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评论》访谈：导演瑟琳·席安玛【译】

作者：Amy Taubin (Film Comment)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记者：有许多电影都聚焦于男性艺术家和给他带来灵感的女性，你在多大程度上考虑过这些作品？

瑟琳·席安玛：我不必考虑太多这方面的事情，对于你说的这种故事，我们基本上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我没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要讲述的是另一种故事，不是通过说教的方式，而是通过非常情绪化、感性、政治性的方式。这部影片的核心概念是，不存在什么「缪斯」，或者说，「缪斯」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词汇，它被用来隐藏事实的真相，妨碍我们去认知女性与艺术家合作的真正方式。我想要描绘那种智性的对话，不要忘记，在一个房间里同时存在着几个不同的大脑。我们看到，艺术史减少了艺术家及其搭档们的关联：从前，缪斯是坐在房间里的那个女人，她静默、美丽，同时还受到他人的迷恋。而现在我们知道，毕加索的「缪斯」多拉·玛尔是一位伟大的超现实主义摄影师，弗朗西斯·毕卡比亚的搭档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布菲-毕卡比娅也积极地参与了他的变革。我想要描绘这样的现实，同时，我在制作电影的过程中，也想要与我的女演员们产生强烈的联系。

记者：与你此前的影片相比，这部作品里的合作是否有所不同？或者说，你是否更有意识地在进行合作？

瑟琳·席安玛：是的，这主要是因为，在这部影片之前，我都只和很年轻的非职业演员一起工作过——孩子啦，少女啦，我会让她们在摄影机前成为女演员。和非职业演员合作，完全是一种不同的体验，因为你必须全权设计她们受到的限制，此间没有谈判的余地，所以你就得背负起沉重的责任。但是，如果你和成年女性、职业女演员一起合作，就不存在这些限制。甚至在你与她们合作的过程中，她们会使你感到惊讶，所以这完全不是同一种合作模式。这确实是我想通过这部电影迈出的一大步。

记者：这是一部伟大的爱情故事——而且很少有电影论及成年人之间的女同性恋欲望。

瑟琳·席安玛：好吧，《卡罗尔》算是一个例子。不过当我在这里（指戛纳）发现它的时候，我的感受和你描述的一模一样，我觉得自己很少看到这样的电影。

记者：这部影片中的性场面，以及它们与这些女人的心灵生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从这一点上来看，它要比《卡罗尔》复杂得多。这更像是一种互让式的性爱。

瑟琳·席安玛：是的，我痴迷于某种想法，而在制作这部影片的过程中，这种想法变得越来越重要。演员们也真的让这种想法成为了影片的核心：我想要一个平等的爱情故事，你很少看到这种东西，但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她们的故事中存在着某种「酷儿性」。我知道阿黛拉·哈内尔会参与其中，但当我在选角时见到诺米·梅兰特的时候，我完全被这种平等性所震惊了——同样的年龄、同样的身高、同样的气质——我心想，嗯，这就是这部电影的核心：平等性。即使是在友谊中，甚至是在与艾洛伊兹的母亲的讨论中，乃至是在满怀爱意的交谈中，也存在着某种横向的对话。此外，这位艺术家并不占据支配性的地位——她投出的凝望，与她所受的凝视可以说是一样多的。

记者：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这座岛上，存在着一个真正由女性组成的社群，在这里是没有男性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吗？

瑟琳·席安玛：不是说这座岛上没有男人，实际上，他们只是不在画框中而已。我不是要描绘一座《神奇女侠》式的岛屿，但从历史上来说，如果我们在海边的话，那么男人就会是领航员，而女人就可以独自一人。我读到（有人说）这是一种「不可能的爱情」，但我并不想把它描绘成一种不可能的爱情。我将它看作是一种可能的爱情，当我在展现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我已经给出了它的所有潜力。因为这部影片的基础，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的记忆，而即使是在描摹失落的时候，我也想展现一条光明的道路。事实是，这种感觉是活的，它不是悲剧性的，它也并没有终结。这种爱就是解放，这部影片想要表明，它只会继续生长，而且它是有未来的。我不想携带着边界、冲突或是羞耻来描绘它。我甚至不认为这些因素在当时是存在的——那时候，甚至连一个定义女同性恋的词语都不存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没有男人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这不过是个画框，我们知道他们就在那里。

