她也不敢反抗，或许她可以在舞厅里自在地独舞，但曲终人散之后，她还是被卷进了命运的洪流里，任青春被消磨殆尽。
“你坐在桌子上就是反抗，抽烟也是反抗。整个的姿态都是反抗，但她的力量太薄弱了，我希望从你的眼光中可以看到。”于是我们看到了阮玲玉最经典的一段表演：神女带着桀骜的眼神走向桌边，一下子坐到桌上，手抚了抚旗袍边角，示意流氓给她点烟……她微抬起头，双眼直视上方，那不是一个反抗的眼神，那是祈求，祈求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救赎。那不是反抗，神女无力反抗，阮玲玉也无力反抗。那是挣扎，那是神女的挣扎，也是阮玲玉的。
此时，阮玲玉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出现了，他是蔡楚生。他们的相识是因为电影《新女性》，它讲述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教师、女作家在周遭人的不公对待下沦落，最终死于舆论压力的故事。主人公的经历和阮玲玉的惊人的相似，所以在片尾，弥留之际的韦明坐起来高喊道“救救我，我要活，我要活！”这部电影充分地反应了那个时代新女性的心声，而通过韦明的口，阮玲玉也喊出了自己心中的绝望，韦明最终还是死去了，而扮演她的阮玲玉在此时泣不成声。因为她明白，在这样的时代里，无论她如何声嘶力竭地呼喊出怎样惊世骇俗的言语，都是苍白无力的。面对记者们的口诛笔伐，面对禁止放映的窘境，就连导演蔡楚生也畏缩了，或者说，蔡楚生也只敢在电影中反抗而已。
《新女性》拍摄完毕后，张达民将自己、阮玲玉和唐季珊三人的事公之于众，舆论将全部的压力压向整个软弱的女人。此时的唐季珊对阮玲玉的态度已经急转直下，留住自己的脸面成了他急需处理的事情，他开始经常打她。：“你有老婆，还有张织云，你是奸夫；我有张达民，我是淫妇；如果我们不分开，穿得再漂亮也是奸夫淫妇！”得到的回答是唐季珊的两个巴掌。对于阮玲玉来说，蔡楚生代表着新思想、代表着反抗的力量。蔡楚生喜欢蹲在地上，和那三分之二的中国人一样地蹲着。“蹲着等人，蹲着休息，蹲着等地主在后面扇你脑瓜。”蹲着，就是蔡楚生的软弱。他说：“人有时候是软弱的，但我们都希望看到坚强的人。”可在某种程度上，阮玲玉却比蔡楚生更加坚强，这一次她以为蔡楚生可以给她全新的生活，蔡楚生是她改变命运的最后稻草，可很显然，阮玲玉又选错了人。
她问蔡楚生：“你可不可以带我走，我们去香港。”
蔡楚生却说：“去了还是要回来的。”
她知道一切都该结束了。
所以在接到六嫂的电话时，她笑得那么的抚媚，所以在逐个敬酒时，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如诗般婉转。
人言可畏，可她何罪可畏？
她只不过是——贪一点儿依赖，贪一点儿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