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

很多时候，缘份总是这么的奇妙，2003年的深冬，正好是我入学华工公共管理学院第一年，那时的我刚满18，无知无畏，而且大学第一年全年级也就只有不超过10个同学有摩托罗拉新款翻盖手机，更不要说如今连60岁老妈都懂得的移动互联网了。那年的深冬，因为无知无畏和信息闭塞，当时在学校的我们听闻北京的学校已经封闭的时候还是些许的不以为然。直至SARS危机解除后知道有北京的同学病逝，才知道原来人的生命可以脆弱至此，那几乎是我的人生里第一次正式的面对“生命脆弱”和“死亡”两个词汇。

17年后2020年，我已经即将迈入人生的第三个本命年，屈指可少的年轮又少了一轮，在这种即将进不惑开始怨天忧人的年纪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又一次开始肆虐人间，如果脑海里的记忆没有错，一样的从否认病情到确诊到大规模扩散传播到我们可亲可敬的福建人钟南山院士出马，只是地方不同，17年前我人在武汉病在北京，17年后我人在北京病在武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也许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的不同是移动互联网让信息传播的更快了，同时也让疫情的信息透明化来得更早了，也有更多的人包括我自己不再不以为然，而是时时关心着这场疫情的发展。

信息爆炸的间余，关心着武汉的朋友们，因为要关心的人太多，第一次独立的四年生活已经让武汉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也在那儿留下了许多挚友。幸好信息的及时让大家防护得当，也积极乐观的面对着这场时隔多年再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当然自责地检讨昔年公共政策里的点点滴滴，却发现还是毫无作用，这次第一例病人和医生的交叉感染依然是发生在全国建立了第一个公共卫生政策硕博学科点的华中科技大常附属医院，不能学以致用甚至是对政策前提制度的毫无抵抗力确实也是我辈一族学习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无奈和遗憾吧，就像我和我的小组是第一个提出武汉治理城中村课题并且拿到全国挑战杯大奖的，结果前司出品的《南方车站的聚会》仍然是在武汉南湖城中村中拍摄那样的最高级讽刺。

也许，每一次的公共危机事件恰恰是最应该让公众知晓的题材，也是最应该改编的，于是翻着翻着，便翻到了14年韩国拍的《流感》（THE FLU），一向觉得张赫丑的我突然发现了影片中他些许帅气的支言片语。一次偷渡引发的一场猪流感病毒在离韩国首府首尔不到15KM的城市，病毒的传播之快达到了影史之高潮，当然也是为了制造前期的悬疑感，至此开始韩国那一套制式化的电影桥段也就出来了，“从不相识到相识的男主为了救女主主动留在了疫区”、“女主为了救自己的女儿留在了疫区”、“抗体一定会死，但是死之前一定把抗体转移到了与男女主有关的人身上”、“政府高层一定会有分歧，关于杀人还是救人”、“军队中层一定有人为了隐瞒自己的病情而私下占有抗体并且贪赃枉法（而且这个人一定有我们的马东锡大哥！）”以及“男女主都并不是生活在韩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而都还是身负技能的高级科研人员或者是一心向善的公务员”，教科书般的桥段也让这个电影出现了口碑分歧，只是在当下，却十分的应景，故也许我可能会给一个比旁人更高一些的分数。不为啥，除了应景之外，还是致敬工程车把机械臂残忍的伸向一群人甚至有活人的场景、体育场万人坑烧尸的场面以及最后高潮的类釜山行的僵尸场面，前者让人感觉在如此的疫情前，军队、机器的冷酷无情以及人如蝼蚁般的命运，后者只是为了致敬一下我们怎么也拍不出来的丧尸场景。

当然所谓应景，除了我们日常就吐槽的公共卫生制度以及危机处理体系外，更多的我想说说个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已基本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在刚刚酒店大堂，我还碰到一个边咳嗽还不戴口罩的人，服务员善意的递过来一个现在处处断货的口罩，人家还嗔怪地怒道：“你神经病吧？我没有病！”，然后他的朋友们也纷纷过来支持他，甚至问酒店是不是不想做生意要赶客人走。也许人之作死即如此，也理解为啥泱泱大国的公共卫生制度为何始终没有办法建立了，因为公共二字的定义虽然简单，但是确实是需要所有人都发自内心的认可这是需要自己一份力量的。这也是另一种待久了的舒适圈吧，自从SARS开始后，到去年说的鼠疫预防，这个人性的舒适圈已经在慢慢地缩小了，希望这个舒适圈真的更小一点，小到容纳不到自私为止，或许这也需要我们这些做影视的人的一点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