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得了癌症，我和Billi一样没有告诉她

一个人得了癌症，生命只剩下最后几个月，他对此有没有知情权？

在美国，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是有，对患者隐瞒病情是违法的。检查结果要先通知本人，然后他再决定是否通知亲朋好友。

2019年的美国电影《患难兄弟情》开头，医生就当场告知男主病情不乐观，需要去做活检，男主身边的老朋友干脆直接问医生：他的病是治不了了吗？是的话你就点点头。

后来男主又找癌症治疗机构再次确认了结果，电话通知也是十分冰冷：“您的白细胞数量已经……有以下几种治疗方案可供选择……”

这是美国式的绝症通知，这样开门见山地谈论死亡期限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向来不会苛责“善良的谎言”，认为隐瞒病情有助于帮助病人免除对绝症的恐惧，舒缓身心从而延长生命。医院可以好心协助家人演戏，知情权应让位于“生存权”。

华裔导演王子逸执导的《别告诉她》讲述的正是根据她自身真实经历改编，将戏剧冲突建立在这一分歧点上的故事，背后折射的是不同价值观体系下对待生命个体的态度。正如片中大伯所说，“你把生命看作是个体的，这正是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差异问题，东方人是把生命看作是集体的。”

《别告诉她》的中英文片名差异就很有意思，英文片名“The Farewell”（告别）的主语是患者本人，行为是用最后的时间完成告别的夙愿；

而中文片名《别告诉她》主语是家人，行为是隐瞒实情，家人有权替患者做最后的决定。片名的甄选必然也是考虑到不同市场的受众心理了。

我看过一些文章，记得有一个数据是：中国约三分之一的癌症患者，直到去世都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今天这部电影终于在中国上映了。我想讲一讲我奶奶的故事。

我特别喜欢《别告诉她》的一个原因是，它跟我家的真实经历、心境都太像了。看着奥卡菲娜心酸委屈的眼神，那股扎心的感觉又回来了。

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我回到了东北二线城市老家，一边休息一边准备考研。有一天我跟爸爸去奶奶家吃饭，饭桌上奶奶突然干呕了一下。我爸爸是个心细的男人，忙问奶奶是不是不舒服，她说可能是天太热吧，最近肠胃有点不好。

爸爸立刻放下筷子，带奶奶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那天，我和爸爸妈妈正在去外地的火车上，爸爸听着医院打来的电话，一言不发，眼泪大瓣大瓣地直落下来。几分钟后他失魂落魄地给叔叔打电话，喃喃地说，出大事了，咱妈病了……

那是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见到爸爸在我和妈妈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后来，家人又拿着检查结果去省里找最权威的专家看，得到的答复无外都是：胰腺癌晚期，已经扩散，时间大概只有三个月了。

父辈们迅速召开家庭会议，一致认为绝不能将实情告诉奶奶，联合相熟的医生共同以“胰腺炎”的名义通知她，同时四处寻医问药，祈求奇迹的出现。

我的奶奶跟《别告诉她》里赵淑珍饰演的奶奶非常像。我奶奶年轻时在东北三线城市做官，是干脆利落的女强人，退休后也永远身姿挺拔，步伐矫健，家里大事小事都靠她出面张罗。她跟年轻人谈得来，电视上的小鲜肉都认识，也从不在我面前提考研和结婚。

“后背挺直！”“起来活动活动！”

每次在奶奶家，葛优瘫在椅子里玩电脑游戏的我都会被她呵斥。想来惭愧，印象中奶奶的身子骨总是很硬朗，我从没帮她干过家务活。

所有人见了她都说：什么，您都70多岁了！哪儿像啊，头发都没白，50还差不多！

想起电影里的奶奶带着Billi锻炼，告诉孙女这样才能身体好长寿，Billi心疼地看着她却没法告诉她。人的寿命真是一门玄学，常年生活规律锻炼养生的人不见得就能长命百岁，当癌症突然降临一个家庭的时候，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

趁着奶奶还有一些体力，全家人决定一起出门旅游，以此为借口相聚。当然，我们已经瞒着奶奶商量好了各种话术和对策。

先是叔叔说，他刚好有个出差来大连，顺路来看看奶奶。来了之后，他又聊起接下来有个假期，不如把婶婶和哥哥也接来，全家一起开车去青岛看看海如何？大家赶紧七嘴八舌表示，还真是，难得这段时间大家都有空。

于是全家人挤在商务车里，从大连开上船，睡一晚，再从烟台开下船，最后开到了青岛海边。此时已经入秋，青岛海边比大连稍稍温暖一些，游人如织，一望无际的大海很美。

其实我上大学之后就很少回家了。叔叔一家也不在同一个城市，平时联系并不多。在这唯一一次的全家旅行里，虽然多半时候有演戏的成分，但也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大家庭的温暖。大家围坐在露天的海鲜大排档，吃着海鲜烧烤，喝着袋装黑啤，奶奶笑得很开心，那一刻其乐融融。

从青岛回来后，奶奶的病情开始恶化。她开始按时去医院打点滴，回来时上楼的脚步愈发吃力，小腿奇痒难耐。热爱科学的她开始变得迷信，在家里南北两个方向的阳台上放置了辟邪的小物件，碎碎念“等我病好之后我要XXX”之类给自己打气的话。

可是没人比自己更能感知自己体内的变化，奶奶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她的细胞和脏器正在被逐个吞噬、异化，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有一天早上她哭了，说夜里她特别特别难受，感觉差点“过去了”：“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和家人坐在沙发上，没人有勇气抬头看她的眼睛，也不知该怎么接话，空气尴尬地凝固住了。聪明如奶奶，肯定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

