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如果不是因为力之的提醒，我差不多忘记了9月10号是个节日。去年的9月10号我也忘了，直到在商场里看见许多穿中学生制服的女孩在柜台前挑选香水，并嘱咐店员包装好，说要送给老师。我不知道那些收到礼物的老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是不是像我的一个当教师的朋友那样，每年都为收到不合适的礼物而头痛不已。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最合适”的礼物，能让所有教师都感受到，这一年一度的谢恩对他们是多么大的安慰？
Ms.G也许从来没有把学生的日记当作礼物，可当她第一次忐忑地打开橱柜的门，看见里面满满的堆着学生们的日记本时，一定像收到礼物似的喜出望外。这特别的馈赠，不是飘着馨香的祝福和赞美之词，而是写满了屈辱、仇恨、绝望的记忆。孩子们用打破沉默的方式，报答Ms.G给予他们的信任。一个孩子在日记中写到：“我失去了许多在未经宣告的战争中就死去的朋友，对那些战士和我来说，这都是值得的。”这样的话不知在他心里徘徊了多久，而在形成文字的那一刻，他才得以自由。曾经的遭遇不再能够困住他，他在讲述自己的同时，也重新认识了自己和过去。
同样是这个孩子，在面对着二战时期救过犹太人的Miep Gies女士时，他说：“我从来没见过英雄人物，但你是我的英雄。”到底什么在发生变化？这些从小混帮派的孩子们，一度是种族暴力的坚决拥护者。Ms.G第一次在课堂上提到大屠杀的历史时，他们竟为排除异己的手段叫好。可是，当他们在博物馆里亲眼看见令人发指的大屠杀怎样发生，又有多少无辜的孩子因此被剥夺生命，学生们终于明白，为什么Ms.G说，一切罪恶正是从一张带有种族歧视的漫画开始。这些年轻人需要选择，是给这世界留下不断挑衅不断冲突的接力棒，还是通过自由写作结束暴力。
Ms.G无疑是个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的实践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校方不同意她给学生们读新书好书，怕浪费了教学资源。她便兼职筹钱，给学生们买书，带他们去旅行，邀请大屠杀幸存者来和孩子们交流。这似乎大大超越了一个中学教师的职责范围，连她最信赖的父亲和丈夫都无法理解这些举动。在一板一眼的教育体制下，她的“异常”也为其他教师所不容。但在孩子们眼里，Ms.G“一旦下定决心做某件事，什么都阻挡不了她”。这个过程不是没有伤痛，坚持理想的艰难就在于，是否始终相信所有的付出都有意义且有效果。如果改变不了孩子们的生活怎么办？如果没有权威的支持怎么办？Ms.G做到了，她的故事被搬上荧幕。而我所知道的一些从事教育工作的理想主义者却没有那么幸运。比如我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推荐我们读《南方周末》，鼓励我们在周记里写诗，还曾为了悼念辞世的艾青在课堂上朗诵他的诗作至热泪盈眶。可在我毕业后一年，他便离开了我的母校，不再以教书为业。
我不知道这位老师是否曾像Ms.G一样，试图激发我们这些懵懂少年去表达心灵中初露端倪的自由意识，但我知道，在离开他的课堂7年之后，终于有一些当年他播下的种子开成了美好的花。没有经历过电影里那些孩子们惊心动魄的青春，我却深知苦难是相通的，因为人类的历史只有共同的一段，是黑暗与光明交替，而最终需要人们自我解放与救赎的过程。因此，无论在90年代的洛杉矶或是南京，一位中学教师都可以站在讲台上，以自由的名义说：“你们不只是坐在教室里的孩子，你们是拥有自己声音和故事的作家。”
谨以此文，献给我26年生命中每一位老师，祝教师节快乐。