记者：另一场引人注目的戏，是那场床上的堕胎戏。女人们照料着彼此的身体，以那种独特的方式对彼此负责，与此同时，床上还有孩子。这实在太令人惊叹了。

瑟琳·席安玛：我们拍电影就是为了那几个场景——那些驱使你构建一切的场景——当然，这场戏也是必不可少的。我再一次意识到，我并没有（在历史中）看到过这样的景象。当我研究女性画家的时候，这是最令人不安的事情：我知道那些明星——伊丽莎白·维姬·勒布伦、安吉丽卡·考夫曼——但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她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多，甚至存在着某种蓬勃发展的艺术场域。当我发现那些被艺术史抹去的画家们的作品时，我感到烦闷与悲伤，这也是因为，她们笔下的景象，也因此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这些关于亲密关系的故事，这些女人们在画中呈现的心灵、欲望、身体和私人生活，也与我们切断了联系，所以我总是想要让这些散佚的图像得到重生。这并不是说，这只是一张简单的插图——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堕胎场景，它也在促使你找到自己的独特影像。当她堕胎的时候，那些慰藉她的孩子，并不仅仅存在于一张插图之中——那是一幅已然散佚的图像中出现的新图像。

记者：你为什么在影片中使用维瓦尔第的《四季》？一段音乐的发现，与发现自己坠入爱河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

瑟琳·席安玛：我本不想在这部影片中使用配乐，这可能有些恐怖，因为拍摄一部没有配乐的爱情故事，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但我希望观众们和角色们处在一样的位置，和她们一起体认艺术，体认恋情的无望性——体认到那种沮丧，以及艺术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当然还有「美」的来源。所以，当音乐出现的时候，我希望它要引人注目，并让观众意识到，它有多么珍贵。我之所以使用维瓦尔第，是因为我想要选择大家都知道的音乐，我想要一首热门乐曲，这样就能更快地让观众产生认同感，并再次聆听它——这是维瓦尔第，但它同时也是对维瓦尔第的记忆。这部影片深入地探讨了艺术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因为它能够慰藉我们；同时，这部作品也告诉我们，爱如何能够引导我们去热爱艺术。最后一个镜头包含了上述的所有层次。

记者：哈内尔是一位如此令人惊异的女演员。

瑟琳·席安玛：她是最棒的。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彼此非常了解，所以我们有这个自信，可以冒着风险为阿黛拉·哈内尔打造一些全新的东西——她如何发音、如何移动……都是一些全新的任务。

记者：她曾经很好地处理了那些当代的角色，而现在她诠释了一部时代剧。

瑟琳·席安玛：是的，这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她确实会让这个来自过去的女人起死回生，因为她是一个如此「当代」的女性，所以这一切都会在我们眼前爆发。当人们知道阿黛尔位列演员阵容的时候，他们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还预测她会扮演一位画家，因为他们不会想象到这一切……有些人试图说服我说，她应该是画家，但是我拒绝了。

记者：你会不会觉得她的角色的那身绿色的连衣裙，与《迷魂记》中玛德琳的那件绿裙存在一定的关联？

瑟琳·席安玛：我不这么认为。但是，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艾洛伊兹的面庞时，我会联想到玛德琳的发髻。在（《燃烧女子的肖像》的那场戏的）编排的过程中，我们随着她进行一场长途跋涉，在其中的某些时刻，我们会从身后看着她的头发，这时我会联想到那发髻。这种幻象当然是被《迷魂记》所唤醒的。

其实还可以有另一个层面的指涉，这与用多种方式解读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神话的那场讨论有关。俄耳甫斯可能宁愿拥有她的记忆，而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因为俄耳甫斯是一位艺术家——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我想，很少有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故事。但这同样是一个很残忍的思路，因为这意味着他愿意牺牲欧律狄刻来换取记忆。

确实如此，但也存在着另一种视点，正如艾洛伊兹所述，或许欧律狄刻也说了「转身」。我无法决定谁是对的，但我真的希望她与玛莉安进行激烈的、智识层面的辩论，（让我们）看到她们在一起思考，这种思考内在于她们（艺术上）的合作，也内在于她们恋爱对话的核心。因为我想非常准确地描绘——调动所有的电影艺术——那种延宕、挫败与一步步坠入爱河的过程。我想描绘那种坠入爱河的、智识层面的过程，她会对面前的那个人感到钦佩、惊讶，接着，她会突然创造出一种语言，她的心中也会燃起一种火花。这也是我无法在俄耳甫斯的论辩中做出选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