一个人在知道出事了，却不知道具体出了什么事、情况有多严重时是最慌乱无助的。他会开始胡思乱想，焦躁情绪与日俱增，有的最后还会迁怒于隐瞒的人，拒绝继续配合。

爸爸又带奶奶做了一遍彻底的检查，过了很久奶奶才从检查科室里缓步出来，神情落寞。体检过的人都知道，如果医生匆匆瞥了一眼就pass掉你，那通常是很健康；如果医生举着光片反复看了又看，还皱了皱眉或是轻声叹口气的话，那就让人揪心了。

奶奶走不动了。病情也瞒不住了。

回到家，爸爸和姑姑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告诉奶奶。

“您得的其实不是胰腺炎……”爸爸开口，欲言又止。

“是胰腺癌吧？”奶奶竟自己猜到了。

爸爸和姑姑都哭了。奶奶却一下子放松了，笑着说：“嗨，人吃五谷杂粮，哪可能不生病啊？没事的，没事的。”

全家人一起“演戏”演了这么久，最后最坚强的反而是奶奶。

奶奶73岁生日，全家人还给她办了一个寿宴。当时她已经吃不下任何东西，体力也只能坚持坐一会，但她还是满面春风地感谢着大家。我用手机偷偷拍下她敞亮的笑容，现在那个手机已经废弃，照片再也找不回来了，但笑容一直刻在我脑海里。

后来奶奶开始住院。我不太想再继续回忆这段了。

她逐渐消瘦得不成人形，只能用管子吸进一点流食，然后又呕吐出来，在病床里被翻来覆去都找不到容易忍耐疼痛的姿势，大小便无法自理。爸爸和姑姑轮流陪床照顾，也都累瘦一大圈。一辈子都极其要强的奶奶，看到自己这样会很难过吧。

有一天，我从天寒地冻的室外走进病房，两手冻得通红，奶奶招手让我过去，用瘦如干柴的手臂给我暖手。她已经没力气说话，我涨红了眼睛，不敢看她。从始至终我都在逃避奶奶正在离开的事实。

她很配合家人的期望，顽强坚持到了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比医生预言的时间多争取了一点点，但可惜并没有像《别告诉她》导演现实生活中的奶奶那样迎来奇迹。

奶奶的葬礼办得很隆重，有几百号人一早来看她。很多老同辈都叹气说，她怎么这么瘦了呀。

转眼奶奶已经离开我七年了。我时常回忆那个把我的家庭搅得天翻地覆的夏天，如果更早告诉奶奶会怎样？不告诉奶奶又会怎样？我不知道。

我跟电影中的Billi真的很像。那种从大城市突然回到东北二线城市时扑面而来的亲情，那种难以承受的人与人间厚重的、朴实的情感，那种你说不上来是亲切还是排斥的乡土味道，以及奶奶病重时那种即将失根的崩溃无助……

奶奶去世后，我再也没去过奶奶家。曾经长住过的地方，就这么永别了。

叔叔家有了孙子，春节父辈们也各过各的了。“大家庭”的概念已经向下一代更迭，我没结婚，没有孩子，也没兄弟姐妹，一年只有春节回一次大连。

老人在哪，哪里就是家。老人走了，家也就没了。

所以我很理解Billi为什么难过：她连爷爷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小时候北京住过的家已经被拆掉，现在奶奶也要走了，她像只漂泊的风筝一样，那根回家的线要被剪断了。

生老病死，人生无常。有大胸怀、大气魄、大历练的人，可能才能做到从容面对。

当年周总理患癌，也是保健医生了解他的性格，从一开始检查就没有隐瞒可能患癌的事实，一五一十告诉了总理。

确诊膀胱癌之后，周总理也平静、仔细地询问了膀胱癌的发展过程和应对措施，像面对其他领导人的癌症病情一样。他表示自己会配合医生，但也要医生配合他，在治疗的间隙抓紧推进各项工作，在确诊后仍在岗位上全力奋斗了三四年时间。

但即便内心强大如周总理，最后关头周围人也对他的知情权也有所保留——癌细胞全面转移以后，医生没再报告给周总理。康生去世那天，他们做了一个假的《人民日报》头版，替代了康生去世的消息。因为康生和周总理得的都是膀胱癌，周总理对他们两人的病情了如指掌，他们担心周总理会因此多想。

现在互联网发展，中西文化不断交流，碰撞出了更多元、普世的价值观。东方观念中的集体、道义、保护，和西方价值观里的个体、权利、自由，并不存在单一选择和孰是孰非的问题。该不该告诉患者、什么时机告诉，还是应该视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而定，在有限的时间里寻求最高生活品质。

比如画漫画、还被拍成了电影的熊顿，她用生命最后一段时光在世界上留下美丽可爱的回忆，像一颗惊艳划过的流星。我们都会记得她。

还有35岁的网络歌手吾恩，他宣布患癌的微博登上热搜第一，字里行间他充满战胜绝症的积极斗志，百万人为他加油打气。希望他早日好起来。

至亲去世，固然是令人无限悲伤和不舍的。癌症是人们谈之色变的魔王，但比起突然离去，至少为患者留下一个向人们say goodbye的机会。这是魔王最后的一丝善念了吧，所以，我们不该剥夺它。

愿每一个我们所爱的人，最终都能带着我们的爱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